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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肯定，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里我的对手们此刻仍在呼呼大睡。不久之后，他们将起床漱洗，吃一顿香甜可口的早餐，接着就在后院里和太太一起翻阅周日的晨报，有人也许还要去教堂，然后再用一顿丰盛的午餐，打一盘高尔夫。等到下午5点钟左右，他们的太太会开车把他们送到机场，在那里与他们一本正经地吻别，然后再送他们坐进头等舱。一小时后，他们将在克利夫兰着陆，而且大利公司准会派人热情欢迎，开车把他们送到该市最佳的饭店。在饱餐猛喝了一顿之后，他们将聚集在豪华的经理会议室内，策划针对我的阴谋直至深夜。大约在我办完登记手续住进第6汽车旅馆或别的一家汽车旅馆的同时，他们将上床安息，而且已经是精神焕发，胸有成竹，为战斗做好了充分准备。
大利保险公司大楼位于克利夫兰一个富裕的郊区，这个郊区是当年富有的白人大规模迁出市中心的产物。我要出租车司机帮我在其附近找一家便宜的汽车旅馆，他对这一带了如指掌，把车停在广场客栈前。客栈隔壁是一家麦当劳快餐店，对面则是一家录像馆。这一带布满了脱衣舞厅，快餐店，闪光广告牌，购物中心，廉价的汽车旅馆。不远处准有一个商店区。看来这里倒挺安全。
空着的房间很多。我住一个晚上，付了32美元现金。我遵照戴克的指示，要了一张收据。
我于12点2分上了床，眼睛瞪着天花板。这时我才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家汽车旅馆的帐房，谁也不知道我在何处。不会有人给我打电话，也不会有人来看我。
当然，我无法入眠。
打从我开始憎恨大利公司以来，我一直在脑海里想象这家公司总部的模样。我仿佛看见一幢高高的现代化大楼，许许多多的玻璃在上面闪闪发光。大门旁边是一个喷泉，旗杆林立，一块黄铜标牌上镌刻着公司名称和标识语句。到处都可以看到财富和兴旺发达的象征。
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大楼倒是很易找到，因为在混凝土入口处的上方用黑色的粗体字母写着：贝克盖普路5550号。但哪里也看不见大利公司的名称。事实上，这座大楼在这条街上毫不显眼。没有喷泉，也没有旗杆，而只是由相互嵌在一起的几座方块建筑物组成了一座庞大的五层大杂烩。它非常现代化，却又丑陋得令人难以置信。大楼的外部是白色水泥墙和涂黑了的窗户。
幸好大楼的前门做了标记；我跨进小门厅，门厅一侧放着几盆人造植物，另一侧坐着一个漂亮的接待员。她带着一副时髦的耳机，一根细细的电线弯弯曲曲地绕在下颏边，离她的嘴唇不过几英寸。在她身后的墙上，是难以归类的3家公司的名称：平孔集团、绿湖海洋和大利人寿保险。哪个属于哪个？每家公司的铜牌上都刻着一句忸忸怩怩的标识语。
“我叫鲁迪·贝勒，应约前来见一位保罗·莫耶先生，”我很有礼貌地说。
“请稍等。”她按了一只按钮，等了一会，说，“莫耶先生吗？这儿有一位贝勒先生想见你。”她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他的办公室一定就在附近。我等了不到1分钟，他已在热情洋溢地和我握手寒暄。我跟着他绕过一个角落，穿过一段走廊，上了电梯。他几乎和我一样年轻，废话说个不停。我们在四楼走出电梯，地上铺着地毯，灯光暗淡，墙上挂着画幅。在莫耶不停的啰嗦声中，我们沿着走廊走去。他拉开一扇沉重的门，领我走进房问。
欢迎来到名列《幸福》杂志500家大公司排行榜的大利公司！这是董事会会议室，宽敞的房间中央是一张亮闪闪的椭圆形长桌，周围至少放了50张真皮座椅。会议桌中央的上方挂着一盏枝形吊灯，距离桌面不过几英尺。我左侧的角落上有一个吧台，有侧是一个咖啡盘，上面放着饼干和硬面包围。在食物的四周围着一群阴谋家，至少有8个，统统穿着一色的黑西装白衬衫黑皮鞋，打着条子领带。8对1。我身上的几个主要器官，本来就紧张得颤颤栗栗，现在则成了山摇地动的振动了。狄龙·基普勒啊，在我需要你的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即使戴克此刻在场，对我也将是莫大的安慰呀！
