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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离开主席团时，又把一摞我们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从一评到九评），以及中共致苏共中央的四封信递交给了秘书长。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拒绝，是何用意我们不知道。
最后，我说：“秘书长同志，我们希望你重视我们所反映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决，我们还会再来找你的。”
“没有这个必要。”他说。
第三章 乱云飞渡仍从容“不受欢迎的人”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很顺利，已经通过了一门课程的考试，写出了三篇论文的初稿，克努扬茨院士对我取得的成绩是满意的。
我原本想在例行会见时，向克努扬茨院士汇报我的第二阶段研究计划，将三篇论文交他审改，并商定第二课程《元素有机化学》的考试时间。可是，突然发生的事件改变了这一切，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清楚地记得，1963年6月28日下午4时，我驻苏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负责人刘天民同志突然来到我的实验室，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实验。他带着急促的口气说：“情况十分紧急，你现在已不能再回宿舍了，请带上身边有价值的资料马上跟我到大使馆去。”我未问缘由，已意识到出事了。我顺便问了一句：“要不要向导师或研究室的人打个招呼？”他说：“不必了。”
到了大使馆，我被径直引到潘自力大使的办公室，他已在那里等候我了。他起身上前握着我的手说道：“昨天，苏联外交部已照会我方，宣布了5位同志为不受欢迎的人，其中有你，苏方限定你们48小时离境。为了安全起见，你现在寸步不能离开大使馆，准备后天回国。”潘大使接着说：“当然，我国外交部已就这一旨在破坏两国关系的事件，向苏联政府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同时我国政府也将采取同等的措施。”
接着，潘大使把苏方6月27日的照会递给了我，那上面有关我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在苏联科学院各研究所学习的中国研究生学生会负责人刘道玉的行为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他在苏联科学院科学联络部的工作人员中散发这一文件。该部工作人员提醒刘道玉注意，他的行为是不许可的。但是，他并不理会这一点，他和他领导的中国研究生继续在苏联科学工作者中散发信件，在苏联和其他国家公民居住的苏联科学院集体宿舍内到处散扔。6月25日，刘道玉、研究生李德宇和实习生张书缙在苏联科学院领导干部提出适当要求后，不但没有制止中国研究生散发信件的非法行动，反而示威式地拒绝收回这些研究生在苏联科学院集体宿舍散扔的文件。这些人，特别是刘道玉的挑衅行动，是明显地想使苏中两国科学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尖锐化。只是苏联工作人员的有分寸的克制才避免了严重事件的发生。”
当天晚上，潘大使又集体会见了我们5个人，让我们彼此相互作了介绍。梅文岗是大使馆的二秘，是由外交部派出的；鲁佩新是大使馆文员，也是外交部派出的；
王耀同是大使馆经济处的干部，是国内外经部派出的；姚毅是苏联杜布拉原子能联合研究所中国专家组的专职支部书记，是国内二机部派出的，是我们当中年龄偏大的一位党的工作者；我也向大家作了自我介绍。介绍完以后，潘大使向我们介绍了国内的大好形势，也揭露了苏共领导集团的内部矛盾。最后他说：“反华不得人心，反华没有好下场。苏联视你们为不受欢迎的人，恰恰说明你们做得对，做得好。他们不欢迎你们，祖国人民欢迎你们，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的革命者欢迎你们！”
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在苏全体中国留学生的愤怒与抗议，来自莫斯科大学、鲍曼工学院、门捷列夫化工学院等校的留学生代表纷纷赶到大使馆，向我表示了慰问。在外地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也纷纷打电话到大使馆，表达他们对苏联政府的抗议和对被逐人员的声援。事后，在苏联科学院学习的我的同学们集体来到大使馆，个个都义愤填膺，向我表示支持。同时，他们帮我清理了日常换洗衣服送来，其它没有值钱的东西，可惜的是一百多册俄文专业书籍我不能随身携带回国。
在离开莫斯科的头一天晚上，刘天民同志来到住处看我，征询还有什么要求。他说：“道玉同志，你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在会议上或是在与苏方面对面的辩论中，你都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原则性，是我国留学生的优秀代表。当然，对你个人来说，中断了正在顺利进行的学习，失去了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机会，这的确是可惜的。你马上就要回国了，你有什么要求请提出来，我们留在这里的同志可以帮你办理。”
听了他的话后，我有些激动，说：“天民同志，我们相处一年多了，十分感谢你在工作上对我的帮助。这次中苏论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也仅仅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请千万不要过高的评价我。辍学是令人遗憾的，不是我不想为，而是苏联当局不让我为。回国后，我不会停止已开始的研究，争取要做出成果来。”最后，我握着他的双手说：“天民同志，我决定把一年半节省的600卢布捐赠给大使馆，我已托付留在科学院的留学生代交，请你转给有关领导，略表心意。
”这时，天民同志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他激动地说：“道玉同志，你在政治上立场坚定，生活上克勤克俭，令人敬佩，我一定向领导转达你的拳拳爱国心。”
