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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时，蒋介石从山上亲送张到山下，一再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一回到南京，张就命我写一新闻稿，强调蒋上述两句话，他认为这对气焰嚣张、反对和谈的CC分子具有镇压的作用。
第三部分六、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2）
3月31日晚，何应钦在他的官邸设宴为代表送行，除了六位代表外（卢郁文秘书长已率领工作人员先行飞北平），我亦叨陪末座。何态度谦逊，平易近人，轻言细语，有如教授上课，毫无军人跋扈骄横之气，得人好感。从宴席的气氛看，大家心情是沉重的，因为是战败求和，中共大军压境，隔江虎视眈眈，大战一触即发。而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颓势毕露，瓦解之势，有目共睹。何对张治中频频举杯劝酒说：“你到杭州拿着总裁的信劝我就任行政院长职务时，我说过，你必须负起和谈责任我才能到任，今天你要出发了，祝你马到成功，不负众望。”张疲倦的脸上勉强露出笑意说：“局面太严重了，我们很少回旋的余地，我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家都知道，我对国共和谈、国共合作，从来存着一种‘痴心梦想’，形势如此，我怎能袖手旁观，置身度外。前途如何，是很难逆料的！”张的调门如此之低，大家默然无语，只有频频举杯相劝而已。
4月1日，张治中以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名义由南京飞抵北平，有如下值得注意的事件：
其一是张治中飞抵北平，周恩来没到机场迎接，到场者仅为齐燕铭、刘亚楼、薛子正。而且周第一次会见张治中时厉声责问：“你为什么到北平前先到溪口？你是有意抬高蒋介石的地位，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张治中对此虽多次反复解释，终未能平息周的愤怒，这对和谈成为一种障碍。
其二是张治中在正式和谈开始前，写了一封长信给蒋介石，苦口婆心地劝蒋出国，让李宗仁放手谈和。其天真率直，世所少有。他不知李宗仁和整个桂系的如意算盘，正是首先排除蒋的存在，取蒋而代之，其次与美英拉拢，希望取得美国的支助。有人提醒李宗仁：蒋介石在溪口正在把你当猴耍！李笑说：他耍我，我也正在耍他。李宗仁、白崇禧密交给刘斐的任务主要在此。具体行动由甘介侯等执行。甘找过傅泾波，走司徒雷登的门路，但遭到拒绝，要求美国以美式装备武装桂系军队，亦未成功。李、白如意算盘全部落空。张治中给蒋的信，当然也如石沉大海，这也说明张对蒋缺乏深入理解。
其三是和谈进行中，4月8日，毛泽东约请张治中到香山双清别墅谈话，连吃饭带谈话达三小时，周恩来在场。张除谈及有关和谈问题外，还详细地阐述了他的一贯主张，其要点是：（1）国民党亲美派一面倒亲美、死硬反苏，是一个致命的赌注，给国家带来严重的灾难，我主张美苏并重，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就是国共合作，美苏协调，以国共合作促进美苏协调，以美苏协调促进国共合作，促进远东与世界和平；（2）中国太大了，在未来国家建设中，光靠苏联不够，还得从美、英等国取得援助，光靠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行；（3）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通，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做生意，而不能像满清时代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4）我们既然主张和平，要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就不能对人家采取敌对和刺激的态度，最近我们对待沈阳、上海美国领事的态度是否必要，值得考虑。毛泽东针对张的意见，不久在报上发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批判的七种所谓谬论中，有四种是针对张治中的。建国后，我为张代笔写回忆录时，张把那次谈话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我用速记记下，后来整理成文章，发表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共党史资料》第48期，《团结报》1995年2月15日1685期加以转载，这是饶有史料价值的文字。
其四是张治中由南京出发前，曾率全体代表往见李宗仁辞行请示，李坦诚表示：“只要是你们同意的谈判结果，我就签字。”到达北平开始谈判没几天，李还致电毛泽东：“自宗仁执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秉己饥己溺之怀，纵有汤镬之刑，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说得好听，可是当我们代表团所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到南京，李却逃之夭夭，飞返桂林。
其五是当和谈正式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末尾，张治中知道大势已去，大局已成，他有一番极其沉痛的说话，体现了他的思想、胸襟、性格与风度。
他说：“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告一个结束了。孙总理去世已二十四年，我们没有把中国建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有不知从何说起的羞愧和耻辱！”
