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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决不能承认有这样一份协议，但也不敢否认。如果否认了，而我却把它亮了出来，那么由此会造成多大损害，只有等陪审团宣布裁决后才能估量。他坐立不安，扭来扭去，不停地擦着额上的汗。
“那么，你是拿不出这份协议的复本向陪审团展示了？”我挥着手上的文件问。
“我拿不出。没有协议嘛。”
“你肯定？”我边问边用手指捻着文件的边。
“肯定。”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着他受罪的模样，心里真像猫戏老鼠时一样高兴。陪审员们早就把瞌睡抛到九霄云外，个个精神抖擞，睁大眼睛等着斧头往下劈，等着我呼的一声亮出协议，等着看他瘫倒在地。
但是，我却不能。我把手上那张一文不值的纸揉成一团，用夸张的动作朝桌上一丢。“没有别的问题啦。”我说，昂德霍尔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脏病没有发作！他跳下证人席，离开了法庭。
德拉蒙德要求休庭5分钟。基普勒觉得陪审员们需要更多一点儿时间，决定休息一刻钟。
被告方面原打算把作证拖成马拉松，从而把陪审员的脑袋里灌满浆糊。但他们的这一伎俩未见效。陪审员们对赖斯基的证词纵声大笑，在佩洛特作证时埋头睡觉。昂德霍尔差点儿造成致命的灾难，德拉蒙德提心吊胆，唯恐我已经搞到了他的委托人向他保证决不存在的那份文件。
德拉蒙德已经吃足了苦头。他将充分利用机会，在最后的结案辩论中做出强有力的辩护，而这是他力所能及的事。休息结束之后，他宣布，被告已经陈述完毕。
庭审几乎已经结束。基普勒决定于周五上午9时开始结案辩论。他向陪审员们保证，他们在11时就可以开始讨论本案的裁决。
48
陪审团退席了，德拉蒙德和他手下的那班人马匆匆赶回事务所，显然又要去艰难地讨论一番问题出在哪里，这些都已过去好久了，我们依然围坐在原告席的旁边，谈着明天的事。库柏·杰克逊和他那两位来自罗利的朋友赫尔利和格伦斯菲尔德，出言都很谨慎，很少主动发表看法，但我倒是很乐意倾听他们的高见。谁都知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出庭辩护，但我的表现似乎使他们颇感惊异。我已很累，心情依然十分紧张，但对刚刚结束的审讯的估价却很清醒。我掌握了一系列证据确凿的事实；被告虽然卑劣却很富有；审判的法官无与伦比地同情我方；庭审时一次次的休息，都给我带来了好运气。如此而已。当然，我还有一个精心选择的陪审团，不过他们究竟会有何种表现，咱们还得等着瞧。
今后打官司，我的赚头只会比这次少，他们说。他们认为陪审团做出的赔偿裁决将会高达7位数。杰克逊当了12年律师后才第一次赢得了一个100万美元的裁决。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讲述着与对手交火的故事，来坚定我的信心，下午这样度过，倒着实令人愉快。我和戴克今晚夜车将开个通宵，可此时此刻我却宁愿沉浸在这亲切舒服的氛围中。他们是真心实意希望我揭露大利公司的。
佛罗里达传来的消息，使杰克逊多少有点不快。那里的一个律师抢先行动，今天上午起诉了4件案子状告大利公司。杰克逊他们本来以为，那个仁兄会参加他们的集体行动，可结果他却显然过于急功近利。目前，杰克逊他们三人手上总共有19件案子，他们准备下周初起诉大利公司。
他们在为我打气。他们想请我们美美地吃顿饭，可我们无法脱身。今夜我最不需要的就是美酒佳肴了。
我们在办公室里吃着熟食店买来的三明治，喝着软饮料。我让戴克坐在一张椅子上，听我练习要对陪审团发表的结案辩护词。这一辩护词我已经写了几个版本，而且都已全部熟记在心，可结果却弄巧成拙，混到一起，搞得上文不搭下文。我拿来一块小小的黑板，把重要的数字分门别类整整齐齐地写在上面。我祈求公道，同时却又在要求巨额赔款。戴克常常插嘴中途把我打断，于是我们就像小学生一样展开激烈争论。
