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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六十四岁
6月，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的决议，张于西北行政委员会结束后返京，以后即未再外任工作。
7月，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委会成立大会开会，张应邀致词。除了指出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党与政府对科学研究的重视外，特别强调（1）要确立共同一致的奋斗目标；（2）要认识科研的长期性与艰苦性；（3）要虚心向苏联等友邦学习。还指出当前任务在配合工农业生产，解决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出现的问题，密切理论联系实际，支援国家建设，充分利用西北有利条件，为国家建设开辟广阔前途。
8月，中央人民政府会议通过关于解放台湾的决议，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随即发表联合宣言指出：“除蒋贼一人而外，任何人都容许弃暗投明，回到大陆与家人团聚。”张为此作题为《告逃在台湾的人们》的广播。重点在陈述是非、利害、得失并宣扬政府政策，希望他们抛弃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幻想和对美帝的依赖，弃暗投明，毅然回归。
9月初，第一届人大开会前，毛主席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张得知毛主席在开幕时不准备讲话，特建议致开幕词。毛主席未同意。散会后，张上书毛主席：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您是全国人民敬爱的领袖，怎能不讲话？最后，毛主席接受了张的建议。
会前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张提出好些意见，其中主要的一条，是在第二章“国家机构”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第三十九条，主张在“主席”后加“为国家元首”或“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字样。并以书面和口头向毛主席陈述，毛主席说：“加这一句是不科学的。”故未通过。
9月15日，张参加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对宪法表示完全拥护，认为有三大特色：（1）结构严谨而明确；（2）内容完整而充实；（3）措辞简易而明确。它是“中国几千年来第一部真正的宪法，第一部人民民主的宪法，它不仅反映了我国人民革命的成果和新中国建立以来政治上、经济上的新胜利，反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幸福远景的宪法，是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希望和要求的新宪法”。张被选为常务委员。并被推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会后，张上书刘少奇委员长并转毛主席，建议为密切政府和人民关系，请确立常委视察访问制度。毛主席立即接受，并扩大到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
12月，参加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被选为常务委员。
同月，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理事。
1955年六十五岁
春节，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对海外侨胞广播。除了阐述党和政府的对台决策外，主要针对海外侨胞的疑虑，指出台湾所谓反攻大陆，绝不可能；解放台湾也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希望侨胞拥护政府决策，勿为诿言所惑。
5月，视察安徽的工农业、水利、生产救灾、互助合作、统购统销、文教、治安等工作。此行历时一个月，行程十四个县市，广泛接触了工人、农民和各阶层人士。看到了农村的新兴气象、各地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看到各级干部艰苦朴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缺点。回合肥时，在座谈会上作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汇报，受到安徽省党政领导的重视。
7月，参加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二次会议。
四月，陪同贺龙元帅赴波兰参加建国十周年典礼，归途中在苏联参观六周。访问苏联是张几十年来的夙愿，此次总算如愿以偿，感到十分喜悦激动。回国后除向毛主席汇报并在全国政协作报告外，还在《人民日报》发表《访苏归来》一文。
第七部分十四、张治中将军年谱话（9）
1956年六十六岁
1月，参加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周总理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提出：“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时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凡愿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待遇，不咎既往”。不再提“除蒋一人而外”。
5月，中央酝酿特赦在押战犯战俘，张于12日至30日前往监狱，分批会见在北京的宋希濂、杜聿明等二十六人，进行对谈。每次晤谈均在三小时以上，先由战犯叙述改造经过，心中感受，表示态度，不少人流涕满面，哽咽不成声，使人十分感动，然后张为他们分析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必然原因，介绍新中国成立后的辉煌建设，宣扬中共政策，为他们指出出路，希望他们努力改造，争取宽大处理。他们都表示竭诚接受。
