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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年时间里，我没有星期日，没有节假日，没有娱乐活动。工作就是我的一切，办公室就成了我的家。
与此对应的是，生活条件是很差的。教育部的食堂，主要是面向吃了早餐来上班，下班回家这个群体的，所以早餐晚餐特别差。每天早餐一碗玉米粥，二两馒头或窝窝头，两分钱的咸菜。中午的菜谱品种多、品质高，但是我多因为开会而不能按时下班，所以很少能吃上好菜。有时党组开会，经常开到晚上七八点钟，那些部长们坐上专车回家吃小灶，但可苦了我们几个住办公室的单身汉。食堂关了门，只能上街找餐馆，西单“迎春饺子铺”和二龙路“便民饭店”就是我经常的去处。挨饿也是常有的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如果食堂、饭馆和副食店都关了门，而又没有成家开伙的话，那肯定是要饿肚皮的。在吃了苦头以后，就买点饼干放在办公室，以备充饥，但是这怎么能长而久之呢？
由于我长期紧张工作，劳逸不均，营养失调，1978年10月初，我最终还是病倒了。我病得不轻，高烧40度，连续3天粒米未进，我被送进了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经检查，认为我除患感冒以外，血样的抗O是阳性，这是肺结核的象征。据主治医生说，像我这样劳累过度，营养不良，患肺结核的可能性很大。于是，按肺结核治疗，注射链霉素和服用抗结核药“雷咪丰”。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除体温略有下降外，病情没有一丝的好转，X射线显示左肺上端鸭蛋大的阴影依然存在。这时，我的学生赵险峰，通过他在北京医院工作的妻子李民众，把我转入北京医院干部病房。正好，我与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闻家驷先生住在一个病房，他是闻一多的胞弟，我们同是湖北人，所以相处得十分融洽。
我的主治医生是王连连，她是一位很有经验的主任医生。经诊断，她否定了肺结核的结论，认为肺炎的可能性很大。于是，又按照肺炎治疗，使用了各种抗炎药，既有西药也有中药。经过一个疗程的医治，X光片复查，肺上阴影岿然不动，治疗陷入了困境，主治医生不得不重新考虑病症的性质了。
远在武汉的妻子，得知我生病住院后，心急如焚，她听说我病得不轻，到底是什么病？治疗得怎么样？她实在放心不下，而且怕有什么隐情瞒着她。她太矛盾了，到北京来探望吧，还有一大一小两个儿子要管，还担负着教学任务，离不开呀。那时通讯很落后，打电话也十分不便，只能靠写信，但是太慢了，来回一次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我们彼此得到的信息都是滞后的，特别是她对我的病情变化的了解。
一天晚上，护士送来了一个取痰的容器，嘱咐我次日清晨要留下吐出的痰。病人都是敏感的，鉴于前后按照肺结核和肺炎治疗无效的情况下，现在王医生肯定是在作肺癌怀疑了。那个年代，还是谈癌色变，我心想：我会得癌吧？我身边没有亲人照顾，也没有人与我谈心，教育部的领导像用牛一样用人，我病得如此严重，除了高教司的同事外，居然没有一个领导来探视，我对教育部领导的薄情寡义甚至比我的病还要痛心！
第五章 拨乱反正当为先因劳成疾，是坏事也是好事（2）
面对着疾病的痛苦，我不敢把肺癌的怀疑告诉妻子，怕她心里负担太重，于是千斤重担我一个人顶住。晚上，我一个人到医院的小院里散步，绕着林间小道一圈又一圈地转着。一个问题怎么也不能从我的头脑中抹掉：“我会得肺癌吗？”如果说不怕吧，那是假的；如果真是得上此症，怕又有何用呢？我反复地想着，想着，答案终于浮现于脑海：我不会得肺癌，我与肺癌无缘！我自圆其说地解释，一是我烟酒不沾；二是我性格开朗，不忧不躁；三是我的饮食起居基本有规律，无任何不良嗜好。对此，我充满信心，自言自语地说：“对，我绝不会得肺癌！”
到了化验后的第三天，王医生带着化验单来查房，她说：“你的痰样经反复培养是阴性，一个怀疑解除了，你也应当宽心了。”
问题又回到了原来的诊断上，并且新的治疗方案形成了。王医生对我说：“现在看来，你左肺上大面积的阴影还是肺炎所致，之所以用药消炎无效，这可能与你抗药性的体质有关。现在，我改用物理方法消炎，具体地说，是将发炎部位置于10万高斯的强磁场下，接受辐射，一个疗程照射10次，从明天开始。”
我按照医生的治疗方法，与治疗室的医生密切配合，每次照射后都有一种舒心的感觉。结果不出王医生所料，在照射第六次以后，奇迹真的出现了，经X光透视证明：左上肺的大面积阴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是肺纹理稍粗，尚需时日慢慢吸收。于是，我停止了辐射，休息两日后，于11月6日出院了。
这次生病，是劳累过度所致，是坏事但也是好事，这促使我下决心离开教育部。
这时，一个最终离开教育部的计划形成了：第一步请假回武汉休息，这是名正言顺的；第二步待开春以后，递上一纸辞职报告，来个“先斩后奏”，既成事实，决不再回头。
于是，11月7日，也就是出院的第二天，我写了一个请假报告：
西尧同志并党组各同志：
我这次患肺炎住院，经过治疗已基本吸收，但左肺纹理较重，恢复尚需时日。鉴于我目前住在办公室里，饮食、休息都十分困难，无法调养、恢复与巩固。因此，拟请假一段时间，回武汉继续治疗和休息，恳请予以批准。”
刘西尧的批示：
同意回武汉休养一段时间，休养好后，连亲属一起搬京。送党组传阅。
11月7日。
党组阅后，均表示同意。
于是，我于11月12日，带上我来京时的全部行装，离开了教育部。虽然还没挑明一去不复返的心意，但我是已经铁了心的。再见了，酸、甜、苦、辣的两年“临时工”的生活！
1979年春节以后，教育部的领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刘西尧调任四川省委第三书记，原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又重新回到教育部主持工作，他原来的搭档，也陆续地调了回来；而刘西尧班底中的一些副部长，也先后离开了。这种形势，对于我离开教育部，绝对是有利的，因为听说蒋南翔用人有一个原则：非清（指清华大学）不用。
