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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９月４日到１１日，神社曾由”长野县新几内亚会”组织”第28次慰灵巡拜”，以高野会长为团长共19人在8天的日程里访问了新几内亚各地，在马丹等5处举行了日本二战战迹亡灵的慰灵祭，并访问了当地的中小学。
第三部分塔尖下的护国神社（5）
石川县护国神社，围绕”大东亚圣战之碑”护碑和拆碑的斗争
2005年新年伊始，台湾的台独”麻烦制造者”李登辉开始了媚日之旅；他在日本活动的第一站便是石川县金泽市。就在这里，有一座石川县护国神社，也是个制造”靖国”政治麻烦的地方。
2003年8月4日，在石川县金泽市的石川县护国神社，右翼分子又上演了一场”大东亚圣战祭”的闹剧，就像每年在靖国神社里上演的翻版。离得老远就听得见从护国神社里传来高音大喇叭放送出的二战时的日本军歌，走近石碑看见两边树立着几十面小幡，上面写着”感谢和追悼亡灵”、”拜祈（昭和）天皇皇后陛下”；在印着”石川县护国神社”、”石川县海军战友会”的遮阳棚里，一些旧皇军胸戴大红花，手拿印着太阳旗的小团扇；几百个二战时的大日本皇军，有的身着将校军装腰挎指挥刀脚蹬高筒靴；有的穿著旧日本兵服扛着”三八大盖”；一个个挺起精神装腔作势，却都架不住那逝去的岁月满脸的苍桑……接着，这些皇军们一齐毕恭毕敬地向”大东亚圣战碑”恭献花圈、敬上供品，恶名远扬的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上台演讲”大东亚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A级战犯阪垣征四郎的儿子阪垣正也上台号召：”这是全国唯一的‘圣战’大碑，一定要护卫好。”
原来，事出有因，在10年前的１９９５年，日本国会通过了一项很正常的”战后５０年决议案”，却被日本的右翼势力称之为”亡国的谢罪”，扬言”要唤起千百人的口舌来进行反击，并且采用石碑来具体形象化”。之后，由一个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关东军士兵中田清康领头发起了建造”东亚圣战碑”的筹建委员会；在此之前，他就曾经策划过把特别写上”八纮为宇”的石碑树立在靖国神社里面，可是因为太露骨了麻烦太大有关方面不便同意，他才不得不把目标瞄准了金泽市的石川县护国神社。
到2000年8月4日，这座募集一亿日元资金高达十二米的”大东亚圣战大碑”在石川县护国神社里坐起，碑的正面刻着”太阳旗”和”大东亚圣战大碑”七个大字，碑的阴面刻着”八纮为宇”四字，碑的下部刻着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草地真吾的战争诗句和赞助建碑的个人和团体的留名，从此也掀起了一场场右翼势力鼓噪的恶梦，挑起了正义的”倒碑”与右翼的”护碑”的斗争。
所谓”大东亚圣战”，是日本侵略的一个自欺欺人的口号，在使用上狭义专指二战中的”太平洋战争”，广义上也用来表示从”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侵略战争。而”八纮为宇”也称”八纮一宇”，简单地说意思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皇土。”是日本军国主义曾经梦想的国际秩序，也是一个充满日本神国论和皇国史观的关键词。
2003年9月月24日至10月9日，中国作家余杰先生特地到那里采访中田清康，请看他的访日日记：”9月26日；前去拍摄当地赫赫有名的”大东亚圣战大碑”。此碑地处城市要冲，一边是市立公园，一边是护国神社，碑身高耸于树木之上，有一番凌厉的杀气。建碑者中田清康曾是关东军随军后勤人员。背面则刻着”八纮为宇”四个大字以及各捐款社团的名称。森一敏说，其中许多社团根本没有捐款，却被冒名写上，甚至还有台湾和韩国的社团。
如此散发着军国主义阴森之气的大碑何以在城市中心建立？森一敏告诉我们，两千年的时候日本通过《城市公园法》，市政府遂将建碑的土地归还护国神社，这样建碑似乎就不是政府行为，而是‘宗教自由’的体现。市政府同意建碑，显然有高层向其施加压力，如出生在新泽的政治家森喜郎等人。
