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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很复杂的问题，不仅学校没有分配工作的权力，而且提前修满学分的学生所属的专业不同，毕业的人数不同，毕业的时间也不相同，势必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
我认为，既然我们决心要搞学分制，那就应当“真刀真枪”地搞，困难和麻烦不应当成为不兑现分配学生工作的理由。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观念，改变工作方法，要从整齐划一的统一毕业一次分配转变到在动态中毕业和多次分配的机制上来。根据这个原则，到1983年暑假前，在首批实行学分制的学生中，已有28名学生提前毕业，提前的时间有半年或1年不等，提前最多的是计算机系学生张汉涛，他以两年半的时间修满了学分。毕业后，他赴法国留学，由于他研究工作成果突出，又被他的导师推荐到美国学习，成为计算机方面的杰出人才。其他提前毕业的学生，经过双向选择，也都分配到重要部门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获得用人单位的好评，使武汉大学的学分制一炮打响。
大学到底应当培养什么规格的人才，是“专才”抑或是通才？对于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20世纪50年代初，在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口号的影响下，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实行了“全盘苏化”。具体地说，把本来多科综合大学分解为文理综合大学和单科学院，专业划分太细，以至于培养的是“宝塔尖”式的专业人才。实践证明，这种人才即使是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也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实际工作需要，更不用说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尽管许多的教育学家、科学家不断呼吁实施通才教育，但由于已经实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专才”教育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教育部最终未能下决心改革这种教学体制。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某些专业培养的学生，明显的是没有出路的，要么分配不出去，要么出去改行，存在着学与用的尖锐矛盾。例如，数学、理论物理、俄语、法语、哲学、历史等专业，都存在学与用的矛盾。如果不解决这个矛盾，不仅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而且也是教育资源的极大的浪费。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决定在全校实行双学位制。什么叫双学位制呢？这是允许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有选择攻读两个学士学位课程权利的制度。凡是攻读双学位的学生，在校4年（可适当延长）学习期间，在修满本专业学士课程学分的同时，还修满了另一专业所必需的学士课程学分，便可获得两个专业的学士学位证书。实施双学位制的好处是，不仅拓宽了学生的专业知识面，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就业的机会，提高了对职业的适应能力。用通俗的话来说，“两个饭碗比一个好”，“东方不亮西方亮”。
加强对学生选修双学位的指导是非常重要的，以避免盲目性和单纯凭兴趣行事的偏向。为此，学校编印了《教学指导书》，要求双学位选择做到三性：即双学位之间的关联性、互补性和实用性。例如，数学系的学生，多选择经济、统计、管理为第二学位；俄、德、法专业的学生，多选择英语、国际法、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等为第二学位；哲学系的学生，多选择经济、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等为第二学位；历史系的学生，多选择行政管理、新闻学、秘书学等为第二学位；等等。与此同时，我们还实行了主副修制度，它是广义上的双学位制，它可以使学生拓宽知识面，只是不以获取第二学士学位为目的。
武汉大学由于实行了教学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学分制、主辅修、双学位制的实施，在学生中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涌现了大批横向成才的先进典型。例如，学历史的，有多人成了报业领导人；学哲学的，许多人成了企业家；学外语的，有多人成了国际法专家和司法部门高级领导人；学数学的，有一些人成了经济学家和亚洲银行的高级雇员。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些新的教学制度的实施，这些优秀的人才，要么被埋没，要么学非所用，造成人才上的极大浪费。
尊重学生的志趣，这是一条被公认的教育原则，但是在传统的教育制度下，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例如，在统一高考升学时，学生填报专业志愿时，要么奉父母之命，要么由班主任包办代替，即便是自愿填写的，也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一旦进入大学以后，就犹如嫁出的姑娘、泼出的水，是永远再不能改变的了，这还被美其名曰“坚持国家招生计划的严肃性”。
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能否根据自己的兴趣而转换系科和专业呢？在计划经济相应的教育体制下，这是一个禁区，那时是没有人敢于闯这个红灯的。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获得了那么大的勇气，居然在没有领导部门的批准下，从1981年起，在校内实行转学制度。