我和戴克谁都没有在陪审团面前发表过结案辩词，但他见的比我多，因而他是专家。有时候我为目前已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而显得狂妄自大，不可一世，戴克马上就会发现，对我敲响警钟。他反复提醒我，目前胜负未卜，明天早晨两者都有可能。
然而，大部分时间里，我却一直提心吊胆。那无法控制的恐惧感，无时无刻不与我同在。它迫使我努力，激励我前进，但假如它有朝一日离我而去，我将会感到非常愉快。
我们在10点钟左右熄灯回家。我喝了一瓶啤酒催眠，效果颇佳。11点后的什么时候，我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成功的幻影在我脑海中翩翩起舞。
我睡了不到1小时，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耳机里传来的是个陌生的年轻女子的声音，口气十分焦急。“你不认识我，我是凯莉的朋友。”她说，声音轻得近乎耳语。
“出了什么事？”我说着立刻清醒过来。
“凯莉遇到了麻烦啦。她需要你的帮助。”
“遇到什么麻烦？”
“他又打她啦。回家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又跟从前一样啦。”
“什么时候的事？”我站在床边，在黑暗中摸索电灯开关。
“昨儿夜里。她需要你的帮助呢，贝勒先生。”
“她在哪里？”
“她现在就和我在一起。警察把克利夫带走以后，她去一家急诊室看了医生。还好，没有断胳膊断腿的。我把她接回家，先在我这里躲几天。”
“她的伤重不重？”
“伤得不轻，好在没伤着骨头。青一块肿一块的。”
我弄清了她的姓名地址，挂断电话，三下两下穿好了衣服。她住在郊区一幢公寓里，离凯莉家不太远，我七拐八拐开车驶过几条单行道，终于找到了那座楼。
那位朋友名叫鲁宾。她把门开了一条缝，保险链依然挂在上面，我费了好大力气证明是我本人，她才开门把我放进去。并且感谢我能够光临。她其实也还是个大孩子，或许已经离过婚，干的一份活收入略高于最低工资。她的房间很小，摆着租来的家具。凯莉坐在沙发上，头上敷着一只冰袋。
我简直看不出这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女人。她的左眼肿得睁不开，眼皮已经发青。眼睛上方裹了一条绷带，上面有一块血斑。两颊红肿，下唇开裂外突，显得十分古怪。她身上只穿了一件长长的T恤衫，膝盖以上大腿以下到处是青一块紫一块。
我弯下腰来吻着她的前额，在她对面的一张凳子上坐下。她的右眼涌出了一颗泪珠。“谢谢你到这儿来，”她咕哝道，肿起的双颊和开裂的双唇使她吐词有点含含糊糊。我轻轻地拍着她的膝头，她用手摩挲着我的手背。
我会宰了他的。
鲁宾坐在她的身旁。“别让她讲话，好吗？”医生叫她尽量少动。这次他用的是拳头。没有找到棒球棍。
“出什么事了？”我问鲁宾，可眼睛依然望着凯莉。
“为一张信用卡。圣诞节买的东西要付账了，可他成天喝酒。其余情况你可想而知。”她三言两语就把故事说完，我猜她准是离现场不远。“他们打了起来。她像以前一样打输了。邻居们给警察打了电话。他进了监牢，她进了医院。你想喝杯可乐什么的吗？”
“不，谢谢。”
“我在昨儿晚上把她带到了这里，今儿上午又陪她去了城里的一个虐待危机中心。她找了一位律师，律师告诉她应该怎么办，还给了她一大堆小册子。如果你想看一看的话，小册子就在那边。说的主要意思就是，她应该提出离婚申诉，逃之夭夭。”
“他们有没有给你拍照？”我边问，边继续揉着她的膝头。她点了点头，泪水不断涌出那浮肿的眼眶，沿着面颊向下流。
“可不是嘛，他们照了一大堆照片呢。不过有些照片，你可不能看噢。给他瞧瞧你身上的伤吧，凯莉。他是你的律师，他得看一看呀。”
在鲁宾的搀扶下，她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转身背对着我，把T恤衫撩到腰部以上。她下身什么都没有，只有臀部和腿肚子上的青肿和紫斑。她又把T恤再向上拉了一点，背上更是伤痕累累。她放下T恤衫，重又小心翼翼地在沙发上坐下。
“他用皮带抽她，”鲁宾解释说。“强奸了她，又把她揍得半死。”
“你给我一张纸巾好吗？”我一边温存地擦去她的泪水，一边问鲁宾。
