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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现在，中央要我抓一下科学和教育工作，怎么抓？我请你们来座谈，就是请你们出主意，谈一谈科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怎么搞。
希望各位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用不着再担心‘四人帮’打棍子和戴帽子了。”
在邓小平的亲自倡导下，会议的确开得生动活泼，真正出现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大好局面。与会代表大多是我国科教界的泰斗，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受到批判，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是，他们不计较个人恩怨，仍然心系国家的千秋大业，其情十分令人感动。与会代表的发言，有破有立，破就是对“四人帮”破坏教育、科学事业的批判，立就是对科学、教育拨乱反正的建议。这次座谈别开生面，好像是一次现场办公会，有议有决，解决了许多被认为是老大难的问题。这次会议是拨乱反正的良好的开端，也为下一步科学和教育战线的治理整顿树立了榜样。
围绕着科学问题，与会代表提出了许多积极建议，南开大学前校长、著名化学家杨石先，首先批判了科教组在“文革”中所干的大量坏事。他说：“迟群是‘四人帮’的一员干将，他通过控制科教组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特别是他们控制的‘梁效’写作组，制造了大量的反革命舆论，流毒很广，必须彻底揭发批判，祸根不铲除，拨乱反正就不可能彻底。”与此同时，他还大声疾呼要恢复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他说：“以科教组代替国家科委是错误的，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国家科委怎么行？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国家科委17年的路线是正确的，我国1956年制定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也应当肯定。当务之急是，必须立即恢复国家科委，归还被侵占的国家科委办公大楼，落实国家科委干部政策，尽快制订国家新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邓小平插话：“国家科委必须马上恢复，会后就着手解决，事不宜迟。”
来自科学院的代表，还就理论联系实际、恢复科学刊物出版与国际学术交流等问题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他们说：“开展基础学科的研究，这本来是科学院的传统，但是‘四人帮’抡起‘理论至上’的大棒到处打人，虽然‘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大家还心有余悸，希望划清基础理论研究与理论脱离实际的界限。”
他们还呼吁，对我国科学研究的状况应当有危机感，由于“四人帮”的破坏，使得本来就落后的我国科学技术，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又拉大了20年。如果不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这个差距势必越来越大，其后果是难于料想的。
在谈到教育问题时，发言更是踊跃，纷纷列举大量事实，对“四人帮”破坏教育的罪行进行批判。北京大学周培源先生显得格外激动，他说：“北京大学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四人帮’直接指挥聂元梓，通过她搞乱北大，然后再搞乱全国。聂元梓罪恶多端，在北大名声很臭，但流毒很深，必须要深入揭发批判。”
他还说：“北京大学的教授，在文革中没有受到批斗的没有，有的被逼迫致死，有的被摧残致残，有的被抄家。现在，应当组织专门班子，认真落实他们的政策，归还被查的物品，特别是被查抄的书籍、书稿和文物，否则很难打消他们的疑虑，也难以从根本上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清华大学张光斗先生在谈到“刘冰事件”时说：“这是‘四人帮’策划的阴谋，他们的目的是要迫害包括小平同志在内的一批革命干部。这一事件受株连的人不少，希望尽快予以平反。”
粉碎“四人帮”以后，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成堆，旧有的规章制度被打破了，新的制度又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人们感到一切都无所适从，大家心急如焚。谈论最多的还是如何理解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关于教育的讲话，如何对待“四人帮”打着毛泽东教育思想旗号推出的所谓教育改革措施，不否定吧，那是“四人帮”搞的，要否定吧，那又是在毛泽东名义下搞的，颇有投鼠忌器之虑。例如：
上海复旦大学苏步青提问：“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对主席的话到底怎么理解？简单地说，17年到底是红线还是黑线？”
邓小平插话：“17年是红线，是共产党领导嘛，怎么能说是黑线呢！还有一个‘两个基本估计’，那是‘四人帮’篡改的，要推翻，不然，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怎么能解开呢？”
学制要缩短，缩短到多长，三年行不行？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三年学制不行，不能保证教育质量，达不到《高教六十条》规定的培养目标。“四人帮”把《高教六十条》说成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纲领，这是别有用心的。《高教六十条》本来就是针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对高教破坏而制定的，实践证明，《高教六十条》是完全正确的，应当给它正名，使它在治理整顿高教时重新发挥作用。
