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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高等教育的理想状况，当然日本也不例外。每一个办学者，都是把办理想的大学作为自己的追求的目标，创价大学也是如此。那么，什么是理想的大学呢？我认为，一个理想的大学不仅要有优美的校园，一流的教授，高的教学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而更重要的还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大学既要作高深的学问，但又不能钻进象牙塔内；既要联系社会实际，但又不能陷入功利主义。大学教育应当是一种探索，教育青年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生活方式。
刘道玉：在中国大学里，教师对学生实施的灌输教育，重视知识的传授而忽略能力的培养，请问在日本大学里的情况如何呢？
池田：日本文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包括教育观念的影响，您所说的情况在日本大学中也普遍存在。近年来，日本教育界的有识之士，不断地发出呼吁，指出大学教育存在偏重传授知识的弊端。我至今认为，大学教育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必须要启发智慧，因为知识并不直接等于价值。把知识转化为价值的是具有完整人格的人类的睿智，是创造性的能力。
刘道玉：我完全同意先生的精辟的见解。我是研究创造教育的，曾提出创造性的人才观，大学应当培养创造性的人才。
池田：我同意校长先生的观点。人是有创造能力的动物，如果剥夺了他们的创造乐趣，他们就无法生存了，社会也不能前进了。
刘道玉：大学的教授是办好学校的依靠力量，每个大学都致力于聘请好的教授，那么您认为最好的教授是什么样的教授呢？
池田：是的，教授对于办好大学的确很重要。我知道，在中国古代有“人师”与“经师”之说，所谓人师，指德行，可作人们表率的人；所谓经师，是传授专业知识与能力的人，只有二者兼备，既是教学能手又是富有研究成果的教授，方可称得上是好的教授。
刘道玉：真是精辟的见解。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盖闻经师易遇，人师难求。”
池田：校长先生，您是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请问，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当代的大学生呢？
刘道玉：一般来说，我和大学生们有着良好的朋友般的关系，关心他们的要求，参加他们的活动，与他们开展对话，给他们写信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既是受教育者，又是学校的主人，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他们服务的。当代的中国大学生主流是好的，他们勤奋学习，思想解放，对新事物比较敏感，是教学改革的一支依靠力量。我的体会是，多与青年交朋友，可以防止思想僵化，保持旺盛的朝气蓬勃的精神。当然，年轻人也有缺点，甚至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这并不可怕，要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包括在错误中受教育，惟有如此，他们才能成为新时代所需要的人才。
池田：我很欣赏校长与大学生交朋友的方法。我认为，青年将生活于未来，不谈青年就没有人类的未来。总之，在一个国家，在全世界，在任何时代或任何社会，在展望未来时，只能寄希望于青年。
在席间，我们还讨论了教育经费、大学自主权和男女分校等问题，我们互相交流了思想，彼此都认为是极为有益的。在宴会结束时，池田先生告诉我，明天上午10时，他要主持一个颁奖仪式，向我颁发东洋哲学研究学术奖章、证书。我表示了感谢。
颁奖仪式在创价学会总部举行，参加仪式的有创价学会、东洋哲学研究所、创价大学等单位的负责人，《创价新闻》报的记者也参加了。颁奖仪式开始后，池田大作先生首先致词，他说：
“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颁发的东洋哲学研究学术奖，是专门授予日本以外的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作出突出成就的个人。众所周知，刘道玉校长先生不仅是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而且是一位成功的教育改革者，他领导的武汉大学，已成为一所充满活力的学校。与此同时，他致力于研究高等教育学，出版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等多种有影响报刊上，还发表了30多篇颇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根据这些成果，经东洋哲学奖评选委员会的评定，特授予刘道玉校长东洋哲学研究学术奖章，以表彰他在高等教育学研究中的成果和对日中教育交流所作的贡献。我要特别指出，刘道玉校长是获此奖的第一个中国教育家，因此特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向池田大作先生表达了衷心的感谢！
第九章 山外青山楼外楼春兰秋菊裨益于我（1）
自20世纪80年代初对外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能走出国门，开始逐步地了解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中国具有五千多年悠久的文明历史，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是望尘莫及的；但是在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上，我国最早的大学也仅仅走过了百年的历史，这又与欧洲具有千年历史的名校是无法比拟的。
我热爱教育，喜欢参观各类学校，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只要那里有学校，我总是要挤出时间，去参观那里的学校。据统计，我先后参观过的有前苏联、法国、英国、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近百所，这既是我的兴趣所在，又是我进行中外高等教育比较研究的需要。就各国大学教育而言，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取舍，以达到“春兰秋菊裨益于我”的目的。