森一敏认为，此碑是金泽市的耻辱。两千年五月，此碑刚刚建成，他们就成立了”拆碑会”，目前会员有两百人。而建碑者也针锋相对地建立了”护碑会”，每年八月四日在此集会，在会上攻击”拆碑会”成员都是”国贼”和”害群”。但森一敏认为：‘我们才是在保护国家的利益和荣誉。虽然市民对历史没有正确的认识，拆碑难度很大。但我们正是要通过这项工作，让市民了解历史真相，形成正确的历史观，这样日本才能得到东亚各国的认可。’
旁边的护国神社，建筑规模巨大而精美，可见其财力雄厚……新泽之护国神社就是如此，在其地盘上修建”大东亚圣战大碑”显然不是无意为之。其争夺国民教育和宣传的权力的野心昭然若揭。”
“下午，我们去采访‘大东亚圣战大碑’建立者中田清康。老田事先叮嘱我们，无论其发表何种谬论，切不可与之争论，以免使得采访无法完成。中田接受中国媒体采访还是第一次，他愿意对中国媒体开口说话亦是难得。这是一幢两层的小楼，典型的日本住宅，外表像是庙宇。门口有‘大东亚塾’之招牌，他们似乎创办了一家小小的私立学校。沿着仄仄的楼梯艰难地上到二楼，来到一间拥挤的会议室，里面已经坐着两名老人和一个少女，以及当地报纸的两名记者。落座之后，我发现书架上全是颂扬侵略战争的书籍和画册，墙上还挂着右翼学者中村粲的题字。
中田清康年已九十，虽然瘦得皮包骨头，却精神矍铄，眼神凌厉，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说起建碑原因来，他立即滔滔不绝……日本为中国的‘解放’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自己的哥哥也在蚌埠战死。谈到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中田认为：‘中日关系的问题在于中国不断宣传反日思想。中国必须拆除反日的纪念馆和纪念碑。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卢沟桥事变也是中国挑起的，是共产党刘少奇策划的，他们同时对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开枪。’”
秦导听完这番谬论后非常愤怒，乃质问道：‘当年我的爷爷奶奶都在日军河北的扫荡中被杀害，日军杀害了千千万万的中国平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解放’？‘而中田依然面无表情地回答说：‘我们不要纠缠于过去的死者。’其逻辑真是自相矛盾——他可以怀念自己的哥哥，却不准中国人谈论自己被杀害的亲人。”
如今的护国神社，确有不少像石川县护国神社这样被涂抹上了浓重的靖国神社色彩，公开树立了许多为侵略战争翻案的纪念物，建立了像游就馆那样的”宝物馆”、”纪念室”、”资料史料室”，经常在那里为上演像靖国神社里出现的那样的侵略战争的纪念活动。
战后的护国神社，像靖国神社一样，因为祭祀战争亡灵的性质成为了可以公开方便地纪念追悼侵略战争及其战犯的地方。加上天皇和战犯的战争责任没有得到彻底追究，长期的军国主义思潮没有肃清，年青人受不到正确的历史教育；所以这里像靖国神社一样，很容易被利用为纪念侵略战争和战犯的场所，被右翼势力利用为歪曲历史为战犯翻案的舞台。
如今步入任何一座护国神社，立即会被笼罩在一派自然美景之下，日本人很热爱自己的国家和家园，爱惜它的一草一木，环境保护做得很好。护国神社与靖国神社有点不同之处，也像许多日本神社一样，一年四季有很多的”祭”在这里举行，小儿出生后父母就会抱着来祝福弥月之喜，此后读书考学，求职求财、”招福避灾”、”家庭平安”、”学业有成”等等，看着成双成对的恋人在这里举行日本神道的婚礼，一派和平、优雅、美妙、宁静，让我们也为之高兴祝福……
可是，当步出殿外走到那庭院花园之中，当眼光穿破那高木丛绿排成的迷障，就会看到一座座日本侵略军的”纪念塔”、”慰灵碑”仍然在耀武扬威，看到那些”展示室”或”史料室”里展示着的皇军军旗、军服、水壶、钢盔、日本刀和大小武器，就像在阳光底下遭遇血腥的幽灵；特别是在参拜军祭的日子里，慈眉善目的日本老头大妈来到这里都可能变了形像，一派和平安宁立即被破坏就像回到了战争年代，把这里变得如同一座座小靖国神社，会让我们感到巨大的害怕和警惕！