机不可失，4月初，我给蒋南翔部长写了一份辞职报告：
南翔部长亲鉴：
欣悉你重新主持教育工作，谨致祝贺！
我于1977年4月，被借调到教育部，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随后，蒙上错爱，被委任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本意欲不从，但时值拨乱反正之际，恐碍大局，只得勉为其难。任内，虽能力不及，但未敢懈怠，终未辱使命。
不料，去秋染病，住院月余，现仍在恢复之中。
两年实践证明，我既不适应部里工作，又不习惯北京气候，实难继续履职。因此，特提出辞呈，恳请准予回校从教。如蒙恩准，不胜感谢。
我的辞职报告是4月2日寄出的，所幸的是，4月8日我接到郝秘书电话：“蒋部长同意你的辞职报告，请择日来部办理手续。”
事不宜迟，4月15日，也就是我借调至京两周年的日子，我到教育部，拜访了蒋南翔部长，作了很愉快的交谈。他十分客气，在民族饭店的宴会厅摆了两桌酒席为我饯行，所有的副部长和党组成员都参加了。他在祝酒时说：“道玉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为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功不可没。由于身体不适应北京气候，我们同意其辞职的请求，回武大工作。好在武大和教育部是一家人，希望常来常往，为办好武汉大学多作贡献！”
我作了致谢词，向各位表示了感谢！
次日，我办理了回校手续，正式结束了“临时工”的生活！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最年轻的大学校长（1）
在中国的当代历史上，“改革”二字正式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中，是在1979年4月中共中央的工作会议上。那时，它只是作为实行国民经济“八字”（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一项措施提出来的，而且还是强调以调整为中心。
改革春潮滚滚而来，荡涤着一切陈腐的污泥浊水，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1980年2月，胡耀邦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改革的地位不断地提升，旋即成了一切工作和国民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他提出一句名言：“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这话显示一个革命家的卓识和魄力，反映了时代的精神，表达了人民的意志，激励了亿万人民的改革的热情。
我就是被这改革的浪潮推到了潮头，出任了武汉大学的校长，充当了一名改革的弄潮儿。我笃信改革，真心实意拥护改革，身体力行地实践改革，也品尝了改革的酸、甜、苦、辣。
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对此，应当如何对待呢？王安石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他的一句肺腑之言可作为一切改革者的勉励：“尽吾志而不至者，可以无悔矣！”
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国务院对武汉大学校长的任命：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经中央批准，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
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有关部门认为，任命48岁的刘道玉担任全国重点大学的校长，这对于在人才济济的高等学校中，打破论资排辈的现象，大胆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时值盛夏酷暑，各种媒体以火辣的调子报道了这一消息。好在学校尚处在假期中，绝大多数的学生尚未返校，教职工也还没有上班，这一任命没有形成冲击波。
不过，消息见报以后，还是有不少朋友向我口头上或以打电话的方式表示了祝贺。我向他们表示了感谢，同时也真诚地对他们说：“这是赶着鸭子上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
对于这次任命，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事前，组织部门既没有征询过我意见，在见报之前，也无人给我吹风。过去的传统做法是，思想工作在先，而组织任命在后，然后宣传报道。可是，对我的任命却是反向操作的，首先是新闻披露出去的，然后湖北省委文教办公室和省委组织部才找我谈话，最后才召开大会宣布。
他们为什么采用这种做法呢？我心想，也许这是有意安排的，目的是造成强大的舆论，形成既成事实，使得我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就这样，在舆论与组织纪律的双重压力下，我不情愿地被套上辕了，只好硬着头皮使着牛劲往前走了。
说实话，在接受这一任命时，我心里是忐忑不安的。我在想，武汉大学是名牌老校，前14任校长，不是学术贤达就是政界名流，他们要么有雄厚的学术资本，要么有坚强的靠山。然而，这一切我都没有，论年龄我尚不到“知天命”之年，论级别我是个21级干部（月薪65元人民币），论职称，由于评定职称停止了20多年，我还是一个小小的讲师。这一切表明，由我来领导这所老校，是一种“倒置型”的领导模式。面对着这样一座藏龙卧虎、学派林立的老校，特别是很多人是我的前辈师长，我能领导他们吗？
