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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今天一口饭也没吃。”她低声对我说。
“疼得厉害吗？”
“还好。咱给他打了两针麻药。”
“我坐一会儿，”我一边低声说，一边坐到一张折叠椅上。她离开房间，朝外面走去。我听见她在走廊上抽泣。
说不定他已经死了！我把目光盯着他的胸脯，等着看它轻微地起伏，但是我什么也没有看到。房间里的光线越来越暗。我把靠门一张桌上的小灯打开，他微微地动了动，睁开眼睛，接着又闭了起来。
那么，这就是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死亡时的情景。这个社会到处都有富得流油的医生，闪闪发光的医院，高度精密的医疗器械，而且还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然而，它却让唐尼·雷·布莱克由于得不到合适的治疗而萎缩死亡。这是多么残酷！
他的生命本来是能够得到挽救的。他的身体染上这可怕的疾病时，他完完全全处于大利公司的保护伞之下，尽管这把伞已满是洞洞眼眼。在他被确诊时，他处于父母按时交纳费用的那张保单保险范围之内；根据法律，大利公司有义务给他提供医疗费用。
我将在不久以后的某一天，会见应该对他的死负责的人。他或她也许只是一个执行上司命令的处理索赔要求的低级职员，他或她也许是个发号施令的副总裁。我但愿此刻能拍下一张唐尼·雷的照片，在我终于和他或她见面时，亲手交给这个令人厌恶的人。
唐尼·雷咳了两声，身体又轻微地动了动。我想他这是想告诉我，他还活在人问。我熄了灯，坐在黑暗里。
我独自一人，赤手空拳，提心吊胆，缺乏经验，但正义在我的一边。假如布莱克家在这场官司中败诉，那么这个制度就根本没有公平可言。
远处亮起了一盏街灯。一缕散射的光线，穿过窗户，在唐尼·雷胸脯上闪烁。他的胸脯此刻在轻轻起伏。我想他是在竭力使自己苏醒。
我今后坐在这个房间里的时间不会太多了。我盯着被单下面几乎难以看清的他那骨瘦如柴的躯体，我发誓要为他报仇雪恨。
33
身上裹着黑袍坐在法官席上的是一位怒气冲冲的法官。这一天是申请日，是专门用于对许多案件中无数的申请进行短暂的连续辩论的日子。因而庭上挤满了律师。
第一个辩论的便是我的申请，因为基普勒法官有点儿为我担心。我发出了一份通知，要从下周一开始在克利夫兰对大利公司的6名职员进行取证。德拉蒙德表示反对，声称由于他那神圣的出庭日程已经排满，他当然无法到场。而且，不仅仅他无法拨冗光临，那6名未来的宣誓证人也都是公务繁忙，不能分身。6个人统统不行！
基普勒为德拉蒙德和我安排了一个电话会议，会议进行得很糟，至少对被告方是如此。德拉蒙德有正常的出庭任务；为了证明自己所说是真，他用传真机发来了另一件案子的预审传票。他说要到两个月之后，他才能腾出时间在克利夫兰呆3天。而且，那6位雇员也都是大忙人，要把他们集中到一起，可能要等几个月。
他的话使法官大为震怒。他下令举行今天的这个听证会，以便公开地抨击德拉蒙德，并且列入记录。在过去4周中，我每天都和法官大人通话，所以将会发生什么事，我知道得清清楚楚。那场面定会是令人十分难堪的。好在我无需多说。
“列入记录，”基普勒对书记官厉声命令道。过道另一侧的那几个木头人，身子立刻向前一倾，准备好他们的拍纸簿。今天来了4个。“案号214668，布莱克诉大利公司。原告通知于10月5日下周一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公司办公室，对公司指派的一位人员及另外5名雇员取证。被告代理律师以时间冲突为由，表示反对。这自然并不奇怪。对吗，德拉蒙德先生？”
德拉蒙德慢腾腾地站了起来。“是的，大人。本人此前已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联邦法院周一开始对一件案子进行预审的传票。在那件案子中，本人是被告首席律师。”
