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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对这些改革措施的反映是好的，可惜正启动这项制度时，我却被免职了。
也因此，武汉大学的改革走了回头路，这也是我极不忍看到的。
教学制度改革最后一项是插班生制，这是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它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关于插班生制的实施，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下一节将作专门记述。
总之，20世纪80年代是武汉大学改革的黄金时代，而学分制、双学位制、转学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和插班生制等6项教学制度的创新，则是其最主要的部分。它们是全校师生奋力拼搏的结果，因此那时武汉大学获得了“高教战线上的深圳”的美誉。这些改革措施，曾影响了一代人，造就了一代人，也影响着全国高等学校的改革，至今仍然令人难以忘怀！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感动了“上帝”
从内容上看，插班生制是上一节所说的6项教学制度之一，由于它的特殊性，我不能不多费一些笔墨加以介绍。
所谓插班生制，指的是凡达到了大专学历的其他大学的学生或社会青年，经过我校的一次特殊考核，如果符合要求者，允许直接插入我校相关专业三年级学习的制度。
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大学校长只要做好校内的事就行了，用不着管其他学校的学生和社会青年的事，这似乎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一个大学校长应当关心国家大事，情系全社会。1982年10月，英国的一位年长资深的上议院（也称贵族院）议员访问我校，在接待中，他向我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他问道：
“校长先生，你认为一个大学校长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稍思片刻，我答道：
“议员先生，根据我个人的体会，一个大学校长不仅仅是属于学校的，也应当是属于社会的。他的最大贡献除了向社会输送大批的优秀人才以外，他还应当是一个思想家，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潮头，以他的新思想来影响社会，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是我永世无法企及的，但它却是我真实的想法，并一直是鞭策自己的一种力量。其实，插班生制度的构想，就反映了我情系全社会的情结。
那么，我又是如何萌发创立插班生制的想法呢？这主要是以下的因素促成的：一是我收到过不少社会青年的来信，他们有的是因为一次高考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有的是自学成才的青年；有的是业余科技发明者。在信中，他们诉说了他们心中的苦闷，表达了他们强烈求知的欲望，对我提出近乎是求救的请求，对此我深受感动。二是我还常常收到一些普通大学或专科大学的学生来信，他们反映，在普通大学与重点大学的学生之间，缺乏平等竞争的机制。他们建议，在这两类大学之间进行交流，引进竞争的机制，重点大学应当淘汰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同时从非重点大学把那些尖子生招收进来，以顶替被淘汰的名额。三是对统一高考升学制度的思考，虽然我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策划者，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它的某些弊端也逐步地暴露出来了。如一次考试定终生有失公允，完全以分数高低取人，会埋没创造性的人才。因此，高考制度必须改革，至少应当再创立一种招收学生的制度，以便可以部分弥补高考制度之不足。
以上的信息，是我思考的元素。我反复思考：有什么办法能够满足社会上那些具有强烈求学欲望的青年们的要求呢？又有什么办法把一些非重点大学的在校的优秀学生吸收到武汉大学来呢？想呀，想呀，我终于从这些思考元素中合成出了一个新的产品——插班生制。
一个好想法的产生固然不容易，但是要把它变成现实更是难上加难。插班生制比起其他几项教学制度的改革，显然要复杂得多，影响面也很大，既涉及到招生、分配计划，又需要教育部调拨教育经费。因此，不经过教育部批准，那是不可能实施的。我说难，就也难在这一点上。
为此，1984年3月，我们正式向教育部递呈了关于请求试行插班生改革的试点报告。然而，两个月过去，我们的报告石沉大海。于是，5月中旬，我专程去教育部，找到高教一司司长，向他询问对我们报告审理的情况，并向他口头上作补充汇报。听后，他说：
“你们的报告早已收到，我们之所以没有批复，是因为这是一个新问题，过去从没有这种做法，所以，我们必须持慎重态度。”
“这的确是一个新事物，我们正是出于慎重考虑，所以才提出先进行试点。改革的本质是创新，而创新应当争取成功，但也允许失败。因此，我们还是希望批准我们试验。”
“这个问题涉及到计划、财务和招生等部门，我们将与有关司局会商，你现在先回去，等有了结果再答复你们。”
这一次空手而归，但我也不虚此行，毕竟与高教一司司长作了沟通。不久，我收到了高教司的电话，告知高教一司签署意见，表示同意进行插班生试点，报告已转到计划司会签，并提示要注意与计划司疏通关系。
又是3个月过去了，但仍然没有得到计划司的答复。我改革心切，于是利用暑假时间，于8月下旬，又一次踏进了教育部。计划司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不无担心地对我说：