再看一看，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重点大学，他们的校长都是留学归国的博士，是一级教授、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与他们相比，我更感到自己相形见绌。外界怎么看呢？是武汉大学没有高学术水平的校长人选吗？如果以大学校长的学术地位来衡量学校的地位，武汉大学会不会吃亏呢？每思及此，我总有一种惶恐不安的感觉，甚至我的信心有些动摇。
但是，既然被历史的误会推上了这个位置，光想不利的条件，又有什么用呢？应当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在看到自己不足的同时，也要看到自己的长处，这是正确认识自己，进而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的必要条件。
如果不太谦虚的话，我当然也有自己的优势。首先，我出生在农村，从小吃过苦，崇尚勤奋刻苦的精神，因此不怕吃苦，不怕困难，能像拓荒牛那样埋头干活。
其次，我不想当官，也不怕丢官，敢想敢干、敢于负责。我讨厌官僚主义作风，从不摆官架子，能够与广大基层群众打成一片。再次，我崇尚创造，励志改革，热爱教育，办事求新，这是办好大学十分重要的条件。最后，我既做过基层干部，也做过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熟悉教育方针政策，具有一定的领导管理工作经验。
至于选拔著名学者或院士当校长，这本来就是一个“中国式”的用人制度，这既不符合“专家治学、教育家治校”和“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原则，也不是世界各大学选拔校长的通例。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的思想豁然开朗了许多，信心也树立起来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形势是：打退堂鼓是不可能的，躺倒闹情绪是无济于事的，做一个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挂名校长，这不是我的性格。惟一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勇敢地把担子挑起来，并准备为此付出历史的代价。
48岁的我，已不再是青年人了，但是媒体仍把我当作最年轻的校长，这只是相对而言的。我心想：既然我被冠以年轻的校长，那就应当表现得像个年轻的校长样子，干出一番一个年轻校长应当干出的成绩来。为此，我提出自律三条，以为约束：（1）谦虚谨慎，尊老敬贤。凡年长于我的教师，如有事约我谈话，一般不能让他们劳步，应当是我去家访或到他们所在的单位，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2）办事要雷厉风行，事必躬亲。要力求做到案不留牍，文不过夜，来者不拒，有求必应；（3）改革创新，励精图治，追求卓越，力求第一。实践证明，我的这些近乎是约法三章的做法，受到了广大师生员工的欢迎，也获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
西方一位学者曾说，看问题方法固然重要，但是看问题的角度也同样重要。自从我被任命为校长以后，我的确有一个转变看问题的角度问题。过去，我担任学校领导和教育部高教司的领导工作，已有8年的时间，但那是处于配角的地位。现在，我作为一校之长，就是武汉大学这个大舞台上的主角，应当胸怀全局，提出振兴武汉大学的方略来。
治校之策来自于哪里呢？我的工作又从何入手呢？毛泽东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论断当然是正确的，是我们制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我们利用“外脑”集中众人智慧的主要方法。在被任命为校长的头一个月内，我的主要精力是放在调查研究上，调查的问题主要是三个：（1）作为一所著名老校，在历史上，武汉大学的历任校长和学者们，在办学和治学方面，有哪些主要的经验？（2）解放以后，武汉大学急剧滑坡的原因是什么？（3）如何振兴武汉大学，应当把武汉大学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突破口应如何选择？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最年轻的大学校长（2）
在开展这项调查时，我仅选择了教务处的副处长刘花元一个人协助我。他是我在任教改组副组长时，于1970年秋从物理系选调上来的，从科员、副科长、科长、副处长一路提拔上来的。他作风正派，工作勤奋，才思敏捷，富有改革创新精神，因此颇受我的器重。在我免除校长后，我们还经常讨论教育改革问题，后来可惜正当他一展宏才之时，却于1998年因病英年早逝，我深感悲痛。
我们调查的主要方式是家访，真心诚意地登门求教，对象是老年教师和健在的过去的领导人。此外，也间或召开有3至5人参加的“诸葛亮式”的小型座谈会，参加者是全校冒尖的、有创新精神的青年教师。我们家访的约60多人，连同参加座谈的共有100多人。他们之中，有前几任校长的亲属或助手，有数学、生物、法学和史学界的学术泰斗，有中文系健在的“五老八中”（指在学术界有名望的五个老教授和八个学有所成的中年教师），有50年代的“三大才子”，有留苏归国的副博士，有来自全国其他重点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入盟的教师，有过去与我观点不一致甚至反对过我的干部和教师等等。
从调查的对象看，反映了我那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