对这一问题德拉蒙德和基普勒至少已进行过两次火药味很浓的辩论。但现在要列入记录，此刻的辩论依然十分重要。
“那么你何时才能设法将此纳入你的日程呢？”基普勒的问话含有很强烈的讽刺色彩。戴克本来，我独自坐在原告律师席上。在我身后的位置上，至少坐了40名律师，他们全都睁大眼睛，聚精会神地看着了不起的大腕列奥·F．德拉蒙德遭人抨击。他们一定在纳闷，我这个无名小卒究竟是何许人，怎么竟有本事能使法官为我战斗？
德拉蒙德把身体重量由一只脚换到另一只，然后说道：“哎，法官大人，我的时间表确实已经排满。这也许——”
“我相信你说的是两个月。我没有听错吧？”基普勒装得大吃一惊地问。谅必不会有哪位律师居然会这么忙吧！
“是的，大人。两个月。”
“两个月里都要出庭辩护？”
“出庭辩护，取证，提出申请，上诉辩论，等等，等等。我非常乐意把日程表请你过目。”
“此刻，德拉蒙德先生，我还真想不出有比看你的日程表更糟的事呢。”基普勒说。
“我们将这么办，德拉蒙德先生，请你仔细听着，我可是要以命令的形式写成文字的。我提醒你，先生，本案是以‘快轨运作’方式进行的。而在本庭，这意味着不准拖延。对这6人的取证将于星期一早晨在克利夫兰准时开始。”德拉蒙德缩回到座位上，开始在拍纸簿上涂涂抹抹。“如果你不能到场，我深表遗憾。但据我所知，你在本案中有4名助手：摩尔豪斯，普伦克，希尔和格罗。而且我也许还可补充一句，他们全都比贝勒先生更有经验。贝勒先生，我想，是今年夏天才拿到律师执照的。我看你们决不会只派一名律师去克利夫兰，你们派去的不会少于两名。但我确信，你们会做出安排，派出数量足够的律师，充分地代表你们的当事人。”
这一番话使气氛紧张起来。我身后坐着的律师们全都令人无法置信地一动不动，安安静静。我感觉到，他们中的许多人，盼着出现这样的场面已经盼了许多年了。
“再有一点，通知上列出的6名公司雇员，必须在星期一上午到场听候取证。在取得贝勒先生同意之前，不得擅自离开原地。大利公司在法律上有权在田纳西州开展业务活动，因而本人拥有在本案中对之管辖的权利。我命令这6人在取证中充分合作。”
德拉蒙德和他的手下身子缩得更低，手上的笔写得更快。
“最后，原告已要求获得全部档案和文书。”基普勒停了一停，眼睛朝被告席瞪了瞪。“听我的话，德拉蒙德先生，别在这些文件上玩什么花样。我要你们充分合作，一份不少地交给原告方。周一和周二，我将整天坐在电话机旁边等着。只要贝勒先生来电话说他得不到有权得到的文件，我就立刻拨电话让他一定拿到手。我的话你明白吗？”
“明白，大人。”德拉蒙德说。
“你能让你的委托人明白吗？”
“我想可以。”
基普勒严峻的脸色稍稍缓和了一点。他吸了一口气。全场依然一片寂静。“我反复想了以后，德拉蒙德先生，现在倒想看看你的出庭日程表了，假如你不介意的话。”
几分钟以前，德拉蒙德曾主动提出过同样的建议，现在当然无法拒绝。这一本厚厚的黑皮封面的记事簿，记录着一个工作非常繁忙的大人物的生活和时间安排，里面有许多个人的隐私。我怀疑德拉蒙德刚才是否真想交出让他看。
他拿着这个本子傲慢地走到法官席，交给法官大人，等待着。基普勒迅速地一个月一个月地翻着，对具体内容一眼也不看。他在寻找没有做出什么安排的空闲的日子，把德拉蒙德晾在法官中央讲台旁边。
“我在这儿发现，2月8日这一周你没有什么安排。”
德拉蒙德走了过去，朝基普勒手上拿着的本子看了看，肯定地点了点头，什么也没有说。在基普勒把本子还给他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本庭现在决定：本案将于2月8日星期一开庭审理，”法官大人宣布道。我又惊又喜，做了一次深呼吸，竭力摆出一副充满自信的架势。4个月听起来似乎时间十分充裕，离现在还蛮远，但对于连一起小小的车祸案件都没有经手过的我，却短促得令我不寒而栗。我已经把本案的案情背得滚瓜烂熟。我已经背熟了有关程序和证据的规则。对于如何取证、如何挑选陪审员、如何盘问证人、以及如何打赢官司，我已经看了无数的书籍。但2月8日，在这个法庭上，事情会如何发展，我都毫无把握。
