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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平易近人。他和张治中从大革命时期同在黄埔军校工作起就是要好的朋友，但每次去桂园看望张时，都要先来电话打招呼，来时看到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点头问好。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时，美国代表和国民党代表进出会场时都昂首阔步，目中无人，可是周恩来在过道遇到我们时，总是微笑着和我们握手，形成鲜明对比。
在我的记忆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周恩来来桂园非常勤。
1942年夏到1943年春
当时中共中央为了谋求国共两党继续好好合作，加派林彪由延安到重庆，作为周恩来的谈判助手。林是黄埔四期毕业生，是张治中的学生，所以蒋介石特意指定张任国民党代表。谈判地点就在桂园。双方谈谈歇歇，歇歇谈谈，先后谈了八个月之久。最后，周恩来宣读了四点要求：
一、中共的地位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国民党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
二、军队问题：希望编为四军十二师，按国民党军队待遇；
三、陕北边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
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立即实施。
据此，张治中认为中共已经作出很大的让步，国民党方面应该可以接受，于是马上将上述内容抄送蒋介石核定。蒋随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谁知与会者根本不同意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并认为让共军扩充为四军十二师太多了，虽经张治中反复说明情况，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蒋介石最后只说了句：“好吧，再说吧！”搁了下来。
1944年5月至10月底
中共中央不愿和谈就此搁浅，于是又派了林伯渠到重庆来做周恩来的助手，蒋介石则派张治中和王世杰为国民党的代表。谈判地点仍在桂园，时间前后达五个月。谈判内容包括党务、军事、政治诸方面，双方争论激烈，相持不下。中共意见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取消党治，实行民主，开放言论，给中共和各党派以合法地位；
二、召开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
三、取消对边区的封锁，军队暂按四军十二师编制，原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仍驻原地，继续抗击日伪军队；
四、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直属行政院，各根据地民主组织应得到承认。
国民党方面对中共所提各点几乎全部否定，只表示：中央政府所求者，只为政令与军令的统一。认为必须如此，才能有确实的团结，有利于抗战建国，一句话就是以军令政令的统一为由吃掉中共及其军队。双方意见相去之远，较之上一阶段更甚，谈判自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1945年8月至10月
中共毛泽东主席亲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中共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代表是张治中和张群、王世杰、邵力子。谈判地点，约有一半次数在桂园，其余时间在蒋介石官邸。谈判经过是众所周知的，最后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军队问题则暂时搁在一边。
随着《双十协定》的签订，引出了旧政协的召开、全国停战协定的签订、国共双方军队整编的谈判、东北停战的斗争，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多半时间是周恩来与对手张治中接洽。周恩来在这些事情中所表现的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因过去的文章已有记述，这里不再重复。
这里，我想讲两件桂园以外的有关我个人的事情。
1949年4月，北平和平谈判失败后，周恩来坚持把张治中留下来，这一留，挽救了张治中和他一家，也挽救了我和我的一家。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逃台后，为了寻找替罪的羔羊，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主和派，张治中要是回南京去“复命”，估计其下场不是张学良便是杨虎城，而我也就难逃宋绮云的命运了！
更使我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1966年8月，张治中家被抄后，周恩来派人把张治中接到一个地方保护起来了。那些“造反派”、红卫兵便天天来追我，要我供出张的去向，最后跟踪追到我家，把我的家抄了，封了，还勒令我一天后离开北京回原籍！我马上给总理值班室打了电话，又请张治中给周恩来写了信，周恩来随即派联络员告诉红卫兵：“余某人是我们党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这样！”这才使我得免于难。“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保护了无数干部，还搭救了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真不愧为贯彻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榜样。
第二部分四、整军谈判：军事三人小组
张治中参加和谈是马不停蹄的。《双十协定》签订之后，紧跟着是旧政治协商会议，停战谈判，军事三人小组，东北停战协定，还有和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和平谈判，而突出的则是军事三人小组的活动，即整军方案的签订，这是他参加和谈的第二个高峰。
