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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大体说来，他从镇压太平天国起家，以一介文人投身戎马，匡扶行将倒塌的帝国大厦。他目睹时艰，看到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对中国的直接威胁，于是大声疾呼必须改变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鼓吹“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亲手创建了工厂、铁路和装备近代兵器的军队，努力地想把中国引导上现代化的道路。他是朝廷内部贤良寺内仅存的旧建筑。其背景上的大楼，是在海军衙门旧址上建造的对于世界大势较有了解的少数领导人之一，从承认中国国力及技术装备不如外国出发，力主在外交战略上实行“以夷制夷”。奉“自强”为宗旨，奉“守疆土、保和局”为圭臬，力主“忍小忿而图远略”，努力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争取喘息和发展的时间，甚至不惜以重大妥协来避免与列强发生直接军事对抗。他是当时公认的外交家，有的外国人居然将他称做“东方俾斯麦”。可惜从来弱国无外交，他的外交实践，往往是代表中国政府在屈辱的城下之盟上签字。
今天的国人对李鸿章的印象已是很淡漠了。有之，也不过是个奸臣卖国贼的形象。我却不能忘记这个长躯疏髯，性情诙谐、饱经沧桑的老人。所以，我一直想到他曾经生活过的贤良寺一游。
二
1988年的最后一个周末下午，北京天空的云层呈现出一片奇诡的红色，有人猜测是地震的前兆。没有明媚的阳光，城市显得灰蒙蒙的，无精煤渣胡同是冰盏胡同南面的一条胡同，西面与校尉胡同相交，“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就在煤渣胡同，借神机营衙署办公打采。才到四点，已是薄暮暝暝。我和作家钱钢在踏访清末“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旧址的过程中，无意间来到了贤良寺。
清代北京寺庙之多，令人惊讶。据《北京文物胜迹大全》统计，仅东城区，有名称有地址的祠寺宫观，就有二百五十个。如今，绝大多数都已湮没、拆除，或是改作他用。贤良寺也不例外，残破的山门上挂着“校尉小学”的牌子。进校一看，天王殿、大雄宝殿和藏经楼全被改作教室了，厢房则是教师办公室。雍正、乾隆题写的御碑、钟鼓楼不见踪影。打听下来，原来毁于“破四旧”的浪潮。寺庙的另一部分，是街道纸盒工厂和区教育局机关。
天很冷。黄昏的乌鸦在“哇、哇”地啼号着，给人肃杀的感觉。在用山门改建的传达室里，一位老校工边给火炉添煤，边絮絮叨叨地告诉我们，当年赛金花就是在这里，劝说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不要杀戮无辜平民。在我的记忆中，瓦德西的总部设在中南海仪銮殿（今居仁堂），赛二爷咋会跑到贤良寺与他会面呢？看来，北京的每栋房子，都有自己的故事和传说。我向他打听李鸿章的故居，得知就在旁边的西跨院，只是早已与小学校园堵死了通道。
从前，西跨院在冰盏胡同也开有大门，现今关着。住户们都从校尉胡同院墙上凿出的小门进出，门牌是4号。进得院来，发现这是座四合院的最后一进，已与前院分开。院子气派很大，与我曾见过的某些王公贝勒府差不多规模。由于长期失修，梁柱上的油漆剥落殆尽，只留下朽木的枯黄颜色。北京人对住房挨庙是有讲究的，民谚曰：“宁住庙前，不住庙后。宁住庙左，不住庙右。”李鸿章是外来户，大概不在乎这类规矩。不过他住在庙右，可真是倒了楣的。
我在院子里询问谁是老住户，人们便把我们指向东屋。东屋果然住着一位84岁的老人，叫王懋章，是唐山铁道学院的退休教师，曾在比利时列日大学留学。他的父亲王稼成（号寿琪），据说是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的第一班学生，被清政府派往比国留学，授过工科进士，当过京汉铁路的总工程师。老人听说我们来访古，很热情地把我们招呼进屋里。
据老人说，西跨院是李鸿章出钱盖的。李鸿章生前曾在北房居住，后来也殁于这里。又
说《辛丑条约》在这里草签。李鸿章和贤良寺方丈甚为投契，许多人通过方丈走李的门路，带携得方丈也显赫一时。李死后，院子送给庙里，算作庙产。李鸿章用过的绿呢大轿，还一直存放在贤良寺的藏经楼。民国初年，烟酒公卖局局长张小松娶了曾经是赵秉钧内阁国务秘书洪述祖（即谋杀宋教仁案主凶）的下堂姨太太做老婆，搬到这里住过。老人的父亲是从1916年搬进这里的，当初，院子美轮美奂，如今则彻底败落。而他家，“文化大革命”中从北屋被撵出，和侄子分住东西屋，“至今没有落实政策”。
我环顾四周，见屋内杂乱一片，毫无高级知识分子住所的优雅。只有门边的墙上，挂着一堆德国制造的温度计、湿度计、气压表，和老人额上的皱纹一样苍老。老人笑笑说，这东西在欧洲很普遍，他已养成习惯，从不相信电台播送的气象预报。每当出门去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和其他退休老人闲侃的时候，就从这些仪器中自己判断是否要带雨伞。
我请老人带我们看看院子。他打开房门，用一句好听的吴侬软语说道：“耐走好！”我才知道他原是姑苏人氏。屋外已是一片漆黑了，天上的星星也很寥落。我仔细观察了联结北屋和东西厢房的短廊，不由想起李鸿章幕僚吴永所写的关于李在贤良寺生活的一段回忆，说李：