他们中有4位是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律师。1个是孟菲斯听证会上见过的熟面孔，另外3个则是初次相遇的陌生人。一见我到场，他们全部立刻闭上了嘴巴。有一会儿，他们全都不吃不喝不讲话，只是痴呆呆地瞪着我。我把他们正在进行的重要谈话打断啦。
T．皮尔斯·摩尔豪斯第一个活转过来。“进来吧，鲁迪，”他没话找话地说。我依次点头招呼B．杜威·克莱·希尔三世，小M．亚历克·普伦克和布兰登·富勒·格罗，然后和4位新交一一握手。摩尔豪斯大声地说着他们的姓名，我却立刻忘得干干净净。在基普勒的法庭上发生的那场小冲突中露过面的杰克·昂德霍尔，是大利公司的专职律师，也是指定的公司发言人。
我的对手们个个都是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在快速飞行和享受了轻松的晚宴以后，昨儿夜里准是睡得十分安稳。他们衣服笔挺，折线分明，就好像不是从旅行袋，而是今晨刚从衣橱里取出来似的。而我的眼睛却是又红又干涩，衬衫皱皱巴巴。但我的心里有比外表更重要的事。
法庭书记官到达以后，皮尔斯把我们领到桌子的一端。他把桌头的位置留给证人，然后就绞着脑汁，考虑如何安排每个人的座次。过了一会，他终于有了主意。我遵命坐到指派给我的座椅上，并且试图把它拉近会议桌。这该死的椅子足有1吨重，移动起来十分费劲。在我的对面，离我至少有10英尺远的地方，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那4位伙计，正在打开公文皮包，他们故意制造出来的噪音，要多响有多响。碰锁咔嗒作响，拉链嗤嗤发声，唰唰抽出档案，哗哗翻动纸页。几秒钟不到，桌上已乱七八糟地散放着一堆堆文件。
坐在法院书记官后面的那4位公司雇员，由于拿不准下面该如何动作，正不知所措地等着听从T．皮尔斯的使唤。他手上的文件和拍纸簿最后总算整理妥帖，终于开口道：“嗨，鲁迪，我们认为取证应从我们公司指定的发言人杰克·昂德霍尔开始。”
我早料到他会来这一手，而且决定要加以反对。“不，我不这样想，”我多少有点紧张地说。尽管置身于他乡异地，又处于敌手四面包围之中，我依然竭力使自己处事冷静。我不想从公司指定的人开始取证，这有种种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这主意是他们提出的。今天是我在取证，我不断地这样告诫自己。
“请重复一遍好吗？”
“你已经听见我的话了。我要从杰基·莱曼西支克开始，也就是那位理赔员。但我首先要看档案。”
欺诈案的核心是理赔档案，亦即总部理赔员保存的全部来往书信和文件。在一桩头绪清楚的欺诈案件中，理赔档案是对一个接一个反常现象所做出的准确得令人吃惊的历史描述。我有权得到全部档案，而且早在10天以前就应该收到。德拉蒙德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埋怨他的当事人办事拖拖拉拉。基普勒毫不含糊地下达了法庭命令：档案必须在我今晨到达后立即交给我。
“我们认为，最好先从昂德霍尔先生开始，”T．皮尔斯口气有点犹豫。
“你们怎么想与我无关，”找说，语气激动，义愤填膺。“我们要不要给法官拨个电话？”我嘲弄地问，十足的神气活现。
基普勒虽然不在场，他的权威仍是这儿的主宰。他的命令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我提出的6名证人，今天上午9时必须到场；取证谁先谁后，完全由我斟酌决定。在我同意他们离开之前，他们必须时刻听从我的安排。命令还给我开了一道方便之门：我在开始质询和深挖细找之后，如果必要，还可以追加别的证人。我当然要追不及待地威胁他们，给他大人阁下打电话啰。
“呃，我们，啊，我们，呃，杰基·莱曼西支克有点问题，”皮尔斯边说边紧张不安地瞧着已经向后缩到门边的4名公司雇员。那4位先生个个坐立不安，像接到统一号令似的全都低着头，在仔细研究自己的双脚。坐在我正对面的T．皮尔斯在竭力挣扎。
