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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怎么办？我倒有一个意见，不知您可愿意听？”张说。
“那很好，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毛说。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亲美派反动集团。他们的一面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政策是一个致命的孤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不仅危及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且影响到远东的和平，因此我坚决反对一面倒亲美，主张美苏并重，就是亲美也亲苏，不反苏也不反美，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我是一生坚持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但在亲苏联共的总方针下，不妨在外交策略上美苏并重，保持同等距离。我曾经向蒋委员长反复建议过，可惜他犹豫不决，不能实行，不知您以为如何？”张试探地说。
第四部分八、毛泽东与张治中在香山的单独谈话（2）
“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分成以苏美为首的两大集团，互相对立，剧烈斗争。以苏联为首的是社会主义集团，以美国为首的是资本主义集团，前者是革命的、民主的、要解放全人类的，后者是垄断的、侵略的、压迫剥削穷人的，我们只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集团，而不能倒向以美国为首的集团。”毛扼要地说明。
“我的设想是从全世界局面出发的，现在中国在远东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美苏争夺的对象。如果我们能够采取善意的中立，那么对苏有利，对美也有利，对中国更有利。相反，如果中国不能采取善意的中立，联合美国以对付苏联，以军事观点说，美国必须调动大量的海陆空军横渡大西洋来协助中国，中国便成为美国一大负担；如果中国联合苏联来对美作战，苏联也必须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出动大量陆空军来协助中国，而且形成两面作战，在战略上说，是顶不合宜的事。所以我说，中国如能保持善意的中立，对美有利，对苏也有利。还不止此，中国善意中立之后，如政治上运用得宜，还可以通过国共合作以促进美苏协调，通过美苏协调以加深国共合作。这一长远的战略政略如运用成功，还可以保证远东的和平，进而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的。”张具体地、详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必须从根本上看到，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一边是社会主义，另一边是帝国主义，当今之世，非扬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我准备写一篇专文，与你以及和你具有类似观点的人进行辩论，我们准备为此辩论一百年！”毛最后幽默地说。
“如您刚才所说，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之后，就要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就是说要进行全国性的建设，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建设不可能只靠自己，还得向外寻求援助。我认为，光靠苏联援助不够，还得向英美等国去争取援助才行，光靠任何一国都是不行的！”张换一个题目继续发表意见。
“在目前，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英美统治者现在还是帝国主义，他们会给我们以援助吗？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只会侵略、压迫、剥削我们中国，谁曾见过哪个帝国主义者援助过我们？孙中山先生一生中向资本主义国家吁请过多次援助，结果落空，反而遭受打击；所以他临终总结经验，谆谆嘱咐大家要把目光转向‘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而不要再上帝国主义者的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一边的，真正的援助只能向苏联一边去争取，而绝不能把目光投向帝国主义的一边。”毛温和而坚决地向张解释。
“但是，我们还是要做生意。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向，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做生意，尤其和发达的苏、美、英等国做生意，而不能像清朝时代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张从问题的另一角度提意见。
“是的，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建立邦交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洋行买办等人。我们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击破国内外的一切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毛进一步说。
“我们既然主张和平，既然要和各国建立邦交和做生意，那么我们就得注意态度，不一定对别人采取敌对或刺激的做法，例如我们最近对沈阳和上海的美国领事的态度，是不是会引起刺激？”张具体地提出问题。
“首先，我们要区分反动派与革命派的界限，对于国内外反动派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你刺激它是这样，不刺激它也是这样。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反正它要吃人。我们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没想到张治中对敌友界限一时还不易区分清楚，所以严正地说明。