从国共两党的斗争史看，历次谈判，都是军事与政治同时进行，但谁主谁从，则因形势不同而有差别。从毛泽东到达重庆至召开旧政协这一段，是以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辅，其间主要是上党一役。旧政协后转入整军谈判，则是以军事斗争为主，以政治斗争为辅。
当时的形势是，接受日军投降仪式后，整个沦陷区有待接收。国民党部队远在后方，靠美国的海空军运送去“劫收”；中共的部队靠近沦陷区，可以开动“铁脚板”大踏步开进去。双方都在比赛，矛盾十分尖锐。因此，军事问题和根据地问题就成为当时核心问题的核心了。
在国民党四位代表中，只有张治中是现役军人，所以蒋介石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当时张治中还在新疆，接到蒋电后立刻动身回重庆，但因故在兰州耽搁了几天，所以停战协定暂由张群代理签订了。
美国人很重视中国问题，这自然有其政治战略的打算。在日本投降后不久，杜鲁门总统就指派其总参谋长、盟军欧洲统帅马歇尔将军来华参与调停国共两党的争端。于是，周恩来、张治中，加上马歇尔顾问组成了最高军事三人小组。
军事三人小组的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6年1月7日至13日，签订了《停战命令和声明》，设立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以下简称军调部）；第二阶段从同年2月14日至4月6日，签订了《全国军队整编方案》和《东北停战协定》，并到各地进行视察，军调部派出的三人小组亦不断出动；第三阶段从同年4月6日至6月底，主要是继续处理东北冲突问题，军事三人小组的活动已接近尾声。7月以后，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马歇尔宣布调处失败，军事三人小组也随之结束。
军事三人小组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1944年9月至1945年11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调停国共争端时，曾有“组织三人混合委员会以考虑军队整编等事项”的提法。到《双十协定》签订时，其中第九项关于军队国家化的问题规定：“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但三人小组的成员以后有了变化，国共双方都派了上将级的代表，而不是由军令部、军政部、十八集团军派人。这是由于旧政协开过后，双方认为：军事问题重大，由部一级派人参加解决不了。同时，美方马歇尔是元帅级的五星上将（美国不设元帅级的军衔，所以马歇尔仍称将军），三方级别也要对称。所以有一段时间还称军事三人小组为“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有别于北平军调部派出的军事三人小组。
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正好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事非偶然。从国际上说，德、意、日已战败，日本即将退出中国，英、法、苏亦精疲力竭，亟待休整，只有美国损失较小，军事、经济等方面颇有上升的趋势。从国内说，国统区政治腐败，经济凋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军事方面也是百孔千疮；而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正好相反，经过八年抗战，军队越战越强，根据地越来越扩大，政治、经济、金融、财政、人民生活、社会秩序，都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当时，无论国内国外，都出现了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特别是国内，八年抗战之后，创巨痛深，人民普遍厌战思治。这就给美国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它力图取代日本及列强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插手国共和谈，协助蒋介石对全国的统治。
1945年12月15日，美国政府发布的《杜鲁门总统关于对华政策的声明》，它勾画了美帝国主义要独占中国，将中国变成美国殖民地的一个蓝图。“声明”打着“发誓不干涉中国内政”，“协助中国人民争取国家和平和经济的复兴”的幌子，在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美国与中国国民政府继续其过去为战争而建立之密切合作”的前提下，提出：第一，“立即遣送日军，消除残留于中国的日本影响”，“并保证满洲归还中国管制”；第二，“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武装部队之间应协商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建立“广泛代议制政府”；第三，“共产党那样军队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广泛的代议制政府一经成立，应有效地结合成为中国国民军”；第四，当上述方针进行的同时，“美国准备对中国提供信用借款及贷款”，“俾有助于中国健全经济之发展”。其具体措施，除了先后指派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作为执行人之外，还派遣美军十多万人，企图控制中国；出动大量海空军，运输国民党军队独占受降，抢占地盘；派遣美国军事顾问团，并继续以大量美械武装国民党部队；通过种种借款、租借法剩余物资转让以及商品输出等手段，抢救国民党面临崩溃的经济，并为蒋介石输血打气。
军事三人小组就是在这样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关系中出现的。它的重要性虽然仅次于《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但它却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当时国内一切事态都是围绕着军事问题而发展的。张治中对此非常重视，全力以赴，努力工作。