在座谈会上，代表们还就贯彻毛泽东提出的“五七”指示进行讨论，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关系教育全局的大问题，希望划清是非界限，否则教学计划很难落实。此外，对修订教学计划、编写教材和“以典型产品代教学”等问题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会议已进行三天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一直没有发言。4日晚上，他找到我说：“会议开了三天了，听了其他人的发言很受启发，但是我本打算讲的，别人都已讲了。你看我讲点什么为好？”我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对会议的进程很关心，通过简报把会议的内容陆续地报送到中央政治局。出于我的职责，连日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十六字”招生方针，如果不推倒这个方针，大学招生质量就得不到保证，也不能在广大青少年中造成良好的读书风尚。于是，我向这位代表建议说：“代表们的确讲了很多意见，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会前，我在天津、顺义县作过调查，广大群众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开后门的方针，强烈要求推倒‘十六字’方针，恢复统一高考，而且广大工农子弟说，他们不怕考。因此，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讲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针。”听后，他说：“好，这个题目好，我明天就讲这个。”
5日上午，武汉大学的这位代表首先发言，看来他是作了认真准备的，发言时情绪有些激动。他说：“大学的招生工作是培养人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它好比农业上的筛选良种。从武汉大学五年招生的情况看，按照‘十六字’方针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基础相差悬殊，质量没有保证。所谓的‘十六字’方针，就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什么‘十六字’，都是骗人的，实际就是四个字‘领导批准’，其他都是徒有虚名，有的甚至连过场也不走。广大群众包括大学里的教师，对‘十六字’方针非常不满，他们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17年上大学靠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现在上大学靠权’，群众气愤地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因此‘十六字’方针不推倒，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走后门’不正之风不刹住，党风不能端正，‘读书无用’的社会风气不可能扭转。”他的发言获得了成功，不仅使全体代表全神贯注，而且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说：
“‘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刘西尧说：“今年恢复高考来不及了，招生工作会议已开过了。”
邓小平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就这样，一个阻碍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拦路虎被铲除了。这次座谈是在这场压轴戏的高潮中胜利结束的，与会代表个个心情舒畅，决心以实际行动参加到拨乱反正的伟大实践中去。
这次座谈会也以丰硕的成果载入史册！
会后，教育部立即重新召开1977年度招生工作会议，组织恢复高考的命题班子。
后来，外界只知道恢复了高考，77级新生推迟到春季入学。究竟是什么原因？人们并不知道围绕着推倒“十六字”方针所发生的这个动人故事。实践证明，恢复统一高考是正确的，特别是在77、78级学生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长期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在推倒“十六字”方针之前，上大学他们是没有份的，是高考给了他们平等的权力，给了他们学习机会。他们果然不负众望，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他们当中有不少是我忘年之交的朋友，我总是开玩笑地对他们说：“你们是知青的末班车，但却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头班车，是不幸之中的幸运儿。你们是从岩石缝里蹦出来的一代人才，所以生命力特别强！”
第五章 拨乱反正当为先北戴河十年来的第一批客人（1）
科教座谈会的精神传达后，无论是教育部内或是全国教育战线上，形势确实大好，教育界广大群众要求加快拨乱反正步伐的呼声越来越高。于是，教育部党组于8月6日至8日，召开党组会议，研究如何贯彻科教座谈会会议精神，如何深入广泛开展教育路线上的拨乱反正。
作为高教司的负责人，我敏锐地预感到，统一高考的恢复，学生的素质将会大大提高，现在面向工农兵大学生的一套做法肯定不能使用了。怎么办呢？现在各大学都在观望，希望教育部拿出意见来。是呀，兵马未动（大学生尚未进校），粮草先行（教学准备工作），我们必须立即行动，尽快召开一次教学工作座谈会，制定有关教学工作的规定。会议怎么开法？如果会议规模太大，不仅会务工作来不及，而且人数太多，认识难于统一，有可能开成一个“马拉松”式的会议。于是，我想采用“解剖麻雀”的办法，召开一个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座谈会，这类学校既有代表性又是教学改革中的难点。如果会议开好了，那么其精神不仅工科院校可以效仿，而且地方大学也可以采用，这样就可以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推动整个高等学校教学领域里的治理整顿，使其迅速地走上正轨。
在8月9日的党组会议上，我把上述想法作了汇报，并建议立即召开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包括两所师范大学）教学座谈会，党组同意了我的建议，并立即报国务院审批。我要求派一位副部长来领导会议，我协助他做具体工作，但党组没有同意，并作出决定：全权委托我领导和主持这个会议。我又建议，与这个座谈会召开的同时，采取套会的办法，召开一个小型的“外国教育研究”座谈会。由于“四人帮”的破坏，长期闭关自守，对外国教育完全不了解，现在治理整顿，有必要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办大学的经验。党组认为建议很好，也同意套开这个小型会议。
10日上午，国务院批复同意召开“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教学座谈会”，会议地点定在北戴河，全部会务工作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承办。我很欣慰，这真是特事特办啦，会议虽小，规格却很高，意义非同寻常，一定要把会议开好！