谈话至此，张治中告辞，毛泽东握手道别。
以后不久，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对“一边倒”、“要做生意”、“要国际援助”等问题，作了深刻的、系统的阐述，进一步回答了以张治中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的疑问和主张。
当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拒绝中共提出的条件，使北平和谈彻底破裂后，张治中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劝告，留居北平。不久，毛对张说：“我们将举行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请你参加。”张说：“过去一个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毛笑笑对张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
重新做起，在毛泽东的关心帮助下，张治中在新中国担负了许多重要职务，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
这次重要谈话距今已五十五年了，抚今追昔，颇多感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边倒向社会主义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是人类崇高的理想与制度，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但一面倒向社会主义，并不等于一面倒向苏联。苏联和中国具有明显不同的国情，采取不同的革命方式方法；在建设上，也和我们具有不同的特点、途径和模式，我们绝不能因为崇拜“老大哥”而亦步亦趋。过去曾长期一面倒向苏联，后果如何，有目共睹。
在思想体系上一面倒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正确的，但经济上呢？科技上呢？当时苏联的经济、科技，尤其是科技水平，除了个别方面外，一般都比先进国家落后十多年，甚至更多，我们也是不能完全学他的。
第五部分九、张治中与毛泽东：在谈判中相识
我亲历的三次国共和谈，都是跟随张治中将军进行的。张治中是国共关系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对国共和谈具有相当的影响，对建国后张治中的工作也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剖析两人的交往史十分重要。
毛泽东与张治中在大革命时期同在广州，可惜无缘交往。他们相互理解，是从重庆谈判开始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政治局面到了一个转折点，蒋介石采纳张治中和吴鼎昌的建议，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毛泽东经过郑重考虑，欣然同意，张治中遂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偕同美国赫尔利于同年8月27日坐专机由重庆飞赴延安迎接，张治中对国共和谈的热情，给毛泽东以良好的印象。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对张治中的热情接待，积极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好感。重庆谈判历时四十三天，风波迭起，险象环生，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多次濒于破裂。国民党四代表（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中，最活跃、最积极的是张治中，每到关键时刻，他最卖力。我眼看他在整个谈判中，时而绕室彷徨，时而沉思兴叹，显得饮食无心，坐立不安。他这种真诚谋国、公而忘身的精神是毛泽东所目睹心印的。
国共谈判基本达成协议时，外间谣言纷传，说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热心的民主人士以“重庆气候欠佳，不如早返延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等相劝，周恩来心焦如焚，就商于张治中，请提前签署协定，并暗示如让毛泽东一人独返，放心不下。张治中慨然答允亲送毛泽东返延，保证毛泽东往返安全，周始感如释重负。
同年10月10日在桂园签署《双十协定》，10月11日晨，张治中代表蒋介石亲送毛泽东返延安。四十三天的共处，毛、张彼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毛在去机场的路上笑着对张说：“我在重庆，知道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张问：“怎见得？”毛说：“有事实为证，第一，你把《扫荡报》改名《和平日报》。《扫荡报》是在江西围剿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一定有些人很不赞成的。第二，你把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撤销了，是做了一件好事。”
至于张治中对毛泽东的态度，如同他在建国后所写的回忆录中说的：
“1945年以前，我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的，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他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层。”
“1945年10月11日，我坐专机送毛主席回延安。下飞机时，飞机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领袖的最大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其后，我还常常和朋友们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
第五部分九、张治中与毛泽东：“从大年初一做起”