第三部分遍布日本的侵略战争纪念物（1）
东瀛归来客，常会大声惊呼：岂止靖国神社，也岂止某些护国神社；在日本，颠倒历史歌颂美化侵略战争为战犯们翻案招魂的所谓的”纪念馆”、”特攻庙”、”纪念像”、”忠灵塔”、”忠魂碑”……如此之类的侵略战争纪念物比比皆是遍布全国；在那里，一样地供奉着A级战犯、B、C级战犯，一样的年年岁岁的参拜，如伊豆山的松井石根”小靖国神社”，巢鸭刑场之迹碑、在爱媛、在高野山……几乎凡是战犯曾经驻足留名之处都建有纪念他们的建筑物，组成了一道道遍布日本的独特风景，实在令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各国人们触目惊心！而且这一切历史的倒退大多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而且数量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近……
如此之多的侵略战争纪念物；有一些设置在靖国神社、护国神社和别的神社里，有的设置在佛教的寺院庙堂里；也有一些设置在墓地，是墓地、墓碑等的扩大和变质，已经改变成为一种具有特定意义的纪念物、纪念地；另外也有单独设置的。这些东西，从建筑形制可以大体上分为”馆、庙、像、塔、碑”五类；从内容上也可以分为五种：一种是A、B、C三级战犯的纪念物，一种是军事人物的纪念物，如日军军神、战友等，一种是侵略战争战史的纪念物，一种是侵略军队的纪念物，如战役、部队、连队的纪念物等；一种是军事战争旧址、武器、兵器的纪念物。
这些侵略战争纪念物，不论是叫作镇魂、忠魂，还是称为慰灵、显彰，共同的性质都首先是纪念日本侵略战争的战争亡灵，不论属于神道、归于佛门，还是风俗、民俗抑或西洋风格，都具有与”靖国神社”一样的”军祭”性和”靖国精神”。特别是日本自卫队驻地里的许多”纪念馆”、”史料馆”，表明着它们自愿自动地继承日本皇军的肮脏历史，叫和平的人们不知作如何感想？
如果只是寄托遗族和亲属对于逝者的哀思，即使对象是日本战犯，我们或许也可以理解可以宽容，人之常情吗。可是，当看到上面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大量图像装饰，看到那些鼓吹皇国皇军侵略战争的碑文，就实在不能原谅了；那些对于侵略战争的赞美为战争罪犯的翻案，那些加害别人的毫不反省，在那里年年月月上演的靖国闹剧，都变成了对于世界和平的变本加利的伤害……
巢鸭监狱荡然无存，绞刑地上的”刑场之迹碑”
1945年9月11日，占领日本的盟军下达了第一批”对战犯嫌疑人的逮捕令”，一共39人，由盟军最高长官通过”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下达给日本政府，通知本人到美军第八宪兵司令部报到。其中，自杀未死的东条英机和（此处一字打不出：应为”山”旁一个”鸟”）田繁太郎是被美军宪兵从家中带走的。一批批日本战犯被关押进了东京丰岛区的巢鸭监狱接受正义的审判，正义之剑终于要落到恶魔们的头上。60年过去，昔日的巢鸭监狱已经寻找不到丝毫踪迹，如果没有东京的内行人指引，谁也找不到那栋高楼大厦的地下就是巢鸭监狱的旧址，谁也认不出那一块经常摆放着鲜花的”祈愿永久平和”碑就是被一些日本人称作的”刑场之迹碑”，他们不愿意保留那座伤心的监狱，把它”消灭”得荡然无存，但却要”保存”刑场”史迹”，把它作为”国民自由参拜”的”圣地”。
13号门洞54号建筑的13级台阶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法庭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7名A级战犯死刑。一个半月后的12月23日佛晓，正义的审判把东条英机等七名死刑犯送上了绞刑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首犯们终于在巢鸭监狱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后，西方对于战争罪犯的死刑大多是采用绞刑。因为在欧美过去认为在死刑中，绞首是最耻辱的，所以把处以绞刑作为惩罚战争战犯的最好选择。另外，从痛苦程度和死后形象而言，绞刑与枪毙等其它死法相比，也算是比较文明的。可是，一些日本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说这是战胜者”报复”日本人，所以光用绞刑不用枪毙，在绞首时连军服都要被扒掉，是给军人的最大耻辱。