“好。”她给了我一大盒纸巾，我轻轻地用纸巾抹着凯莉的面颊。
“你打算怎么办呢，凯莉？”我问。
“你开什么玩笑？”鲁宾说。“她当然要起诉离婚啰。否则，她真会死在他手上的。”
“真的吗？你真要起诉？”
凯莉点着头说：“真的。越快越好。”
“我明天就来办。”
她捏了捏我的手，闭上了右眼。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鲁宾说。“她不能在这里住下去。克利夫今天上午放出来啦，在到处给她的朋友打电话呢。我今天没有去上班，可以后总不能再旷工啊。他中午打来了电话。我对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过了1个小时，他又打电话来威胁。可是，糟糕的是，凯莉又没有多少朋友，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找到她的。而且，我还有个人和我合住这个房间，真是无法可想。”
“我不能呆在这里。”凯莉无可奈何地轻声说。
“那么你去哪里呢？”我问。
鲁宾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今儿早上那位律师提到了一个受虐待妇女庇护所，那个地方还没有在县里和州里正式注册登记，多少还有点保密性。可以说是个收容所，又不做公开宣传，受虐待的妇女住在那儿很安全，老公怎么也别想找着她。问题是收费太贵，一天要100美元，而且只准呆一个星期。我可是一大赚不到100块呀。”
“你想去的就是那个地方吗？”我问凯莉。她痛苦地点点头。
“行。我明天送你去。”
鲁宾宽慰地叹了一口长气。她走进厨房，去找写着收容所地址的卡片。
“让我瞧瞧你的牙齿。”我对凯莉说。
她张开嘴巴，让我正好可以看清她的门牙。“骨头没有断吧？”我问。
她摇摇头。我摸摸她左眼上的绷带。“缝了几针？”
“6针。”
我俯下身去，一边捏着她的双手。“我再也不让发生这种事了，明白吗？”
她点点头，轻声轻气地说：“保证？”
“我保证。”
鲁宾把地址卡给了我，重新坐回到凯莉身旁的位置上，又向我提出了一些忠告。“听着，贝勒先生，你不了解克利夫，可我了解他。他是个疯子，一喝醉酒，又卑鄙又野蛮。你千万要当心哪。”
“你放心。”
“很可能他现在就在外面，监视着这个地方呢。”
“我不怕。”我站起来，又亲了亲凯莉的前额。“明天一早我就去为你起诉离婚，然后再来接你。我目前正忙着一件大案，可我一定会把你的事办妥的。”
鲁宾把我送到门口，我们相互感谢了一番。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我听着她挂安全链、锁门、插上插销的声音。
时间已近凌晨1点。空气清新，寒气逼人。并没有谁潜伏在暗处。
在这样的时刻睡觉，当然是开玩笑，因而我驱车直接驶往事务所。我在紧靠我窗下的路缘停好车，飞也似的奔到这座楼的大门口。这个地区夜晚并不安全。
我锁好大门，走进办公室。尽管可能会遇到很多麻烦，但提出离婚起诉至少在法律上并无多大困难。我开始打字。干打字这样单调的杂活，我一向很勉强，可此刻目的明确，字打得分外轻松。在这件离婚案中，我是在帮助拯救一条人命哪！我真心诚意地这样想。
7点钟，戴克来到事务所，把我唤醒。原来，4点钟以后，我坐在椅子上睡着了。他说我面容憔悴疲倦，睡得又那么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把情况跟他讲了讲，没想到他却大发雷霆。“你开一个通宵的夜车，就为这么一桩莫名其妙的离婚案？再过一个多小时，你就要发表结案辩护词啦！”
“别急，戴克，你别急嘛。我不会出毛病的。”
“你龇牙咧嘴地笑什么？”
“我们不是就要打赢了嘛，戴克。大利公司就要完蛋了嘛。”
“不，才不是呢。你终于要把那个小妞搞到手了，这才是你笑的原因。”
“胡说八道！我的咖啡呢？”
戴克扭来扭去扭了一番。他是一个神经质的家伙。“我去拿，”他说着转身出了办公室。
离婚诉状就在我面前的写字台上，只等我送交法院。我那位朋友克利夫行踪不定，很难找到，我要找个送传票的人在他上班的时候把诉状复本当面交给他。这份诉状也要求法院立即采取强制措施，防止他去骚扰她。
49
