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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布齐想的愉快时刻。
《孟菲斯报》的记者于11时来到事务所。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摄影师拍光了整整一卷胶卷。他想了解整个的案情以及审理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我毫无保留地把他的耳朵灌满。现在已经无需保守任何秘密了。我为德拉蒙德讲了一些好话，对基普勒做了热情赞扬，向陪审团献上了一曲庄严的颂歌。
在星期日的报纸上这篇报导将是重头戏，记者向我保证道。
我在办公室里混时间，读读邮件，看看本星期为数不多的几次电话记录。我无法投入工作，更何况我手头本来没有几个案子，没有几个委托人。一半的时间，我用于回忆审讯的情况；一半的时间，则梦想着我和凯莉一起生活的未来岁月。我难道还能交上更大的好运吗？
我拨了马克斯·勒伯格的电话，向他谈了详细情况。一场暴风雪使芝加哥的奥哈拉机场关闭，因而他未能及时赶来孟菲斯旁听审判。我们谈了一小时。
我们在周六夜晚的约会与周五的十分相似，只有吃的饭菜和看的电视片有所不同。她喜欢吃中国菜，我带来了满满一大包。我们以同样的姿势坐在那同一张床上，看着一部喜剧片，然而笑的次数却不多。
但这决不是无聊。她正慢慢地走出她那个人生活噩梦的阴影。身上的创口正逐渐愈合。发出笑声时不再那么困难，行动不再那么缓慢。爱抚也已有所增加，但并不多。远远不够。
她讨厌身上穿的运动衫。他们每天给她洗一次，但她实在不愿再穿。她渴望重新显得美丽动人，她想穿自己的衣裙。我们商量着如何溜进她住的公寓，去取出她的衣物。
我们仍然没有讨论我们的未来。
51
我现在已经成了既有钱又有时间的富人，星期一上午一直睡到了9点，才起来随随便便地穿上一套卡其牛仔服和一双平底鞋，领带也不打，不急不忙于10点钟到事务所上班。我的合伙人正忙着收拾布莱克一案的文件，撤掉几个月来把我们门口那个办公室塞得满满的几张折叠桌。我们两个咧着嘴巴，周围的一切都在望着我们微笑。压力已经烟消云散，我们心满意足，轻松舒坦。戴克上街去买咖啡，我坐在办公桌前，回味着美好的时光。
戴克已将昨天《孟菲斯报》上的那篇文章剪下，他以为我或许还需要一份。我谢谢他道，我可能用得着，其实在我的寓所里我已有了十多份复印件。我上了市内新闻的头版，那篇长文对我的辉煌胜利做了精彩的报导，还配发了一张我坐在写字台前的大幅照片。昨天整个一天，我的眼睛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我自己。《孟菲斯报》发行30万份，金钱也买不到这么露脸的事。
我收到了几份传真。有两份是老同学发来表示祝贺的，顺便还开个玩笑说要借点钱。法学院的马德琳·斯金纳情真意切，充满友情。马克斯·勒伯格传来的是两篇文章。一篇是芝加哥一家报纸发表的有关裁决的短文。另一篇是克利夫兰一家报纸昨天发的一篇报导，对布莱克案的审理情况做了详尽的描述，接着又阐述了大利公司目前遭遇的越来越大的麻烦。包括俄亥俄州在内，至少有7个州正在对它进行调查。全国到处都有投保人在对它进行起诉，而且起诉它的人还会日益增多。可以预期，孟菲斯对它的裁决肯定会引发起一股起诉大利公司的汹涌激流。
哈，哈，哈！我们亲手触发了这场灾难，我们感到无比喜悦。想到基利先生对着财务报表企图从中找出更多现钞的那副焦急的模样，我们不禁放声大笑。他肯定会在哪个缝缝角角里找到现钞的！
花商送来了美丽的插花，这是布克·凯恩和马尔文·香克尔事务所的律师们向我表示祝贺的礼物。
我原本以为今天电话会响个不停，人们会接二连三地来求我做他们的诉讼代理人。但这种情况并未出现。戴克说10点以前只来过两个电话，而且一次还是对方拨错了号码。我并不担心。