“道玉同志，你大胆改革的精神，我们都是支持的。不过，试行插班生制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弄不好将打乱国家招生与分配计划，这可不是小事。因此，希望你再慎重考虑一下，到底要不要搞这项试验，至少应当观察一下形势再说。”
“我十分感谢你的鼓励与关心。至于说到计划一事，我认为每年招收百几十个插班生，无碍于国家大局。我在基层工作，知道每年编制招生计划的情况，那完全是拍脑袋决定的，学校只不过作了一次加法运算，而全国的计划是各省市、各校的相加之和。因此，全国的招生与分配计划是有很大水分的，并不是神圣不可调整的。我们要求进行插班生试点，是经过充分论证的，我们的要求是真诚的，希望批准我们试点。”
“的确，你们的态度是诚恳的，所作的分析也是有道理的，至少你是说服了我。
不过，这事得经过忠德副部长批示，他现在出差在外，等他回来后即送他批示，有了结果通知你们。”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计划司通知说，教育部已同意你们试行插班生制，但最后还需要国家计委批准，请你们派人持教育部的批文到国家计委教育司办理，事已至此，决不能行百里半九十，于是我第3次进京了。
10月初，秋高气爽，我的心情也格外高兴。我到教育部办公厅找到了李健主任，拿到了教育部给国家计委的函件，我脚不停步地到了国家计委。接待我的是教育司司长李昌龙，我向他详细汇报了试行插班生制的方案，讲述了为此我三上北京的情况，希望国家计委批准我校试点。听后，李昌龙司长操着地道四川口音说道：
“听了你的介绍，我认为你是真心搞改革的，愚公移山的故事是说，年近九十岁的愚公挖山不止，他的精神感动了上帝，帮他移走了阻其出入的两座大山。我不是上帝，但是你的改革精神却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你的改革。
你们的报告，我们立即批发，不能让你再跑冤枉路了。你们的插班生制从1985年试行。拨给你们90个指标，学生纳入国家分配，所需经费由教育部拨给。有了你这种执著精神，我相信你们的改革一定会成功！”我向李司长表示了真诚的感谢，邀请他到武汉大学访问和指导工作。他说：“武汉大学是一所名校，我年轻时就向往去学习，可惜没有缘分，争取以后去参观学习。”我说：“随时欢迎你的光临！”
真是好事多磨，经过8个月的努力，一个新的插班生制终于诞生了。
1985年，首届插班生进入了武汉大学，给这所古老的学校，又增添了青春的活力。当年，各系共招收插班生92人，中文系还招收了22名作家，单独举办了学历教育的作家班，目标是培养学者化的大作家。
插班生制度实施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都作了报道，全国几十家报刊也转载了这一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虽然招收插班生的数量不多，但是却点燃了广大社会青年求知的心灵之火，使他们看到在统一高考升学的制度以外，又开辟了一条成才的通道，又有了一次升学的机会。所以我说，插班生制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它对促进广大社会青年学习所起的作用，要比单纯培养插班生的意义还要大。
实践已经证明，插班生制的主要优越性在于：一是克服了“一次高考定终生”的弊端，为高考中偶然失误或不善于应考但却有真才实学的青年，提供了求学成才的机会。二是打破了按部就班的升级制度，开创了以插班入校的跳跃式的学习制度，缩短了学习周期，提高了办学的经济效益，加快了人才培养的速度。三是创立了评价和录取学生的新方法，坚持笔试与面试相结合，既看分数更重视能力与成果。在录取插班生中，书面考试分数只占40％，而成果（包括文学创作、学术论文、科技发明和技术创新成果等）分占60％。这样做的目的是，改变评价人才的传统观念，克服高分低能应试教育的弊端，着力培养创造性的人才。
经过两年紧张的学习，首届插班生顺利地毕业了，获得了武汉大学本科合格文凭。1987年7月1日，举行了特别的毕业典礼，我参加了。会后，我参加了他们的聚餐，与他们一起分享着成功的喜悦。
自1985年至1987年，武汉大学已招收了三届插班生和两届作家班。与普通大学生不同的是，他们有着十分明确的目标，有高度的学习自觉性，按照自己设计的方向学习，并且能够把学习与研究（或创作）结合起来，既学到了最有用的知识又出了成果。因此，他们毕业后对工作适应性强，出成果快，很多人在学术、政治、军队和企业界崭露头角。实践证明，插班生制是一个先进的教学制度，本应得到普遍的推广，但是，遗憾的是，除了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少数几所学校以外，几乎所有的学校均没有作出积极的反应。这是什么原因呢？一方面，说明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学制度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要改变它决非易事；另一方面，在中国大一统的教育制度下，推行任何新的制度或倡导某种新东西，必须自上而下通过行政指令。如果最高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人没有转变教育观念，没有强烈的改革意识，不去发现和支持教育改革中的新事物，那么再好的新创举也只能是自生自灭了。就连首创插班生制度的武汉大学，由于人事的变更，在招收了三届插班生以后，学生反映说，插班生制的做法越来越变味了。这就说明，改革的关键在于有创新精神的人，如果人的教育观念不转变，那势必是穿新鞋走老路了。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科研实现零的突破（1）
在建设名牌大学的战略中，必须坚持教学和科研两条腿并行。然而，在武汉大学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科研却是一条小腿甚至是病腿，因此，在1966年那次全国高校科研成果展览中才遭致惨败，使“武大人”蒙受了奇耻大辱。
在这种悲愤的心情的驱使下，我在出任校长伊始，发出了“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誓言！