“我们今天是自我反省，国民党二十多年太狭隘了，有很多对不起人家的地方。我们今天应该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革命大义，天下为公，应该把眼光放大些，把胸襟放宽些，重新合作。”
“祝愿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误会、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它过去，今后世界的前途，我们对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远大得很，应该适应时代，创造时代，使中国永远自由独立于世界之上！”
其六是由于张治中在会上最后说到：“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便宜不出外，不但对弟弟的能干表示敬重高兴，还应格外帮助他，不但站在兄弟立场是如此，即基于人类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如此。”听到此，周恩来忽然起立说：“兄弟的比喻，如果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我们都为和平而努力，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仍可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最近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朝廷来说，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对清廷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而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表示其严肃性！”
周恩来革命的一生，对革命的严肃性与灵活性，区分得异常清楚，处理得异常有效。他对张治中兄弟比方的批评确实表露其严肃性，但当谈判破裂，张治中坚持要回南京“复命”时，周用尽一切方法挽留，又充分体现其革命的灵活性，这是一个显例。
第四部分七、北平和谈：在政治漩涡中
和谈的时代背景是这样的。在国内，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蒋家王朝兵败如山倒，军事、政治、经济、财政、金融、社会各方面都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士气丧尽，人心失尽，力量耗尽，内部分崩离析。在国外，蒋的惟一靠山——美国，虽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为蒋介石输血打气，已感无济于事；再加上马歇尔八上庐山，大失所望，离华时恼羞成怒，见于词色；同时，在杜鲁门和杜威竞选总统中，蒋竟把赌注押在杜威身上，让孔祥熙父子助杜威竞选，使杜鲁门老大不高兴。美国决定全面从中国撤退，抛弃蒋介石。其他列强，战后筋疲力尽，自顾不暇，力不从心，不敢插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能不再次乞灵于历来惯用的反革命两手中“和”的一手。
蒋介石曾先后在1947年2月、1948年6、8月三次电召张治中面谈。第一次提出四到延安的建议，张治中表示不愿意去，说：“去了亦无用。”蒋一再要求，张说：“如邵力子愿同去，可以考虑。”谁知一向中共提出，就被坚决拒绝。第二次，张治中在七天之内就国内外形势为蒋作了详尽的分析，劝蒋改组政府，放弃戡乱，实行停战，恢复和谈。蒋介石认为可以试探和谈，甚至先找苏联驻华武官罗申谈都可以，但绝不能停止戡乱，不能停战。他说：“一旦宣布停战，内部马上要分裂，让中共混进来，我们受不了。要等形势稍为好转之后才能谈和。”第三次，一谈又是几个钟头。张治中指出：形势已到最后关头，除了由蒋亲自倡导和平，放弃戡乱，再无别法。蒋最后说：“要和我就得要下野，但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而且在谈话的第二天总理纪念周上，还大骂主和的人“是向共匪投降”，“甘心做共匪的奴隶，贻害中华民族”，云云。
蒋介石既然不愿意马上谈和，为什么又三次找张治中去商量呢？这反映了蒋当时心慌意乱、极度矛盾的心理状态。
在这里得倒叙一笔，描述张治中在这一段历史，亦即在两党和谈中所处的地位。
从1946年至1949年这一段时间，张治中的地位很特殊，许多人的眼睛都瞧着他。甚至顽固反共分子如陈诚，他在发出“三个月内击溃关内共军主力，六个月内解决东北共军”的狂言后，曾到张治中家征求意见。张对陈说：“你有这个把握吗？”陈答：“如果六个月内消灭不了，那就永远消灭不了了！”张说：“这不能算是个把握吧？”
张群在1947年担任行政院长时，也到张治中家请教。张说：“你一定要把握住两项政策：对外，改善中苏关系；对内，力图恢复和谈。两大政策实现了，你就成功了，否则一定失败！”隔不了半年，张群又来征求张治中意见。张治中说：“你失败了，你不但不能把握住两大政策，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下了戡乱令，你应该不干这个院长！”张群皱着眉头说：“那有什么办法，党内风气是这样，院长职务也辞不掉！”
后来孙科组阁，找到张治中说：“你必须参加，否则我不干！”
后来何应钦组阁，张治中拿着蒋介石的亲笔信到杭州去劝驾，何也说：“你一定答应负起和谈的责任我才干。”
（蒋介石电召张治中至南京是有用意的。12月8日已谈了一次，白崇禧逼蒋介石下野的电报发表后，蒋又约张谈了一次，主要是说：翁（文灏）内阁是拖不下去了，我设想了两个方案：一是你来组阁，不过你的态度太明显，恐怕立法院通不过，因为他们好些人还反对在不利态势下谈和。另一个是让孙科来组阁，你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这样就是个能战能和的内阁，你看怎样。张表示不愿组阁，最好连副院长也不要担任，国防部长更不合适，要谈和，也只能以代表身份去谈。蒋不愿勉强张，然后找孙科谈，希望他出来组阁，孙一口答应了，但表示必须组织巨头内阁，然后才能起作用。所谓巨头，包括张治中、张群、翁文灏、吴铁城、邵力子、陈立夫等，而且口称非张治中参加他就不干。张和孙晤谈，答应充当一名政务委员。后来孙对张说：“我曾就组阁后的方针向蒋请示，蒋说：‘内阁组成后，你们大家研究去，如果大家认为一定非和不可，我也可以考虑的。’”孙在内阁名单公布时还发表了一篇谈话，表示要争取“光荣的和平”，并曾尝试请美、英、法、苏出面调停中国内战。虽被拒绝，但宁沪之间的和谈空气还是逐渐浓厚起来。）