对于西方国家大学的先进经验，除了在本书其他有关章节提到的以外，这里再集中地谈谈我认为可供我国大学借鉴的有益经验：
（1）关于高等教育的多元化。中国大学的体制，基本上是“千校一格、万人一面”，这是与中国“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可惜的是，虽然我国的经济体制已转变为市场经济了，然而“大一统”的、单一模式的公立大学仍然是一统天下。
与此完全不同的是，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是多元化的。法国的高等教育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体制多元化，学制十分灵活。法国大学基本上分为三类：一是大学，大多都建立于中世纪，它在法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学生人数占全法大学生总数的90％。二是工程师高级学校，有时也译为大学校。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拿破仑亲自建立了第一批大学校，如法国矿业学校、法国公路与桥梁学校等，它们是以培养工程师为目的。其中，最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高等理工科学校，都是可与法国乃至于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相媲美的。在法国学术界流行着一句口头禅：“法国最好的老师在大学里，但最好的学生都在大学校里。”三是技术大学学院，属于短期大学性质，主要是培养技术人员。
法国大学学制不是固定的，是采取十分灵活的学分与证书相结合的制度。大学学制一般为4至7年，依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把大学教学分为三个逐步深化而又相互独立的阶段。第一阶段学习两年，修业期满考试合格者，可获“大学普通教育文凭”（DEUG）；第二阶段叫深入学习阶段，在两年内可分别获得学士（License）和硕士（Meitrise）文凭；第三阶段3年，可以获取“深入学习的文凭”（DEA）和第三阶段博士文凭（Doctorat de Troiseme cycle）。这种制度最大的优点是，为学生提供了多种的选择性，他们可以在任何一个阶段终止学习，获取相应的学习文凭，也可以继续深入学习第三阶段博士，直至国家博士学位。这样灵活的学制，有利于培养多规格的人才，以满足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要。同时，采取这种逐步深化教育，有利于不断挑选人才，使大学把精力重点放在培养一批高水平的人才上。
美国是一个教育大国，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大学，全球最好的大学也大多集中在美国。美国高等教育有三个特点：多样性、独立性和创造性。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是建立在经济、社会多元化和人的素质与天赋的差异的基础上的。高等教育不应当只为社会培养一种规格的人，而应当为社会培养各行各业的人，不同文化水平和不同专长的人。同样地，高等学校不能让人们接受同样的教育，而应当让每个人受到与他们自己兴趣与才能相适应的教育，这就决定了高等学校必定是多元化的。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正是一种多元化的体系，其中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有超大型的，也有微型的；有四年制的，也有两年制的；有教学型的，也有研究型的；有男女合校的，也有女子学院；有综合化的，也有单科的。这种多元化的体制，不仅满足了社会对各层次人才的需要，而且也导致了美国高等学校千姿百态、争奇斗艳的景观。
（2）关于研究型的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是根据卡尔
威廉
洪堡的建议，于1809年创办的。洪堡最早提出大学既要进行教学又要进行科学研究，所以自19世纪以来，柏林大学成了德国的学术研究与交流中心。
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是在学习德国大学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从1876年起第一个采用德国新大学的办学模式。在过去的120多年中，美国已经形成了126所研究型的大学，虽然研究型的大学仅占全美国大学和学院数的3％，但却授予了占全国1/3的学士学位，近40％的硕士学位和80％的博士学位。
由此可见，研究型大学虽然承担着从学士学位直至博士学位的教育，但重点却是放在培养博士的上面。尽管这些研究型大学收取学费很高，但是他们并不以追求学生的数量为目标。如1996年，加州理工大学的本科生不足2000人，赖斯大学只有1200多人，普林斯顿大学只有6000人，最大规模的麻省理工学院也不到一万人。在研究型大学里，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一般是11，有的甚至是研究生多于本科生。
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之所以冠以“研究”二字，是因为它们是美国科学研究的主力，是美国科学技术成果的主要创造者。研究型大学的教授们，大约30％以上的时间或精力放在研究上，他们具有很强的研究能力，所获得的研究成果也最多。
据统计，美国1994年获得学术专利最多的前十名，均是研究型大学。又如以诺贝尔奖为例，1993年至1996年间，25名美国科学家获此殊荣，其中23人出自于研究型大学。具体分布为：普林斯顿大学4名，麻省理工学院5名，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艾文学校、康乃尔大学、赖斯大学各2名，华盛顿大学、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哥伦比亚大学、得克萨斯大学西南研究中心各1名。