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到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一伺者为之扑捏两腿……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天公不语对枯棋》 秋风宝剑孤臣泪半生名节（2）
如今，短廊里堆满了蜂窝煤、大白菜和各种垃圾杂物，一只积满灰尘的日本“东芝”牌电冰箱的包装纸盒昂然耸立着，主人还不舍得将它扔掉，大约是要找个好点的价钱卖给收破烂的。廊外装了个露天自来水龙头，停了五六辆自行车。真是“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旧屋尚在，人事全非了。
老人认真地执着我和钱钢的手说：“听说明年这片房子都要拆了。你们能不能向有关方面反映一下，这里可是文物啊！”我默然。对于北京市的市政建设，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三
李鸿章的晚景过得很忧郁。
闲居贤良寺的时候，他曾感慨地说过：“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这自然是为自己开脱。中日甲午战争，决非无端发生，中国的失败，也与李鸿章对整个事态的判断及对政治、外交、军事战略战术的运用失误有着直接的联系。但他的另一番解释，却是很令人回肠荡气、扼腕三叹：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言语间，李鸿章透出了一缕回天无力的悲凉。
李鸿章很早就看出日本的崛起对中国生存的威胁。1874年底，他在一份奏折中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为了防御日本侵略，他疾呼重视海防，组建北洋海军，并十分明确地把日本作为假设敌：“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从1874年至1894年间，中日两国的军事对峙或冲突共有四次：1874年日本藉口琉球船民被台湾土著居民杀害出兵台湾，清政府以支付50万两白银的代价换取日本退兵；1879年日本废琉球国改设冲绳县，清政府虽多次谈判交涉，最终却是不了了之。这两次事件促使清政府重视海防，发愤建设海军，并使中国在中日海军发展竞赛中超出日本。在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中，由于中国海军迅速运兵入朝，扼制了日本介入的企图；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北洋海军再次入朝，使得日本拟趁机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企图无法实现。此外，北洋海军的主力舰只还在1886、1891年两次访问日本，向日本展示中国铁甲舰的威力。
李鸿章发展海军的计划，从一开始就遇到诸多磨难，历经坎坷。其间，又饱受朝廷派系倾轧之苦。
1891年6月，北洋海军成军未久，李鸿章奏请在胶州（今青岛）、烟台添筑炮台，方获上谕允准，户部尚书翁同就以户部名义，奏准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二年。李鸿章大为愤懑，在写给云贵总督王文韶的信中抱怨说：“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台湾巡抚刘铭传也顿足叹道：“人方我，我乃自决其藩，亡无日矣！”正是在这几年中，中国对日本海军原先保持的领先地位被倒置了。
中日朝鲜冲突方起之时，翁同积极主战，获得时誉的好评。而直接掌管军事力量的李鸿章，主张依靠外国调解来消弭战端，却因事机未成，被后人扣上“投降卖国”的大帽子。据一位当事人王伯恭回忆，中日冲突方起时，他曾向翁同提出中日军力相差甚远，中国不宜开战。翁说：“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又说：“吾正欲试其良，以为整顿地也。”那年9月30日，中日黄海大战之后，翁同奉旨前往天津，与李鸿章会商战况。问及北洋军舰时，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旋慢慢调头说：“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
翁同辩称：“计臣以樽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
李鸿章愤愤反问：“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休，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翁同为之语塞。
在民族危机面前，能否以国家社稷为重，敢不敢与侵略者战斗，是区分历史人物民族气节的主要标志。但在生死存亡关头，京中大老的主要精力，仍在党同伐异，权衡官场得失，这才是最可痛心的。
李鸿章的幕僚周馥曾如此描绘双方的斗争：
