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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时，有一天，王任重请毛主席、张治中到著名豆皮店“老通成”吃小吃。刚一进门，服务员、厨师、干部都拥上来招呼。毛主席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坐下，服务员送上脸巾，毛主席接过时说：“谢谢。”饭后上车时又举手向大家说：“谢谢大家的服务。”
到芜湖，适逢雨天。毛主席不要服务员送饭送菜，步行下山到饭厅和大家共餐，还请来两位工勤同志一道吃，边吃边谈，了解一些情况。饭厅中间小桌上摆了一个大饭桶，每人面前放了一个空碗。服务员跑过来要为主席盛饭，主席不肯，自己端着碗到饭桶去盛，盛了大半碗。张治中接着也自己盛，却盛了个满碗，鼓得高高的。毛主席对大家说：“你们看他盛的。”曾希圣说：“真像个窝窝头。”毛主席要来了一小碟盐腌生辣椒，尝了尝说：“很好，大家来尝尝。”张说：“我怕辣，不敢吃。”主席说：“我见了辣椒就想吃。”
9月12日在武汉，刚好武汉军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毛主席接见党代表后，坐车到大操场和大家照相。张治中对同车的曾希圣说：“这是党代表大会，我不是党员，不必参加了吧？”曾希圣也说：“我也不准备参加。”可是汽车停下来后，看到毛主席站在那里等候。陈再道司令员和叶子龙跑到张、曾面前说：“主席等你们一起照相呢。”张、曾赶快走到主席面前，张说：“我不要照了吧？”主席说：“为什么？1956年八大时我们不是邀请了许多党外朋友参加了照相吗？”张治中一想，觉得也对，他当时不但参加了，照了相，而且还作了书面发言。陈司令员补上一句：“你是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呀！”张就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
毛主席真好学。9月10日从北京上飞机时，张治中就留心看到毛主席的两箱书被搬上了飞机。一路上，毛主席还沿线借书，到了合肥，毛主席就向省上借来《安徽省志》、朱熹注的《楚辞》，还向张治中介绍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
毛主席谈笑风生，既幽默又风趣，在大家谈问题时偶然插入三五句，就使得气氛活跃，满座生春。
在武汉时，有一天，武钢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李一清和长江流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李书记汇报完毕，时间已经不早，天气又很闷热，毛对林说：“你谈的是长江的事，我们到长江去谈吧。”马上转到船上，谈完了，毛主席就下江游泳，跟着到“老通成”吃晚饭。一进店门，毛就对王任重说：“你们可不要告诉人说我到‘老通成’来吃豆皮，不然别的馆子会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偏心了！”当服务员端馒头来时，毛主席又说了一个陕北的笑话：“一位名法学家是南方人，吃惯了大米。他后来到陕北来工作，也入了党，陕北不产大米，我们让他吃小米和馒头，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进了党连饭都没得吃了！’”引得大家大笑。
到武汉的第二天，毛主席面江而立，将下长江游泳，张治中为我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余湛邦同志。”毛主席回过头来，温和的眼光落在我的脸上：“噢！”跟着向我伸手。我迈进两步，双手紧紧握着他那温暖的手，心突突地跳，行动既紧张又拘谨。当时船上机器轰隆，人声嘈杂，我顾虑他老人家没听清楚我的名字，就补充说：“我叫余湛邦。”毛主席听了微微抬起头，似在沉吟。我又想到我的名字既不好念又不好写，容易被人弄错，同时我的广东腔咬字不准，因而又补充说：“是湛江市的湛，联邦的邦。”毛主席跟着问：“是干勾于吗？”我马上心里责备自己：多疏忽，怎么只提名而不道姓？就赶快答：“是人禾余。”大概是我的紧张和拘谨让他老人家看出来了，他温和而又带点幽默对我说：“Yú姓很多，有干勾于，有人禾余，有人则俞，有口人则喻，有虞姬的虞。”说到这里，用手指着江水：“还有水里的鱼。”最后补上一句：“其鱼甚多咧！”
第五部分九、张治中与毛泽东：坦诚相待无话不谈
在合肥时，张治中和曾希圣、罗瑞卿在毛泽东处聊天，毛向张介绍看《楚辞》，因而由《楚辞》谈到《论语》，谈到《论语》的朱注，谈到朱熹。由朱熹谈到程颢、程颐，谈到周敦颐，谈到宋、明理学的四个学派，谈到客观唯心主义，谈到中国古代具有朴素、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谈到朱熹时，毛主席对张治中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张说：“朱夫子被江西抢去了，婺源县现在划归江西。”毛说：“婺源虽然划归江西，但不能因此改变朱夫子的籍贯，七八百年来他一向被认为是安徽人嘛。”
杭州是此行观察的终点站，专列火车未到站前，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杭州是大家多次到过的，你的观感如何？”张说：“建国后经过整顿当然不同。”毛说：“有两大缺点：一是湖水太浅，水草太多；二是坟墓太多，与鬼为邻。不过，我虽然批评它，还是喜欢它。”
1958年5月22日，毛泽东给张治中的信曾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同年9月19日在离合肥去马鞍山的列车上，同座有罗瑞卿、曾希圣等，他们谈起这件事。
“您说在世界观方面我们有距离，指的是哪些地方？”张治中问毛泽东。
“你在《六十岁总结》曾说，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而在今年写的《自我检查书》上怎么没有提到？你对阶级斗争没搞清楚吧？”毛泽东说。
“《六十岁总结》上所说的是1924—1948年时期，我当时虽然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不过从1949年我在北京住了九个月，报上看到的，报告会上听到的，又读了《干部必读》一些书和您的好些著述，我已初步地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所以才能把过去的错误、缺点检查出来；如果对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毫无认识，我就检查不出来了。”张治中解释说。
