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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并且提议给我以警告和惩罚，永远剥夺律师资格。本案的审理将推迟若干年。这样的情况就要出现了。
然而，他的肩膀却在慢慢地下垂。空气无声无息地从他的肺里向外冲。全是一伙说谎的混蛋！
“这非常重要，”他说。“我们非了解不可。”他的语调信心不足。
谁也不吭声，谁也没动弹。但是陪审员们全都瞪大了眼睛紧张地盯着他。他使他们极不自在。继续玩吧，老伙计！
“我换一种方式再问一遍，”他冷冰冰地说。“诸位昨天有谁与这位贝勒先生或者与那位戴克·希夫利先生谈过话？”
我一下蹦了起来。“反对！法官大人，这太荒谬啦！”
基普勒恨不得走下法官席，来助我一臂之力。“反对成立！你在搞什么名堂呀，德拉蒙德先生！”他直接对着话筒大声吼着，声震四壁。
德拉蒙德面向法官。“大人，我们有理由相信，陪审团被人收买了。”
“什么？他这是在指控我嘛！”我怒气冲冲地说。
“我不明白你在搞什么名堂，德拉蒙德先生。”基普勒说。
“我们或许该到你办公室谈一谈。”德拉蒙德边说，边用眼睛瞪着我。
“去就去。”我顶他道，仿佛迫不及待要和他较量。
“暂时休庭。”基普勒对法警下令道。
德拉蒙德和我隔着办公桌在法官大人对面坐下。其他4个特伦特与布伦特的人站在我们身后。基普勒一脸的莫名其妙。“你最好理智点。”他对德拉蒙德说。
“陪审团被人收买了。”德拉蒙德说。
“你怎么知道？”
“这我不能说。可我知道这是事实。”
“别跟我玩什么把戏，列奥。我要的是证据。”
“我不能说呀，大人。我说了就会泄露秘密情报的。”
“胡说八道！快告诉我。”
“我说的是真话，大人。”
“你在指控我啰？”我问。
“正是。”
“你疯了！”
“你今天怎么这样反常哪，列奥。”法官说。
“我想我可以证明所说完全属实。”他洋洋得意地说。
“怎么证明？”
“让我继续向陪审员提出质询。等我问完了，真相自然就会大白啦。”
“他们对你的问题无动于衷嘛！”
“可我才刚刚开始呢。”
基普勒陷入了沉思。等这一切结束以后，我要把事实真相告诉他。
“我希望能对几位陪审员一个一个地提问。”德拉蒙德说。这样的做法是超出常规的，但法官有权就此做出决定。
“你的意见呢，鲁迪？”
“不反对。”我巴不得德拉蒙德立刻开始追问我们放过烟幕的那几位陪审员。“我没什么需要隐瞒的。”我身后有两个混蛋听了我的这句话，咳嗽了几声。
“好极了！你在为自己挖坟墓呢，列奥！小心点儿，你别越轨。”
“你们在里头干了些啥？”我回到座位上时，多特问道。
“就谈了点儿律师的事。”我悄声说。德拉蒙德已经拉开架势。陪审员们个个都用非常怀疑的眼光瞧着他。
“诸位，是否有人和你们接触，谈论过本案，刚才我已经说过，这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果发生过这样的事，请举起你的手。”他的语调活像个第一流的教师。
哪里也看不见有一只举起的手。
“陪审员与案件的任何一方，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接触，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事实上，这不仅对主动进行接触的那个人，而且对陪审员也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假如这位陪审员不向法庭报告的话。”他用恶狠狠的威胁的口吻说。
无人举手。无人动一动。除了一群脸上迅速露出怒色的人，别无所有。
他把身体的重量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上，抹了抹下巴，把枪口对准了比利·波特。
“波特先生。”他声音低沉地说，比利不禁一怔。他挺直腰板，点了点头，脸唰的一下变得通红。
“波特先生，我要直截了当地问你一个问题。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诚实的回答。”