当天晚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刘处长率领医务人员、炊事人员、服务人员以及高教司的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20多人，乘一辆大交通车，星夜赶到位于北戴河的国务院第一招待所。
这个招待所位于北戴河风景区的中段偏东一点，离海边500米左右。它的左右两侧是有关部委的招待所和疗养院。北戴河风景区地处河北省秦皇岛市，东起鸽子窝，西到北戴河口，南临渤海，北依莲蓬山。境内林木茂密，鲜花盛开，海水湛蓝，气候宜人，是著名的避暑盛地。
但是，自文化大革命开始，这里被作为养尊处优的修正主义的温床而查封，整整十年了，这里竟没有一个人来住过。我们是启封者，是十年来的第一批客人。我们到达时，已是深更半夜，是夜，大家将就住了一宿。是海潮声把我们惊醒的，当太阳还未从海面上升起的时候，我们早早地起来了。由于兴奋，大家都没有睡好，这一点从他们的惺忪睡眼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但是，面对年久失修的招待所，我们不得不自己动手，打扫尘埃，清理杂乱堆积的家具，洗刷厨具，牵挂窗帘……经过一天的忙碌，一切准备就绪了，这个招待所又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
从11日晚到12日，是与会代表报到时间。按照通知要求，参加综合大学教学座谈会的有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每校代表2人，其中学校负责人1人，教务处负责人1人，共计26人。参加外国教育研究座谈会的4所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以研究苏东欧教育见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侧重于欧美国家教育的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室和河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室，他们重点研究日本教育。这4所学校每校代表2人，共8人。另外还有两名记者参加，他们是新华社的杨广惠和《人民日报》的庄永龄，加上教育部的4个工作人员，总共40个人。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型座谈会，堪为召开解决实际问题的高效会议带了一个好头。
会议于12日正式开始。首先，作为会议的主持者，我传达了8月2日邓小平召开科教座谈会会议的精神，讲了这次会议的目的要求和开法。我说：“会议的目的是在全面、正确地学习和理解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批判‘四人帮’及其一伙对高等教育的破坏，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划清是非界线，制订出适合于恢复高考以后的教学大纲。会议分为两段，采用虚实结合，所谓虚，就是学习和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对教育的若干讲话，统一思想认识；所谓实，就是实事求是地订出实用的、符合教育规律的教学大纲。为了开好会议，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创新。过去开会，总是找领导要精神，要上面拿文件，这次会议我们要打破这个框框，精神靠大家讨论提出，文件由与会代表来起草。因此，每位代表既是参加者也是主持者，既是客人也是主人，我只是作为召集人，起组织联络作用。最后，会议的成果是要形成一份对今后教学工作具有普遍指导作用的《会议纪要》，经过反复讨论修改，直至满意为止。”
在务虚阶级，看似轻松，但实际上思想上的斗争是很激烈的。这次会议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一年多以前召开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极左的口号还未被否定。“四人帮”被粉碎还不到一年，刚刚从思想禁锢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在讨论毛泽东关于教育讲话这一敏感问题时，不免心有余悸。特别是想到“文革”中因背毛泽东语录掉字或写错字或不慎涂写了毛泽东的面像或不慎打碎了毛泽东的像章因而受批斗时，不免胆战心惊。
但是，不知怎的，这次会议的代表真有点“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也许是真正地破除了迷信思想，或教育工作者的良知要求他们必须说真话。我心想：这正是小型会议的好处，也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通过讨论，代表们一致认为：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学习和理解毛泽东的思想的体系，领会其精神实质，任何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毛泽东的著作断章取义，摘其只言片语，都是错误的。特别是把毛泽东的话称做“最高指示”，鼓吹“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等，其本身就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是林彪一伙为其篡党夺权服务的。大家还认识到，毛泽东虽然知识渊博，但他不可能通晓百科。
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有其特殊规律，如果毛泽东的讲话不符合教育规则，那也不能执行，应当服从真理。
由于从总体上对毛泽东思想采取了科学态度，所以在讨论毛泽东关于教育的讲话时，就很容易统一认识，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例如，关于教育方针，“学制要缩短”，“以阶段斗争为主课”，“以社会为工厂”，教学内容上“一分歪曲九分无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和“五七”指示，等等。很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些问题上打破禁区，那么拨乱反正就无法进行，我国的高等教育依然只能在左倾路线下苦熬。
第五章 拨乱反正当为先北戴河十年来的第一批客人（2）
会议是紧张的，但是会外是愉快的，代表们不仅可以欣赏到北戴河秀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