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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与我在同一车间接受再教育的同事，不，严格地说，他是我的老师，无论是他的学历或学术水平，都要高于我。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并具体提出了“‘六六六’生产管道化”的建议。在60年代，国际上出现了化学工业生产管道化的革新热潮，它的优点是以流动床代替固定床，以连续法代替间歇法，不仅可减轻劳动强度，而且还可以大大提高产品的生产率。我们把这个想法向车间和厂领导作了汇报，他们表示支持，并拨了一笔技术革新的经费。于是，很快成立了“三结合”（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技术革新小组，开始了技术革新攻关。我们首先从调查研究入手，查阅了国内外的文献资料，参观了武汉天一印染厂、国棉一厂等单位，然后自己购买器材，自己动手加工反应器，从小量开始逐步进行扩大试验。经过6个多月的努力，从无数次的失败中总结了经验与教训，我们最终获得了成功。我们技术革新的成果，既获得了工厂领导的肯定，也受到了学校工军宣队领导的表扬，他们说：“你们不是以‘劳动省心’的消极态度到工厂接受再教育，而是想工人之所想，急工人之所急，从生产实践中提出问题，用‘三结合’的办法开展技术革新，减轻了工人们的劳动，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才是过硬的思想锻炼，也才是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技术革新的成功，与工人师傅们融洽的关系，使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开心，决心沿着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但是，1970年3月，也就是我到葛店化工厂劳动锻炼整整一年以后，学校工军宣队指挥部决定调我回学校工作，任命我为校教改组理科组组长。据说，这一调动还是当时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原省长张体学同志表态的结果，他说：“刘道玉是个好同志嘛，他反修立场坚定，还会有什么问题呀，据说现在还放在工厂劳动，为什么不安排使用？”工军宣队的这次调动和安排，不仅结束了我在工厂的劳动锻炼生活，而且还意味着我这个“走资派”在政治上被“解放”了。说心里话，对于这个安排我心里很矛盾，一方面我很感谢工军宣队对我的信任，特别是张体学同志的关心；但另一方面，当干部或叫做官我压根儿不愿意。但是，那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知识分子还是属于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如果我不服从决定，就有可能被扣上不服从工人阶级领导的大帽子。于是，我违心地同意了，谁知迈出的这一步，竟使我长期陷入政治泥潭而不能自拔，从事了我虽不愿意但良心又驱使我不得不去认真拼搏的事业。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接受再教育（2）
我到教改组后，承担的第一项工作是参加写作小组，撰写“坚持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创建崭新的教育新体制”一文，我是主要执笔人。这篇文章是准备带到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交流的。那次会总共开了108天，是个典型的“马拉松”会议，同时也说明，教育问题非常复杂，争论的问题也是十分尖锐的。在周总理的主持下，会议形成了一个“纪要”，毛泽东对“纪要”作了圈阅。“纪要”错误地认定，解放后17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17年培养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通常简称为“两个基本估计”的左倾路线，提出了“同17年对着干”的口号，也就是说，凡是17年的做法都要批判和否定。那时，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对“两个基本估计”我也是接受的，因为毛泽东说了要“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
1970年秋，继北大、清华之后，武汉大学也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是全国最先恢复招生和教学的学校之一。迟群在北大、清华炮制的从工农兵中招生的方针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简称“十六字”方针。武汉大学紧跟两校，当年也从工农兵中招收了近千名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年龄相差悬殊的大学生。他们一进校门，就提出了“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响亮口号，开创了“工农兵一统天下”的时代。
随着招生的恢复，教改也日益深入到教学领域，这对于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思想是否改造好了，这又是我面临的新考验。是站在科学真理一边或是站在工军宣队一边，是讲真话或是说假话，我必须作出选择，不可能有调和的余地。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大概也是如此。工军宣队“解放”了我，对我的确不薄，对此我是感激的，但我不能以感情代替原则。
当时，在许多大政方针政策上，我是紧跟工军宣队的，但在一些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往往又和工军宣队领导的意见相左，以致发生了争辩。例如，有的工军宣队领导说，要办灭火剂、灵芝草专业；我说不行，那只是一个产品，不能成为一个专业。他们说，要以典型产品带动教学；我说可以结合典型产品进行教学，带动不了教学，更不能代替教学的全部内容。他们说，要火烧“三层楼”（意指由基础课到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三个教学层次）；我说“三层楼”
