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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蒋介石拟出访印度，召集高级干部十多人征求意见。张治中首先起来反对说：“您是一国的元首，要是罗斯福或丘吉尔邀请您去华盛顿、伦敦访问，是可以的。现在您自动访问印度，接受英国殖民地总督的接待，是不合适的。不仅看不出有什么意义，而且也引起英国的猜疑。”蒋不接受，出去了。事后证明，蒋带了一肚子气从印度回来了。
某次日机侵入重庆市上空，张治中陪同蒋介石夫妇进入防空洞。在谈话中张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大家不敢讲话，显得衰老消沉，不是一个革命党内应有的气氛，请您多多鼓励大家说，发扬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蒋听了连连点头，说：“为什么大家不讲话？”张说：“不讲话是因为不敢讲，也不愿讲，如果您鼓励大家讲出自己心里的话，大家是会讲的。”宋美龄在旁说：“讲话是可以，但是不能乱讲？”（当时国民参政会有人检举揭发孔祥熙、宋子文的事情。）
有一天晚上，蒋介石约了张治中、陈诚、熊式辉往见，征询大家对行政院院长人选的意见。大家感到不大好说，希望蒋先提一些人选再讨论。蒋看大家不开口便说：“没有人能做，只有我兼了。”张说：“我的设想，现在能做行政院长的人一打半打都能找出来，不知您用什么标准衡量说是没有人能做？”蒋大声失笑说：“有那么多的人能当行政院长吗？”在蒋心目中，中国确实是没有人才的，所以他什么职位都兼。全国各种类型的军事学校以千计算，他一律兼上校长，挂名而不管事。有一个时期，还兼了教育部长、中央大学校长等。
从1940年至1949年，是张治中一生政治生涯中的黄金阶段，也是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阶段。贯穿着这一阶段的活动就是“和谈”。当然，这些活动都离不开蒋介石的幕后牵线。
日帝侵华，民族矛盾上升，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联合阵线。在抗战开始后一两年间，和平合作的局面尚能勉强维持，往后就不行了。从1939年起，两党摩擦和地区冲突不断发生，蒋介石先后颁布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活动最烈之区应实行连保连坐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并于1939、1941、1943年先后三次掀起反共高潮，把两党关系推到破裂的边缘。尤其是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叶挺被俘，项英身死，新四军几乎全军被歼。事前，在黄山蒋介石官邸会议上，张治中向蒋介石进言：“对共党问题，应有冷静之考虑，慎重之措施，勿任有成见而好冲动者为无计划、无限制之发展。”蒋听了不作声，背后却指使顾祝同、上官云相等采取军事围攻手段。事件发生以后，张又向蒋反映三事：其一为美总统罗斯福私人秘书居里访华，约见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军委会召开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有人主张把周恩来软禁一天，勿使会面。其二为军令部对新四军的处置提出甲乙两案，甲案为明令撤销新四军番号，乙案为不撤销番号，任其北上。张治中主张两案并呈核夺，白崇禧力主只呈甲案，并对张厉声斥骂。其三为军委会办公厅于新四军事件后通报各单位，今后行文“异党”一律改称“奸党”。张认为这三件事将导致两党全面破裂，上书请求蒋加以纠正。蒋竟不理不复。
第六部分十一、张治中与蒋介石（5）
新四军事件一经公布，国内外震动，冯玉祥大骂何应钦搞阴谋。于右任愤然地说：“他（指何应钦）欺骗了我！”张冲说：“这使我无脸见人。”连孙科都表示忧虑。在香港的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则通电反对。黄炎培说：“这是绝对错误的！”美总统代表居里正式向蒋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英国政府也表示要蒋停止国内冲突。反对之声，来自国内外四面八方。蒋介石自知理亏，于是指派张治中和张冲去和周恩来谈判解决办法。
当时，周恩来住在上清寺曾家岩五十号，距张治中住处桂园甚近。张访周谈了几次，首次表示歉意说：“这是少数人的过激行为，希望能和平解决，不影响两党团结和抗战大业。”周恩来严正地说：“事件的性质很清楚，绝不是蒋所说的‘问题很简单，事件也很普通的整顿军纪的局部问题’，而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投降的一次大暴露，方式是突然袭击。问题是很严重的，怎可能不影响两党关系？”张说：“事已至此，总得设法和平解决为好，希望以全局为重，以抗战大业为重。”周说：“从各方面的强烈反应来看，国民党此举是极端不得人心的，对这个反共投降大阴谋，我们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加以制止！”反复商谈多次，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六项要求：（1）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2）惩办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恢复新四军番号；（3）恢复叶挺自由，释放被俘干部战士，抚恤死难将士；（4）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5）停止华中几十万大军的“剿共”战争，平毁西北的反共封锁线；（6）严整抗日阵营，坚持抗日到底。张治中抄报蒋介石，蒋悍然置之不理，谈判遂中止。