“什么样的问题？”我问。
“她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
我一听不由得张大了嘴巴。我确实是大吃一惊．猛然间变得无话可说。我两眼瞪着他，竭力使自己恢复镇静。“她什么时候离开公司的？”我问。
“上周末。”
“上周末？上周四我们在法庭上的时候，你知道这件事吗？”
“不。她是星期六离开的。”
“是因为合同期满？”
“她辞职了。”
“她现在什么地方？”
“她已经不再是公司的雇员了，不是吗？我们不能让她作为证人。”
我看了一下笔记，想挑出其他几个名字。“好吧。托尼·克里科怎么样？他是初级理赔稽查。”
又是一阵坐立不安和挣扎。
“他也走了，”T．皮尔斯说。“他在裁员时被裁掉了。”
我鼻子上又挨了一拳。脑子一阵眩晕，我不知下面该如何是好。
为了不让人和我谈话，大利公司真的把有关人员统统解雇了！
“怎么这样凑巧呀，”我不知所措地说。普伦克、希尔和格罗眼睛盯着面前的拍纸簿，不愿抬起低垂的头。真想象不出，他们在写些什么！
“我们的当事人一直在定期裁员，”T．皮尔斯说，依然是一脸的严肃。
“那个高级理赔监理理查德·佩洛特怎么样？我来猜猜，他也给解雇了吧？”
“没有。他在。”
“那么，拉塞尔·克罗基特呢？”
“克罗基特先生离开我们，进了另一家公司。”
“这么说，他不是被裁掉的啰？”
“不是。”
“他辞了职，像杰基·莱曼西支克一样？”
“对。”
拉塞尔·克罗基特是那封“愚蠢之至”的信件的作者，当时担任高级理赔监理。我一直在急巴巴地等著录取他的证词，心里既紧张又害怕，就像这次来克利夫兰的旅程给我的感觉一样。
“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埃夫雷特·洛夫金呢？也裁掉了吧？”
“没有。他在。”
接着是一阵长得令人无法相信的沉寂。人人都在无所事事地忙碌，等待尘埃落定后再行动。我在拍纸簿上仔仔细细地列出了我接着应该做的事。
“档案在哪里？”我问。
T．皮尔斯把手伸到背后，取出了一叠文件，从桌面上推给我。这些文件复印清楚，上面缚着粗粗的橡皮筋。
“是按日期先后排的吗？”我问。基普勒在命令中提出过这一要求。
“是的，”T．皮尔斯说，眼睛瞪着大利公司的4名雇员，像是想把他们一把掐死。
档案有5英寸厚。我没有开拆。“给我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再继续。”
“行，”T．皮尔斯说。“那边有个小会议室。”他站了起来，指着我身后的墙壁。
我跟着他和公司雇员杰克走进隔壁房问。他们立即离开。我在桌旁坐下，立即在文件中开始挖掘。
一小时后，我再次走进董事会会议室。他们正在边喝咖啡边闲聊。“我们需要给法官打个电话，”我说。T．皮尔斯啪的一声一个立正。“在那边打，”我指着刚才那个小房间说。
我和他各拿一个话筒，我拨通了基普勒办公室的电话。铃响到第二声，他就接了电话。我们各自报了姓名，互道了早安。“这里出了点问题，大人，”我说，很想一开始就能用合适的语调讲话。
“什么样的问题？”法官问。T．皮尔斯凝神听着，眼睛呆呆地望着地面。
“是这样：我在通知中指名、并由你的命令确认的6名证人，有3名突然消失了。不是辞了职，就是被裁员，或者遭到了类似的下场，反正人已不在公司。这是上周很晚的时候发生的事。”
“哪几个？”
我相信他一定把材料放在面前，此刻正看著名单。
“杰基·莱曼西支克、托尼·克里科和拉塞尔·克罗基特已不在这里工作。佩洛特、洛夫金和公司发言人昂德霍尔却在这次大清洗中奇迹般地幸免于难。”
“材料怎么样？”
“我已经拿到了理赔档案，翻了一遍。”
“结果呢？”
“至少缺了一份文件，”我凝视着T．皮尔斯说。他朝我皱了皱眉，似乎他决不相信。
“是什么文件？”基普勒问。
“那封‘愚蠢之至’的信。这封信不在档案里。我还没有来得及检查其他文件。”
大利公司的律师们上周才第一次看到这封信。多特在作证时交给德拉蒙德的那一封信顶部，我用刻着“副本”的图章盖了3遍。我是有意这么做的，这样，如果这封信在将来出现，我就可以知道它的来源。这封信的原件现在正锁在我的档案柜中，十分安全。假如德拉蒙德之流把这份做了记号的副本寄给大利公司，为时过晚地塞进理赔档案，那风险未免太大，他们不会乐意。