巢鸭监狱的绞刑场就设在西北角运动场的尽头，那里有一排6栋监房，A级战犯的监舍在第一栋。刑场由3部分组成：设有祭坛的祭坛室、新设计的绞刑台、监刑人室；此外还有处理和运输信道。刑场是水泥平房，外面围着5米高的水泥围墙，在墙上开有一个门洞，上面大写着”13号”，绞刑台是二层木结构，被编为”第54号建筑”，死囚战犯就是穿过这个”13号”门洞踏上”54号”绞刑台结束罪恶的一生。
在此之前，这里原来用的是旧式平板式绞刑台，一次只能行刑一人，已经执行了被横滨法庭宣判和上海、菲律宾转来的26名B、C级战犯死刑。为了执行7名A级战犯的绞刑，盟军重新设计制造了绞刑台，打造出了特制的正义之剑。新的巢鸭监狱绞刑台是二层楼，要踏上颇为著名的”13级台阶”走上去，上面并排设有5间绞刑室，可以同时执刑5名死囚。但是令人费解的是，这13级台阶却只有3个梯道；所以，虽说可以同时执刑5人，但是超过3名执刑时，就会出现两名死囚同走一道13级台阶的情况；比如东条英机等七人，第一批4人执刑就有两名战犯从同一13级台阶上去就死伏法的。
巢鸭监狱的战犯绞刑是按以下程序进行：死囚被带到行刑台上，等待在那里的有3名执刑官，一人给死囚戴上手铐，一人给死囚蒙上头套，然后将死囚带着直立在绞刑台的行刑踏板上。3名执刑者，一人将犯人的双膝捆紧，一人用铁环把犯人的后脑顶住，以使绞索与头颅贴紧没有间隙，这样就在死囚的脖间绕好了一圈绞索。然后，在警卫课长的确认指挥下，当执刑令一下，第3名执刑官便扳动机关，踏板立即打开，“扑通”一声，绞索刷地绷直，犯人从13级高处掉下瞬间便会送命。从捆膝绕头到扳动机关一气呵成，只须短短3秒钟时间。
第三部分遍布日本的侵略战争纪念物（2）
东条英机等七名A级战犯被送上断头台
1948年12月22日，正义之剑终于挥向了东条英机等7名A级战犯。为他们送行的只有一个日本人，他是东京大学文学系的教授花山信胜，当时他的角色是”教诲师”（有人称为”和尚”）。据花山回忆，当天的行刑分为两批，第一批是东条英机、松井、土肥原和武藤4人。他们的监所原来在巢鸭监狱的第一栋4层，在临刑前3O分钟才被转移到比邻的一层。在那里临时设置了一所”特别教诲堂”（有人称”祭坛”，也有人称”佛堂”）。花山就在这里为7名死囚进行刑前准备，焚香念经送他们”上路”。等东条等第一批4人进屋后，先被脱去了手拷和监服，然后各人喝了些葡萄酒。时间一到，松井就带头呼喊起了”天皇陛下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花山与各人握手道别。
稍后，一位美国牧师与花山作前导，几名美军在战犯后面押阵，一行人穿过安静的中院，从教诲堂走到13号门洞不过50米远，花山只能送到此为止。再次与4人握手告别后，转身还在返回的路上，就听见了从绞刑室传来了沉闷的”扑通”声，大概就是死囚从踏板上被掉下发出的下落声，当时的时刻正是12时零1分。
接着，花山在教诲堂又为第二批板垣、广田和木村三人做”教诲”。广田问花山：”听到喊万岁的声音吗？”花山不量可否。板垣于是走到广田面前三呼”天皇陛下万岁！”一行人也像第一批死囚那走向绞刑室。到零时三十分，花山在路上又传来执刑的”扑通”声，7名恶魔可耻的生命之旅戛然而止。当花山得到”已经可以过去了”的信号后进入刑场时，7具棺木早已装殓停当，花山站在棺木前念起了”正信偈”。
执刑的监刑官是WJ？西伯尔特，也当时的身份是联合国各国代表、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的外交局长和对日理事会议长。后来他在文章中也回忆了对东条英机等7人执行死刑的情况：对东条英机等7名A级战犯行刑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为的是防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