“噢，”毛泽东露出微笑，但又跟着说：“你在《六十岁总结》上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我不相信。”
“可能是彼此处境不同，感觉上就会有差别吧。”张治中答。
“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毛泽东说。
“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是您我所处地位不同之故。您说在1955年之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怎么得了！所以一直在苦闷中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张治中作了详细的解释。
谈话中，两人各抒己见，各谈感受，体现出他们关系上的坦率、真诚而亲切。
毛、张推诚相交、无话不谈，但也不是没有争论的时候。在二十天的视察途中，张治中把每天所见所闻，特别是毛泽东的言论行动都写成日记，到杭州后整理成册，约四万余字，题名《真挚、亲切、爽快、率直、英明、伟大的人民领袖》，送请毛泽东审阅，要求发表。
“你的日记我是不看的，净在吹我。”毛泽东说。
“我的日记还是想请您看看，我想发表。”张治中说。
“我不看你就不能发表。”毛笑着说。
“我有言论自由权。”张振振有词说。
“你写的是我的事情，我不答应，当然不能发表。”毛稍停又说：“萧三也写过一篇东西，我也曾不让他发表。”
“我写的都是亲身的见闻，是实事求是的，有一句说一句，没有一点夸大。您看了之后能不能发表再说，如果既不看又不让发表，那我不服。”张力图转圜地说。
“好，我再考虑考虑，但是你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毛泽东最后说。
张治中曾对毛泽东夸耀黄山风景之美，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动员毛到安徽去游黄山。毛问：“上山有路吗？汽车能上去吗？”张答：“当然有路，汽车到不了的地方可以坐滑竿。”毛说：“我不能坐滑竿。”张不理解毛为什么不能坐滑竿。1958年视察安徽时，张又向毛重申前请。毛笑着说：“你们那个偏僻的地方，谁去？”张仍不懂。后来到了杭州，毛向张叙述过去如何游北高峰、南高峰，风景如何美好。张为之动容，但毫不经意地问：“有滑竿上山吗？”毛微微一笑指着自己的双腿说：“我有这一副滑竿！”——这是毛对张的委婉批评。从张看来，坐汽车、骑马与坐滑竿都是代步，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坐汽车、能骑马，就不能坐滑竿？他没意识到坐滑竿是骑在人民头上；人家汗流浃背，你却安静悠闲地欣赏风景，这是不人道的，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从形式上说，坐滑竿与坐汽车、骑马都是代步，但从本质上说，其中是有差别的。重形式而忽略内容，看现象而不看本质，正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具体表现。
批评提意见是相互的，来而无往非礼也。张治中有时也给毛泽东提些批评和意见。
1949年全国政协召开前，曾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毛在中南海邀集一些党外人士包括张治中等座谈，听取大家意见。最后毛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大家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张治中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本来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觉得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
同时还酝酿国旗图案。全国征集图案两千多幅，审阅小组通过党中央提出了三幅。讨论时，毛泽东手持两幅：一幅是红底，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三横杠。说明是：红底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三横杠代表长江、黄河、珠江。手中的另一幅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征询大家意见，多数人倾向三横杠的一幅。张治中表示不同意见：“（1）杠子向来不能代表河流，中间三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2）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上三根金箍棒干吗？因此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毛泽东觉得张治中所言有理，建议大家一致同意采用五星红旗。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后，要发表公告。中央拿出来的稿子只列举主席、副主席姓名，五十六位委员就未列姓名。张治中站起来说：“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国内外观感，应该把五十六位委员的姓名也列上。”毛泽东说：“这意见很好，这样可以表现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探知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想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讲话。后来周、彭告诉张，毛仍不愿讲话。于是张给毛直接去信，中有：“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式的主持人，怎能不讲话？”毛对张说：“就是你一个人希望我讲话。”张说：“不，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毛还是不同意。