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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实行“迎头赶上”的第一个项目，是计算机软件工程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末，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新的技术革命，它是以微电子、计算机为主要特征的。也就是说，计算机的大普及，将引发经济领域里的彻底革命；同时，还将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计算机的推广与普及是以计算机软件开发为前提的，而实现编制软件的自动化，又是发展软件产业的关键。中国是世界上五个数学大国之一，具有发展软件产业的优越条件，应当成为软件产业的大国。
1981年，我校留日青年教师何克清学成回国，他在向我汇报时，第一个提出要开展软件工程研究，并希望申请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当时，在国内不仅还没有研究软件工程的单位，甚至也无人能讲清楚什么是软件工程。由于这个项目既体现了新的技术革命的大方向，又符合我提出的以“高、新、独、巧”为特点的“迎头赶上”战略，因此理所当然地得到我的无保留的支持。但是，在学校的领导班子中，有个别领导出于学术偏见和个人成见，从一开始就反对，给这个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制造了很多困难，并且最终成了一个“秋后算账派”。
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提出后，立即得到教育部和国家计委的支持，并很快地纳入了申请、调研和论证的程序。国家重点实验室是由国家计委直接抓的重大项目，由国家计委投资，是面向国内外开放性的实验室。国家计委预计设置50个这样的实验室，此前在某些重点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已经启动了一批重点实验室。因此，申请国家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是我校在科研上面临的一次巨大的竞争，也是又一次争取实现零的突破！
1983年11月中旬，我率武汉大学代表团赴法国进行第三次访问，与法国签订第三个教育交流与合作协议。我们于12月5日回到北京，住在教育部招待所，何克清打听到我回北京的时间，他临时买了一张火车票，没有座位，就自带一个小板凳坐在车厢的连接处，一直到北京。他到北京的目的，是利用我在北京的机会，和他一起去教育部和国家计委汇报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的事宜。由于对申请国家重点实验室心切，尽管我刚回到北京，而且时差还没有调整过来，当天晚上我与何克清冒雪乘公汽，来到国家计委严谷良处长位于三里河的家，向他汇报关于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的事宜。当严处长得知我是当日从法国回到北京，不顾旅途疲劳，不顾严寒冒雪来与他商讨工作，他颇为感动地说：
“据我们调查的资料表明，何克清是全国搞软件工程的第一人，即便是对把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放在武汉大学不服气的人，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因此，软件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国家计委已经立项，已初步决定设在武汉大学，争取今年完成评估、论证工作。同时，你们也可以开始着手配套工程的建设。刘校长今晚的行动本身表明，学校领导对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是十分重视的，这在全国高校还是不多见的。因此，我们相信：凭借你们在软件工程研究上的优势，加上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个重点实验室一定会建设好，为开发我国软件产业作出贡献。”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科研实现零的突破（2）
1984年底，通过专家论证，国家计委正式批准在武汉大学建立国家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首批拨款500万元人民币。这是全国同类学科中惟一的重点实验室，是我校历史上科研项目获得拨款最多的一个项目。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意味着在计算机软件研究方面，我校软件工程研究所已成为国家队，担负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
抓科学研究必须要重视科研成果的鉴定工作，使研究成果尽快地得到推广应用，把它真正地变为生产力。我校电波传播研究室，是自1946年就开始的一个观察研究机构，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积累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在理论的指导下，该研究室与解放军通讯兵部合作，经过共同努力，成功地研制了一套FX时适选频通讯系统，是为战备服务的。同类的一套设备，在美国售价是100万美元，而我们研制的产品只要10万元人民币。很明显，这项成果具有很重要的国防意义和经济效益。
经我校与通讯兵部商定，于1980年8月在河北省与山西省交界处的龙关的一个通讯基地，对该项成果进行现场测试和专家鉴定，我受通讯兵部邀请，决定去参加这次鉴定会，这既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也是以实际行动表示对军民合作研究的关心与支持。