自此以后，国民党反共气焰虽甚嚣张，但双方的谈判仍在不断进行。到1942年秋，中共中央又加派林彪来重庆参加谈判。林是黄埔四期，张治中的学生，蒋介石就指派张治中负责。张和周恩来、林彪对谈，谈了八个月之久，周将最后意见四点抄给张，张转报蒋介石：（1）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2）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个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3）陕北地区，照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4）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
在张治中看起来，中共所提条件相当宽大，如确具合作抗日诚意，应予接受，随着这一条款的执行，两党摩擦有可能终止。无奈蒋介石及其属下坚拒，和谈又一次中止。
到1944年5月间，中共中央又派林祖涵到重庆继续谈判。蒋介石派张治中和王世杰为代表参加。谈判时间由5月至10月底，地点由西安到重庆，过程遥长、曲折而又艰苦。最后林代表中共提出组织联合政府、召开国是会议等主张，蒋介石一口拒绝，和谈又一次失败。最后仅由张治中、林祖涵二人在国民参政会分别作报告，诉之于社会公断。
到同年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私人代表赫尔利来华，表示愿调解国共两党争端。国共双方同意。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国民党代表是张治中、王世杰（宋子文当时代行政院院长，亦有时参加），加上赫尔利，从11月谈至1945年夏，双方互提条件。关键在于蒋介石坚持不肯立即结束党治；党派会议的决定和施政纲领须通过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是会议方能成立；拒绝中共派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会议等。因此未能达成协议。
两党谈判断断续续，时松时紧，但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泽东到重庆，却把和平谈判推上了第一个高峰。
先是1943年夏某一天，蒋介石电约张治中往见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张听了很兴奋，说：“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于是蒋立书一亲笔信给毛泽东，发出邀请。信由林彪带返延安，但杳无信息。日本无条件投降，全国热烈庆祝，张却忧心忡忡。因为他目睹两党关系已恶化至极点，内战一触即发，因此向蒋介石旧事重提，请再次发出对毛泽东的邀约。蒋立予同意（按：事后知吴鼎昌亦有同样建议），连发三电，毛泽东欣然同意。蒋介石于是派张治中做代表会同赫尔利坐专机到延安迎接——这是张治中一到延安。
事情进行顺利，张治中于8月28日把毛泽东接到重庆，把自己的官邸——桂园借给毛泽东、周恩来使用，当晚又陪同毛泽东到蒋介石官邸欢宴洗尘。经过双方商洽，当即派定谈判代表：国民党方面是张治中和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中共方面是周恩来、王若飞。由8月29日至10月10日，历时四十三天，谈判共二十七次（其中毛、蒋直接面谈六次），地点是林园、桂园和德安里三号（蒋的官邸）。经过时间之长，过程之曲折复杂，气氛之极度紧张，是国内外会谈中少有的。在谈判进行紧张、遇到障碍的关头，张治中在斗室之中，时而喃喃自语，时而仰空长叹，寝食不安，确实是够操心的了。
从两党谈判开始的立场和所提条件来看，和谈成功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双方迫于形势不得不力求妥协，协议终于达成。张治中于10月8日在军委会大礼堂举行规模盛大的宴会欢送毛泽东，《双十协定》终于在10月10日于桂园签字。毛泽东于10月11日坐了张治中的专机飞返延安，蒋介石同意由张亲自伴送——这是张治中二到延安。
《双十协定》的签订是两党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但跟着要有许多具体措施予以落实，问题才算真正解决。正在这时候，美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马歇尔来华促进中国的和平。马原任美国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在国内外素负声望。美国派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来华，其根本目标在于争取中国、联华抗俄，但他也确实促进了国共两党问题的继续解决，使和谈推进到第二个高峰。
1946年1月，旧政协召开，跟着军事三人小组成立，停战协定签订，整军方案完成，东北停战达成协议。
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最高军事三人小组是决策组织，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则是执行机构。三人小组是核心，是这一段历史的漩涡中心。其中争吵最多的是整军方案的谈判，关键问题则在中共军队整编的数字和驻地上。两党斗争已由政治斗争为主转入以军事斗争为主。
第六部分十一、张治中与蒋介石（6）
说来也奇怪，马歇尔对中国问题是个门外汉，在他自动草拟的整军方案初稿中，竟然规定中共在海军、空军中都占有30％的力量。马请张转给蒋介石，张看了觉得很纳闷，中共根本没有海空军，亦从未提出要求，而整编后却凭空取得30％的兵力。蒋介石看了，勃然变色，额筋暴现，几乎破口而骂。蒋向来采取限共的方针，现在忽然让它增加这许多兵力，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蒋最后忍着气同马歇尔商量，马另拟新案，把这一条完全删去。