我是如何萌发创立转学制度的想法呢？这要得益于我和大学生之间的沟通，一般来说，我们之间没有代沟，他们不仅把我看作一校之长，而且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从来不称呼我的衔职，而昵称“刘道”，甚至是“我们的刘道”。除了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以外，还常常收到他们写给我的信件，其中有批评、有建议，也有他们的烦恼与要求。对我震动最大的是当时生物系的1979级的学生田贞见的一封信，他写道：
“亲爱的校长：当我写这封信时，我简直苦恼到了极点！我自幼喜爱文学，做梦都想当一名作家。然而，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却把我录取到了生物系，尽管生命科学是当前的热门，可是我对它却没有一点兴趣。每当我学习解剖课时，我想我也是一只兔子，现在不也是被放在砧板上，被人用手术刀一刀一刀地宰割吗？校长，请你救救我，不要把我再当作兔子……”
看了这封信，我的心情难受极了，难道我们的教育就这样的残忍吗？为什么要强迫学生学习他们不喜欢的专业，又为什么不允许人们选学他们喜爱的专业呢？我切身体会到，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尊重学习者志趣的教育是屠宰心灵的教育。
这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禁区一定要打破。于是，我批准田贞见转入中文系学习，他如鱼得水，学得生动活泼，他不再是一只被解剖的兔子，而成了驰骋千里的“千里马”。他现在已是一个知名的作家，出版了10多部小说，还担任了《少年文学报》的主编。
转学制度一推出，立即得到广大学生们的拥护，他们把它称作是学习的解放运动。
我校实行的转学制度，是广义上的转学制度，在尊重和保护学生兴趣的前提下，允许学生不仅在系内各专业之间转换，而且还允许学生在系与系之间、文理科之间，甚至是校际之间转学。例如，中文系78级学生徐传毅对数学有着特别的爱好，他转入数学系以后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被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录取为研究生，别人需要5年才能获得博士学位，而他5年却拿到了应用数学和物理学两个博士学位。更为荣幸的是，他毕业后立即被斯坦福大学数学系聘为副教授，这不能不认为是他的实力的体现。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教学制度的创新（3）
另一个转学的学生王小村，可以说是一个怪才，关于他，还有一段既使我为难又使我感到骄傲的故事。
他原是历史系77级学生，不安心本专业学习，却执著地对神农架的野人感兴趣，他要求转到生物系学习。他说，如果不允许他转学，也许他会成“野人”。经过生物系教授对他的考察，他的确掌握了生物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于是同意他转入了生物系。但是，他不太重视课堂学习，主要精力放在野外考察和业余科学研究上，可是，到了毕业时，他有两门必修课不及格，按学籍管理规定，只能发给他大学结业文凭，而不能颁发毕业文凭，更不能授予学士学位。对此，他并不服气，拿着一大摞调查报告、研究论文（包括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找我，他问道：
“校长，是分数重要还是论文重要？”
“两者都重要，不过一般来说，分数是考试知识的记录，而论文是研究能力的体现。”
“校长，你一贯提倡把培养学生的能力放在首位，学生自认为符合校长提出的要求。因此；希望校长特批，准予给我颁发合格毕业文凭和学士学位证书。”
多么聪明的学生！他以我之矛攻我之盾，以达到看似不合法但又是合理的目的。
当然，我很欣赏他的才华，于是，作为特例，我批准给他颁发了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这是我任校长8年中惟一的一次破例。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北省肿瘤医院癌肿研究所工作，应当说这是很符合他的特长的。
两年以后，王小村带着他新发表的论文，再一次找到我，提出了使我更加为难的问题，他说：
“校长，癌肿研究所对我不太合适，我希望调回母校工作，以利于我今后的发展。”
“你要调回学校工作，必须要征得生物系领导的意见，由于你当年毕业时有两门主课不及格，他们对破例给你颁发毕业文凭一直持反对态度，因此，你要回生物系工作可能很困难。不过，我可以试一试，不知能否说服他们。”
武汉大学科研工作一直薄弱，王小村科学研究能力强，有创新精神，从内心说，我是同意调他回来的。但是，在征求生物系领导意见时，果然不出所料，他们一致拒绝接收，并说：
“毕业时有两门主课不及格，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学生。把他调回来当教师，也肯定是一个不合格的教师，那只能是误人子弟。”
顶牛很厉害，经过多次商量，我没有说服生物系的领导，受爱才之心的驱使，最后我还是决心把王小村调回来，并约请生物系的领导作了一次交谈，我说：
“我们在对待王小村的评价上，的确存在不同的看法，尽管你们不同意，但我还是要把他调回来，你们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至于王小村是不是一个人才，我们暂不作结论，让我们观察他5年，如果他的确是一个人才，那是母校的幸事；假若他成不了才，那只当在我们2200个教师队伍之中又增添了一个不合格的教师，你们可以惟我是问，我也愿意就此向你们检讨。”
由于我的固执，王小村于1984年调回到武汉大学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工作。颇为争气的是，次年他参加了在匈牙利召开的国际第14届肿瘤学术大会，宣读了他的学术论文，获得较好的评价。会后，他被聘请为英国皇家化学会的会员和牛津大学出版社海外评审委员。1987年，一个险些连学士学位也拿不到的他，居然被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邀请去做博士研究生，于1993年获博士学位，后被英国牛津大学脑科学研究所聘为客座教授，现为美国法摩康公司总裁。