美国人虽然非常重视国共问题，可是却表现出惊人的无知。从艾奇逊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和《马歇尔使华》两书看，它们对这个问题所叙述的，不仅没有触及中国问题的实质与内幕，有时甚至对国共两党的基本情况和斗争史都不知道。美国人在《马歇尔使华》一书中指责赫尔利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殊不知马歇尔对中国问题同样一无所知。
最高军事三人小组在整军会议开会的前夕，马歇尔以顾问身份起草了一个关于中国军队整编的方案，瞒着周恩来，先送给蒋介石看。其中最重要的有四点：一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是国家最高统帅，统率全国海陆空三军；二是全国陆军编为六十个师，其中二十个师由中共领导；三是中国海军接受来自中共领导的部队官兵，其比率最少占总兵力的30％；四是中国空军接受来自中共领导的部队官兵，其比率不少于总实力的30％。
这个方案只有少数人知道，从未公之于众。按照这个方案，在陆军中，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整编后的比例，不是后来规定的一与五之比，而是一与二之比。海空军是中共当时所没有的，中共亦从未提过要求，现在突然各取得30％的兵力，这是蒋介石所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张治中后来告诉我，蒋看到这个方案时，脸上勃然变色，额筋暴显，满面怒容，几乎要破口大骂。从大革命开始，蒋对共产党政策一贯是限共、溶共、灭共，现在要让中共取得这样大的兵力，他怎能容忍！但当时他正投靠美国，仰人鼻息，怎敢翻脸？所以立刻派人请马歇尔来，耐着性子，请求修改。马歇尔接受了。修正后提出的方案，中共和国民党陆军的比例是一比五，海空军两项全删去。
整军谈判是一场艰苦的拉锯战。时间虽不长，只有11天。但是会上谈判，会外协商，个别交谈，不断地紧张进行。双方都是寸土不让，针锋相对，真是达到舌敝唇焦、精疲力竭的境地，好不容易才达成了协议。
第二部分四、整军谈判：四大障碍
会上虽然以美国所提方案作为讨论的蓝本，但实际上争持最多的却是另外几个核心问题。
（第一是整编后中共军队数字问题。蒋介石向来采取限共、溶共政策，自己不抗日，也不许别人抗日。抗日战争开始，只允许中共拥有十八集团军三个师和新四军一个军，到1944年，只许编为四个军十个师。事实上中共军队深入敌后与日军作战，部队已远远超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以上。重庆谈判时，兵力已超过一百万，中共为顾全大局，只要求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蒋表示十二个师为最高许可限度，可以考虑。中共最后让步，将现有部队缩编为二十四个师或二十个师。由于双方分歧过大，所以《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军事部分只是含糊地说：二十个师可以考虑，交军事三人小组拟订方案时讨论。）到了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方面又缩回去了，重弹整编为十个师，十二个师为可以考虑的最高限度的老调。综合其理由为：（1）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是经中央政府核定的，以后擅自扩充，未经政府批准，违反军令的统一；（2）1943年要求四个军十二个师，1944年增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1945年又增为四十八个师，要求与日俱增，无有已时；（3）整编后中央政府军队只保留九十个师，而中共却占二十四个师或二十个师，比例不相称；（4）民国以来，部队既多又扰民，人民不胜负担，如不大大削减，无力建设国家。
中共方面则作了针对性的驳斥：（1）抗日救国，人人有责，谁能抗日谁就需要军队，你们不抗日还不许别人抗日，还用所谓政令、军令束缚别人，人民不能容许；（2）我们深入敌后，到战争结束后就已解放一亿人口，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沦陷区抗击日军的69％和伪军的95％，不增加军队怎能取得这样辉煌的胜利？（3）你们假抗日，真剿共，还要保持九十个师，劳苦功高的中共军队为什么不能保持二十至二十四个师？你们号称拥有二百多个师，实际是七折八扣，我们现有一百多万正规军，二百万以上的民兵，比例有什么不相称？（4）不错，战后是需要裁减军队、建设国家，可你们不但不裁减，而且在全国各地进攻我军，仅用来封锁陕北和包围各根据地的兵力就达七十九万多人，这是为什么？
中共代表所表达的，义正辞严，理由充分，在张治中看来，对中共军队数字问题，他内心向有看法，和蒋介石不一样，不过在蒋的顽固态度下，也感到很难办。在这个问题上，连马歇尔都不能公然袒护国民党，他背后一再称赞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第二是伪军问题。伪军问题实质是国民党军队问题。因为不仅汪精卫的伪军是为配合蒋介石而建立，而且不少还是从国民党部队投过去的。所以当中共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时，蒋就狡猾地说：“原则上自无问题，惟严惩汉奸必须依法行之，解散伪军必须妥慎处理，以免影响当地安宁。”到了军事三人小组，文字上则写成：“所有受日本之直接或间接主使而在中国成立之军队，以及政府及中共以外之个人或派系所保持之一切军队，应尽速解除武装并解散之。”连“伪军”两字都不用，而且把它与所谓杂牌军、地方军并列。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方面理屈词穷，无力辩解，但最后还是中共方面让步，讨论才得以继续进行。
第三是后勤补给问题。蒋介石出于限共、溶共的险恶用心，到抗战中期以后，就对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补给拒绝按章办理，克扣阻挠，无所不用其极，以至连美国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都一再表示不满。中共方面指出：“自1940年以来，政府即无颗弹、片药、分钱、粒米之接济”，要求在盟国援助中国的武器弹药中公平分配给所有抗日部队。重庆谈判时，中共正式要求：“实施公平合理之补给。”到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上，中共重提旧事。国民党方面，初则诿之于“军需独立，补给须遵照经理法规”。后在理屈词穷之下，只得同意一旦整编完毕，补给照国民党军办理，并答应在补给区开会时，双方军队的军长、师长均有权参加会议，讨论决定补给事宜。
第四是整军方案中双方部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