整军谈判是艰苦的。虽然时间只有十二天，但针锋相对，剑拔弩张，日谈夜谈，会上谈，会下也谈，双方都到了舌敝唇焦、精疲力竭的程度。在整编数字方面，中共初步要求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而蒋介石则始终坚持“十二师之数，乃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最后中共让步，希望整编成二十四个师，最少二十个师。张治中特别同蒋作了长谈说：“中共本来拥有正规军一百万，民兵二百万，现在愿意从四十八个师的要求降为二十四个师，最少二十个师，是很大的让步，我们是可以考虑接受的。”还特别指出：“国军整编后缩成五十个师，仅指陆军，此外还有海军、空军，陆军中还有其他兵种如宪兵、工兵、炮兵、轻重兵等，中共是没有的，我军始终占极大优势，希望到此达成协议吧。”那知蒋介石听了大不以为然。两人正为此争论得脸红耳赤，蒋的随从参谋皮宗敢陪同马歇尔进来。马见状甚为惊讶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蒋忿然说：“我正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张治中连忙向皮示意不要直译，用别的话遮掩了过去。
谈判虽然艰难，但终究达成协议，通过一项整军方案。为了交付北平军调部执行并检查各地两党军事冲突，得到蒋介石同意，张治中同周恩来、马歇尔坐了专机前往各地视察，历经北平、张家口、集宁、济南、新乡、徐州、归绥、太原、武汉、延安，然后再回重庆。到延安的当晚，中共中央特别为张、马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会上张治中有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其中说道：“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这话引起全场热烈鼓掌。这是张治中三到延安。
《双十协定》、《政协决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先后签订。从表面看，两党问题好像很可能解决，到1946年6月，蒋公然撕毁一切协议，在全国发动大规模内战。开始，好像还颇为得手，攻占张家口后沾沾自喜，认为三个月内可以击溃关内共军主力，半年内可以完全歼灭共军。谁知后来军事节节失利，到1947年，他又想起和的一手，希望张治中四去延安。张治中兴味索然，便说：“请邵力子一道去吧。”事情一经提出，即为中共坚决拒绝。
到1948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都每况愈下，已成颓势。蒋介石从西安电约张治中由兰州往见。两人盘桓七天，无所不谈，张治中为蒋详细分析军事、政治、经济形势，认为绝不能再拖下去，只有改组政府，放弃戡乱，实行停战，恢复和谈，才能挽回。蒋说：“可以试探和谈，甚至找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先谈都可以，但绝不能停止戡乱，不能停战。一旦宣布停战，内部马上要分裂，让中共混进来，我们受不了。”最后说：“等形势稍为好转些才能谈和。”
同年8月，东北解放，华北大部解放，平津吃紧。蒋介石又密电张治中从兰州去南京，叮嘱：“行动要保持机密。”这一次，两人一谈又是几个钟头。张力主由蒋出来倡导和平，放弃战乱。蒋说：“要和，我就得下野，但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一直拖到年底，在淮海战役彻底失败，白崇禧电蒋“逼宫”之后，蒋才被迫发表“元旦文告”，宣布“引退”，把总统职务交给李宗仁代理，自己飞回浙江奉化溪口老家。实际上，蒋介石的“引退”是假的，幕后却抓紧备战，指使何应钦、顾祝同抓紧编组二线、三线部队。
这一段时间，张治中的心里十分复杂，精神上十分苦闷。他已断定蒋介石必败，战与和都无济于事，但因与蒋关系太深，不忘知遇之恩的观念紧紧束缚了他，一时解脱不出来。于是，不得不把和谈的重担重新担负起来。
李宗仁一上台，就宣布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国内和谈空气渐浓，国民党行政院通过和谈代表：张治中（首席代表）、邵力子、章士剑、黄绍、刘斐、李蒸。在行政院长何应钦主持下，研究了一个“和谈腹案”九条要点。张治中深知凡事没得蒋介石点头，什么也做不成，于是安排时间到溪口去看蒋，一则去摸蒋的底；二则劝蒋出国，便于李宗仁放手谈和。
张治中先后到溪口两次。第一次是1949年3月3日至10日，是和吴忠信一同去的，共停留八天，也和蒋谈了八天。蒋一见张就大动肝火：“你们到这里来的目的我知道了，报上已登出来了。他们逼我下野，可以，逼我亡命国外是不行的。我已下野，就是一个公民，公民有居住的自由，何况这里是我的家乡！”但对张治中所提有关和谈的各项问题及对国内政治亟待解决的问题，却逐一表示了意见。最后一天，蒋从住处雪宝寺一直送张下山直到宁波机场，并反复表示愿意和平，希望这次和谈能成功。
张治中第二次到溪口是同年3月29日，带了“和谈腹案”去给蒋看。蒋看了不提意见，但说：“你这次担负的是最艰巨的任务，要特别小心！”按蒋的内心，当然希望谈判结果隔江而治，但他也明知这不可能，所以对张治中说：“必要时可以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市联合管理，但不必由我方先提出。”临别时，张到蒋母庐墓致三鞠躬礼，蒋站在墓旁，连声“谢谢”。两人边谈边走，一直走到溪口。蒋最后再次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率领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飞赴北平，参加国共和谈。这是张毕生参加和谈的最后一次。
张治中与蒋介石的关系到此结束。
第六部分十二、张治中与邓颖超
偶清旧物，发现邓颖超大姐给张治中将军的亲笔信：
文白兄：
恩来告我，你需要虎骨胶治病，现将尚存的两盒送上，以供应用。这种药品是去年他访问柬埔寨时华侨所送的。另送你燕窝一个，请哂收。即祝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