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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有机化学》丛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65年7月初，我把《有机氟化学》书稿送到出版社，由他们审定出版。后来，我被告知，该书是委托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黄耀曾先生审查的，年底已通过。经过编辑加工，于1966年4月已发排，估计当年秋天可以面市发行。可是，很快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该书也被停止出版了。时隔15年以后，科学出版社又找出了我的书稿，仍然希望我修改出版，因为那时同类的书在国内还是空白。虽然我也有心要使夙愿得偿，但由于原稿部分失落，有机氟化学十多年又有飞速的发展，再加上我担负了繁重的领导工作，经过几次尝试，终因力不从心而告吹，使我抱憾终生。
在科学研究方面，虽然也在进行着，但由于主要精力放在写书上，所以进展不是很大。这时我的研究方向侧重于基础研究方面，既符合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的特点，也是我个人的学术兴趣所在。我的研究题目是“氟代丙酮与亚磷酸三乙酯的反应机理的研究”，经过大量实验，证明了在这一反应过程中，由于含氟原子数目的不同，反应机理可以朝两个方向进行，既可以发生阿尔布卓夫重排，又可以发生派尔叩重排。这是一个新的发现，填补了文献中在这一反应研究上的空白。从本质上说，科学研究就是探索未知，就是创新，也可以说是立“说”。当然，我的这个发现只是一项具体的研究，谈不上是建立什么新的学说，只是拓展了前人的工作而已。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暴风雨的前夜
如果说1966年《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作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已经开始，那么1963年以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就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夜，从理论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它作好了准备。
高等学校历来是社会阶段斗争的“晴雨表”，它既不能脱离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同时它又借助于舆论阵地影响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从1964年起，大学校园里的政治气氛变得越来越浓烈了，什么“突出政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口号喋喋不休地天天挂在嘴上。与此同时，在教师与青年学生中，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白专道”、“业务挂帅”、“理论至上”等等。一时间，政治空气让人窒息，人们搞得晕头转向，个个谨小慎微。
当时，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正处在冷战期间，冷战并不意味着平静，争斗的重点转向了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正如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所说：“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演变。”为了反修防变，特别是粉碎帝国主义在我国青年一代人中搞和平演变的痴心梦想，高教部推广了北京某高校的经验，在大学生中配备专职政治辅导员，一百个学生配一名，以严格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与管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当时大学里的文科师生，被派往农村这个“社会工厂”，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接受阶级斗争这门“主课”的学习。不仅如此，有些学校惟恐落后了，任意停课冲击教学计划，还把理科师生派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在服从阶级斗争需要的大前提下，化学系应届毕业生180多人和我们一批教师，被送往湖北省随县参加为期四个多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运动）。
什么叫“四清”运动？为什么要搞“四清”运动？诚实地说，我们这些搞自然科学的教师，并不十分清楚。因此，在我们出发以前，在校内先集训学习半个月。
学习的内容有：《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在学习的过程中，省委负责同志和“四清”工作试点单位的负责人，还给我们作了报告和介绍了经验。通过学习我们认识到：“四清”运动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在政策上一方面说基层组织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另一方面又指出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群众和农村干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
我们化学系参加“四清”运动的地点，是湖北省随县，我和五年级毕业班的学生，分配到这个县的殷店区和草店区。这两个区位于随县的东北部山区，交通十分不方便，农业生产落后，农民生活十分困难。我作为这个年级的总负责人，担任了这两区的“四清”工作团的副团长，这无疑增加了我的工作负担。与其他工作团相比较，我们不利的条件是地区偏远，交通不便，农民生活困苦；但我们的有利条件是，毕业班学生年龄大一些，好管一些，工作能力相对强一些。特别是，这个年级调干生中党员多，他们是我的得力帮手，大量工作放手让他们去做，使得我所管辖的两个区的“四清”工作进展还是顺利的。