我与电波传播研究室的几位教师乘火车到北京，当日在通讯兵部大院集合，于中午1时乘军用大交通车前往通讯基地。北京到龙关的距离约400多公里，大约晚上8时到达目的地。时值夏末，由于严重干旱，道路两旁的作物已干枯。汽车没有空调，翻山越岭颠簸得很厉害，对于我们这些出生在江南水乡的人来说，实在是难以想像的。
大约晚7时，汽车在一座海拔约八百米的山顶上出了故障，司机虽想尽了一切办法，但终未能使汽车重新启动起来，夜幕已经渐渐降临了，四周漆黑一团，在那前无村后无店的旷野里，那时尚无移动电话，路边也没有公用电话，我们失去了同外界的联系，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中。山谷的晚风颇有一些凉意，再加上没有吃晚饭，不免有些饥寒交迫之感。这时，通讯兵部一位负责人建议道：“现在已无法与外界联系，看来只能在车上过夜了，等明天派人与龙关基地联系。至于晚饭问题，准备派两个同志下山，看能否找到村庄买些东西回来充饥。从现在起，大家要加点衣服，把车窗门关上，注意安全。”
已是夜晚十点多钟了，两位下山寻找食物的解放军同志终于回来了。他们说，找到了一个村子，但是老百姓实在拿不出任何可以吃的东西，我们只好买了七八斤鸡蛋，请老乡帮我们煮熟。于是，他们把装满两个军用挂包的鸡蛋递给大家，我们每人吃了几个鸡蛋，总算度过了那个难忘的夜晚。
第二天早晨7点多钟，我们改乘基地派来的车子，经过一个小时的行驶，约8点半到达基地。虽说此行旅途中遇到了一点麻烦，但是鉴定会和仪器测试进行得很顺利。专家组对该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家的空白，同意投入小批量生产和推广应用。这是我期望看到的结果，是我校在为国防建设服务上的一次零的突破，心想此次并未虚行。
为了把学校的科学研究真正地搞上去，最重要的是要营造创新的氛围，支持发明创造，鼓励多出成果。为此，我曾采取了如下措施：
首先，成立出版社，为教学、科研和学术交流服务，尤其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其研究成果不像理工科那样以有形的方式表现出来，惟一的就是用出版学术专著来体现。
在我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时，就极力主张恢复和扩大高等学校的出版社，并决定于1979年批准建立首批十个大学出版社。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武汉大学管文科的那个副校长，请她以学校的名义给教育部打一报告，提出建立出版社的申请，这样武汉大学就会成为全国首批十个大学出版社之一。然而，令我十分失望，武汉大学主管这项工作的人没有向教育部呈递报告，以至于首批只批复成立了北京大学等9家出版社，白白浪费了一个名额。
1979年5月，我要求调回武汉大学工作，深为失去了那次申请成立出版社的机会而懊悔。为了弥补这一损失，我立即亲自抓出版社的申报工作。可惜的是，到了1980年初，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家已暂停批准成立大学出版社。但是，在对待事业的追求上，我是一个“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达目的不甘休”的人。于是，自1980年到1981年，我带着校出版社筹备组的陆永良同志，先后三上北京，向教育部部长、国家出版局局长直至中宣部张平化部长汇报。真情同样感动了他们，于是他们从第二批36个申请单位中，破例批准了武汉大学出版社一家。
我对出版社的重视，是源于我受到美国哈佛大学的一句治校名言的影响：“不出版即死亡”（publish or perish），这是哈佛人的口头禅，是它催生出了哈佛的一流的研究成果，提升了哈佛的知名度。我信奉这句格言，决心以它为动力办好出版社，激励我校教师出更多的成果。
出版社成立以后，我决定从文理科各系一次调出7名副教授充实编辑队伍，并新建了5000多平方米的出版社大楼。同时，武汉市人民政府决定，将拥有480多万固定资产和近300名技术工人的市属企业江汉印刷厂，无偿地转为武汉大学所有，以感谢我领导的市咨询委员会为武汉经济建设所作的贡献。所有这些条件，那时为各个大学出版社羡慕不已。同时，也因此使我校出版社一跃而成为当时教育部的重点出版社，为学校争得了不少的荣誉。
其次，实行学术假制，为教师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创造条件。学术假（sabbatical year）是西方国家大学教师的休假年，我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把它改造为适应于长期担任基础课教师从事科研工作的一种激励性的制度。
我校规定：凡连续5年从事基础课教学且教学效果优良者，均可享受一年的学术假。在学术假期间，教师可以到国内外学术单位进修或合作研究，也可专心著述；
如果做课题研究，可向学校申请科研费。在学术假期间，教师除了保留工资和福利以外，还可以享受一定的购书费用补贴，以利开展工作。
实行学术假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教学与科学研究之间的矛盾，而且还活跃了学术交流，使教师的业务提高得到了保证。实践表明，学术假制受到了广大教师的欢迎，它是把重点大学办成“两个中心”的有力措施之一。
再次，成立全校青年教师科学与技术协会（简称青年科协），举办学术沙龙。这是活跃学术思想，开展学术讨论与争鸣，培养年轻学术带头人的一项战略措施。
古人说：“石本无火，相碰方生灵光。水尚无华，相荡方现涟漪。”与此同理，人的大脑也需要碰撞，或曰脑激励，以产生创意。从根本上说，我们成立青年科协，就是要创造这种脑激励的环境，充分发挥青年教师的创造性。
为了这一目的，我们规定：每月第四周周六下午，作为青年科协例行活动时间，举办“科学论坛”。在成立大会上，我强调说：“办好‘科学论坛’关键在一个‘论’字，这个‘论’字包括立论、讨论、争论，不惟古、不惟书、不惟上，要解放思想，异想天开，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向权威挑战，在争论中，与会者人人都是平等的，不允许任何人谋求权威，不准‘戴帽子’、不准‘打棍子’，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让与会者的思维灵感的火花自由喷发出来。”