美国研究型大学何以能获得如此多的重大成果呢？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拥有大师级的学者，二是有充实的研究经费，三是拥有最先进仪器装备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据统计，全美共有700多个联邦政府实验室，其中有一部分实验室设置在研究型大学之中，如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劳伦斯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等。1995年，美国联邦政府投入到设置在政府以外的联邦政府实验室经费为80亿美元，其中的35亿（占43。75％）投入到了设置在研究型大学的联邦政府实验室里。这种做法，不仅给研究型大学带来了资金和设备，而且还带来了学术声誉，使它们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研究中心。美国研究型的大学，既是重大科学研究任务的主要承担者，也是造就高层次人才的摇篮，二者紧密结合，使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高层次的科研处在一种良性的循环之中。
美国创办研究型大学的成功经验，对世界发达国家具有普遍的借鉴作用。事实上，法国、英国、日本以及中国的一些大学，都在向这个方向努力。例如，法国政府为了使大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1974年决定把国家科研中心（相当于中国科学院）划归大学部领导，把为数不少的研究所（室）设立在大学里。这就从体制上保证了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与美国的做法一样，法国政府也把一些重点或跨国的实验室建在大学里。例如，法国与德国共同建立的强磁场实验室，法国与欧洲共同体共同建立的核子研究中心，都是建立在格勒诺布尔大学里，使该校成为具有很强实力的研究型的大学。
第九章 山外青山楼外楼春兰秋菊裨益于我（2）
（3）关于研究生的“轮选制”。轮选制的英语词汇是Rotation System，顾名思义，就是在轮转的过程中，由教授和研究生相互选择的一种制度。虽然各校的具体做法不尽相同，但是在尊重学生的志趣和选择权力上，却是绝对相同的。一个教授无论他有多么高的权威，但他不可以剥夺研究生的选择权，也不能阻止研究生的自由流动。一般的做法是，研究生入校时，并没有完全固定归属于哪一个教授指导，在约半年或一年的学习时间内，研究生可以到本系有关教授的实验里去参观或短期工作，会见各位教授，了解他们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条件。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教授们也要考察研究生的业务基础、思维能力、实验技能、心理素质与合作共事能力等素质，只有在双方相互认同后，才能确定师生关系。
同时，在考察中我还发现：通过轮选初步确定师生关系以后，也不是不允许再改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情况和条件的变化，研究生可能被淘汰，学生也可能脱离原来自己的导师。例如，斯坦福大学有一位博士研究生，他的导师是早年的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当学生发现他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学术走下坡路，没有创造新意以后，便毅然决定改换了导师。我在匹兹堡大学考察时发现，一位卓有成就 的化学教授辞去了职务，应聘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化学系，他还把他指导的两名中国留学生带了过去，并为他们申请到了奖学金。当然，这是双方自愿的。在美国，研究生这种轮选不仅是换导师，还包括转专业、转系、转校，甚至跨州转校都是允许的，手续也是极为方便的。这种制度，既保证了教授们选拔到称心如意的学生；又使研究生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选择到好的教授和研究条件，争取到较高的奖学金。人总是希望向高处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4）关于大学生的导师制。导师制（Tutor System）是始于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一种制度，据说是15世纪初创办“新学院”时由威廉
威克姆主教所首创的，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根据导师制的规定，凡被牛津大学录取的学生，自到学院报到之日起，学院就要给他指定一名导师。担任导师的人，既要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又要有学术威望。一般说来，一个导师要负责指导5至10名本科生。
他们的职责是：除了不具体担任专业性的课程讲授外，他们对学生的一切方面，均负有指导责任，如学生的品行、学习态度、学习纪律、学习计划、课程的选修、课外阅读指导、读书心得审查、就业指导等。总之，导师的作用就体现在一个“导”字上，他们堪为学生们的精神导师。
剑桥大学的导师制与牛津大学大同小异。该校有几十个管理学生的学院，而导师是学院的核心，是指导和管理学生的依靠力量。每个学生可以自由申请入住某个学院，一旦注册后，就要为其指定一名导师和一名指导员。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导师对学生品行、纪律、生活福利负责，指导他们成长，对他的发展前途提出咨询意见；而学生的指导员则对本科生的学习进展负责，同时还担任本科生某门学习课程的辅导教师。一般说，本科生的导师只有一个，而辅导教师可以有好几位，他们彼此配合，保证了本科生的质量。这就是牛津和剑桥成功培养人才的秘诀之一。
美国的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培养的人才质量高，除了教师水平高和办学条件好以外，这与他们在学生管理上也采用类似于导师制的特殊做法不无关系。主要的措施有：第一，规定一二年级的学生必须住校，以便对他们进行严格的教育，尽快适应大学的学习与生活；第二，按学生居住的地区划分若干学区（College），每个学区设学监（Master）一人，指导教授和管理人员若干人，对学生进行综合管理。
这是与美国一般大学对学生管理松散是不同的，这也是“严师出高徒”。
以上所言，仅仅是我走马观花式地参观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大学后，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