对我们师生来说，我们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有两重的任务：一方面，在当地“四清”工作团的领导下，承担部分“四清”任务，即查清“四不清”干部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接近贫下中农，接受他们的“再教育”，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用那时流行的一句话说：“前者是革别人的命，后者是革自己的命。”“四清”工作队内部有严格的纪律，要求与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得搞特殊，白天我们基本上与公社社员一起劳动，晚上参加运动。我们广大师生都能从严要求自己，时刻警惕自己，不能因“恶小而为之”滑向“四不清”
的泥坑里。
尽管1965年秋已在纠正由于贯彻“后十条”的“左”倾错误，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仍然还是存在混淆两类矛盾的做法。例如，我所在的那两个区，基层干部中有两个问题比较普遍，一是男女作风问题，二是种“自留地”的行为，有些基层干部就仅仅因此被作为“四不清”干部进行清查和批判。也有少数干部在解放前当过一般的土匪，而这种情况在落后的山区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他们也因此作为政治历史问题而当作“四不清”的干部受到清查。对此，我在“四清”工作团的干部会议上，曾就一些个案提出过意见，希望要正确地掌握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冤枉了一些有缺点的好人。
当时，我在思想上感到很困惑，一方面从上面听到的是：农村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甚至存在反革命的两面政权，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另一方面，我看到的却是农村一派落后的景象，与我过去看到的解放前的农村并无二样，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民生活很苦。于是，我的思想上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
中国农村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是搞阶级斗争还是发展生产力？中国农村到底处于什么阶段，是仍然处于小农经济的封建主义社会，或是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或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什么时候才能像苏联那样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些问题我怎么也没有想明白，直至“四清”运动结束，我仍旧带着这些问题回到了学校，陷入了长期的思索之中。
回到学校以后，同样嗅到一股浓烈的阶级斗争气味。自1958年以后，校内始终存在两派，斗争的焦点是：到底是维护1958年教育革命路线、保护革命积极分子（“革命派”）？还是否定1958年的教育革命成果、打击教育革命的积极分子（“纠偏派”）？1962年，“纠偏派”借整风之机，暂时把“革命派”打下去了，现在“革命派”大有借“四清”运动之势，对“纠偏派”进行一次战略反攻。
全国形势犹如“山雨欲来”，武汉大学就好比是一只随时都会被引爆的“火药桶”。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李达“三家村”
1966年4月，我突然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时年32岁，职称是讲师，这在当时的重点大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很显然，这一举措是与当时的革命形势有关，意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兴许我是沾了“反修战士”的光。
然而，我并不领这个情，不仅没有任何喜悦之情，反而背上了思想包袱。因为我一心一意想当一名科学家，这是我从小立下的志向，为此我度过了“十年寒窗”
的岁月，而这一任命意味着我要放弃自己的追求。因此，当党委书记庄果向我宣布这一决定时，我极力陈词，表示不能接受任命。尽管当时强调“突出政治”，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但我自认为还有点“政治资本”，可以讨价还价，一直坚持不到教务处去上班。所以，我这个副教务长是一天班也没有上，一天权也没有当的“当权派”。
5月初，武汉大学举办了一个“教育革命展览会”，内容是肯定1958年教育大革命的成果，揭发某些人砍掉校办工厂，反对理论联系实际，反对半工半读，打击1958年教育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等等。这个展览会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揭开学校的“阶级斗争的盖子”。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了，武汉大学又成了推行极左路线的试点。
在中国，五月历来有“红五月”之称。当年的五月也不例外。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
通知）。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通知”公布以后，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愤怒地揭发批判《海瑞罢官》、《燕山夜话》和北京市委“三家村”，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势，锐不可当。
5月25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赫然贴出了一份大字报，标题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署名的是哲学系的7名干部和教师，领头的是哲学系总书记聂元梓。大字报贴出后，有人支持，也有人表示反对。但是，过了一两天，出现了一边倒的形势，全是反驳聂元梓的大字报。然而，康生等人将他授意写成的这张大字报的印件送到当时还在南方的毛泽东手中，6月1日，他在上面作了批示：“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当天，新华社全文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不仅以“第一篇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美名传遍了全国城乡，而且掀起了在全国高等学校揪斗“三家村”的高潮。
