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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由北京传来消息说，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同志被高教部的革命群众揪斗了，出了他的很多大字报，内容涉及到他在武汉大学工作期间的一些问题。接着又有消息说，在北京函授学院任教务长的罗鸿运同志也被掀斗了。为什么他们的揪斗会引起武汉大学的革命左派们的特别关注呢？这是因为刘仰峤同志于1958年到1960年，任武汉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常务副校长，他不仅是武汉大学1958年那场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和决策者，而且在以后的两派斗争中是支持“革命派”的。
罗鸿运同志是解放前武汉大学的地下党员，1959年时他是武汉大学党委常委兼化学系总支书，他领导的化学系是1958年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在1962年的整风纠偏中，他被排挤出了武汉大学，调到了北京函授学院任教务长。从这个介绍可以看出，他们两人与武汉大学的“革命左派”不仅有着个人之间的情谊，而且在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中有着同甘共苦的经历，在以后的“路线斗争”中有着共同的观点，也可以说有着一致的利益。
正是出于上面的原因，武汉大学文革核心领导小组的领导人，准备利用他们当时的有利条件，出面保护他们两人。经他们研究策划，决定派一个人去北京实地了解他们两人的情况，向他们传达有关领导同志对他们所作的指示，同时在京再找有关领导，希望关心他们两人的情况。派谁去完成这个神秘的使命呢？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任务会落到了我的头上。我猜测原因有三：一是我有“反修战士”这块招牌，它可以起到别人起不到的作用；二是我有时间，当时我并没有承担任何与清查“三家村”有关的任务；三是1962年整风纠偏时我不在国内，未受到李达校长他们观点的影响，1958年教育革命中虽然不十分突出，但也算得上是一个积极分子，在他们看来，我还是一个可靠的人。
那么我对执行这种神秘的使命抱什么态度呢？当时我是乐意去做这件事的，这是由我的思想认识决定的。首先，我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拥护的，但我反对怀疑一切，不赞成极端民主、肆意冲击党政机关和揪斗革命干部，当然包括像刘仰峤和罗鸿运这样的好同志。其次，我对他们两人的印象很好。刘仰峤同志在任武汉大学党委第一书记期间，我是一名刚刚毕业的普通教师，与他没有单独接触过，他对我甚至毫无印象。但是，他朴素的生活作风，工作中的民主作风，给全校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理论水平较高，作报告、写文章都是亲自动手，从不要秘书代劳，他是当时公认的武汉大学自解放以来领导水平最高的一位党委书记。罗鸿运同志是化学系总支书记，是我的顶头上司，他性情急躁，工作作风有些主观，但是他的事业心很强，工作干劲很大，也有领导水平。他来化学系之前，这个系连个系主任都选不出来，是全校有名的“老牛拉破车”的系。但是，在他的领导下，经全系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化学系教学和科研水平迅速提升，一跃成为全校的先进系。像这样的两位有政绩的好干部为什么要打倒呢？我想不通，觉得是有人要把水搅浑，做一个共产党员要敢于坚持真理，要敢于挺身而出，我下决心要保他们。
就这样，6月下旬我带着“尚方宝剑”，登上了去北京的38次列车。所谓“尚方宝剑”，就是当时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同志对刘仰峤的表态讲话，当然不是我直接听到的，是学校负责人向我传达的。同时，他们还交给我一封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同志给时任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同志的亲笔信，让我到北京后去向他汇报仰峤同志的情况，因为当时的体制是把教育划归宣传部领导的。
到北京后，我住进了高教部石驸马大街招待所，开始了我的机密活动。第二天上午，我到高教部大院去看大字报，果然看到贴了仰峤同志不少的大字报，有所谓的政治历史问题，也有他在武大、湖北省委、河南省委和高教部工作上的问题。
看完大字报后，我来到院内仰峤同志居住的石板楼附近，意欲到他家看望他。但我发现他的楼前有两个人踱来踱去，我怀疑他们是监视仰峤同志，我不敢造次，佯装看大字报的人，转身湮没在看大字报的人流之中。
回到招待所后，我心里一直盘算着怎么与仰峤同志联系上。幸好那时他的电话尚未切断，那时的技术也尚未达到安装窃听器的水平，于是我决定通过电话联系。
很显然，招待所的电话是不能用的，正好邮电大楼离招待所只有两站路，我立即步行到邮电大楼。我本意是想约仰峤夫人范兆常同志出来会面，但我们互不认识，于是我想好了见面时的标志暗语，我把这一切在电话中告诉了范兆常同志。