是从长期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符合教学规律的，应当得到尊重。更大和最激烈的争论，是关于历时十年建成的化学大楼的分配使用问题。工军宣队领导决定：对化学大楼的使用，必须统一规划，面向全校，按需分配。当我听到这个决定，感到十分惊讶，如果不加以劝阻，必将造成巨大的浪费。于是，我鼓起了勇气，直接向工军宣队的主要负责人汇报说：“化学大楼只适合化学系使用，因为原设计时是根据每个专业和每个实验室的专门需要建造的，还配备了专用的水、电、暖和煤气管线，安排了通风排毒和排污系统，如果分配给其他系使用，不仅化学系的用房无着，而且还会造成极大的浪费。”那位负责人一听到我说是按原设计建造时，他就火了，并批评我说：“17年是修正主义路线，原设计方案必须否定，旧的条条框框一定要打破，你的意见没有考虑的必要。”在连续发生了这些争辩以后，我引起了工军宣队的一些领导人的不悦，在他们看来，我这个人老是爱唱对台戏，总是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话，已经成了教育革命的阻力。于是，他们一方面在会议上点名批判我，限制我的职权；另一方面又准备把我们全家下放到沙洋分校（原沙洋劳改农场），并永远不得回总校。侥幸的是，在工军宣队领导内部意见并不一致，革委会副主任纪辉同志也不同意这种做法，所以我又被留在教改组工作。但是，我真正发挥作用还是在批判林彪极左路线以后，这时我感到多年以来未有的舒心，似乎是时来运转了。
1973年7月，我被任命为中共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
1973年9月，我被选为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1974年1月，我被选为中共湖北省第三届委员会的委员。
1976年10月6日，离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只差一天，就在这一天，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件，中国高层根据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因此中国的老百姓把这一天称为中国伟大的“十月革命”。这标志着历时十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一场冲破“左”倾错误的束缚，端正思想路线，实行拨乱反正，推动各项事业改革的新的任务摆到了全国人民的面前。
教育是遭受“文化大革命”破坏的重灾区。面对这种形势，我以“借用”的名义，被调到了教育部，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临时工”生涯。其间，我怀着对“四人帮”的义愤，以一个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先后主持召开了24个全国性的拨乱反正会议，制定了许多重要文件，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恢复与发展，进而对它的改革，均起到了重要的战略作用。身体上的入不敷出，持久的紧张和顽强的拼搏，使我疾病缠身。病魔和诬告好像是两根魔杖要把我击倒，但我挺过来了。
两年的临时工，在我的一生中是短暂的，但是留给我许多的回忆。
第五章 拨乱反正当为先教育部的“临时工”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4月初，我在武汉大学襄阳分校蹲点，和分校党委一起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并清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学校党委书记纪辉同志的电话，要我立即返回总校，说有要事商量。回校后，他对我说：“接教育部的通知，要借调你去参加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间多长，没有说明。”听后，我有些犹豫地问道：“是不是真的借调，我不去是否可以？”纪辉是一位组织原则性很强的老同志，他有些为难地劝道：
“是呀，我也不想你走，学校工作也离不开你。但是，局部要服从全局，下级要服从上级，不去看来是不行的，再说，你去了以后对学校的工作也有好处，我看你还是去吧。”我说：“那就先去看看再说，等筹备工作完成了，我还是要回来的。”他说：“那当然。”
就这样，4月15日，我到教育部报到。我被安排在办公大楼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住了下来，室内有一张3尺宽的木板床和一套卧具，一个办公桌，一套普通双人沙发，一个文件柜，一个书架，一个洗脸架和面盆，两个热水瓶。这就是全部的家当，这既是我的办公室、会客室，也是我的寝室，我的两年“临时工”生涯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我突然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司长。对此，我毫无思想准备，事前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也无人给我打招呼。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大呼上了“借调”的当，也很后悔，不该到北京来的。与我同时任命的还有副部长刘仲候，他原是江苏省盐城地委书记，他分管政工；另一位叫晋桂香，被任命为专职党组成员，她原是河北省的一位优秀小学教师，曾获全国优秀教师的称号。看得出，这次干部的任命，似乎是中组部有意要对受“四人帮”破坏严重的教育部“掺沙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成了“沙子”了。
跟常人的心态不一样，对于中组部的任命，我没有丝毫喜悦之情，而是愁容满面。其原因是，我仍然还是在做着当诺贝尔式发明家的梦，同时，我也受到古人的影响，认为京官难当，我曾暗下决心：一不进京，二不做京官，三不做高官。