11点，基普勒打来了电话。我怕德拉蒙德仍在窃听，赶忙换上了那部新买的话机。他告诉了我一桩有趣的事，这桩事可能与我有点关系。在上周一开庭之前，我们双方集中在他办公室里的时候，我曾对德拉蒙德说过，我们愿意以120万美元调解将此案了结。他对这一建议嗤之以鼻，结果是我们双方走上了法庭。他显然没有将这一信息传达给他的委托人，现在大利公司声称：它当时如果得知这一消息，是会认真考虑这个解决办法的。它当时是否会接受这一条件虽然是不得而知，但现在回想起来，120万美元当然比5020万美元容易消化得多。不管怎么说，大利公司目前反正是在扬言：它当时本来是会接受这一条件的，只是它的律师、那位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犯了严重错误，不仅没有而且干脆拒绝把我的提议通知它。
大利公司的专职法律顾问昂德霍尔，整个上午都在与德拉蒙德和基普勒通话。大利公司受到了屈辱和伤害，现在头儿们暴跳如雷，显然正在设法寻找一只替罪羊。德拉蒙德起初坚决否认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可是基普勒却一把卡住了他的脖子。法官打电话找我也就是为了这件事。他们可能要让我出具一份证明，根据我的记忆把当时的情况讲清。非常乐意，我说，我马上就动笔。
大利公司已经和德拉蒙德与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解约，而且情况还有可能变得更坏。昂德霍尔已经谈到了因为这家事务所失职而向它提出索赔的可能性，其含义可谓深远。像所有律师事务所一样，特伦特与布伦特也有失职保险，但是保险的金额毕竟有限。保险额度高达5000万美元的保单，可是闻所未闻。列奥·F．德拉蒙德犯下的这个5000万美元的错误，将会对事务所的财务状况带来严重的损害。
听了基普勒的这番话，我忍俊不禁。放下电话后，我向戴克复述了一遍。特伦特与布伦特律师事务所将受到一家保险公司起诉，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接着的一个电话是库柏·杰克逊打来的。今天上午，他和他的朋友们向夏洛蒂的联邦法院提出了起诉。他们代表20多位投保人，这些人在1991年，也就是大利公司执行拒赔诡计的那一年，毫无例外地全吃过这家保险公司的亏。他想在我方便的时候，来我的事务所看看我保存的档案。任何时候都行，我说，任何时候。
我和戴克在莫氏饭店吃了中饭。这是位于市区的一家老饭店，离法院不远，律师和法官常常光顾。有几位朝我瞧了几眼。有个人和我拉了手。法学院的一位老同学还拍了拍我的肩。今后我应该常常来此吃饭。
我们的任务定于今天周一之夜执行，因为球场已干，气温大约又有40华氏度。由于天气恶劣，已经取消了3场比赛。什么样的疯子会在冬天玩棒球呢？凯莉没有回答。我们在对付的是什么样的疯子，她知我也知。她认为他们今夜肯定要打比赛，比赛对他们太重要了，更何况他们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摸过球，当然也就没有比赛后的那种啤酒聚合，没有英雄事迹可以吹牛。克利夫是怎么也不会错过这场比赛的。
我们在7点钟动手。为安全起见，我们故意开车到棒球场侦察一番。PFX装卸队确实在场。我加大油门，飞速驶离。我以前从未干过这种事，心里相当紧张。实际上，我和凯莉都是心惊胆颤，很少开腔。越靠近那幢公寓，我的车开得越快。我在座位下面放了一支0．38口径的手枪；我打定主意要一直随身带着它。
如果他还没有换过锁，凯莉认为我们只要在房间里呆上不到10分钟就可以出来。她想取出大部分衣服和几样别的用品。最多不能超过10分钟，我对她说，因为我们可能会被邻居们发现，而他们又可能会通知克利夫。要是出现这种情况，那会有什么结果，只有天知道啦！
她是5天前受的伤，现在疼痛基本上已经消失，行走还算方便。她说她体力已经有所恢复，取取衣服动作决不会慢。我当然也会帮她一把。
公寓小区离棒球场约有15分钟路程。小区的中央是一个游泳池和两个网球场，周围是五六幢三层的楼房，共有68个单元。幸运的是，她原来住的那个单元就在底楼。我不能把车停在她的大门附近。我们商定先进去把需要的衣物集中到一起，然后我再把车开到门口的草地上，迅速把衣物塞进行李箱，立刻溜之大吉。
