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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表明，物色和培养一个学术大师，不仅只是让他办好一个专业和培养人才，他的重要性还在于创立一个学派，带动一片学科的发展或形成新技术的基地。例如，美国核物理学家劳伦斯就是一位学术大师，他原在耶鲁大学工作，他要建造原子分裂器，但是校方不支持他。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得知后， 把他聘请去，支持他建立了劳伦斯实验室，现在该校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加速器的基地，而且有10人拿了诺贝尔奖，形成了颇负盛名的劳伦斯学派。
当然，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要物色和培养国际水准的学术大师，那是不现实的，但是，从国内实际情况出发，从国内名牌大学或科研机构，聘请优秀的学术骨干，则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时，在物色人才时，还应当解放思想，不拘一格，不应忽视那些受到压抑或埋没的人才，以及确有才华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物色人才的关键是要尊重人才，要有求贤若渴、惜才如金的思想境界。同时，要真正地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创造优越的条件，特别是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惟有如此，才能物色和引进人才，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学术带头作用。
当我还在教育部任高教司司长时，曾看到一封来自贵州山沟里的人民群众来信，他就是北京大学著名数学学术大师许宝教授的高足张尧庭。他毕业后本留在北京大学任教，做许宝先生的助手，从事数理统计研究，颇有成就。可是，1957年被划分为右派分子，撤消了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并开除党籍，下放到贵州山沟里改造。他在信中，要求编辑出版已去世的许宝先生的文集，以防止该学科的断绝。对于他的建议，我是支持的，并转告北京大学研究落实，同时从收到信的那一刻起，我就准备把他调入武汉大学，填补武汉大学统计数学研究的空白。
从教育部回到武汉大学后，我念念不忘在贵州山沟里埋藏的那块“璞玉”。于是，我立即派人到贵州张尧庭所在的工作单位，通过协商很快把他“挖”到了武汉大学。此前，许宝的另一位助手胡迪鹤教授，也从北京大学调入我校，不仅使数学系增添了实力，而且也引入了北京大学优良的研究学风。
张尧庭调入武汉大学以后，很快晋升为数学教授，评定为博士导师，接着被派往美国进修和合作研究两年。回校后，他担任了新成立的统计学系系主任，后来又担任了管理学院的院长，在科学研究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全国气象局、石化部和交通部等部门合作，在统计学应用方面，获得多项成果，成为著名的统计学学者，被国内许多著名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根据武汉大学与法国教育交流协议，武汉大学要把法语专业升格为法语系，新建法国问题研究所，创办《法国研究》杂志。但是，本来法语专业的老师力量就十分薄弱，于是物色高水平的骨干教师就成了当务之急。
通过有关渠道，我了解到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法语老师叶汝琏，由于特殊的原因有意想调离北京大学。于是，1980年5月初，我利用在北京出差的机会，乘公共汽车到北京大学校园，对叶汝琏老师进行家访。按照地址，我好不容易在一栋“筒子楼式”集体宿舍，找到了他的“家”。说得准确一些，这不是他的家而仅仅是个住处而已；因为虽然他已55岁，但仍孑然一身，住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室内除了一张单人床、一个小书桌和一把椅子以外，再没有任何的家什了。
当我说明来意后，他显得特别高兴，一再称赞我礼贤下士的举动。他自我介绍道：“我是安徽人，1946年毕业于中法大学，专长于法国诗歌研究。然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解放后，工作一直积极，要求进步，还担任了系工会主席，但是1957年仍没有逃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厄运。后来，离了婚，被迫接受劳动改造。
现在，虽然平反了，也恢复了工作，但是同前妻在一个系里工作，彼此都觉不甚方便，所以我想离开北京大学。如果你们不弃，我愿意去武汉大学，我知道那是一所很好的、很美丽的学校。”
“叶先生，我是真心实意来求贤的，武汉大学虽然没有北京大学的名望高，但是它有中法两国政府建立的学术交流中心，相信你去以后，一定会有用武之地。同时，我们是开明的，你可以转户口，也可不转户口；你可以一人去，也可以带助手；你可以长期在那里工作，也可以是短期的；如果生活不习惯，可以随时回北京，一切尊重先生意愿。”
我们谈得十分投机，他十分爽快地接受了我的聘请。当我辞行时，他送我到门口，向我拱手说道：“一言为定，义无反顾，后会有期，振兴武大！”
回校后，我请学校人事处以最快的速度将叶先生调来我校。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很快他被晋升为教授，担任了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和《法国研究》杂志主编。
后来，他培养了10多名研究生，翻译和撰写了多本学术著作，多次主办了全国和中法两国的学术研究研讨会。鉴于他在法国文学研究上的成就和对促进中法教育交流的贡献，曾荣获法国政府授予的棕榈奖章（教育贡献奖章）。
继叶汝琏之后，我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挖来了郑克鲁。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是清朝实业家、维新改良主义者郑观应之孙。他是北京大学法语研究生毕业，在法国进修多年，译著颇丰。由于他和叶汝琏的调入，大大地加强了我校法语系力量，获得了法国方面的称赞，使武汉大学成了当时国内法国综合研究的学术中心。