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有个极大的优越性；我怎么紧张不安，心惊胆颤，人们都会觉得不足为奇。在陪审员们心目中，我只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毛头小伙，他们对我的期望值因而也很低。我既无技巧又无才能来发表一篇精彩的结案辩护词。
我若是装腔作势，故作高明和雄辩，那将会犯一个莫大的错误。或许在未来的岁月，当我的头发已经花白，声音已经变得油滑，在法庭上唇枪舌剑地和对手较量了数百次之后，我可以面对陪审团，作出精彩表演。但今天绝对不行。今天，我只是鲁迪·贝勒，一个惴惴不安地请求坐在陪审席上的朋友们助一臂之力的小伙子而已。
我站在他们面前，竭力克制着那紧张而又害怕的心情。我熟悉我要讲的内容，因为我已反复练过上百次。但重要的是，我讲的时候决不能让人察觉到我曾练习过无数次。我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是我的委托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是他们向大利人寿保险公司讨回公道的唯一机会。再不会有明天，再不会有另一次机会，再不会有另一个陪审团在等着准备帮助他们。我请求陪审员们为多特考虑考虑，想一想她经受的痛苦和不幸。我用不太夸张的言词，谈了谈唐尼·雷·布莱克；我请陪审员们想象一下，当你明知你应该进行你有权得到的那种治疗，却在慢慢地痛苦地死去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我字斟句酌，语调缓慢真诚，效果明显。我的眼睛直视着那12位即将采取行动的陪审员的脸。
我扼要地谈了谈保单的基本内容，并就骨髓移植手术做了简短的讨论。我指出被告未能提出与科德医生的证词相反的证据。这一医疗措施绝不是处于试验阶段，本来很可能会成功地挽救唐尼·雷的生命。
在谈到那些有趣的东西时，我的声音提高了一点。我提到了那些故意藏匿的文件和大利公司所说的谎言。这些事实在庭审时曾经引起那么大的轰动，现在当然不能过于唠叨。庭审仅仅进行了短短的4天，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陪审员们对重要的证词依然记忆犹新。我引用了杰基·莱曼西支克的证词和大利公司的统计数据，并且在黑板上写出了几个数字：1991年的保单数、索赔数，以及那个最重要的拒赔数。我写得整齐清楚。即使一个五年级的学生也能一目了然，过目不忘。这几个数字传达出来的信息明确无误，无可辩驳。在幕后控制着大利公司的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决定执行的是一个在为期12个月内拒绝索赔要求的诡计。用杰基的话来说，这是他们所做的一种试验，看看他们一年之内能搞到多少现金。这是一个冷酷的决定，完全出于贪婪的动机，而绝对没有为唐尼·雷·布莱克这样的人做过丝毫的考虑。
提到现钞，我取出大利公司的财务报表对陪审团说，我对此已研究了4个月之久，然而仍弄不懂。保险业虽然有它独特的会计制度，但即使根据大利公司自己的数据计算，它手头仍旧拥有大量的现金。我在黑板上把它的现金、储备和未曾动用的盈余加在一起，总数高达4亿7500万美元。而对方承认的净值则是4亿5000万。
你们诸位将如何惩罚这样一个富有的大公司呢？我问道。我看见炯炯的目光在朝我射来。陪审员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引用了一个流传多年的先例。这是出庭辩护律师们喜欢引用的案例，我已经读到过十几个不同的版本。它效果极佳，因为它十分简单。我对陪审团说，我只是个刚出校门不久、正为生计进行艰苦挣扎的青年律师。假如我辛勤地工作，艰苦朴素地生活，把能省的钱都尽量省下来，两年之后在银行里会有1万美元存款，我会怎么办？这是我拼命工作挣来的钱，我当然要保护它。那么，假如我做错了什么事，譬如说，发了脾气，在某个人鼻子上揍了一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