6月30日下午12时许，我们乘大使馆的专车，来到莫斯科的国际机场，那里已有数百名为我们送行的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留学生代表在等候。我们接受了留学生代表的献花，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当我登上苏图—104航机舷梯，挥手向欢送的人们致意时，我眼睛湿润了。再见吧，令人沮丧的莫斯科！
这一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42周年纪念日，正是在这一天的早上，当太阳高高从东方升起之时，我们乘坐的苏图—104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这时，机场上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口号声此起彼伏，首都各界数千人聚集在这里欢迎我们。当我们走下飞机舷梯时，接受了少先队员们的献花。国务院各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亲切地说：“欢迎你们回到首都来！修正主义不欢迎你们，党中央欢迎你们！祖国人民欢迎你们！”
第三章 乱云飞渡仍从容周总理的接见
从1962年1月10日离开北京，经过了526天的留学生活，我又回到了原点——北京留苏预备部。不过，不同的是：那时是一名留苏预备生，而现在是一名辍学的归国留学生；那时我名不见经传，现在作为“反修战士”为世人所瞩目；那时人们饿着肚皮，现在的经济困难已经暂时过去，市场又出现了勃勃生机。
我住进了留苏预备部的宿舍，那时学成归国的数百名留学生都住在那里。由于时差、紧张、兴奋和疲倦，我患了失眠症，已经5个夜晚不能合眼，即使疲乏至极，眼泪滴湿了枕巾，还是不能入睡。领导得知以后，派医生送来了100片装的一大瓶安眠药，但我并没有服用，担心日后产生对药物的依赖性。就这样，我全凭意志的力量来调整我的心理，维持频繁的外事活动。
7月7日，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初夏的北京并不炎热。这一天上午，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各界万人大会，欢迎被苏联驱逐的5名“反修战士”。大会于上午十时开始，我们5个人被安排在主席台第一排与各部委领导交叉就坐。大会主席台上方悬挂的横幅是：“热烈欢迎反修战士胜利归来”，与此对应，在大会会场的后上方的标语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在会场左侧上方的口号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右侧的口号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大会在威严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开始，首都少先队员向我们献了鲜花。首先，北京市的一位领导同志致欢迎词，他向我们的光荣归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还阐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揭露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反华的行径，表示要把反修反霸权斗争进行到底。接着，梅文岗同志代表我们5个人发言，他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感谢首都人民对我们的热情欢迎。他还根据自己切身的经历，以及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揭露了苏联内部的矛盾，驳斥苏联对我国的种种诬蔑。随后，中央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也相继发言，一次次激情的发言，就像一篇篇战斗的檄文，是投向苏修叛徒集团的匕首。最后，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讲话，他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绝不做任何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这次大会，实际上是一次显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的大会，是一次声讨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大会。
7月13日，是我一生中不会忘怀的日子，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地接见了我们。接见是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进行的，大约9点半，我们5个“反修战士”已来到了接待厅，随后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外经部副部长李强，高教部副部长刘恺风等也陆续到达。十点整，周总理健步走入接见厅，他依序来到我们面前，一一和我们握了手，并挥手示意请大家坐下。他表情严肃，气愤地指出：“苏共完全背叛了马列主义，他们越滑越远了，现在竟然不顾国际关系准则，撕毁教育与科研合作协议，驱赶我外交人员和留学生。他们这些做法，让全世界人民进一步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他们反华的企图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接着，周总理一改严肃的表情，和颜悦色地与我们拉起了家常，从工作单位到婚姻、家庭一一都问到了。当他问到我学什么专业时，我说：“是研究有机氟化学的，与国防军工关系密切。”他说：“你既然是搞国防军工科研的，我建议你到中国军事科学院去工作，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谢谢周总理的关怀，我是由武汉大学派遣培养的，还是回去报效母校吧！”周总理说：“那也好，我也不勉强你。”当30年以后我回忆往事时，觉得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岔口，如果我接受了周总理的建议，也许我就走上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7月15日晚，陈毅副总理在绒线胡同四川饭店宴请我们5个人，参加作陪的有副总理兼中宣部长陆定一，以及外交部、外经部、高教部和北京市的负责人20多人。