当时武汉大学学术地位的现状是，人文社会科学略有优势，而理科的力量比较薄弱。在新的技术革命时代，理科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新的科学理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发明都与理科的各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物理学的地位尤其重要；除了其本身的学术研究内容以外，它又为自然科学的其它学科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验技术方法。然而，武汉大学的物理系是理科各系中科研工作最弱的，这也是武汉大学科研上不去的原因之一。因此，加强物理系师资队伍的建设，尤其是物色和培养学科带头人，就成了一项带有战略性的措施。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不拘一格降人才”（2）
自1979年以后，我校物理系从全国各地引进了多名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高才生。例如，田德成教授是从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调入的，他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曾在前苏联留学，获副博士学位，他在学术上具有较高的地位，调来后曾担任物理系系主任，是固体物理学研究的学科带头人，也是该系第一个获取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教授。又如，黄念宁教授是我花费了很大力气，从广州暨南大学挖来的，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是国学大师黄侃（季刚）的第七个儿子，195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毕业后，曾赴前苏联留学，获副博士学位以后，受中国政府的派遣到前苏联杜布拉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
他才思敏捷，精通多门外语，论著颇丰，是理论物理的学科带头人。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1984年我校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以培养大批的经济管理类人才。但是，管理学科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大学尚不能输送这方面的人才。于是，从实际工作部门和留学生中招聘人才就成了一项重要措施。
人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这问题不仅大学存在，在科学研究单位表现得也很突出。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于1980年试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研究人员。我了解到，在他们录取的人员中，有一名叫杨小凯的人，是湖南省新华印刷厂的工人，非常有才华。由于他和妻女的进京户口解决不了，所以他没有被录用。得知这一情况后，我立即派人到湖南，在征得杨小凯本人和所在单位同意后，很快把他和妻子吴小娟及女儿调到了武汉大学。
调入时，他已发表30多篇论文，翻译出版了一本书，据此，我们给他评定为讲师。他是自学成才的，而且经历是很坎坷的。他的父亲是杨弟甫，曾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59年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第五号人物。“文化革命”
中，他又被批斗，其母自杀身亡。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判刑10年。
从17岁到27岁，在狱中，他自学了高等数学、《资本论》和英语，他的许多成果都是在狱中完成的。
他调入我校之前，由中央组织部门出面，通过湖南省委为他父亲和他彻底平反。
他十分感谢武汉大学对他的信任，也很珍惜在武汉大学工作的条件，愿意为武汉大学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的才华和成果，引起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量经济学权威邹致庄教授的注意，发来邀请信和录取通知，接受他做博士研究生。但是，在研究和批准他出国时，却遇到了阻力，学校领导内有人说他是反革命分子，不能让其出国。我认为，既然彻底平反了，就说明没有问题，应当享受公民的权利。于是，我顶着压力，批准他于1983年赴美，次年又批准他妻女团聚。
实践证明，杨小凯是一位杰出的人才。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到哈佛大学作博士后研究，后又被澳大利亚玛纳什大学评为终身教授。1996年，他当选为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出国的20多万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他后来在给我的信中表示，只要我当武汉大学校长，他一定回国支持我的工作。
由于我已早已免去了校长职务，他对武汉大学也感到心灰意冷，当然也不会再回来了。十分可惜的是他患了不治之症，于2004年7月7日在澳大利亚病逝。我发去唁电，写了三首诗悼念他。
毛咏计，是我校管理学院通过竞争从国外留学生中聘任的一位优秀人才。他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数学系，分配在贵州一个工厂工作，后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并由该校公费派往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工商硕士（MBA）学位。学成回国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他的母校四川大学都力争聘请他去工作，并许诺了工作条件。但是，他从媒体了解到武汉大学教育改革搞得好，领导开明，学风自由民主，有意来校任教。他从北京给我写了一封信，表明了他的意向。我立即给他亲笔写了回信，明确表示热烈欢迎他来校任教。为了有助于他作出最后的决定，我以学校的名义邀请他来校讲学和参观访问，一切费用由我校负担。他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邀请。来后我请他向管理学院的师生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同时借以向他表示欢迎。我与他作了十分友好的交谈，介绍了学校改革情况和发展远景。我向他保证说：“如果你同意到武大来，将破格提升你为副教授，提供万元的科研经费，分配三室一厅住房，一个月内把你的妻子和孩子调到学校来。”听后他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改革精神，改革的速度。因此，我决定接受贵校的聘请，放弃包括位于首都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另外三校的聘请，保证10天内到校履职。”