“要是你的问题诚实，我的回答就会诚实。”波特气呼呼地说。此人性子火爆。坦白地说，我宁可离他远一点。
德拉蒙德愣了一秒钟，接着又没头没脑往前冲。“好吧。现在，波特先生，请你回答；昨天夜里你究竟有还是没有和鲁迪·贝勒先生通过电话？”
我猛地站了起来，摊开双臂，茫然不解地望着德拉蒙德，什么也没说；仿佛我是完全清白无辜的，而他却已经昏了头。
“绝对没有。”波特说，脸涨得发紫。
德拉蒙德身子向前伏在栏杆上，两只手紧紧抓着红木栅栏，低头瞪着不到5英尺之外坐在头排的比利·波特。
“你肯定吗，波特先生？”他问。
“绝对肯定！”
“我认为你和他通过话。”德拉蒙德说。他现在已经控制不住自己，已经越过了线。我还没有来得及表示反对，基普勒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对他训斥，那位比利·波特先生已经从座位上跳起来，朝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扑了过去。
“你敢说我撒谎，你这个婊子养的！”波特卡住德拉蒙德的喉咙，高声叫骂。德拉蒙德一下子摔倒在栏杆上，脚上一只饰有花纹的平跟船鞋飞到了半空中。妇女们在尖叫。陪审员们纷纷从座位上跳起。德拉蒙德被压在波特的身体底下，双手在乱抓，两脚在乱踢，拼命挣扎着还个一两拳。
T．皮尔斯·摩尔豪斯和M．亚历克·普伦克首先冲到了混战现场。其他人也接连赶到。法警手忙脚乱，和两个男陪审员一起竭力想把他们拆开。
我稳稳地坐在位置上，目不转睛地欣赏着这场扭打。等基普勒赶到栏杆边时，波特已经被人拖开，德拉蒙德也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人们在第二排座椅下面找到了那只饰有花纹的平底船鞋，还给了列奥。他一边掸着衣服，一边恶狠狠地瞪着波特。被人拽住的波特，倒是很快就平静下来。
两位陪审咨询顾问惊呆了。他们的计算机模型告吹了。他们可爱的理论被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们此刻是百无一用了。
在短暂的休庭之后，德拉蒙德正式提出了将陪审员全部更换的要求，遭到了基普勒的拒绝。
比利·波特先生未能入选陪审团。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法庭。我觉得他还没有把德拉蒙德揍过瘾。我希望他会候在外边，等德拉蒙德出去时把他干掉。
中午刚过不久，我们便在法官私人办公室开始挑选陪审员。现在这一程序已变得枯燥无味。德拉蒙德和他那伙人，坚决反对我和戴克昨晚在电话上提到的那些人进入陪审团。他们死心塌地地相信，我们已和这些人接触过，并且用某种办法说服了他们，让他们不露出一点儿口风。德拉蒙德那伙人对我简直是势不两立，连瞧也不瞧我一眼。
挑选的结果大遂我愿。6位黑人妇女，而且全都是做了母亲的。2名黑人男子，1位是大学毕业生，另1位从前是卡车司机，现在成了残疾。3名白人男子，其中2位是工会会员，另1位的家和布莱克仅隔4个街区。最后1位是白人女子，一位著名房地产商的太太。我无法将她排除在外，但有她我也并不担心。陪审团做出裁决，12人中只要有9人同意就成。
下午4点，基普勒请他们在陪审席就座。他们接着宣了誓。法官解释道，一周后本案即将开庭审理，他们决不可与任何人谈论本案。他随后采取的一个行动开始真把我吓了一跳，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他的主意极妙。他问双方的律师，我和德拉蒙德，想不想对陪审团说几句。不列入记录。只是非正式地谈点儿案情。但别异想天开。
我当然感到有点突然，以前从未听说过会有这种事。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站到了陪审团面前。我讲了唐尼·雷，讲了保单，讲了我认为错在大利公司的理由。我话说得不多，5分钟便已讲完。
德拉蒙德走近陪审团。即使瞎子也可以清楚看出，他在陪审员们心目中引起的不信任感已经有多深。他为上午出现的糟糕事件表示了歉意，却又愚蠢地把主要责任推给了波特。一个多么自以为是的家伙！他根据他的观点谈着本案的事实，对唐尼·雷的死表示了遗憾，但是如果认为他的委托人有任何责任，那简直是荒谬的，他说。
