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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我的黑犍子不在了。我一古脑儿爬了起来，拿着放牛棍和草帽，一边哭喊一边寻找我的黑犍子。偌大的山冈，到哪儿去找呢？我感到很茫然。稍定神后，我猜想老犍肯定是寻水喝去了，于是我飞也似的向一片水田冲跑去。正好一位大爷在堰里放水灌田，我上前问道：
“大爷，你看见了我的黑老犍子没有？”
“你这娃子咋搞的，是睡忘了还是玩野了，你的牛吃了人家的秧苗，被下朱家的人牵回庄子去了，还不快去赔不是！”
我一下子懵了，“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怕挨打，不敢一个人去，于是硬着头皮回到家里。已是晌午了，正好父亲收工回来，他见我哭丧着脸问道：
“咋回事？”
“爹，我在冈坡上睡着了，老犍吃了人家的秧苗，被下朱家的人牵走了……”未等我说完，父亲暴跳如雷，举手甩了我两耳光，我不由自主地向后打了几个踉跄。他说：
“走，跟我去赔罪，把牛赎回来。”
我们飞快地来到了下朱家，这是一个不足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我们进村后，一眼就看到了我们的黑犍子，它被拴在一颗大槐树上。父亲找上户主家里，主人是个五十开外的农民，为人也还算和善。父亲连声道歉说：
“都是我这不听话的娃子惹的祸，对不住你们了，是赔是罚我们依你的。”
“你们去田里看看，你家牛吃了我家秧田一溜儿苗子，造孽呀！咋个赔法，你们看着办吧。”
经过友好协商，父亲提出赔两斗谷子，对方没再说什么，于是我牵回了黑老犍。
纠纷解决了，但是挨打的滋味是难以忘却的，教训也是深刻的。自那以后，我放牛格外小心，特别是在田埂地边放牛时，我总是牢牢地牵着牛笼头，并牢记驾驭耕牛的要领：牵牛要牵牛鼻子，赶牛要鞭打牛屁股。
放牛和割草是我小时候的两项任务，而且是交叉进行的。每当犁田耙地之时，父亲和二哥都要把老犍牵去使用，这个空当中，我得背上箩筐去割草。既要为老犍准备当日的青饲料，又要为冬天储存晒干的绿色饲料，保证牲口越冬。与放牛相比，割草自由度大多了，有时和村里小伙伴们同行。在休息时，我们或爬树、掏鸟窝、捡鸟蛋，或跳到塘里嬉水、捉鱼，这些儿时农村生活也颇有趣味，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我和三叔的小儿子道华是同月出生，他比我小半个多月，长得比我高比我壮。从小我们在一起玩耍，割草、拾粪大多也是结伴而行。他未上学读书，但是干农活样样比我强，爬树比我快，下塘摸鱼回回都不落空。那时，我幼小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暗下决心要与他竞争，一定要比他做得更好。可是无奈，在耕田耙地、下田插秧、打鱼摸虾等各方面我都不如他，那时我似乎朦胧地懂得，如果以自己的短处去与人家长处竞争，那是永远不会得胜的。
在农村，犁田耙地、选种播种、打谷扬场都是有经验农民做的事，父亲逐步把这些技术传授给二哥，准备二哥将来接他的班。15岁那年，我因为就读的襄阳联中停办而休学在家，那时也不知道将来是什么世道，父亲教我学农耕，万一书读不成了，就留在家里务农。他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学犁地，那是一块刚刚收割过芝麻的旱地，为了秋后播种小麦，需要对它进行翻耕。父亲向我讲述了操作木犁的要领，做了示范，然后让我来试。刚开始还算顺当，只是犁走得不直，像蚯蚓一样曲里拐弯的。突然间不知什么原因，“咔嚓”一声犁铧断了，犁托一下子冒到地面上，我怎么使劲也按不下去，老犍拖着空犁乱跑，把犁辕子拖绳与牛缰绳绞成了一捆，不管我怎么吆喝，它也不听我的使唤。我急得哭了起来，并呼喊父亲来救助。父亲看后摆着头说：“看来，你是吃不了这碗饭了，还是好好地去读书吧！”
第一章 塑造灵魂的故土栖人“檐”下的小学生活
由于大哥参加了工作，父母的经济负担相应地减轻了许多，从1944年秋季起，他们决定把二哥和我转到蔡阳铺中心小学读书，以便接受正规的教育。