据说，这家饭店是北京最有名的正宗川味馆，看得出这是陈毅同志相中的。这家川菜馆是由三层四合院组成，院内雕梁画栋，鲜花馥郁，优美典雅。
当陈毅等领导同志到达时，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只听他大声开玩笑地说：“今天是欢迎谁，是你们还是我？这是喧宾夺主嘛！”然后，我们按照编排的名单入座。宴会开始时，陈毅同志举杯向我们表示欢迎，然后他话锋一转，说：“连日以来你们辛苦了，今晚彻底放松，我们不谈政治，修正主义不是一个晚上能批倒的，是长期任务。”在席间，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去年在北京请美食家品尝和评比全国名菜，结果川菜、苏菜和粤菜得票一样多，不分伯仲。有人建议请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投一票，尊重科学嘛！结果呢，川菜以一票的优势获得了第一，而苏菜与粤菜并列第二。哈哈，你们猜猜奥妙在哪里？”
那天晚上，我的确过得非常愉快，特别是陈毅元帅的威严、机智和幽默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大约8月初，李达校长托秘书曾勉之同志带信给我，他希望能见到我，那时他正在北京颐和园休假。我如约到颐和园去看望他，向他汇报了我的学习和反修情况，老校长见到我十分高兴，中午设家宴款待我。席间，老校长谈兴甚浓，他说：“现代修正主义是一股国际思潮，要从理论上把它批透，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需要作极大的努力，近来我一直在作这方面的思考。”接着，他又谈到了武汉大学的问题。他说：“学校围绕着1958年教育革命的问题，党委分成了两派，斗得不可开交，已经影响了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武大的学术地位不高啊，令人不安哪！
希望你回学校工作，正确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狠抓科学研究，为办好武汉大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以后两个多月里，我一方面要到外交部与高教部汇报在苏联的学习和反修斗争的一些情况，接待记者和各方面人士的访问；另一方面，我又要参加归国留学生的形势教育学习。我们先后听取了外交部、高教部和国家计委等单位关于国际国内的形势报告，参观了首都钢铁公司、密云水库、四季青人民公社等工农业建设成就，受到一次大好形势的教育，增强了对国家经济建设的信心。
大约9月中旬，结束了在北京的学习参观，我又回到了阔别两年多的母校，受到了学校领导和亲友们的欢迎，见到了出生10个月的儿子毛毛。他是我在苏联学习期间，于1962年11月3日出生的。给他取名“维宁”意指维护列宁主义路线，是我留学苏联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个见证。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发奋著书立说
20世纪的60年代，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文化大革命”。“革”实质上也是乱，他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凡是“当权派”、“学术权威”和传统文化，都在打倒和扫除之列。这场“文化大革命”折腾了十年之久，文化、教育、科学事业遭到了摧残，国民经济几乎滑到了崩溃的边缘，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我首先是革命左派，后来被斥之为“保皇派”，最后被打成“走资派”，“苏修特务”，“百万雄师”的黑高参，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历经磨难，劫后余生。
从苏联回到学校后，我继续担任有机氟化学科研组的组长，决心同时进行科研与写书两项任务，拿出像样的成果来。
1964年春，从学校传出消息说，学校有意选派我到英国留学，似乎有意要弥补我在苏联辍学受到的损失。但是，最后选定的却是外语系和物理系的两位优秀青年教师。后来有人分析说，那时学校领导分为两派，他们都把我作为争取的对象，希望我成为他们手上用于制胜的一张“政治牌”。
这年的秋天，我被晋升为化学系的讲师。在教授成堆的今天看来，这是不足挂齿的，但那时教授极少，讲师也不多，在困难时期，讲师还是享受营养品特供的高级知识分子呢！
当我回国后，我的导师曾昭抡先生正在主编《元素有机化学》丛书。这是一套大型的参考书，全书共六个分册，第一分册《通论》由曾先生亲自撰写，其他五个分册是：《有机硼化学》、《有机氟化学》、《有机硅化学》、《有机磷化学》和《金属有机化学》，分别由他的5名助手编写。由于我是从事有机氟化学研究的，在苏联也是学习有机氟化学的，所以曾先生就把《有机氟化学》一书的编写任务交给了我。
从1964年元旦开始，我就在编写《有机氟化学》和科研两条战线上拼搏，在时间分配上白天做实验，晚上和星期日写书。无论是在大学读书时，或是在苏联留学期间，我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一个人如果能同时做两件事，那就不要只做一件事。同样地，如果一件事一个人可以做的话，那就坚决不要让两个人去做，这就是我信奉的“有效工作”原则。
写书是一件十分艰苦的脑力劳动，既需要具有对浩如烟海的文献的驾驭能力，又要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和归纳能力。虽然写书对我还是第一次，但是在大学时编写“疑难问题汇编”和在苏联采用的备课式备考的学习方法使我受到了锻炼，为我写书奠定了一定基础，因此写作起来也并不感到吃力。
至1965年6月底，历时一年半的时间；《有机氟化学》一书终于定稿了，一块石头总算是落下了地。该书共23章，25余万字，引用中外文献两千篇，为写作收集文献卡片两千多张，翻译英俄文献资料10多万字。这的确是一项巨大的文字工程，它是540多个挑灯夜战的记录，是汗水浇灌的一份果实。为此，我患了神经衰弱症，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
《元素有机化学》丛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65年7月初，我把《有机氟化学》书稿送到出版社，由他们审定出版。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