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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张学良挨了不少骂，但杨宇霆跋扈嚣张，张学良无奈其何，据熟悉内幕人士分析，白崇禧与杨宇霆的合作，是相互利用。白崇禧的打算是，即为裁兵而召开的编遣会议，极可能破裂，那时滦东的奉军，即可利用扣留的车头、车皮，长驱南下，配合在渤海湾的舰队，则局处胶东的直鲁联军，亦将活跃。至于奉军干预编遣会议，所得的报告，当然是支持杨宇霆取代已由抽大烟进而打吗啡的张学良，而杨宇霆接管了东北，当然是全面倒向日本。
但如归顺了中央，首先对杨宇霆的野心，就是个有力的约束；因为这一来，他的野心如见诸行动，便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同时，日本对杨字霆的支持，亦必因此而有所收敛。
经由信使往还，中央对张学良的要求，几乎完全接受，将热河亦划归东北，并先易帜；同时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至于东北的党务，亦不妨暂缓推进；总之一切的步骤，都力求慎重稳妥，不使日本有任何干预的借口。
延缓三月的期限已届，时机亦已成熟；张学良便在十二月甘九日上午七时，发出通令，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同时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中华民国终于真正地统一了。
其时杨宇霆早已回到沈阳，张学良本想派他去当黑龙江省长，但杨宇霆仍旧愿意担任总参议，推荐他的心腹常荫槐出掌黑龙江，张学良如言照办。
杨亨霆的气焰更甚于以前；以前有“老帅”在，多少还有“一人之下”的模样，如今完全是“万人之上”了。张学良在他心目中，只是个刘阿斗；《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刘先主临终以前，特召诸葛亮交代后事，说“若鄙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外号“小诸葛”的杨宇霆，认为张学良这个“鄙子”，实在“不才”，已在作“自取”的打算。
因为如此，他对张学良渺视到了毫无顾忌的程度，称呼上加上个东北人所说的“小字眼”，司令长官变成“司令长官儿”。民国十八年一月七日，也就是阴历前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杨宇霆为他的父亲作七十岁生日，奉为首座的贵宾，不是“司令长官儿”，也不是特地从大连来拜生日的“孙联帅”，而是为东北将领所轻视的褚玉璞。
这便使得张学良越起戒心。在此以前，张学良已看出杨宇霆包藏祸心，患在不远，一次是他劝杨宇霆应该效力中央，疏远日本，杨宇霆答说：“你走你的中央路线，我走我的日本路线，两宝总有一宝押中，有什么不好？”
张学良便问：“如果是你的这一宝押中了呢？”
杨宇霆瞠目不知所对。
张学良有个洋顾阳门也是好朋友叫端纳，澳洲人，其实是英国的高级情报人员。英国的在华利益，一向是跟日本发生冲突的，所以端纳对走日本路线的杨宇霆，非常注意。有一回他问张学良：“你是不是向捷克订购了三万支步枪？”
张学良大为诧异，于是端纳出示由平奉路局公款付给捷克军火商的单据，才知道是常荫槐假借他的名义所订购的，于是找了杨宇霆来问。
“不错。”杨宇霆坦然承认，“这是给黑龙江山林警备队用的。”
“我怎么不知道？”
“小事嘛！”
张学良略想一想又问：“咱们的兵工厂，不是也能造步枪？”
“没有人家的好。”
杨宇霆脱口而答，完全没有想到对方的感想——好家伙！你不但要发展自己的武力，而且装备还要胜过我。
“听说叶开鑫、叶琪来了。”张学良又问：“他们来干什么？”
“叶开鑫代表唐生智；叶琪代表白崇禧。”杨宇霆洋洋得意地说：“专诚来给我们老爷子拜寿。”
“住在哪儿？”
“住我家。”
“我跟他们多少也算认识，怎么不来看我？”
“嘿！”杨宇霆大声答说：“人家也要看得见你才行啊！你白天黑夜颠倒着过，人家要来看你，你没有起来；等你有精神能见客了，人家可是要睡了。”
张学良默然，杨宇霆却还有话说；告诉张学良町野武马又从东京来了。张学良很轻视此人，因为他只是个黑龙会的外围分子，与日本政府跟军部的关系不深，没有什么用处而好说大话；在张作霖被刺以后，张学良送了他十万大洋，将他辞退了。
他这次从东京来的目的，张学良可以预想得到，是为了五路事件。果然，町野武马直言相告，希望张学良履行张作霖跟日本所签的“五路协定”。
“先父那时是代表中国政府签的协定，现在原件已经毁在皇姑屯；东北是地方政权，不管外交上的事，请你们找国民政府外交部去交涉。在我这里，别说履行什么协定，连谈都无从谈起。”