6月，参加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三次会议。
9月，中共第八届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张被邀参加，心情激动，特撰写《伟大的人民胜利的重要因素》一文，热烈祝贺，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
11月12日为孙中山先生九十诞辰，举行全国规模的庆祝，毛主席亲临大会并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周总理作报告，朱德副主席赴南京谒陵，盛况空前，张应邀去人民大学、铁道学院等讲演，并撰写《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实现了》一文，刊登各报，传播海外。
同月，赴广州、广东南海和海南岛视察文教和侨务工作。
这是一次规模最大的视察行动。从1954年视察制度建立后，张即一再表示，我在解放前足迹几遍及全国广大城乡，现在我仍希望每年不断深入基层，看一看、听一听、问一问、谈一谈，反映些情况，提一些意见和建议。这次他还是这样做的。历时二十天，同行者五六十人，分组分区活动，既有深入调查，也有综合讨论；既听群众意见，又反复核实复查；既及时向地方党政领导提问题，又向中央作综合汇报，调查结果受到各方重视。
1957年六十七岁
1月，在广州会见香港《大公报》记者，谈到解放台湾问题，分析了美蒋矛盾、台湾内部情况，以及陈诚谈话，说明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行性正在逐年增加，表达了他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和平解放的信心。谈话报道后，台湾和海外纷纷评论，反应强烈。
2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配合政府和平解放台湾工作成立对台工作委员会，推张主持。张会见上海《文汇报》记者专谈和平解放台湾问题。指出当前对台政策是和平协商，整个解决，只要台湾能回归祖国，一切问题都可以商量。并介绍了台委会的三项工作：研究、宣传、联系。在台人民如肯回国参观探亲，将予协助，保证来往安全。
春节，台湾发生美军在台北枪杀刘自然事件，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爱国运动，捣毁美国大使馆和新闻处。张作对台广播，指出美帝阴谋在于搞“两个中国”、“托管台湾”，企图把台湾变成美帝的军事基地和属地，作为分裂中国、侵略亚洲的跳板，因而号召台湾人民和国民党军政人员同祖国一起联合抗美，解放台湾。
3月，民革三届二中全会开会，会上对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意见分歧，提出不少问题，张作了题为《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的长篇分析，并总结其结论为：和平解放的可能性确实越来越大，不必怀疑。台湾所以迟疑不决，在于存在一个幻想（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发生），两个顾虑：顾虑美国干涉，顾虑中共政策是否可信。
同月参加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二届三次会议，作了题为《更加密切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发言。这是在中共中央号召帮助党整风前有感而发的一次发言。主要是有鉴于当时党外对中共的统战方针意见有分歧，因此一开始就明确指出由于中共领导全国革命胜利并执行统战政策，使党外人士得到六大好处。然后指出在党与非党关系上存在三个问题，即有职有权有责问题，对统战政策的执行与执行方法问题，党与非党的友好合作问题。最后提出四项建议：第一，从思想认识上解答问题；第二，从制度上求得保证；第三，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第四，从加强学习和宣传教育，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这个发言发表后，得到各方的好评。
6月，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开幕，张有鉴于整风反右刚开始，台湾方面利用他不久前的发言《更加密切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一文，对中共进行歪曲污蔑，污蔑中共是一党专制，党外人士不过是附庸，怎可能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语，张在大会上发言，题为《事实俱在，不容歪曲》，根据大量事实，予以严正驳斥。不久，他感到余意未尽，写了一篇短文《说几句重复的话》，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坦率而诚挚地说明自己对帮助党整风的态度。
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张在北戴河，未能参加庆祝大会，特致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向全体指战员敬致诚恳热烈的祝贺。函中对解放军在十年内战、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的丰功伟绩，作了概括的叙述，并分析其所以取得如此伟大成绩的因素：其一是用马列毛泽东思想彻底武装；其二是卓越的军事指挥和政治工作；其三是军中民主制度；其四是坚持一切为人民，军民关系处理得好。发表于《人民日报》上。
11月7日，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张发表《坚决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文，表示热烈庆祝。
1958年六十八岁
元旦，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主要是分析国际形势，介绍国内建设。指出台湾的出路，是和平解决。前者根据对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民族主义国家三种力量的分析，说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世界大战不会发生。后者根据国内政治的安定，经济建设的成就，说明台湾的怀疑污蔑是毫无根据的。最后指出：台湾当局今天光明正确的做法，就是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国共双方再作第三次合作。