1949年北平和谈时，张治中由南京飞到北平，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设宴接待。毛一见面就爽朗地说：“1945年到重庆时，承你热情接待，感激得很呢。”“你在重庆时用上好的酒席招待我，可是你到延安时，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抱歉得很呢！”毛的话，热情而自然、亲切，是对待老朋友的态度。
1949年和谈破裂时，张治中发表《对时局声明》，留居北平。毛每次为张介绍给初会的朋友时总爱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使张内心感到暖烘烘的。是好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这话既是高度的评价，又表露了无限的深情。
是年6月，全国政协酝酿筹备，中央人民政府准备成立。有一天，毛泽东当着朱老总和好些中共领导人面前，提出请张治中参加人民政府并担任职务。张说：“过去的阶段，我是负责人之一，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我这个人当然也就成为过去了。”毛恳切地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这话多么诚挚亲切，含义又多么深刻！对张来说，既是热情的期待，又是严格的要求，他的后半生是牢牢记住这话作为鞭策自己的座右铭的。
新疆和平解放后，军政事务百端待理，至为复杂重要。张治中写成数千字的书面意见给毛泽东，除介绍一般新疆情况外，并就今后长治久安之计提出六项重要意见。毛主席很重视，并说：“请你和彭总一同到新疆去就地具体解决。”不久，西北设置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任主席，张治中被任命为副主席。
张治中在北平是安顿下来了，虽然由于西北兼职不得不经常来往于西安北平之间，但主要活动在北平。张一决定留居北京，毛、周就交代主管单位为张解决寓所问题。
我是陪同张治中夫妇一起去挑选房子的。先看方巾巷的一栋小洋房，张嫌房间太小，又是楼房，上下不便。再看东总布胡同的一座，三个大院子，气派不小，张夫人又嫌门槛太多，迈步出入困难。看了好几处都有缺点，最后选中了北总布14号，以前是孙连仲的官邸。宫殿式的高大宽敞、富丽堂皇的房舍，餐厅能摆四五十桌，舞厅能容百把人。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张治中的生活起居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淮河根治工程开始，张是中央慰问团团长。动身前，张病倒了，毛泽东特派他的夫人江青持亲笔函到张家慰问。张有腿神经痛宿疾，周恩来、邓颖超不时馈赠药品。毛泽东有一回收到山东农民送来特大的大白菜四棵，即派人送一棵到张家。菜重二十七八斤，张夫妇舍不得吃，把它用大花盆栽下，陈列在客厅里，菜抽苗开花，花足有二三尺高，人见皆称奇。
第五部分九、张治中与毛泽东：随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
在1958年8月下旬北戴河会议期间。有一天，毛泽东请张治中全家到他住处吃饭、谈话、看电影。分手时，张对毛说：“过两天我要回北京去了，主席有何吩咐？”毛说：“不忙，我还有话和你说，稍等一等。”
可是，一天、两天、三天，十多天过去了，毫无消息，张老和我都感到纳闷，又不好问。直到9月上旬，毛泽东才请张治中去说：“我想到外地视察去，你可愿意同行？”张喜出望外地答：“那太好了，能够有这个难得的机会！”
张治中回到住处，把事情告诉我：“这回你要好好准备。我每天紧跟在毛主席身边，你利用速记把他讲的话每句都记下，并留意环境和采访群众，到晚上我们把材料凑在一起，就可以成为一篇宝贵的日记。”
9月10日上午八时，毛泽东、张治中分坐两机由北京飞武汉，十一时四十分抵达。是日晴空万里，气候特佳。一下飞机，张治中就关怀地问毛泽东：“您昨晚恐怕又没睡觉吧？”毛主席回答：“昨晚开了五个会，今天清晨又接见新疆参观团，没有睡。”张说：“那您好好地先睡一觉吧。”毛主席说：“不，天气热，我们马上到长江去。”说着就登车。张和曾希圣、王任重同车随行。他们在船上吃中饭，中饭很简单：一碟炒青菜，一碟肉片黄瓜，一碟炒小鸡，一碗冬瓜汤。张、曾、王和毛主席夫妇共五人用餐。饭后，毛主席忙着要下江游泳，他笑着问张和曾：“你们可下水？”张、曾同声抱歉地说：“不能奉陪了。”毛说：“好吧，你们都当‘观潮派’吧！”
由马鞍山去南京的火车上，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来迎接。刚坐定，毛泽东就笑问江书记：“你借文白先生的三千元到底还了没有？”大家觉得很奇怪。原来，张治中在抗战期间任湖南省主席，江当时是青年，写信给张，说我是共产党人，要抗日打游击，没钱，请你资助。张一想：此人真有胆识，而且对我如此信任，就批给他三千元。这一经过是毛从张治中谈话中听到的。
当时在座的，还有罗瑞卿、曾希圣等。毛指着张治中问大家：“你们可知道他为什么字文白？”大家说不知道。毛说：“他青年时当过警察，取字警魄。后来警察不当了，警魄的字也不用了，遂从警字中取一‘文’字，魄字中取一‘白’字，故字‘文白’，看来他还是个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大家听了都笑了。
毛主席到了杭州，浙江党政领导人来见。毛为张一一介绍：第一位是书记江华，毛说：“他不姓江，原名黄春浦，江华是干革命时取的。”介绍书记霍士廉时说：“是霍去病的霍，霍去病在汉代名声功劳最大，不幸二十七岁上就死了。霍书记大概是霍去病的后裔吧？”介绍到副省长吴宪时说：“此人口气真大，口衔天宪！”大家听了都笑了。
毛主席习惯在夜里工作，我是早听说过的，到这次一起出来，愈加证实这种情况。原来，他老人家日里活动频繁，到深夜十二时才开始审阅文件、开会、研究问题。
9月21日，由南京坐火车经上海去杭州。在南京经过一整天的紧张活动，张治中在十一时就睡了。睡梦正酣，叶子龙同志来说：“主席有请。”张忙披衣到主席座车上去。毛问张：“你大概是夜梦初醒吧？”张说：“刚睡不久。”一看手表，快凌晨一时了。原来，毛主席利用经上海之便，要视察上钢一厂。
第二天到杭州前，张治中对毛主席说：“您经年累月没有很好休息，这次到杭州多休息几个星期吧。”毛说：“看情况吧。我只要睡三天就可以恢复过来，最多五天。”最后还笑着说：“这几天怎样活动，你自己安排，我们暂时‘分道扬镳’吧。”可是事后，张治中问叶子龙、罗光禄同志，才知道他老人家还是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只有两天睡到六个小时，每天审阅的文件，并不比在北京时少。
在武汉时，有一天，王任重请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