在基普勒打发掉我们以后，我迅速收拾好文件，拔脚走人。离开法庭时，我注意到从正在等待辩论与己有关的申请的律师群中，一些好奇的目光正朝我射来。
这个家伙是何许人？
尽管戴克从未明确地说过，但我现在已经摸清，他来往最密切的，是他在布鲁索事务所工作时结交的两个没有什么分量的私人侦探。其中之一名叫布齐，以前当过警察，和戴克一样迷恋赌场。他们俩每周一起去图尼卡一两次，赌扑克和21点。
布齐不知用什么办法，打听到了当初把保单卖给布莱克的那位经纪人博比·奥托的下落，发现此人由于使用假支票，正在谢尔比县劳役农场服刑，刑期10个月。做了进一步调查后又发现，他刚离婚不久，而且已经破了产。
这条鱼没有钓着，戴克分外懊丧。奥托触犯法律，问题堆积如山。本可以捞到一大笔律师费呢！
在一个身材粗壮的警卫用结实的双手对我的公文包和身体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之后，劳役农场的一位低级官员接待了我。我被领到靠近主楼大门的一个房间内。在这个四方形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高高地安着摄像机。中间的一道隔墙，将囚犯与访客隔开。我们的谈话将隔着栅栏进行，我对此当然并不在乎。我只是希望这次探访尽快结束。过了5分钟，奥托从另一边被带进房问。他约40岁，带着一副金属丝镜架的眼镜，留着海军陆战队式的短发，身材瘦削，穿着蓝囚服。他在隔墙对面坐下，仔仔细细地朝我打量。狱卒走了以后，房间里就只有我和他了。
我从栅栏下部的洞口，塞给他一张名片。“我叫鲁迪·贝勒，是个律师。”我的话怎么听起来有点儿不吉利的味道？
但他并无反感，而且还勉强地微微一笑。此人从前靠挨家串户向穷人出售廉价保险为生，尽管他的命运明显不济，但在骨子里却还是一个待人友善的人，是那种凭一张嘴巴走进千家万户的人。
“幸会，”他出于习惯这样说。“有何贵干？”
“你瞧瞧这个。”我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本案的材料，从洞口递给了他。“这是我代表你从前的一位客户起诉的案件。”
“谁？”他接过材料，看着最上面的一页；那是一张传票。
“多特和巴迪·布莱克，以及他们的儿子唐尼·雷。”
“大利公司，是吗？”他说。戴克曾经对我说过，在这些走街穿巷的经纪人当中，许多人都不止代表一家公司。“我可以看一看吗？”
“当然。你在本案中是被告之一。看吧。”
他的声音和一举一动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看得很慢，仿佛很不情愿翻到另一页。他刚受过离婚的折磨，在破产中失去了一切，现在又由于犯罪在狱中服刑，而我却一路屁颠颠地跑到这儿，为了另一个1000万美元，想把他再次送上法庭。
但他似乎并不害怕。他看完材料，把它放在面前的柜台上。“你知道吧，我受破产法庭的保护。”他说。
“我知道。”实际上，我并不清楚。我从法庭记录上得知，他在3月份提出了破产申请，比我的申请还早两个月。现在他的债务已经统统解除。虽然破产申请获得法院批准并不意味着在此以后永远不能再次对他提出诉讼，但这个问题还没有定下来。这个家伙像难民一样一文不名，他是刀枪不入的。“是你卖的保单，我们不得不把你列入被告的名单。”
“哦，我懂。你们不过是在履行职责嘛。”
“说得对。你多久才能出去？”
“还有18天。干吗？”
“我们可能要录你的证词。”
“在这里？”
“也许。”
“干吗这样匆忙？等我出去以后，我一定让你们录。”
“我考虑一下。”
我的访问对他就像一个短暂的假期，因而他并不急于让我走。我们聊了几分钟监狱生活，接着我就开始找门。
我在包娣小姐的屋子里，以前从未上过楼，楼上和楼下一样积满灰尘霉点斑斑。我打开每个房间的门，把灯开亮，匆匆巡视一番，便熄掉灯关上门。我走在走廊里，脚下的地板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有一道狭窄的楼梯通往三楼，但我有点儿胆怯，没有上去。