在差不多同时，还发生了一件惊动国内的事件，就是华中剿总白崇禧在12月25日突然向蒋介石发出通电（电文由张治中、张群转），力言大局至此，实不能再战，只有停战以言和。同时向记者透露：非蒋下野不能谈和，应该让别人来谈。背后还搞所谓“五省联盟”。用意非常清楚，是逼蒋下野，让李宗仁来主持。蒋认为这是落井下石，因此万分恼怒，竟至拍案破口大骂。
第四部分七、北平和谈：劝蒋下野
1948年初，蒋介石一意孤行，召开行宪国民大会，充当总统后，局势每况愈下，张治中于同年5月向蒋介石上万言书，请蒋考虑下野，让别人来主和。蒋断然拒绝。张又和吴忠信密商多次，联合张群三人一起进言，蒋亦未同意。到白崇禧通电“逼宫”，张、张、吴三人又再向蒋详析利害，蒋才勉强同意。谁料山西的阎锡山此时到京，对蒋下野极不赞成，认为事尚可为，不必出此下策。蒋又有些动摇了。但是严峻的现实逼得蒋无路可走。孙科虽登台，但军事、经济、财政、金融仍毫无办法，社会人心不安已达沸点，蒋不得已，才决定发表1949年元旦文告，提出愿与中共和谈的建议。这种毫无诚意的伪装和谈，中共根本不予理会，毛泽东于同年1月14日发表时局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基础。
蒋介石从这八项条件中看出中共态度十分明确坚定，而各方对他的元旦文告反应又极冷淡，于是在同年1月19日下午4时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主要参加者有张群、吴忠信、张治中、邵力子、孙科、吴铁城、陈立夫等人。蒋对大家说：“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李宗仁字）出来和谈，谈妥了我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大家听了面面相觑，半晌没人发言。事情本来很明显，蒋如不下野，中共怎会答应开始和谈，李宗仁又如何能主持和谈。最后吴铁城说：“事关重大，是不是先召开中常会来讨论一下？”蒋愤然说：“不必！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再不愿进中央党部的大门了！”（这话很快传出去，外间马上有反应：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蒋介石打倒的！）最后，蒋只好说：“好了，我决心采取第二案，下野文告怎样措辞，请大家研究，主要意思是：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张治中说：“文告可否请邵力老执笔？”邵谦辞，蒋就让别人写。到同年1月21日下午，蒋把中常委请到官邸，正式宣布下野，并把文告念了一遍。会上一些自命孤臣孽子的如谷正纲之流，痛哭流涕，亦无法挽回。蒋介石即日登机回浙江奉化溪口。
这里有一件事可以看出蒋介石的用心。在他宣布下野时，张治中因逗留南京已两个多月，一心惦着西北，曾当面请求回西北去。蒋立即制止说：“那怎行？你一走，李德邻就会多心了。”张说：“我现在内心非常苦闷，我还是先回西北吧！”蒋严肃地说：“我既然决定下野，以后就要和谈，你怎么能走？你应该听我的话！”在座之人也纷纷附声劝告：“你现在万万不能走！”显然，蒋为了达到下野后幕后操纵的目的，不仅需要李宗仁当傀儡，也需要张治中等去负责和谈，和中共去周旋。
蒋既下野，按照蒋记宪法，应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李宗仁于同年1月22日登台，当日就宣布接受毛泽东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并希望早日开始和谈。跟着孙科也发表声明，提出谋求所谓“光荣的和平”，以后报章又先后出现“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永久的和平”等论调，和谈的空气渐趋浓厚。
这时候，张治中曾经做过一件很天真的事情。在李宗仁代理总统后不久，他就以西北公务积压待理为由，请求暂回兰州。李同意了，但嘱务必早去早回。张乘机向李进言：“为了进行和谈，必须刷新政治；要刷新政治，就要更换新人，不能老是一套班子像走马灯似的。”李说：“你看请谁出来？”张说：“最好能把孙夫人（指宋庆龄）和李任潮（李济深字）请出来，先行改组政府再谈和。你如能请孙夫人任行政院长，李任潮负责党务，一定可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李当时表示同意，也进行过努力，但没成功。张治中竟没想到，在这样局势糜烂的时候，宋、李怎肯被拉下水？怎肯甘居李宗仁之下？而李宗仁也不见得真心愿意请宋、李出山。这件事被宋庆龄知道了，解放后史良有一次告诉张治中：“孙夫人对你的建议很不满意，说是你跟她开了一个玩笑！”
张治中是同年1月底回到兰州的，而北平不久就解放了，同时，中共中央发言人于2月6日发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声明，着重指出惩办日本及国内的战犯为和平谈判的必备条件。李宗仁看到和谈已有开始的可能，就不断给张治中去电报、电话催促，张被迫于2月22日飞回南京。
第四部分七、北平和谈：两到溪口（1）
当时的情况是很清楚的，一方面摆着中共所提的八项和谈条件，另一方面是蒋介石仍然牢牢地掌握实权，在溪口幕后操纵，李宗仁仅仅是个傀儡。李上台后曾呼吁美、英、法、苏调停中国内战，但遭到拒绝，又提出对国内的六项政治措施，包括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政治犯而无法兑现，感到脸上无光，牢骚满腹。在这种情况下，张治中动了去溪口的念头，于是便和李宗仁商量。李表示同意，并嘱咐张治中就内阁改组问题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