蔡阳铺中心小学位于前街的西头，坐北朝南，校门口有一座古式的门楼，门楣上方墙壁上的校名呈弧形。大门右前方约50米处，有一口用青砖砌成的深水井，它的四周铺垫着灰白色的花岗石板，在井口上安装了一个用于提水的绞盘，这口井除了学校师生用水外，还供应这条街上大部分居民的饮水。
大门内约3米的地方，建有一座带着遮雨屋檐的屏墙，正反面分别有红色油漆写的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嘱》和学生守则。院子中央有一座砖砌的升旗台，上面竖了一根3丈多高的木旗杆，从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每天早晨都要在这里举行升旗仪式。学校的教室均是用土坯墙和灰瓦建造的平房，由前后两个院子构成，前面大后面小，前面是教室，后面是办公室、寝室和食堂。出了后院的便门，便是一个简易操场，只有一个沙坑、一副单杠和双杠，还有一个看得出是本地木匠制作的简易的篮球架。再往北，是一垛断垣残壁的古城墙，显示出这座乡镇久经风霜的古老岁月。
这是一所包括初小和高小在内的中心完全小学，它辐射着方圆15里以内的广大乡村，招收走读和住读的学生。它是当时枣阳县内办得较好的小学之一，常年开设15个班左右，在校生约500人。
我和二哥是以插班的形式转入到这所小学的，由于他年长于我，所以他被编入四年级，而我被分到三年级。旧时农村儿童发蒙较晚，我们的年龄与当时就读的年级是不相称的，特别是二哥已经16岁才读小学四年级，年龄的确是偏大了。但是，相对于那些没有机会上学的广大农村的少年儿童来说，我们还算是幸运的。
从私塾转入公立小学读书，这本身就是一次成功的跳跃。我初步尝到了跳跃的甜头，并暗下决心：我决不满足于按部就班，只要有机会我就要跳级，要把过去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我内心里涌动着出人头地的念头。
按照学校的要求，家居较远的学生一般要住读，但是要父母担负我们兄弟俩的学费和食宿，这显然是有困难的。父母亲深知，学业是不能耽误的，寸金难买寸光阴呀。于是，我们采取住读不住校的变通的办法，春、夏、秋季走读，冬季借宿于校外熟人家里。蔡阳铺北门外有一家油坊，父亲做过食油零售生意，与油坊的老板熟识。老板同意我们在他的作坊里借宿，自带柴米起伙，这样食宿比学校要便宜得多。这家作坊是一个四合院，堂屋有三间房，是用做榨油的；朝南的厢房有两间，是主人的住所；朝北的厢房也有两间，一间是灶屋，另一间是帮工的宿舍，我们就借宿在这个房间的一个旮旯里。条件是十分差的，没有床铺，我们就打地铺，冬天垫上厚厚的稻草防寒。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卫生条件很糟糕，被子里生了虱子，阳光好的天气我们都要晒被子捉虱子。但是，令我们难以忍受的还是疥疮。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皮肤病，主要症状是刺痒不止，特别是每当夜晚被窝睡热以后，瘙痒更是难忍。我们痒得实在不行时，就用手抓挠，小丘疹抓破后流出黄色毒液，流到哪里就传染到哪里，被抓破的小丘疹连成一片，小的有铜钱大，最大的足有鸡蛋那么大。当时我们没有钱医治，即使治疗也很难断根。倒是升入中学以后，由于卫生条件的改善，疥疮也就不治而愈了。但是，至今在我的身上还留下了很多的疤痕，这也算是那段生活的一个印记吧。
在春夏秋季里，我们宁愿起早贪黑地走读，往返于家庭与学校之间，这样我们就不必自己做饭了。同时，由于在家里吃住，在经济上也节省多了。走读最麻烦的是午餐，我们既不能在学校搭伙，更下不起馆子，只能自带干粮。农村是吃季节饭，收获了什么就吃什么，所以我们带的干粮也是随季节而变换的。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带馍馍、锅盔、高粱粑粑、蒸红薯。在母鸡下蛋的旺季里，母亲也会煮上几个鸡蛋塞到我们的书包里。这种栖人“檐下”和风里去雨里来的学习生活，一直持续了三年，直到我们毕业离开这所学校为止。