这幢屋子比我原先想的要大得多。也凄清得多。真难以想象她孤单一人住在这里的景况。我没有化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没有和她一起观看情景喜剧和电视布道会，没有多吃几个她做的火鸡三明治多喝几杯速溶咖啡，我感到深深的内疚。
楼下和楼上一样，没有窃贼光顾过的迹象。我锁好了后院的门。她走以后，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有点儿异样。她在这儿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宽慰，但知道她在家，在这座宽大的房子里，我的感觉总是十分良好，因为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向她求助。现在她走了，我仿佛已与世隔绝。
我走进了厨房，两眼盯着电话。这是一只拨盘式的旧式电话机，我真想拨通凯莉的电话。如果她接电话，我会想出话来和她谈谈。如果他接电话，我就不声不响把电话挂上。即使追查到这座屋子，那也没有关系：我并不住在这里。
我想念她，今天超过昨天。本周超过上周。
我必须见到她。
34
我和戴克驾着他的小面包，驶往长途汽车站。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清晨。天气清新宜人，空气中已透出一丝秋天的气息。感谢上帝，令人窒息的湿气已经在几个月前消退，10月的孟菲斯是一个可爱的城市。
飞往克利夫兰的双程机票，一张将近700美元。在一家价格便宜但安全的汽车旅馆住一夜，估计要40美元。我胃口不大，吃一点儿就可以对付，因而可以尽量把伙食的费用降到最低。这次是我们去取证，取证的一切费用将由我们支付。我向克利夫兰的法院书记官打听过，他们最低的收费是每天出场费100美元，外加证词记录和打字每页2美元。而这些证词往往会长达100多页。我们当然想用摄像机录下整个的过程，但由于费用更为昂贵，这决无可能。
飞往克利夫兰，看来也同样绝无可能。鲁迪·贝勒事务所根本就出不起这笔费用，让我飞往该市。我也决不能开着那辆破丰田，去高速公路上冒险。万一它在半路抛锚，我也得搁浅，取证将不得不推迟。戴克转弯抹角地想叫我开他的小面包，但开1000多英里，我对它同样缺乏信心。
灰狗公司的长途汽车尽管慢得怕人，但十分可靠，最终总能到达目的地。这当然不是我的最佳选择，但是，妈的，有什么办法！好在我有足够的时间。路上还可以看到乡村风光。我们可以省下宝贵的金钱。总之，我想出了种种理由，自我解嘲而已。
戴克开着车，一路很少开口。我想他心里多少有点不快，因为我们不能提供较好的条件。而且他知道他也应该去。我将要面对的是充满敌意的证人，而且有许多新的文件需要当场审阅。身边有人帮一手，那会好得多。
我们在车站旁的停车场相互道别。他保证照管好事务所，尽量拉来一些生意。他会尽心尽力，我对此毫不怀疑。他驾着车向圣彼得医院的方向驶去。
我以前从未乘过灰狗公司的车。车站很小，但很干净，挤满了星期天上午的乘客，大多是老人和黑人。我找到售票员，取了预定的车票。这张票化掉我的公司139美元。
汽车于8点钟准时开出，向西驶入阿肯色，然后向北进入圣路易斯。幸运的是，我设法避开了坐在我旁边的人带来的麻烦。
车上的座位已几乎坐满，只剩下三四个空位。根据行车时刻表，我们将在6小时后到达圣路易斯，下午7点前抵达印地安那波利斯，并于当夜11点到达克利夫兰，在车上要呆15小时。取证将于明晨9点钟开始。
我敢肯定，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里我的对手们此刻仍在呼呼大睡。不久之后，他们将起床漱洗，吃一顿香甜可口的早餐，接着就在后院里和太太一起翻阅周日的晨报，有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