我们都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来后，很快承担了国家计量经济重点科研任务，担任了工商行政管理系主任，成为博士生导师，后来担任了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
由于师生力量不断加强，教学、科研水平迅速提高，社会咨询服务工作也十分活跃，当时的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被公认为全国5所最好的经济管理学院之一。
自1980年到1988年，在我任期内，除了每年选留和国家分配来的研究生以外，我们还从国内外引进各类专业人才近300名，以上仅是其中的几个例子。他们绝大多数人，在教学与科学研究中，都发挥了骨干作用，与武汉大学原有的大批骨干教师一起，为武汉大学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韩德培“晶核”之再生（1）
1981年的那次调查研究中，我曾向担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的韩德培教授请教，他向我讲述了他个人的一段轶事。他是于1940年用庚子赔款先到加拿大后转到美国留学的，在哈佛大学专攻国际私法研究，成就卓著。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几乎同时收到两份聘书：一份是浙江大学校长签发的，聘任他为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另一份是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签发的，聘他为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韩先生对我说：“当时，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周校长的教授聘书，而放弃了浙江大学院长的委任，因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当时是国内最好的，自然成了我的首选。
尽管在武汉大学历经坎坷，但作为一个择业选择，我至今不悔。”
的确，武汉大学法学院是学校的一张王牌，有过很多骄人的记录：
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曾有多位法学家担任校长或校务委员会的主任，如王世杰、杨端六、皮宗石、周鲠生等；曾有几名教授任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青年学子立志学法成才的“圣地”。
解放后，全国法学界有“两培”之说：北京外交部的李浩培，是周恩来总理的国际法顾问，他曾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南方是韩德培，一直是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系主任。
然而在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年代，只许讲阶级斗争，不准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党的绝对领导的人治”，不搞法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法学教育统统被斥之为培养资产阶级的“大染缸”，致使我国的法学教育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1957年反右以后，武汉大学法律系被合并到省属湖北大学法律系，基本上是一锅端了。这是什么人的主意？为什么要采取这种以弱并强的反常做法呢？我不知道，也没有人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不过，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密切相关。或许有人认为武汉大学法律系已经烂掉了（指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没有必要存在了；或许认为湖北大学（前身是中原革命大学）的左派力量强，由他们来改造武汉大学法律系的教师和学生。但是，不管原因是什么，历史已经证明，那是一次完全错误的决定，毁掉了自己的“金字招牌”。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敏锐地觉察到，一个依法治国的形势必将很快出现，必然会出现法学人才奇缺的局面。于是，在我脑子里立即形成了恢复法律系的想法。
1979年春，我从教育部回到学校，立即抓恢复法律系的工作。一个被一锅端掉了的系，恢复起来谈何容易，师资又从哪里来呢？
真是因祸得福。1958年，武汉大学法律系合并到湖北大学时，当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法律系教师，如著名国际私法教授韩德培，国际经济法教授姚梅镇，以及刑法教师马克昌、宪法教师何华辉和法理教师张泉林等，都留在了武汉大学。据说，这是当时合系的条件之一，凡右派分子对方不要，留在武汉大学改造，自己消化。的确是“坏事”变好事，当年的包袱，现在成了财富，是我们恢复法律系的主要依靠骨干。
主意已定，我把这想法告诉了党委书记纪辉，他表示完全支持。于是，1979年3月，学校党委正式开会研究恢复法律系的问题。在会议上，争论是激烈的，主张恢复的，除了我和党委书记以外，还有列席会议的教务处的处长。从人数上看，在党委常委中反对恢复的人占了多数。反对者忧心忡忡地说：“法律系是一个敏感的系，也是一个惹麻烦的系，既然已经撤消了，何必再恢复呢？这是自找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有人说：“靠几个右派分子能恢复法律系呢？即使他们可以使用，也有一个依靠谁的问题，有一个坚持什么办学方向的问题。”
针对这些意见，我答辩道：“依法治国，这是当前的大方向，我们恢复法律系既是为‘四化’建设输送法学人才的需要，也是办好武汉大学、重铸金字招牌的需要。既然历史已证明撤销我校法律系是错误的，那么恢复它，就是以实际行动纠正过去的错误。”接着我又说：“既然过去所谓的右派分子彻底平反了，那就不应当把他们当作不可信任的力量看待，而应当把他们当作信任的依靠力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纪辉书记最后下结论说道：“我同意道玉同志所讲的意见。关于恢复法律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