我校转学制度在报纸上披露以后，在全国的大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那时人才有如“孔雀东南飞”一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些学生纷纷投书，想通过转校方式，飞向空气清新的珞珈山来。
但是，由于学校隶属关系、学籍和户口制度的限制，办理转校手续要比校内转学困难得多。据我知道，当年由校外转学来的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例，其中之一是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的李凡。他是一名高材生，但一心想学管理，于是转入我校管理学院，本科毕业后，他又考取了中南财大的研究生，获得了工商硕士学位。
在学习期间，李凡与另一位特殊学生黄晚霞都是来自安徽的青年，都是与我交往较多的学生。黄晚霞是安徽省巢湖养鸡专业户，事业有成，渴望到我校学习。经研究，我们作为特例，免试录取她到管理学院学习，并对她采取了特殊帮教措施。
有一件事，充分体现了我们之间的情谊，也使为师的我感到了最大欣慰。1988年2月10日，我突然被免去了校长职务，他俩很难过，想送给我一件有纪念意义的礼物。于是，他俩利用寒假到广西深山里寻找金矿，向当地农民学习土法冶金技术，用他们自己采集的矿砂，炼出了一颗像衬衫纽扣那样大的金块，把它放在一个小首饰盒里送给我。当我拿到它时，心情格外激动，它虽然不像金条、金器那样贵重，但是它体现的却是金子般的心，情义无价呀！
实行转学制度的确有一定难度，同时也有一定的风险。1985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曾问我：“道玉同志，转学制度好是好，就是怕乱了套。我们也想学习你们的经验，但担心学生都拥向了热门专业，而那些冷僻的专业又有谁肯学呢？”我解释说：“从理论上说，你担心的那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但从我校执行的情况看，并没有乱套。凡事都有其规律，只要找到某种制衡的机制，制定一套审批转学的办法，区别具有真正专业爱好和特长与见异思迁学生的界限，就可能使转学制有条不紊地进行。”
在教学制度改革上，我们还冲破了另一个禁区，就是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而以导师制代替它。这项改革，的确有些冒险，弄不好就会被扣上忽视政治的帽子，甚至会被斥之为办学方向错误。但是，我认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应当图形式，而应当重实教。政治辅导员制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是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实行的，规定每100个大学生配一名专职政治辅导员，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很明显，这个制度已经过时了，但是由于它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谁都不愿触及，宁肯它流于形式。
我从调查中发现，政治辅导员既不为学生欢迎，他们自己也不安心工作，是一支极不稳定的队伍。政治辅导员大部分是刚毕业的年轻人，业务好的不愿干，学习平庸的，在学生中没有威信，他们时常为自己的前程担忧。有些学校的政治辅导员不安心工作，迫不得已靠发政治辅导员津贴来稳定。他们本身是这样的思想境界，那么他们对学生还有什么说服力呢？基于这种认识，政治辅导员制度必须改革，即使有风险，我也决不放弃，一定要创立一种有效的新制度。
就这样，于1984年，我宣布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这在全国是惟一的，同时，开始试行导师制。
导师制是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于15世纪初实行的一种个别指导制度。实践已证明它是一种很好的制度。我认为，可以借鉴这个制度，以它代替政治辅导员制度，建立一支稳定的、权威的、有效的管理学生制度。从总体上说，学生天生是崇拜教师的，特别是那些有真才实学、育人有方的教师，更是学子们的偶像。因此，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任何法规、制度和政治说教不可能代替的。导师制最大的优点，是将教书育人制度化，实现政治与业务的有机结合，体现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完美统一，因而它是一个符合教育规律的、有生命力的制度。
解放以后，我国大学实行免费教育，同时设立人民助学金，以解决部分家境贫寒学生的生活困难。这种制度虽然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国家负担过重，它与我国高等教育要从精英化（指少数人受教育）向大众化进而向普及过渡存在尖锐的矛盾。同时，人民助学金制度，只有“助”没有“促”，只评“困”而不评“优”，不能从根本上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特别是不能激励那些虽说经济并不困难而成绩优秀的学生的创造性。
为了克服这一制度上的弊端，我校于1987年向国家教委提出申请，要求在全国率先实行贷学金与奖学金相结合的制度。国家教育部批准了我校的申请，并委托我校代拟贷学金（试行）条例，国家教委审定了代拟的条例，并转发各大学参考和征询意见。
在我校制定的《贷学金条例》（试行）中，把贷奖分开，经济困难的学生申请贷学金，学习优秀的学生申请奖学金。同时，在贷学金中也体现了贷与奖相结合的原则，以便促使贷学金者作出贡献。条例中规定：毕业后5年内，凡获得国家科学发明者，获得省以上劳动模范者，直接参加国防现代化建设者，自愿到贫困边远山区建设者，自愿到县以下生产第一线工作而且成绩突出者，只要符合以上条件之一，可免予偿还贷学金，准确地说，是由学校代其向银行偿还贷学金。这项措施是值得的，学校并不在乎偿还这一笔贷学金，倒希望越多越好，无论对国家或对学校都有好处。实际上，这是拿钱买名牌，是创建名校工程的需要。
各方面对这些改革措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