我停好车，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你怕？”她问。
“怕。”我把手伸到座位下，取出了手枪。
“别紧张。他在球场上呢。他是说什么也不肯错过比赛的。”
“但愿如此。咱们动手吧。”
我们在漆黑的夜色掩护下偷偷溜到她的寓所门口，一路没有见着任何一个人。她用钥匙打开门，我们走进了房问。厨房和过道里的两盏灯都开着，把室内照得相当明亮。两把椅子上晾着衣服，桌子上地板上乱七八糟地放着空啤酒瓶和炸玉米片纸袋。光棍克利夫是个十足的懒汉。她停住脚步，厌恶地四处望了一会，说道：“我真遗憾。”
“快点动手吧，凯莉，”我说。我把枪放在将小房间和厨房隔开的一张狭窄的点心柜上。我们走进卧室，开亮了一盏小灯。床已经几天没有收拾。同样乱七八糟地散放着空啤酒瓶，还有一只装比萨饼的空盒子。花花公子！她指着一张小小的廉价梳妆台的抽屉说：“我的东西在那里面。”我们声音很轻很轻。
我开始忙不迭地把内衣、袜子、睡衣塞进枕头套，凯莉则从壁橱里把衣服向外拖。我抱着一堆衣裙奔到小房间搁在椅背上，又立即转身跑进卧室。“你不可能把什么都拿走。”我望着塞得满满的壁橱说。她没有吱声，却又给了我一包，我又抱着它奔向小房问。我们不声不响手忙脚乱地干着。
我觉得自己像个小偷。一个轻微的动作，都会弄出巨大的响声。我抱着衣物一次一次地在小房间和卧室之间往返奔波，我的心在怦怦地激烈跳动。
“够啦，”我最后说道。她捧着一个塞满了衣物的枕头套，我拿着好几套带衣架的套装跟着她走进小房问。“我们快快离开这儿吧。”我无比紧张地说。
从门口传来一个轻微的响声。有人在开门！我们僵在那里，大眼瞪着小眼。她刚向门口迈出一只脚，门突然被人一把推开，打中她的头，疼得她倒退了几步，跌倒在一张椅子上。克利夫·赖考冲进房间，大声嚷道：“凯莉！老子回来啦！”我正站在他的前面，相距不到10英尺。他像一团模模糊糊的影子，我能看清的只是他穿的那件PFX装卸队球衫、他那双血红的眼睛和他手上那精心挑选的武器。我惊恐万分，全身麻木，目瞪口呆地望着他挥舞着那根铝质棒球棍，使出全身力气，打向我的脑袋。“你这个杂种！”他大吼一声，用力一挥，棒球棍已到了我的头顶。我尽管手脚麻木，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倒也本能地把头一缩，避开了这用力的一击。我听到棒球棍从耳旁飞过时发出的呼啸声，我感受到了它巨大的打击力。棍子打在点心柜的边缘上，把一块倒霉的小木块砸得稀巴烂，把一摞没有洗过的脏盘子震翻。凯莉发出恐怖的尖叫。他本想砸碎我的脑壳，虽然没有打中，但他的身体仍在旋转，此刻正背对着我。我立即像疯子一样猛冲上去，将他扑倒在放满了衣架和衣服的那张椅子上。凯莉在我们身后再次发出了尖叫。“快拿枪！”我喊道。
他动作敏捷，身体强壮，我还没来得及恢复平衡，他已经爬了起来。“我要杀了你！”他吼道。他又挥棒打来，我又一次勉强避过了棒球棍。这一次他只打着了空气。“你这个杂种！”他一边大骂，一边又挥动球棍。
我立即下定决心，决不让他打出第三棍子。就在他挥棍向我进攻之前的一刹那，我对准他的脸打出了一个右勾拳。这一拳打中他的下巴，趁他还在发愣的当儿，我又飞起一脚，朝他的下身踢去。这一脚踢得又准又狠。我可以听到而且同时也能感觉到他的睾丸噗的一声开了花。他发出一声惨叫，手上的棒球棍顿时垂下，我冲上去一把夺了过来。
我挥动棒球棍猛力打去，打着了他的左耳，发出的响声令人毛骨悚然。这一棍击碎了他的颅骨，他立即趴倒在地，无力地耷拉着脑袋，过了一会才侧转头望着我。他仰起头，开始挣扎着想爬起来。我怀着对他的刻骨仇恨和无限恐惧，把球棍高高举过头顶，使出全身力气向下猛砸，不偏不倚击中了他的天灵盖。
我再次舞动球根时，凯莉一把抓住了我。“住手，鲁迪！”
我住了手，朝她瞪了一眼，又看看克利夫。他直挺挺趴在地上，身体在抖动，嘴里在呻吟。我们满怀恐怖地望着他。他渐渐地停止了抖动，只是偶尔有一阵抽搐。他张着嘴巴，似乎想说什么话，从喉咙里发出令人恶心的咕咕声。他的头在微微扭动，殷红的鲜血汩汩向外流。