我注视着他那一帮人以及大利公司的两位老兄。这伙人全部面有惧色。事实对他们不利。陪审团同情原告。法官则是个明显的敌人。他们心目中的那颗灿烂的明星不仅完全失去了陪审团的信任，而且屁股上还挨了鞭子。
基普勒宣布休庭，陪审员们打道回府。
43
在挑选好陪审团后过了6天，也就是开庭前的第4天，戴克在办公室接到克利夫兰一位律师打来找我的电话。我心里立刻犯了疑，因为我并不认识克利夫兰的哪个律师。我和他只谈了大约10秒钟，搞清他的尊姓大名之后，一句话刚说了一半就把电话轻轻切断。接着就跟往常一样如法炮制，仿佛电话在中途莫名其妙地断了线。近来电话怎么老断线？我对戴克抱怨道，声音大得足以录进耳机里的窃听器。我们把事务所3部电话统统拔下，然后跑到街边钻进停在那儿的沃尔沃汽车。布齐已经做过检查，车上的电话显然没有安放窃听器。查了电话号码簿后，我拨通了克利夫兰那个律师的电话。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电话重要至极。
他叫彼得·科沙，专业领域是劳工法和各种各样的就业歧视。他的委托人是位名叫杰基·莱曼西支克的年轻女士。她在没有任何明显理由的情况下，遭到大利公司解雇后，找到了他的事务所，和他一起商议如何向大利公司讨回公道。和大利公司告诉我的情况相反，莱曼西支克小姐并未离开克利夫兰。她现在住在一家新的公寓里，电话没有列入号码簿。
我对科沙说，我们给克利夫兰打了几十个电话，但一直没有找到杰基的下落。大利公司的一位仁兄理查德·佩洛特对我说过，她已经回到南印第安纳某个地方的家。
这不对，科沙说。她从来没有离开克利夫兰。她一直藏在一个地方不敢公开露面。
她的遭遇很有刺激性，科沙讲得津津有味，淋漓尽致。
他的委托人在大利公司任职期间，和几位上司都有性关系。他让我相信，她美貌动人，很有吸引力。她的职位和工资能否得到提升，取决于她是否愿意和他们上床。有一段时间，她担任高级理赔员，公司里爬到这种高位的女性就只她一个。可是后来却被降了职，仅仅因为她不愿和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埃夫雷特·洛夫金继续保持性关系。洛夫金此人不是个东西，除了拍马屁，就只喜欢玩弄花招搞女人。
要说洛夫金是个马屁精，这我完全同意。录取证词时我和他打了4个小时的交道，下周等他站在证人席，我还要向他发起猛攻。
他们的诉讼虽然是与性骚扰等有关，但她对大利公司理赔部的肮脏内幕也相当清楚。她和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睡过觉呢！一大堆官司将接踵而至，他预言道。
最后我抛出了那个大问题。“她愿意来作证吗？”
他不知道。也许愿意。但她害怕。那些混蛋有的是钱。而她目前在做理疗，身子很虚。
他同意让我和她通电话。我们商妥于某天深夜由我在住处给她打电话。我向他解释了最好别将电话打到我的事务所的原因。
现在，除了有关开庭的事，别的我什么都无法考虑了。只要戴克不在办公室，我便来来回回踱着方步，不断自言自语。我一会儿告诉陪审团大利公司是如何地作恶多端，一会儿又巧妙地向大利公司的伙计们提出质询。我轻声轻气地向多特、隆和科德提出问题。我用颇能动人心弦的语言向陪审团慷慨陈词，发表我的总结辩论。但是，叫我开口要求陪审团做出裁决，由对方交付10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款，而依然能在同时铁板着面孔，我仍旧觉得很难。或许等我到了50岁，打过几百次官司，明白自己在做着什么的时候，我也许有权要求陪审团做出赔偿1000万美元的裁决。但一个刚出校门9个月的新手，提这样的要求，准会让人笑破肚皮。
可我还是提了。我向他们提出这一要求，是在我的办公室里，在我的车上，尤其是在我的卧室里，而且通常是凌晨2点我无法入眠的时分。我和他们交谈，那12张面孔我现在已经能叫出姓名，他们全是好得无法再好的好人，全都一边听着我叙说一边点头，恨不得立刻赶回法庭伸张正义。