6月2日，南京大学揪出了匡亚明反党“三家村”。
6月3日，《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同时点名批判武汉大学李达反党“三家村”。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形势变化之快让人不可思议：为什么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达，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党分子？为什么撰写《矛盾论解说》、《实践论解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一下子变成了反毛泽东思想的敌人？我和大家一样，感到一片茫然。
所谓李达“三家村”是由三个人组成的，为首的当然是李达校长；二号人物是原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劭天，他是武汉大学1962年整风运动后调来的，1965年初调至广州中南局科委任副主任；第三号人物是副校长何定华，他是延安时期老革命，曾留学日本，主管学校的后勤工作。“三家村”被点名批判后，经中南局批准，朱劭天同志从广州被递解回武汉大学，交待自己的问题，接受群众的批判。
6月3日，在武汉大学小操场，召开了首场批判李达“三家村”罪行大会，不仅本校师生而且附近学校和机关的代表也参加了，有万余人，气氛十分紧张。据说经过请示，在批斗会上可以让李达站在台上（实际上他未到会），旁边放一把藤椅，他如果体力不支可允许他坐下来，这是那时所谓的“文明批判”。此刻，学校派人到湖南李达老家，通过零陵县委，找来了几个自称是受李达剥削的农民，拿着锄头在大会上控诉李达的“罪行”。在批判大会上，除了给他们三人定了反党“三家村”黑帮罪名以外，还给李达校长扣上了“地主分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顶帽子。
批判大会以后，校内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学生已经不上课了，学校的一切工作也都转到“革命”这个中心上来了。从6月3日点名批判李达“三家村”开始，由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布置和动员，每天数万人步行到武汉大学，手中挥舞着“打倒‘三家村’”、“打倒李达！”、“打倒朱劭天！”、“打倒何定华！
”的小旗帜。他们络绎不绝地围绕着李达、何定华的住宅，高呼口号，把他们揪到马路上罚站、低头、下跪，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人数高达150多万人，几乎是倾城而出！
可怜的老校长，他虽然革命了一辈子，但却没有见过如此的“革命”，没有料到竟革命到了自己的头上来了。他虽然是马列主义大师，满腹经纶，但解释不了这群众运动为什么是“天然合理”的。他病了，病得不轻，以“李真”的化名被送进医院。没有不漏风的墙，在那个“革命”的年代，人人都要站稳立场，爱憎分明，有谁敢对他施予人道主义的治疗呢？几天之后，1966年8月24日，李达校长溘然含冤逝世，这离点名批判他还不到一百天。就在他去世以前，7月18日，违反常规地将他这个党的创始人之一的老党员开除了党籍。
形势还在激烈的变化，珞珈山的狂风越刮越烈，东湖里又掀起了阵阵恶浪。一个以李达“三家村”划线的大揭发、大批判运动，正在全校如火如荼地开展。于是，在全校开始揪斗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凡是李达等3人的学生、部下，受到他们提拔和重用的人，过去支持或同情他们观点的人，统统地被打成了李达“三家村”的骨干分子和黑爪牙。据统计，当时受李达“三家村”株连而被批斗的有两百多人，被编成两个加强连送到武昌县东升公社监督劳动改造。
面对着这残酷和严峻的形势，我陷入了彷徨：我到底以什么态度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呢？我是不是还要执拗着拒不接受副教务长的任命呢？正在我徘徊之际，此时已是校“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是省委文教书记兼任的）的庄果书记再次找我谈话，他关切地说：“道玉同志，现在形势已经十分明朗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每个党员都要旗帜鲜明地投入运动，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你现在再不能钻在象牙塔中，抱着你的专业不放，要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决定，接受省委对你副教务长的任命。”他最后加强语气说：“道玉同志，我不希望看到你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呀！”我没再说什么，意味着我默认了。
形势已不允许我作任何选择了，我极不情愿地以副教务长的身份，参加了校文革教育革命组，并担任了组长。就这样，我被动地被拖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陷入了武汉大学的两派斗争。这既是当时的形势所迫，也是我的惟一选择，一方面，确实怕犯政治错误；另一方面，我对毛主席确有着很深的感情，也想起到一份革命的动力作用，以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神秘的使命
“五一六”通知公布以后，特别是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给正在兴起的群众运动火上浇油，使“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党和国家的领导部门及其领导人。首先是陈伯达率领工作组于5月31日到人民日报社夺权，6月4日又公布了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接着国家各部委和许多学校、机关、工厂的负责人被加以各种罪名遭到揭发、批判和斗争，出现了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和党政机关瘫痪的严重混乱局面。
6月中旬，由北京传来消息说，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同志被高教部的革命群众揪斗了，出了他的很多大字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