“我要杀死这个混蛋，凯莉。”我气喘吁吁地说，依然愤怒未消，恐惧未尽。
“不！”
“我要！他刚才差点儿没有把我打死。”
“把球棍给我。”她命令道。
“什么？”
“把球棍给我，你赶快走。”
她此刻如此冷静，使我十分惊讶。她完全明白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怎么……？”我瞧瞧她，又看看他，没有问出口。
她从我手上夺过了棒球棍。“我以前就住在这里。你快走，躲起来。今天晚上你根本没有来过这里。我以后再给你打电话。”
我没法挪动，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低头望着正在地板上挣扎的垂死的克利夫。
“我求你快走吧，鲁迪。”她轻轻地把我推向门口。“我以后再给你打电话。”
“好吧，好吧。”我跨进厨房，拿起那支0．38口径的手枪，又走回小房问。我们对视了一会，目光又落到了地上。我走到户外，轻轻带上门，目光四处搜索有无爱管闲事的邻人，但没有看到一个人影。我迟疑了片刻，凝神倾听，室内寂静无声。
我恶心想吐。我在黑暗中偷偷溜走，一瞬间，汗水突然将我全身湿透。
10分钟以后，第一辆警车驶到了现场。接着又开来了第二辆。随后来的是一辆救护车。在拥挤的停车场上，我蜷缩在我那部沃尔沃车上，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医护人员涌进公寓。又来了一辆警车。不断闪动的红蓝色警灯照亮了黑夜，引来了大批观众。几分钟过去了，克利夫依然没有露面。从门里走出了一个急救人员，不慌不忙地从救护车上取下一件东西。他慢悠悠地一点儿也不急。
惊慌失措的凯莉此刻独自呆在那里，回答着警官提出的问题，而我却突然变成一个胆小鬼，低着头缩在驾驶盘后面，只求不要被人看见。我怎么能让她一个人留在那里？我应该进去救她吗？我觉得头晕目眩，而那疯狂闪烁的红蓝色警灯更使我眼花缭乱。
他是死不了的。可能受了重伤，但决不可能死的。
我想我应该回到那里去。
震惊在慢慢消失，恐惧却在不断增强。但愿他们用一副担架把克利夫抬出来，把他送进医院包扎好。我突然强烈地希望他能活下去。虽然他是个疯子，但只要他还是个活人，我就能够对付。嗨，克利夫！老伙计，振作点儿吧。站起来，从里面走出来。
我肯定是没有杀死过一个大活人的。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个警察在让人群向后退。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开来了一辆验尸官的小面包，这在冷眼围观的人群中激起了一阵叽叽喳喳骚动的浪潮。克利夫不坐救护车，他将被送进停尸所。
我推开车门，哇地一声把胃里的东西全吐在旁边一辆汽车的车身上。没有人听见我呕吐的声音。我抹了抹嘴，悄悄走进人丛。“他最后终于把她打死了。”我听见有人这样说。警察进进出出，川流不息。我站在离公寓50英尺之外的地方，在人群的海洋中毫不显眼。警察在房子的门外用黄色胶带拉了一圈隔离线。每隔几秒钟就从公寓窗户里透出照相机发出的闪光。
我们等着。我必须见她，但又无能为力。这时，人群中又传出了一个消息。这一次的消息准确无误；他死了。而且他们认为，是她杀的。我非常仔细地听着人们的议论，因为万一有人在听到大声狂吼和高声尖叫以后不久就看到一个陌生人走出那个公寓，那么我必须心中有数。我耳朵竖得高高的在人群中慢慢地走动，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听到。我后退几步离开人群，几秒钟后在一堆灌木后面又吐了一次。
公寓门口出现了一阵忙乱。一个急救人员拉着担架床倒退着出了公寓。尸体装在一只银灰色的口袋中。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担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