中心小学的学习与私塾不同，不仅有正规的教学计划和教科书，而且学习的内容也多样化，实施全面的基础教育。我记得当时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公民、自然、音乐、美术、体育和余兴。所谓余兴就是课外活动，那时条件很差，几乎没有什么运动器材，余兴时学生们都是跳绳、踢毽子、唱歌等，有时候由年级主任领导大扫除。至于早晚自习，并没有严格的统一规定，既因人而异又根据季节的变化而时有时无。
在小学就读期间，发生了一件使我们身心蒙受羞辱的事，使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伤害。1945年春，那是一个杨柳吐翠、桃花盛开的季节，和煦的春风一扫挂在人们脸上的愁容。学校决定进行一次童子军集训，对象是10周岁以上的小学生，为期10天，受训内容包括队列训练、野营和抗日救国思想教育。集训按军事化要求进行，一律要穿戴童子军服和帽子。由于经济的原因，母亲没有让我们在学校统一制作童子军服，而是用自家纺织的白布，用土办法自己染色，由大嫂模仿剪裁，用手工给二哥和我各制作了一套。大嫂的针线活做得不错，在我们看来，她做的衣服与学校统一订做的并无多大的差别，我们穿着新衣服简直像过年一样高兴。到了开训的那一天，我和二哥高高兴兴地前来参加，然而意料不到的打击却降到了我们的头上。教官一副刁钻古怪的模样，他对我俩左看右瞅，总觉得不顺眼，于是把我们从队列中喊了出来，大声呵斥道：“咋搞的！你们的衣服不合格，做不起衣服就不要读书嘛！你们回家去吧，军训就不要参加了！”和我们一起受到惩罚的还有另外几个学生，他们也是因为经济困难而没有统一制作童子军服，个别学生甚至连自制的童子军服也没有。
我们带着一颗受伤的心回到家里，向父母诉说我们的委屈。知儿者父母也，他们劝慰道：“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们家虽穷，但没有偷没有抢，行不行不看穿着，要让人家瞧得起，你们就得发奋读书。”受到那次打击以后，坏事变成了好事，更加激发了我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使我对于不平等、不民主现象产生了厌恶。我决心要努力学习，要以优异的成绩讨回自己的尊严。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小学的三年中，我的考试成绩每个学期都是班上第一名，特别是国文和算术两门功课，每次都是考满分。我的作文和日记，也常常受到国文老师的表扬，不时被他点名在课堂上朗诵，让同学们刮目相看。我的最大弱项是音乐，不仅压根没有一点兴趣，而且没有一个音乐细胞。用音乐老师的话来说，我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我至今也不会唱好一首完整的歌，这到底是兴趣使然，抑或是生理缺陷，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的大儿子维宁在小时候对我的形容是：“爸爸唱歌像敲破锣。”及至到了老年，依然故我，我曾戏谑：“我这一生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哆、来、咪、发、嗦、啦 ！”
第一章 塑造灵魂的故土冒名顶替的初考
1947年夏天，无论对于我或是对于二哥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它关系到我们的发展方向，甚至决定着我们未来的前程。
这年夏天，二哥小学已毕业。他经过刻苦学习，虽说学习成绩不甚突出，但也获得了合格的小学毕业文凭。毕业后怎么办？这既是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也是父母亲必须统筹考虑的事情。二哥小学毕业时已经19岁了，摆在他面前有两种选择：
一是报考初中，如果能够被录取，继续学习；二是回乡务农，成家立业，接父亲的班。二哥对于报考初中继续学习显得信心不足，主要是他的年龄偏大，平素学习成绩处于中等。于是，他决定放弃参加升初中考试，回家务农做父亲的帮手。
父母亲对二哥的选择表示支持，并为家里增添了一个强劳动力而感到高兴。这年的冬天，父母亲为二哥操办了终身大事，从此他开始了从事农业生产的生涯。