但是到大会开幕时，毛讲话了，而且很全面、扼要，有力量。讲话中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句尤为重要，受到全党全国的欢迎，使大家受到极大鼓舞。会议休息时，毛幽默地对张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1957年整风反右刚开始时，张治中当众坦然说：“现在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威信这样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又那样巨大，谁还敢出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呢？”整风反右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张的话当然具有针对性，包含了批评和不同意见。但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张治中仍然敢于直言。他在全国政协的发言《更加密切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中，指出党与非党关系存在三个问题：有职有权有责问题；关于对统战政策的认识与执行方法问题；关于党与非党的友好合作问题。然后提出四项建议：第一，要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第二，要从制度上求得保证；第三，要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第四，要从加强学习和宣传教育，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
第五部分九、张治中与毛泽东：在“文革”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张治中正在北戴河疗养，听说红卫兵在北京大搞打砸抢，心中惊疑不定。后来，中央统战部派人到北戴河邀集一批民主人士，传达中央文件，特别强调，“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红卫兵是毛主席派来的，要正确对待。张才放心回京，谁知回家才两小时，红卫兵就找上门来了，楼上楼下，翻箱倒箧，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名为破四旧，实则打砸抢。红卫兵走后，张对我及其家属说：“若干年之后，这将是一个大笑话！”这是一次非常严厉的批评，运动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这个批评当然有针对性。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形而上学猖獗，非马列的东西泛滥，激起了张治中极度的愤懑。红卫兵要求室内张挂毛泽东语录，我无意中在张的坐椅对面墙上悬贴了一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张问：“这段话出在那里？”我说：“就在《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张又问：“你的看法呢？”我答：“这很清楚嘛。论时间，是1927年；论空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论对象，是地主阶级。”张听了脸上极不好看，但不做声。——这是无言的批评，当然是有针对性的。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每次张治中都看电视，我在旁陪伴。天安门上空随风飘扬的四个伟大万岁的标语，字特大，非常显眼，张看了一个劲地摇头，但不吭气。他的意思我清楚：“我们不是向来反对个人崇拜的吗？”
1967年国庆，张治中的病体已很不支，但仍由警卫员用手推车送上天安门城楼。张见到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5％了吧？！”——这可以说是张对毛的最后批评。在这种时候，这样的场合，敢于提出这样的问题，该有多大的勇气呀！
第五部分十、张治中与周恩来：黄埔军校一见如故
周恩来是张治中历次国共和谈的主要对手和朋友。古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周恩来、张治中虽分属中共和国民党，各有其立场和观点，但他俩毕生推诚相处，友谊之花，经久不衰。
性格豪爽的人朋友多。周恩来和张治中都是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人，而且他们都具有豪爽、健谈的性格，所以他们的朋友都多。在大革命时期，两人在黄埔军校一见如故，张治中晚年写回忆录时说：“（周）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张治中一生，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是他和周恩来之间友谊的基础。
1924年，大革命开始，国共两党实行第一次合作。同年6月成立黄埔军校，当时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初任军事研究委员，后任入伍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张和周同恽代英、熊雄、高语罕以及邓演达，相互之间来往密切，和苏联顾问亦相处甚好。
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既有联合，又有斗争。当时黄埔军校的斗争，正是两党斗争的一个缩影。黄埔军校建校伊始，就先后成立了反映中共主张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代表国民党右派主张的孙文主义学会，两者斗争激烈。张治中受中共朋友和苏联顾问的影响，政治上倾向青年军人联合会；但他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当时蒋介石手下重用的人，尤其黄埔军校众多的军事教官，除少数几个日本士官生外，都是保定军校的学生，所以张治中就成为两派拉拢的对象。
张出身寒微，青年时代度过多年流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