我就要发现金矿了，就要在公开的法庭上摧毁大利公司了。我每时每刻都在为控制住这些念头而挣扎。可是，该死，真难！那些事实，那些陪审员，那位法官，对方那些惊恐万状的律师，组合在一起意味着数不尽的金钱。
我准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啦。
我和杰基·莱曼西支克谈了一小时。有时候她言辞激昂有力，有时候却又泣不成声。她并不愿意和那些人睡觉，她反反复复地说；可这是提升的唯一途径。她已经离了婚，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
她答应来孟菲斯。我提出她的来回机票由我支付。我做这一表示时，用冷静的语调请她放心：我的事务所财源滚滚。她叫我做出保证，她来此作证，事前决不能让大利公司得知任何消息。
她怕他们怕得要死。我想，届时让他们大吃一惊，那场面一准精彩。
我们在事务所里度过了这一周的周末。两人在各自的住处小睡短短几小时后，又立即像迷途知返的羔羊一样返回事务所，继续为开庭做着更多的准备。
我偶尔也会有轻松的感觉出现，那应该归功于狄龙·基普勒。我已经在心里默默地向他感谢过成千上万次，感谢他在开庭一周前挑好了陪审团，并且让我对他们即席讲了几句话。陪审团一度曾经是个巨大的问号，是我非常害怕的一个因素。可如今我知道了他们的名字，熟悉了他们的面孔，而且还在没有讲稿的情况下，对他们讲过话。他们喜欢我。而且不喜欢我的对手。
无论我的经验是多么缺乏，我坚信基普勒法官都会帮我填补漏洞。
星期天子夜前后，我和戴克道别离开事务所时，天正下着小雪。下一场小雪在孟菲斯通常意味着学校要停课一星期，所有的政府机构统统关闭。因为市政府没有买过一辆扫雪车。我一半希望雪越下越大，让暴风雪将明天的开庭推迟。可我的另一半又希望这雪花不再飘落。
我驱车回到住所时，小雪已停。我喝了两瓶没有冰镇过的啤酒，祈祷上帝让我快快进入梦乡。
“开庭之前还有什么问题吗？”基普勒向坐在他私人办公室里的一群心情紧张的人问道。我坐在德拉蒙德旁边，两人都在望着写字台对面的法官。我由于睡眠不足，两眼通红，头痛欲裂，思绪纷乱。
我惊奇地发现德拉蒙德是那样地疲倦。作为一个在法庭上度过一生的经验丰富的律师，他憔悴得令人吃惊。好！我希望他也是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度过了整个周末。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问题啦。”我说。无人惊讶。在这样的小会上，我很少能做出多大贡献。
德拉蒙德也同样摇摇头。
“是否可能确定一下骨髓移植的费用？”基普勒问道。“如果可能，我们就可以取消加斯金这一证人。手术费用看来在17万5上下。”
“没有意见。”我说。
被告辩护律师如果把价格压低，自己就可以赚得更多，但德拉蒙德在这里却无油水可捞。“合理。”他态度冷漠地说。
“这是不是意味‘是’？”基普勒不客气地追问。
“是。”
“谢谢，还有别的费用呢。2万5左右。我们大家是否同意：原告提出的损害赔偿要求总数为整整20万美元？我们都能同意吗？”他确确实实是在瞪着德拉蒙德。
“没有意见。”我说。我想德拉蒙德准会冒火。
“同意。”德拉蒙德说。
基普勒在拍纸簿上写了几个字。“谢谢。我们开庭前，还有别的问题吗？有没有和解的可能呢？”
“法官大人，”我口气坚决地说。这是事前周密考虑的结果。“我谨代表我的委托人在此表示，我们愿意和解结案，条件是被告赔偿120万美元。”
被告律师往往都是训练有素，不管原告律师提出什么样的和解方案，他们都会表现得大惊小怪。不出所料，我的条件刚一出口，迎接它的就是一连串的摇头和咳嗽；挤坐在我身后的那几个宠仆当中，甚至还有人发出了不屑的吃吃笑声。
“你想得倒美。”德拉蒙德酸溜溜地说。我确实认为，列奥正在慢慢地沿边。本案刚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言行举止具有十足的绅士风范，在法庭内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