2月1日，参加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
4月，民革中央整风期间，张撰写《自我检查书》一份，长达万余字，对解放后九年来的经历作一次系统的回忆与自我批评。5月3日，将《自我检查书》连同1950年所写《六十岁总结》送毛主席审阅。5月22日，毛主席亲笔复函：“……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的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
9月10日至29日，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邀张同行。全国大跃进开始，人民公社如雨后春笋，普遍成立，大办钢铁、大办水利之风刮遍全国。张根据沿途所见，特别是和毛主席朝夕晤对所听到的，写了详细日记，拟发表，毛主席未同意。张又分别撰写《人民热爱毛主席》一文刊登《人民日报》，《随从毛主席视察各地简记》送人大常委会编入《1958年视察工作报告》第二辑。毛主席回京后曾接见新华社记者作了重要讲话，提到“张关心在台湾的那些过去和他有联系的人们，希望他们认识美帝的凶恶，走到爱国主义的道路上来”。
10月，国防部彭德怀部长对台湾接连发表几次文告，张应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之邀，做了题为《台湾应主动抛弃美帝》的短文，对台广播。历数过去国民党被美帝抛弃的事实，指出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美国驻台高级官员的言论，都可证明美帝已感到台湾是美国的一个累赘，将来终必抛弃你们。希望你们先发制人，主动抛弃美帝，同中共平等合作，共同抗美。
是年冬，毛主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学习宣传，张于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座谈会上作了题为《伟大的灯塔，伟大的原动力》的发言，刊登于《政协会刊》。
12月，民革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讨论台湾问题，出现不少分歧，张应大会请求，作了题为《关于对台湾政策的正确认识问题》的长篇发言。集中地分析以下三个问题：即（1）台湾一起解放好还是先金门、马祖，后台湾澎湖瓦解好？（2）解放台湾采取军事方式好还是和平（政治）方式好？（3）关于蒋介石、美国和我们新中国的关系以及蒋介石集团的内部关系问题，指出中央决策一起解放，整个争取，以台湾上层为对象是完全正确的，不要有丝毫怀疑。年底，命人书大字横幅：“思想开阔，心情舒畅”八字，悬挂客厅中。
第七部分十四、张治中将军年谱话（10）
1959年六十九岁
3月，参观北京市一些工厂和人民公社、农场、学校、制片厂、居委会等，在中共北京市委召集的座谈会上作了视察报告。就市政建设、生产发展、妇女劳动力、工农生活等四个方面谈了自己的感想和喜悦，也谈到生产任务偏重、工厂附属设备不足、城市住宅分布等存在的缺点，提了一些意见，特别强调今后视察人员一定要和视察单位的职工、农民、学生一起吃饭，千万不能搞特殊，引起大家的共鸣。
4月，参加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三届一次会议，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9月22日童小鹏同志送来周鲸文《风暴十年》一书（香港印行），对新中国和毛主席多方造谣污蔑，张阅后十分气愤，因写《解放后十年来点滴活动》一书，以亲身经历予以驳斥。但未能发行，只编入《七十回忆录》中，作为该书的第七章。
10月，建国十周年，举国欢庆，张写《举国腾欢之日寄语台湾在危难苦闷处境中的故旧们》一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并由中国新闻社发寄海外。《文汇报》、香港《大公报》、印尼《生活报》、缅甸《新仰光报》等均予刊登。
12月10日，在中国人民政协文化俱乐部招待并会见北京地区特赦释放的战犯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曾扩情、陈长捷等人，举行座谈。杜等纷纷发言，表示对党和政府的衷心感激：“向真理低头，向共产党致敬”，“今后有生之日，皆图报答之年”。不久，周总理接见并讲话，着重谈立场问题、思想问题与实践问题。给予具体亲切的指示，杜聿明等表示诚心接受，作为今后继续改造的座右铭。
1960年七十岁
3月，参加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三届二次会议。
是年夏，完成《七十回忆录》定稿。此稿撰述起于1950年，历时十载，三易其稿，分七章，共约百余万字，详实地记录其七十年中（1890—1959年）的主要经历。稿成，曾打印数十份，分送各有关方面征求意见。1966年8月家被抄，不仅打印稿，连原稿、原始材料（包括若干原始档案）均荡然无存。浩劫！浩劫！遗憾！遗憾！
1962年七十二岁
3月，参加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三届三次会议。
5月，以人大常委访朝代表团副团长名义赴朝访问。团长彭真，另一副团长陈叔通。此行历时十日，访问了多处工厂、农村、历史名胜，深受朝野人士热烈欢迎，深深为朝鲜的各项辉煌建设、人们精神奋发、社会秩序良好、全国清洁卫生等所感动。
1963年七十三岁
11月，参加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三届四次会议。
年初以来，渐觉体力不支，经常昏睡，极少参加活动。
1964年七十四岁
5月，自料年事渐高，体力渐衰，决定回家乡最后一行，视察皖中、淮北的一些工厂、公社和文教机关团体，历时一月归来后写《回乡访问记》日记一册。
冬，病突发。经检查，是中风，由脑血管剧烈痉挛所引起。自是体力大降，经常卧床。除必须参加的活动外，终日养息，参加会议也不发言。
12月，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
1965年七十五岁
12月，最后一次到广东从化温泉疗养。北京冬寒难忍易病，自1960至1965年，张每年都来温泉，亦充分利用时间参观农田、水利、工业、文教建设，五六年间走遍了珠江三角洲的十余县。
张晚年甚豁达，常对人言：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们应以乐观精神对待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