部臣惜费，局外造谣，余益知时事难为矣。一日余密告相国（按，指李鸿章）曰：“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朝官皆书生出身，少见多怪，若请扩充海军，必谓劳费无功。迨至势穷力绌，必归过北洋，彼时有口难诉。不如趁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统筹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家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否则人反谓我误国事矣。”相国曰：“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后中日事起，我军屡败，兵舰尽毁，人皆谓北洋所误。逾数年，……太后问及前败军之故，余将户部费、言者掣肘各事和盘托出，并将前密告李相国之言亦奏及。且谓李鸿章明知北洋一隅，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且一切皆未预备，何能出师？第彼时非北洋所能主持。李鸿章若言不能战，则众唾交集矣。任事之难如此。太后、皇上长叹曰：“不料某（按，指翁同）在户部竟如此！”
这里，是在争是非，还是在斗心机呢？
四
李鸿章对于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心中其实比谁都更苦涩。他的朋友吴汝纶回忆说：“平壤之败，李相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
到了1895年初，前方战事完全绝望，朝廷只得议和，又想起李鸿章，命他作全权代表，东渡扶桑，在敌人的炮口下换取和平。都是读书人，都熟读过历史，知道此行的结局，必是谈判者个人声誉的毁灭，但李鸿章没有逃避责任。进京请训时，他邀翁同同赴日本。翁立即闪避了：“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正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李鸿章说：“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枢臣皆知此时日本非迫中国割地，否则不接待议和代表，故相对默默，唯有翁依然空谈宁赔款而不割地。聪明的慈禧亦不愿对割地表态，借口肝气发作，不接见李鸿章，让皇帝自行决定。光绪帝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得授予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
《天公不语对枯棋》 秋风宝剑孤臣泪半生名节（3）
历史的这一页是多么地沉重。历史学家杨国强说：
炮口勒逼之下的委曲求和既是难事，又是污名。但面对“日人方图远略，举倾国之师，逼我和款，所索即奢，且不愿遽和”的局面，却没有一个人愿为天下作计，分担难事和污名。“诸人相对默默”正写出了当初一腔义愤与如今一腔和心的对比。若以这些人作为反衬的景观，李鸿章白发远行的零丁身形确乎显出了挺拔和刚毅。
当时也有人是把李、翁一块儿骂的。有副著名的对联说：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大学士通常被人称作宰相。翁同是江苏常熟人，户部尚书往往被人称作大司农。《小奢摩馆脞录》说这联“嵌官名地名而意主双关，真匪夷所思”，构思确实绝妙。
李鸿章在马关议和时，遭日本人小山丰太郎开枪刺杀，弹中颧骨，幸未致命。强忍伤痛，签署和约。回到天津后，称病不入京，派随员杨福同携条约文本送至总理衙门。自然，他遭到朝野内外的一致唾骂。甚至有人参奏说：“今道路传言，云有见李鸿章者，谈笑自如，依然故态，面上并无一点伤痕。然则非真中枪也，恐人议与倭通，故假捏之耳。”
不久，朝廷调王文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失去军权，在贤良寺闲住。因俄国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联络法、德二国逼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造成李鸿章对俄国的轻信和提出“联俄制日”的外交构想。但俄国利用了中国的信赖，却在打中国的主意，通过《中俄密约》获得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东北连接海参崴的筑路权；又借德国强占胶州湾之机，迫使清政府租让旅顺口。黄遵宪批评李鸿章是“老来失计亲豺虎”，真是一语中的。不过当时亲俄的，也不仅是李鸿章一人。比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便建议总理衙门“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酬之”。更有后来名满天下的谭嗣同先生，开出了出卖国土、筹款变法的价码：
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按，指西藏与英国殖民地印度接壤），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坐获厚利。……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