我们在电话里约定：见面时，每人手上拿着一把黑色折纸扇。大约晚上7点，一个手拿黑色折纸扇的妇女走进了邮电大楼大厅，我从座椅站起来，打开折纸扇示意，她走到我面前问道：“同志，你是从武汉来的吧，那里的气温怎么样？”我说：“唉，今年夏天来得早，武汉北京都一样，温度都很高。”暗号对上了。我们走出大厅，沿着长安大街北侧向东走，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中山公园，找到一个僻静处坐下来。我首先询问了仰峤同志的身体情况，她说：“还好，只是血压有点高。”我接过话茬儿说：“听说仰峤同志遇到了点麻烦，武大的干部和教师很是关心，特派我来看望他，今天上午我已到了你们家石板楼附近，我怀疑有人在你们家门口放哨，我未敢进去。”她说：“那是造反派的人，是监视我们的，已经一个多星期了，你千万不能去。”我的怀疑被证实了，幸亏多了一个心眼。我接着说：“为仰峤同志的事，学校领导找了任重同志，他也很关心，明确地表示‘仰峤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好同志，是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论是在武大、湖北省委或河南省委，工作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请告诉仰峤同志，这次运动来得猛，刚开始群众可能有点过火，也可能有人浑水摸鱼，没有什么可怕的，到时候我会说话的’。”这一段话，我是照着笔记本的记录念给她听的。最后，我说：“请转告仰峤同志，武大的革命左派永远相信他，永远崇拜他，永远支持他，请务必保重！”范兆常连声说：“谢谢同志们了，请转达对任重同志的谢意。”谈话完了以后，我请她先走一步，我在中山公园里溜达了一会儿，然后才走出中山公园，漫步在西长安大街上，我为第一次“地下活动”的成功而高兴。
趁热打铁，我又来到邮电大楼，如法炮制与罗鸿运同志通了电话，我们约定次日上午9时见面，地点是位于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北京市老邮电局。是日他托病请假到医院看病出来与我会面。会面后，我们沿着东交民巷边走边谈。我向他转达了学校一些老朋友和化学系一些教师对他的问候与关心，介绍了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重复地传达了任重同志对仰峤同志的谈话内容，还讲了见到范兆常同志的情况。听后，他长叹一口气对我说：“你来得太及时了，文化大革命真把我搞蒙了，我在北京没有熟人谈心，闷得发慌。听了任重同志对仰峤的表态，我心里踏实了，仰峤同志最了解我，他没有事，我也就放心了。”最后，我说：“老罗同志，你一定要有信心，究竟自己是什么人自己最清楚。你性情急躁，千万不能与群众‘顶牛’，好汉不吃眼前亏呀。”他说：“是呀，是呀，我一定要注意。”
第三天，我带着张体学省长的亲笔信，来到中宣部求见新任命的部长张平化同志。接待我的是办公室的一位姓何的女同志，她是武汉人，所以对我格外热情。没有多久，她带我到了平化同志的办公室。虽然是初次见面，由于体学同志的引荐信，同时平化同志过去先后担任过武汉市市长和湖北省委书记，因此见到家乡的来人显得很客气。当他看完体学同志的信后颇为动情地对我说：“是呀，仰峤同志，不，还包括我们一大批老干部在内，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呀。过去搞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是有领导、有组织、有步骤进行的，有什么精神也是由上而下，先党内后党外进行传达学习，而这次‘文化大革命’完全不同，什么事都是一竿子到底，往往是群众知道了而领导还不知道，党外知道了而党员还不知道，真是跟不上形势哪！不过，实事求是是党的一贯原则，不管怎么样，最后作结论还必须依赖事实。因此，请你转告仰峤同志，要相信党，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该说的坚决不说，也决不能违心的作检讨。我就不便去看他了，代我向他问好，请他多多保重！”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又分别与范兆常和罗鸿运秘密地见了几次面，向他们传达了平化同志的谈话内容，介绍了学校“文革”的进展。范兆常同志对我说：“听了任重同志的谈话，仰峤同志的心情好多了，请回去转告武大的同志们，感谢大家的关心，也请大家相信：仰峤作为一个老同志，他一定能经受住这次运动的考验。”
在与罗鸿运同志的接触中，我发现他心事重重，似有难言之隐。于是，我说：“老罗同志，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请告诉我，只要允许，我一定设法帮助你。”他说：“我个人已无所谓，只是放心不下小姚他们母子，我好久没有回去了，也没有给她写信，也不知她在天津的情况怎么样，真是令人不安哪！”我说：“那就这样吧，我就到天津去一趟，把有关精神和你的情况当面告诉她，然后再把你家里的情况反馈给你。”他说：“那就太感谢你了！”我说：“老罗，你别客气，你是我的老领导，姚惠莉是我的学生，为你们传递信息是应该的，相互报个平安嘛！”
我按照老罗给我的地址，乘车直奔位于天津电源研究所院内姚惠莉的家。当她见到我时惊奇地问：“刘老师，你怎么来了？”我说：“我是受老罗之托，专程来看你们，他放心不下呀！”她问：“他是不是出事了，难怪很久没有收到他信了，真把人急死了。”“是呀，正是怕你担心我才来的。”接着，我向她介绍了老罗的近况，传达了有关领导对他的关心，概述了北京“文革”的简况。小姚哭了，这是思念之泪，是感激之泪。我临走时又嘱咐她说：“小姚，这次运动来得非常凶猛，今后不管发生任何情况，你都要坚信老罗是好同志，你要坚强一些，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
应该说，我这一次执行“神秘使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而且遵守“地下工作”
严格纪律。除了单线联系我的顶头上司以外，甚至连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我那次活动的内容。
但是1967年8月，出自我的一位要好同学妻子的一份揭发我的大字报，差一点要了我的命，此是后话。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提心吊胆的北京大学联络组组长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人的造反大字报，霎时间，以陆平为首的北大党委被冲垮了。于是6月3日，《北京日报》刊登了改组后新北京市委的决定：（1）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