为了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国家科委于1980年颁布了三大科学奖励：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但是，在当年的评奖中，我校被剃了光头，又一次遭到失败。
面对失败，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承认失败，知耻而后勇，知不足而后上。激烈竞争的现实，教育了学校的每一个教师，大家不约而同地发出同一个声音：“一定要拼搏，与学校共荣辱，没有学校的地位，也就没有我们教师的地位。”于是，在全校的教师中出现了人人想科研、人人搞科研的大好局面，有的夫妇把午饭带到实验室去吃，有的是星期日也在加班，绝大多数的实验室夜晚都是灯火辉煌，有的甚至是通宵达旦。对此，我感到欣慰，一个良好的科学研究风气终于形成了。同时，我也感到责任重大，应当建立一个支持科研的后勤保障系统，把科研人员从琐碎的庶务工作中解脱出来，以便多出成果。为此，我组织科研处、总务处和设备处的负责人，经常到研究室、实验室去了解情况，实行现场办公，使科学研究中的问题能迅速得到解决。
功夫不负有心人，辛劳的汗水，终于浇灌出了幼小的禾苗。在1981年全国科学发明奖的评选中，我校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一项。获奖者为化学系的教授徐汉生和他的研究生钱生球等人。获奖项目是敌敌畏的催化合成，它代替了国内当时采用的“双溶剂法”，其效率可提高10％，生产过程中的废水量可减少50％，废水中的敌敌畏含量也从0。47％降低到0。03％。这项研究成果明显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减少了环境的污染，具有明显的实用意义和经济效益。
这虽然仅仅是一项国家发明三等奖，但对于久已干渴的武大人来说，它如同甘露。它毕竟是武汉大学的科学研究在国家级的奖牌上零的突破！接着，在1983年的全国评奖中，我校又获得国家发明奖4项，其中三等奖3项，四等奖1项。截止到1983年底，我校获国家发明奖仅就数量而言，为教育部直属综合大学第二名。
在以后的时间里，科学研究虽说步子不大，但总是在往前走，成绩不大，但是年年有：
1985年，获两项国家发明奖：三等奖1项，四等奖1项；
1986年，获国家发明奖四等奖1项；
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3项，其中三等奖2项，四等奖1项；
1988年，获国家发明奖四等奖1项；
1989年，获国家发明奖三等奖1项；
……与此同时，学校文科的科学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过去，文科教师著书立说者寥寥无几，然而到1983底，已出版著作279部，仅1983年一年就出版了49部，这超过了建校70年的总和。其中，历史系唐长孺教授的专著《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被国内学者称为“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韩德培教授受国家委托，主持起草的《环境法》和《国际法》，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中文系和计算机系协作完成了“语言自动处理系统”，也被专家鉴定为“突破性的成果”。
在列举了上面的部分成果以后，我们是否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呢？是否可以飘飘然了呢？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我的心情并没有因此而轻松下来。我们与自己过去比，虽然有了进步，甚至是打了一个翻身仗，但这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在科学攀登的道路上，还有着无数的险阻，我们甚至连一个大的险阻也还没有突破。就拿获得的奖牌来说，在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发明奖中，我们最高只得过三等奖，一、二等奖还是空白。在国家三大奖的另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中，我们也还是空白，说明我们还没作出具有特大经济效益的成果。这仅仅是就国内而言，如果与国际名牌大学相比，我们的差距更大，赶超的路程更为遥远。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如何能够骄傲自满呢？我们惟一的就是要牢记孙中山先生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我清楚地知道，虽然这两年在科研上取得了一点成绩，但是往后将越来越困难。
这就犹如跳高运动，运动员在跳低杆时，成绩上升得很快，往往几公分几公分地增加；可是随着跳杆的提高，特别是接近极限高度时，跨越则越来越困难，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就科学研究的水平而言，我校虽说在低标高下跳跃，但是我们必须有大目标，要立足于赶超，要敢于创新。
对于本来不处于优势地位的人来说，如何实现赶超呢？这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迎头经》一文，他写道：“这样所谓迎头赶上和勿向后跟，都是不但见于经典而且证诸实验的真理了。”“迎头赶上”和“向后跟”，这是两种思维方法，两种不同的赶超战略，其结果也是迥然不同的。
我校实行“迎头赶上”的第一个项目，是计算机软件工程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末，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新的技术革命，它是以微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