我比二哥低一个年级，要到1948年夏方能小学毕业。当时，我在小学期间的学习成绩一直是优秀的，无论是在校内或在当地，都还有点小小的名气，父母亲也是知道这一点的。或许是望子成龙心太切，或许是担心我屈了才，他们提出了一个“调包计”，让我持二哥的毕业文凭报考初中。那时，我也不知道打哪来的那么大的勇气，似乎未加什么思索，就爽快地接受了父母之命。
冒名顶替换个名字是容易的，最大的困难是盖有钢印的相片是不能更换的。虽然我与二哥的长相并不十分相像，但毕竟是一母之胞。再加上那时乡下照相的技术水平不高，照出的相片清晰度也很低，家人反复比较，认为由我持二哥的文凭报考是可以混得过去的。
虽然当时枣阳县城有一所中学，但是我们却选择了离家更远的襄阳县二中报考。
该校位于我家西北部30华里的双沟镇，它是襄阳县北边的一个重要集镇，地跨两县，因此也招收枣阳籍的学生。
襄阳县二中的入学考试是8月初，报名和考试是连续进行的。我记得报名应考的那天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大晴天，母亲让我换上了她洗得干干净净的棉布制作的褂裤，为我准备了干粮，还为我烧香念佛，祈祷菩萨保佑我。早饭后，二哥送我出门，大约送了两里多后与我分手，他嘱咐道：“要细心、沉住气，一定要考出好成绩！”
大约中午时分，我到达襄阳县二中，下午到报名处询问了报名的事宜。负责报名工作的是教导主任，他介绍说，报名除了出示毕业证书以外，最好提供一份举保人的担保书，后者只是保险措施，并不是必备的条件。所谓担保书，就是由举保人出具的推荐信，一般是由当地的保长、绅士财主等有头面人物写的手札。那时的社会风气很肮脏，有权势人家的孩子可以不经考试入学，有钱的人可以买分或请人代考，真是沆瀣一气。我当然不可能获得这种举保书，也不可能享有这种优先录取的权利。说实话，那时我心里慌得直打鼓。我最担心的并不是举荐书，我也不怕考试，而怕的是冒名顶替的身份被识破了。所幸的是，那主任只是询问我有没有举保书，并没有认真地审查我出示的毕业证书。当他得知我没有举保时，他勉为其难地说：“当然啦，你可以报名考试，但如果没有举保书，你录取的机会是很小的。”我说：“老师，我老远的来了，就让我报名试试吧！”也许是出于同情吧，那位主任同意我报了名，发了准考证，总算是“冒名顶替”混过了关。
接着两天是考试，应试的有国文、数学、三民主义和自然四课，安排在两天内进行。应试者300多人，据说只录取3个班共150人。考试题目有一定的难度，但时间较为充裕，因此我并不觉得慌张。但是，考完以后我忐忑不安的情绪却滋长了起来，因为流言四起，有的说，这次考的成绩不好，要减少录取的人数；也有的说，优先录取本县的，有多余的指标再考虑补外县的；更有甚者说，凡是没有举保人的，一律不予录取。在舆论压力下，有些来自农村而没有保人的学生感到没有希望，在发榜之前就悄悄地离开了学校。
那时，我并没有失去信心，抱着“不到黄河不死心”的想法，既然考了就要等个“水落石出”，不然回家也不好向父母交待呀！就这样，我仍住在学校的教室里，饿了就吃带去的干粮，渴了就喝凉水，祈盼幸运之神能降在我的头上。
那既使人喜又令人忧的一刻终于到来了，第五天的一大清早，学校在校门口的墙上张贴出红纸写的告示，公布了被录取的学生名单。那里已挤满了看榜的人，一般人都是从头看到尾，由于我挤不进去，于是我就从尾向头看。在那密密麻麻的名字中，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的名字呢？我心想，“玉”是一个特征字，我试着从“玉”找起，看是否有“刘道玉”三个字。令我十分失望的是，看完第一遍后，没有看到“刘道玉”三个字。我有些紧张了起来，情急之中，我忽然想到我现在已不是刘道玉了，而是冒名顶替成“刘道启”了。我又正了正神，准备再从尾到头看一遍，就在快要看完之际，忽然“刘道启”三个字映入了眼帘，而且排在第三位的位置上。霎时，既是激动又是幸福的热泪夺眶而出，在这胜利喜悦之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天保、地保、人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