进行领导；（2）撤消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3）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就这样，张承先率领的工作组进入了北京大学，以弥补因党委瘫痪而形成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当时极端民主的无政府思想已高度膨胀，绝非工作组所能扭转的。更何况，围绕着派与不派工作组的问题，一直存在尖锐的斗争。但是，江青、康生一伙一直煽动不少学校的造反派轰赶工作组，诬蔑他们“镇压群众”、搞“白色恐怖”，给他们罗织弥天的罪名。后来，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他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说：“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保张承先的，后来不赞成了。”
后来他又说，“工作组起了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都是干尽了坏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时隔45天，北京市委于7月28日又发出了《关于撤消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于是造反派又从揪斗党委书记转向批斗工作组负责人，张承先这位老革命也未能幸免。8月4日北京大学召开了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大会，康生、江青参加了会议，并作了蛊惑人心的讲话。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会议期间，已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同志，打电话给湖北省委，说毛主席要他抓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运动，请省委给他抽调几个人去当联络员。经省委研究最后决定抽调五个人，他们是：吕乃强，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清华大学毕业，是个“大秀才”；刘道玉，武汉大学挂名而未到职的副教务长，化学讲师；齐润庭，战斗英雄黄继光生前连队指导员，湖北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武汉大学哲学系调干学生；傅明贤，中共湖北省委演培的干部；王桂英，武汉大学组织部干部，武汉大学历史系调干学生。不用说，这五个人都是共产党员，虽然工作能力不好评价，但是政治上是绝对可靠的。按要求，我们5个人于8月12日，也就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的当天，到达北京，住进任重同志办公室所在的钓鱼台宾馆16号楼。
第二天上午9点，任重同志在他的客厅里召集我们5个人，以及他的秘书刘文西和警卫员曹志勤开会。他向我们介绍了全会的精神，重点地解说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说：“所有的精神都在文件里，你们要好好地学习，反复地学习，不断地加深理解。这还不够，我们还要密切注视着形势的最新发展，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接着说：“这次抽调你们来，是省委提出我同意的。毛主席要我联系北大、清华两校，我怎么联系呀？就是通过你们、依靠你们去联系。你们已知道了，工作组已赶走了，你们下去是以联络组的名义，会不会也被赶走呢？那也说不定，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说完他起身告辞，说是要去中央开会，让秘书继续与我们开会。
刘文西同志接着说：“根据任重同志的意见，乃强同志任清华大学联络组组长，道玉同志任北京大学联络组组长，任重同志已与刘志坚同志商妥，将从部队各调20个团职干部给你们，归属你们领导。傅明贤同志到清华协助乃强同志工作，齐润庭同志负责联络清华附中，王桂英同志联络北大附中，你们下去均由中央文革小组开介绍信。”至于我们下去的任务，刘文西继续说：“任重同志交待，你们的任务就是联络，不是领导，不负责解决任何问题，只看不说，只听不表态，不支持任何一派。汇报情况用口头方式，不打电话，也不搞书面汇报材料，一般三天汇报一次，紧急重要情况，随时发现随时回来报告。”
听完了关于联络组性质的说明和任务的布置，特别是派我去北京大学任联络组组长时，我变得越来越不自信了。我心想：党委书记陆平是部长级的干部，有很高的领导水平，结果被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打倒了；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是河北省委文教书记，工作能力很强，进驻北大45天又被聂元梓煽动学生把他们撵走了。与他们相比，我算老几呢？一个22级干部，小小的讲师，在教授权威林立的全国第一高等学府，我说话能有多大的分量呢？这个码头我能站得住吗？我真的感到很茫然，真后悔到北京来，这不是自投网罗吗？事已至此，后悔也好，惧怕也罢，都是无济于事的。我只得硬着头皮，于8月15日带着中央文革小组的介绍信，只身来到北京大学，并在招待所住了下来。
我到北京大学参加的第一个活动，是8月17日召开的庆祝毛泽东为《新北大》校刊题词的盛大集会。我作为普通一员夹杂在群众之中，不仅可以自由走动，而且还可以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这对了解情况是很有好处的。这个庆祝大会表明，毛泽东是坚决支持聂元梓为首的造反派的，北大的各派组织都有“通天”人物，因此我在与他们打交道时要格外小心谨慎。
几天以前，一条惊人的消息传遍了北京各大学的校园：毛主席于8月18日将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得知这一消息后，我们武汉来的联络组的几个人，和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