科学论坛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当代国际上最前沿的研究方向；二是国内外学术界最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三是科学研究中最难解决的疑难问题。论坛形式可以是专题报告，也可是围绕某一问题自由讨论，报告人可以特邀，也可以毛遂自荐。
学校专门拨出活动经费，编印“学术动态”简报，出版“珞珈青年丛书”。为了形成自由、舒适的环境，每次活动时，还供应时令茶点：冬季是咖啡、糕点，夏天是冷饮、水果。有时候，在科学论坛之后，还放映一些科幻片或举办娱乐活动。总之，这一活动很适合青年教师的口味，有利于他们身心发展。广大的青年教师十分热爱它，称之为自己的“成长之家”。当年的一大批青年科协的活跃分子，今天大多成了各系科富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博士生导师，是武汉大学在科学研究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坚力量。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珞珈山上的快乐学院（1）
在伦理学上，有一个“快乐论”，认为快乐是人生的最高幸福，追求快乐是人生的目的和道德标准。
快乐学院是指什么？它是一个特殊的学术社团——多学科讨论会，是20世纪80年代初，武汉大学的一批思想活跃的大学生的创举。它的首创者是谁现在已无法考证了，但是哲学系78级学生艾路明，计算机系77级学生柴潇涌，中文系78级学生弓克，以及他们身边的那一批想成为“九头鸟”的人，无疑是最活跃的分子。快乐学院的成立，得益于武汉大学当时的民主自由的校园文化氛围。那时的武汉大学被称为“解放区”（意指思想极为解放），不仅没有其他学校“三不准”（不准谈恋爱、不准跳交谊舞、不准穿奇装异服）的规定，而且取消了专司管理学生的专职政治辅导员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提出大学生应当运用两个课堂进行学习，这就是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前者是教学计划规定的学习内容，后者是指课外的学术社团活动，但每个学生必须至少要参加一个自己喜爱的学术社团，如果没有，那就应当去创建一个合乎自己需要的学术社团。这是学习成才的需要，是获得全面知识的需要，如果一个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学术社团，那就不能算是完全合格的学生。
恢复高考以后的几届学生，他们思想解放，价值观念超前，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超级自信。于是，他们一进校就没有把自己禁锢在一个狭窄的专业里，而是把目光瞄准到各个学科最前沿的知识。因此，各个系的同学都去与其他系的同学交朋友，从聊天吹牛开始，交流各自的新鲜见闻，终于一个新的多学科讨论会，在1981年秋高气爽的季节里诞生了，并给它取了一个昵称：
快乐学院。
在讨论这个社团的宗旨时，更是百花齐放，充分地显示了那一批学生的创造灵感，具有快速计算机脑袋的柴潇涌提出：“多学科讨论会只应有一个宗旨，即不拘泥于一种固定章法。”数学高材生、全校数学竞赛一等奖获得者陈华说：“我的章法是，构造一个高维精神空间，它有着处在低维空间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奇迹般的思维自由。”在《中国青年报》上开展关于人生观大讨论中出了名的历史系学生赵林说：“中国历代都以谦谦君子为美，我们多学科讨论会要以有显示欲的人为美，惟有每人极力表现自己，别人才会获益，才会变成‘九头鸟’。不然大家都说‘对对对，好好好’，我们就会感到自己是在对着镜子说话，浪费生命，而且极其乏味。”全校写作比赛一等奖获得者图书馆系77级学生李云帆，提出了一个更独特的价值标准：“一个人主讲一个课题，其他的人不管是赞成抑或是反对，都要群起而攻（或刁难）之，谁提的问题越刁，越有创意，那么他就越高明，给他打一百分。这是刺激积极思维，并且使命题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佳方法。我们把多学科讨论会变成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室。”
对于多学科讨论会上讨论的观点，到底要不要统一认识呢？对此，温文尔雅的中文系78级学生弓克的一番话，使大家豁然开朗。他说：“多学科讨论本来就是 一个不一致的整体，大家来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求不一致。因此，不一致造成的危机正是最好的危机，是婴儿产出前母体阵痛的危机，而不是因为相同得乏味而要离析的危机。我们多学科讨论会的人，不一定是武汉大学最出色的人，但肯定是兴趣最广泛的而又是千差万别的人，是敢于接受新东西的人，是敢于探讨别人必信的东西的人。”
每个星期三的晚上，是多学科讨论会的例会，届时各个系的一些“不安分”的学生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学生会议室，展开了真正的高谈阔论，唇枪舌剑，气氛热烈非凡。虽然他们讨论得面红耳赤，甚至是声嘶力竭，但是这个学术小团体却雷打不散，他们个个都是快乐的人。
他们不仅讨论的问题新颖，而且讨论的方式也很特别。例如，有一个“毕加索”
的讲座，主讲人不是一个而是三个：一个讲，一个问，一个评论，弓克说：
“毕加索是西班牙画家，1881年出生的时候是个死婴，被撂在桌子上不管了。他的叔叔是个医生，叫萨尔瓦，他吸了几口雪茄烟通过导管吹入毕加索的小肺里，毕加索活了，尖叫了起来……”
陈华插话：“这么说，是偶然性创造了伟大的毕加索。”
李云帆马上投出他的杀手锏：“请问主讲人弓克，你发现毕加索伟大在什么地方？”
本来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