“这是真的吗，皮尔斯？”基普勒问道。
皮尔斯真的是不知所措了。“我很抱歉，法官大人，我不知道。档案我检查是检查过一遍，不过，呃，我想是真的，你知道。我没有一件一件检查。”
“你们两个是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吗？”基普勒问。
“是的，大人。”我们同声回答。
“好！皮尔斯出去一下。鲁迪继续通话。”
T．皮尔斯本想争辩，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他惶惑不解地挂上电话走出房问。
“行了，法官大人，就我一个人啦。”我说。
“他们的情绪怎么样？”他问。
“非常紧张。”
“我不觉得奇怪。听着，我打算这么办。他们赶走证人，隐藏材料，这就使我有权下令将取证地点移到孟菲斯。我这是见机行事，而他们应该受到这种惩罚。我想，你应该仅仅录取昂德霍尔一个人的证词。想问什么问题你就问什么，但是要在那3个证人失踪的问题上，揪住他穷追猛打。录完他的证词，你马上回来。我将下令本周末举行一次听证会，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保险档案也要拿到手。”
我飞快地记下了他的指令。
“现在叫皮尔斯来听电话，”他说，“我要把他痛斥一番。”
杰克·昂德霍尔身材矮小结实，唇髭剪得整整齐齐，讲话快速清楚。他谈了公司本身的情况。大利公司属于平孔集团。这是一家私人拥有的集团，但谁是它的主人，却难以摸清楚。我详细地追问他这大楼里3家公司的从属关系和相互联系，结果却越弄越糊涂。我们化了1小时谈论公司的组织结构，上至总裁下到普通雇员。我们谈论产品、营销、部门和人员，在某种程度上都很有趣，但大多数情况都毫无用处。他提供了失踪证人的两封辞职信，并且向我保证，他们离开公司与本案绝对无关。
我逼问了他3个小时，然后就掉头离开了公司。我曾经打算在克利夫兰至少逗留3天，和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的那几位伙计关在一个房间里，与一个接一个充满敌意的证人唇枪舌剑，并且在夜里翻阅大量的文件，寻根究底。但我现在却在2点前离开了这座城市，而且是一会永不复返。我带走了新的文件，回去让戴克仔细审阅。这些家伙现在将不得不来到我的地盘上，在我的法庭里，在我的法官在场的情况下作证！我有恃无恐，无忧无虑。
驶回孟菲斯的汽车，速度似乎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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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印了名片，上面的头衔是准律师，是我从未听说过的怪物。他在市法院外面溜达，拉那些生平第一次即将出庭受审的小偷上钩。他只要见到一个面带惧色、手上拿着一张传票的家伙，便立即上前采取行动。他把这叫做小虫二步舞。这种动作迅速不施张扬的拉客勾当，已被整天在市法院附近逛的许多街头律师不断改进到了完美的水平。有一次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去，以便学会其中的诀窍。我干脆予以拒绝。
德里克·道根原来也是这种小虫二步舞追踪的目标，但鱼儿却没有上钩。当时他问戴克：“准律师妈的究竟是什么玩意？”一向对什么都有现成答案的戴克，这次却未能做出令他满意的回答，反倒是匆匆一走了事。但道根却保存了戴克的名片。也就在当天的晚些时候，道根被一个十几岁的大孩子开的飞车撞伤。离他在市法院外面叫戴克走开还不足24小时，他就在圣彼得医院那个半私用病房里拨了戴克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戴克在办公室里接到了这个电话，当时我正在刻苦钻研那堆难以理解的保险公司的文件。几分钟以后，我们已在风驰电掣地驶往医院。道根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