话风中点水泼不进去，町野武马默无一言地退出以后，立刻去找杨宇霆。到了半夜里，杨宇霆来了，脸色颇为严重。
“这件事，搪塞不下去了。原先没有挂青天白日旗，人家还有个指望，我也比较好敷衍，如今一挂了旗，人家非算帐不可。”
“算什么帐？”张学良冷笑，“他跟我算帐，我还跟他讨那笔血债呢！”
“话不是这么说，倒底是怎么出的事，也还不知道，而且也还没有证据。”
“五路协定，不也是没有证据吗？”
“不过，老帅确是许了他的。”杨宇霆紧接着说：“町野武马来找我，脾气是发极了，他说，他也不是非逼着咱们履行协定不可，不过他是原经手人，这件事得对满铁跟田中有个交代。他要我跟他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说明当时交涉经过。你说怎么办？”
“你不是跟老爷子唱双簧唱惯了的吗？仍旧想法子敷衍一下好了。”
“不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第一，那时候没有挂旗；第二，老帅总是满口答应，指定要我跟日本人接头，我才好想法子；如今打你这儿先就一口回绝了，咱们的双簧唱不起来。”
“那，”张学良感到事态严重了。“你说怎么办？”
“我当然不能跟他发表什么联合声明，由他一个人去发表好了。”
“发表了，咱们怎么办？”
“不理他。”
“那不等于默认了吗？”
杨宇霆不作声。显然的，杨宇霆已经跟町野武马商量好，用公布内幕的办法来要挟他，“地价一千万，收过五百万”之说，他不知道有这回事没有？但只要一公布，大家都会说：“怪不得！张作霖没有拿日本人的钱，为什么要签那个协定？”这一下，老父的一世英名，付之流水；而且也替国民政府外交部带来了极大的难题。
这样焦虑苦思到天快亮时，痛头发作，找了住在帅府的马医师来，注射了一针海洛因，顿觉精神一振，脑中灵光闪现，刹那间想到了一条釜底抽薪之计。
于是找了他的内卫人员来——张学良的卫队是一个骑兵连；特为选出一排人，昼夜轮班，随侍在旁，宛如帝皇的“宿卫”，称为“内卫人员”；卫队长名谭海，奉召前来，张学良问道：“还有谁在？”
“高纪毅、范凤台。”
“你把他们也找来。”
等三人到齐，张学良说道：“杨邻葛跟町野武马，打算公布当年老爷子跟他们谈判五路的经过，你们说这件事该怎么办？”
“他怎么能这么办？”谭海愤愤地说：“老帅在的时候，待他那么好，他居然敢毁老帅的名誉，太不应该了。”
“应该不应该是一回事，日本人要公布，又是一回事。咱们得想个法子拦住他不发表。”
沉默了好一会，高纪毅用低沉的声音说：“只有干掉。”
郭松龄的部下，大都认为郭松龄被捕后，“就地正法”是出于杨宇霆的主意，早欲得之而甘心；这就更加强了张学良的决心，当下秘密商定了计划，各自散去，张学良一觉睡到下午才起身，命值班的内卫张汝舟打电话找杨宇霆与常荫槐，由下午四点钟打到六点钟才找到杨宇霆。
“司令长官叫我给督办打电话，晚上来打牌。”
“还有谁？”
“没有外人，长官踉太太，还要请常省长。”
“常省长在我这儿。”杨宇霆停了下来，大概是跟常荫槐研究，张学良可能要跟他们谈新五路的问题，好一会才在电话中说：“一会儿我们俩一起去。”
到了七点钟，一辆踏脚板上站了四名卫士的大轿车，开到帅府；卫士被留在外面，杨宇霆与常荫槐进了仪门，那座半洋式的大楼，楼上是张学良夫妇所住，楼下是一间大客厅与两间起居室，东面一间，陈列着一具老虎的标本，大家都称之为“者虎厅”；西面一间是张学良的“签押房”。
将客人引人“老虎厅”后，方始通知张学良下楼会面；起先是寒暄，随后声音便低了，厅外的内卫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好久，只见张学良推门出来，大声喊道：“杀个台湾西瓜来吃！”
一语甫毕，不知道从哪里闪出来四个人：谭海、高纪毅、范凤台，还有一个叫刘多荣，手里都拿着枪，推开老虎厅的门，四枪并举，杨宇霆站在屋子中间，首当其冲，身子晃了几下，倒下地去；坐在沙发上的常荫槐可能是吓傻了，身子未动，便即呜呼。
这时宪兵司令陈兴亚已受命开始执行全城断绝交通的戒严任务。杨、常的尸体用灰色军毯包了起来，送到东花园暂置；血迹当然也打扫干净了，张学良便又打了一针海洛因，开始筹划善后。
“把朱处长、刘处长请来。”
张学良的幕僚，有武有文；武将闭祸，照例文官收场；这朱、刘二人，一个是军法处长朱光沐，一个是秘书处长刘鹤龄，奉召到达帅府途中，已经知道了这回事，彼此已经交换过意见，有了腹案，所以等张学良一问到“怎么办？”立刻便有了答案。
“他们犯了军法，审明枪决，要作一个判决书。”刘鹤龄说：“再要发一个司令长官领衔的通电。”
“我想，还要打个电报给何云竹，说明一切，让蒋介石有个了解。”
何云竹便是何成溶，湖北随县人，早年在武昌经心书院读书，光绪末年弃文就武，出身日本士官；他先是黄兴的主要助手，以后追随中山先生，亦深获蒋介石的信任。他在国民党内一直担任一项特殊而重要的秘密任务，负责运动各方军人，响应革命；北伐开始，他是蒋介石驻上海的总代表，现在正移驻北平，是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的联络人。