在任命的最初几天里，我坐卧不宁，茶饭无心，总是还抱着幻想，希望说服领导收回成命。首先，我找到刘西尧部长，向他汇报说：“我是在基层搞学术研究工作的，既不适应政府机关工作，又不适应北方气候，希望解除对我的任命，放我回武汉大学工作。”他说：“你的任命是中组部决定的，任命是不能改变的，回武汉也是不可能的，服从组织决定是无条件的。”看着刘西尧那死板而又严肃的面孔，听了他那教条式的表态，我感到很失望。但是，我仍不甘心，于是我又直接找到颁发任命文件的中组部干部局，接待我的是张长庚局长。我汇报说：“我一直在基层搞业务工作，没有经过实际工作锻炼，不适宜担任所委任的职务，再说，我很想从事学术研究，这也是党和国家需要的。”另外，我还谈到了我的组织关系、工作关系和户口仍留在武汉大学，妻子也不愿到北京工作，从长远看这个矛盾是很难解决的。张长庚局长耐心地听完了我的申述，他并没有给我戴“必须绝对服从”的政治大帽子，而是和颜悦色地给我讲形势，摆道理。他说：“粉碎‘四人帮’后形势大好，但是教育是重灾区，拨乱反正的任务十分艰巨，要治理需要内行的人。你在大学工作过，了解基层情况，最有发言权，政府机关正需要你这样的人，希望你克服困难，勇敢地把担子挑起来。今后，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可以随时告诉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将尽力予以解决。至于组织和工作关系不在北京，这并不影响对你的任命，等你思想想通了，尽快把各种关系和全家迁移到北京来。”话说到这个地步，虽然他没松口我回学校，但讲话入情入理，也颇有人情味。面对这种局面，我又能怎么办呢，只能退而求其次，等待时机再说，同时我也不得不认认真真地干起了“临时工”。
我之所以把这一段工作经历称作“临时工”，决非哗众取宠，而是真实情况的反映。在两年里，我既没有在教育部领取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享受到教育部福利。我明知司长的工资要高出讲师的工资许多，再加上北京的工资地区差比武汉高三档，但我宁愿在武汉拿低工资而在北京吃高供给。尽管教育部人事司催我调家属和转户口，总务司也要按照我的任职给我分配住房，但是都被我谢绝了，我宁愿住在办公室过着寂寞的单身生活。这一切均表明，我不愿做官，没有作长期打算，一旦“临时工”的“合同”期满，或者时机一到，我将义无反顾地回到学校。
尽管我不愿在教育部任职，也一直没有打消过“临时工”的念头，但在工作上却没有任何“临时工”的思想表现。我生就的性格是：堂堂正正地做人，老老实实地做事。你可以不喜欢那个人，但你要学会与他合作共事。你可以不喜欢那件工作，但你一旦承诺了它，那你就不能马马虎虎地对待它，而应竭尽全力把它做好，这是一个人的良知，也是做人的原则。我恪守了这一条原则。
那时，教育部党组成员9人，正副部长6人，除我以外，其他人都没接触过大学里的工作。因此，凡是涉及到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一律压到了我的肩上。在拨乱反正期间，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工作非常繁忙。摆在我面前的是三多：党组会议多、文件多、基层上访要求落实政策的多。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我白天开会，接待来访者，外出调查研究；晚上阅览文件，起草文件。我每天大约工作16个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
虽然我是教育部里的一名“临时工”，但是我的工作却获得了普遍的认可，以至于在我离开教育部3年以后的1982年，在教育部部长换届的民意测验中，我获得了名列第一的选票。当然，我不可能当部长，即使获得百分之百的群众的拥护，那也是无济于事的。除了我上面提到的“三不主义”以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不仅是一个“临时工”，而且还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单干户。话又说回来，即使要我当的话，我肯定还是会作出“不”的回答。
第五章 拨乱反正当为先邓小平召开历史性的座谈会
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同志几起几落，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再一次复出了。
1977年8月2日，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了科教座谈会，这是他复出以后第一次公开参加的重要活动。因此，这次座谈会，无论是对于邓小平本人还是对于灾难深重的科学和教育战线来说，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这次会议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召开的，他要求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15名科学家参加会议。会议于8月2日至5日，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举行，会议代表们住在北京饭店。参加会议的科学院系统的科学家有钱三强、张文裕、王大衍、柳大纲、林兰英、彭恒武、邹承鲁等；教育系统有周培源、张光斗、杨石先、苏步青、唐敖庆、史绍熙等。此外，方毅副总理，科学院负责人李昌等，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副部长雍文涛等也自始至终参加了座谈会。科学院的吴明瑜和我，分别代表科学院和教育部组成了会议的秘书组，负责会议的记录、简报和会议代表的生活问题。
会议是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他首先向前来参加会议的代表表示欢迎。
他说：“科学和教育是‘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你们各位恐怕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了，吃尽了苦头。这样的会十年没有召开了，如果不是打倒‘四人帮’，我们也不可能坐到一起来。现在，中央要我抓一下科学和教育工作，怎么抓？我请你们来座谈，就是请你们出主意，谈一谈科教战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