商量停当，由朱光沐、刘鹤龄分别动笔，通电中宣布杨、常罪状，先是总括一笔：“溯自民国十三年后，屡次战祸，均由彼二人怂恿播弄而成。”下面提到东北与国民政府“信使往来，南北协洽”，只有他们俩，“返回观望，阴事阻挠。”
阻挠的具体证据是：滦东五县，不肯交还河北，其一；平奉车辆，张学良已允交还，而杨、常作梗，以至关内外铁路，迄今不能畅通，其二；滦东撤兵，顺应世局，而杨、常坚持异议，其三；至于在东北，则杨、常“以兵工厂及交通事业，为个人私利渊薮，把持收入，不解省库，其动用款项有案可稽者，已达现洋二万万余元，既无长官批示，亦无部认核销”，而且任用私人，排斥异己，前奉天省长王永江之被逐；以及激起郭松龄之生变，都该由杨、常负责。
既然如此，何以不早作处置，而有此突发的制裁行为？这一点当然要解释，是由于“近更暗结党徒，图危国家，言念及此，曷胜隐痛”，这十六个字便将“五路协定”、皇姑屯炸车这两重公案都包含在里面了。接下来，省不得说几句门面话：“学良与同人等再三筹商，佥谓非去此二人，东北大局，非徒无建设之望，且将有变乱之萌。大义灭亲，何况交友？毒蛇螫手，壮夫断腕，学良等不敢违弃公谊，徒顾私情，当于十一日召集会议，并邀彼二人列席，当众按状审问，皆已俯首服罪，询谋金同，即时宣布罪状，按法执行。”最后还有几句意在言外的话：“国家自有定律，非同人等所能轻重”，这是说杨、常确是犯了死罪；“所冀海内明达，洞悉内情，共明真相”，暗示有日本人牵涉在内，只是不便明言而已。
通电列名的人，也就是召集会议、审判杨、常的人，除张学良以外，有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已改名为辽宁的奉天省政府主席翟文选；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海军司令沈鸿烈，以及东北元老张景惠、刘尚清、刘哲、莫德惠等人。
判决书的主要内容，与通电大致相同；但增加了一段张学良在通电中不便说的话：“又接报告，该被告人等，又与共产党魁某某等勾结，预定本年三月间中央代表大会，南北同时发动，杨负奉军联络及兵器补充；常力收黑龙江省防军，扣留交通款项，利用失意军人。并曾给德法某机关汇去巨款。”暗示三中全会以后，编遣任务开始时，将会有大规模的反中央军事行动；利用张宗昌、襦玉璞打前锋。
其时已到破晓时分，张学良叫人打电话给杨宇霆的两名亲信，粮袜厂厂长葆康及被服厂厂长潘廷贵，即刻到“帅府”来议事。此两人都还在被窝中，为家人唤醒后，大惑不解，不知为什么挑在这个时刻会议？及至赶到“帅府”，才知道杨、常被杀，顿时面无人色，身子抖个不住。
“不与你们相干！”张学良安慰他们说：“他们两个人该死，别人没有错。我找你们来，第一，要你们俩给他们办后事；第二，你们告诉这两家人，我决不会跟他们家属为难。”
上午九点钟，住在大和旅馆的孙传芳，接到张学良亲自打来的电话，说有要事面谈，已经派汽车来接了，请他务必命驾，
到得“帅府”门前，他就感到气氛有异，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但都是脸色阴沉，而且急步匆匆，视而不见的神情。孙传芳由副官带到签押房，只见张作相与翟文选都在，见了他只点一点头作为招呼，连口都未开。
“孙联帅到！”副官在另一间屋子的门口报告。
“请进来！”是张学良的声音。
孙传芳一听，随即起身入内，见面吓一跳：张学良的神气，非常难看；上身着睡衣，下身着马衤夸，正伸左臂，让医官替他注射海洛因。
“我放了大炮！”
“汉卿！”孙传芳讶然相问：“我不懂你的话。”
“我，”张学良的神情越显阴郁了，“把杨邻葛、常翰襄枪毙了。”
孙传芳大吃一惊，目瞪口呆地看着张学良，心里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我自信没有办错。如果办错了，我向东三省父老请罪。”
说到这里，郑谦进来了，张学良便从桌上拿起通电及判决书的稿子，交给了他；关照他润饰，然后与孙传芳一起到了签押房。
“这么办，”张作相面无表情地说：“未免过甚！”
“我如果办得不对，我给父老请罪！”张学良握拳连连击桌，“我自信没有办错，绝没有办错。”
“事已至此，”孙传芳用和事佬的口气说：“先不必研究办得错不错，得要商量善后的办法。”
“等大家来了，一起商量。”
所谓“大家”，便是东北的领袖人物，应张学良之约，陆续到了。由郑谦宣读了通电的稿子，也就等于提出了善后的办法；由大家承认，杨、常是经过他们讯问以后，“俯首服罪”，因而一致决定，“即时宣布罪状，按法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