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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展现。我们是教育改革的受益者。为了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研究、宣传和实践刘道玉的教育改革主张，使更多的青年学子受到教育改革的启迪，成为创造性的人才，我们特倡议：在“唯楚有才”的长江中游“沃土”的武汉，建立“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
……
我们发起这一倡议，其心是竭诚的，以期为贯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方针尽心尽力。但是，我们涉世工作不久，势单力薄，颇有力不从心之感。因此，我们真诚地向海内外各界朋友和毕业于武汉大学的校友们呼吁，敬请您们奉献一片爱心。古谚云：“集腋成裘”、“汇涓成流”，虽说我们个人的力量微小，但如果大家都伸出友谊之手，慷慨解囊相助，那么这个基金会不仅可以建立起来，而且定会形成一股影响和推动教育改革的巨大力量！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如果说“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是一朵山花，那么支持这个基金会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各界有识之士就是她赖以生长的土壤和甘霖。教育改革的深化，需要一批有胆有识之士的赞助。我们期盼着那一天——教育园地的“山花烂漫”之时，您们不仅将和我们共同分享教育改革的硕果，而且您们的大名和贡献，将和“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一起“垂辉映千秋”！
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的英文译名为：The Foundation for Paving…stone Education Reform；Wuhan China。湖北美术学院毕业的高材生陈良心和李可可，无偿地为基金会设计了标识性的会徽。他们从英文译名的缩写PSF，以抽象的艺术手法，把它们绘制成一个人（F）、一扇窗（P）和一卷书（S），以绿色为背景，把一组图形组合在一个圆形的图案中。绿色象征生命，图形寓意为：莘莘学子寒窗苦读书文。
基金会的精神文化是：爱心、敬业、参与、创新；为教育改革、为创造性人才成长、为通向21世纪铺路！
第十章 魂牵梦萦系教育爱的学校
经过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群。人民群众的收入增加以后，除了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以外，对文化教育的消费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了。这主要表现在：一部分人愿意向教育投资，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优质教育，接受全程管理式的寄宿的教育，以便自己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适应快节奏和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的需要。应当说，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人们教育观念、消费观念转变的必然结果，是利己、利民、利国的大好事。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四川省成都市的卿光亚于1992年，在都江堰创办了光亚学校，开创了我国现代私立（或民办）学校之先河。接着，这种类型的学校在广东、海南等沿海经济发达的城市迅速地发展起来，后来发展到全国各地。
1994年10月，武汉市一家民营公司联合江岸区经委和谌家矶乡政府找到我，意欲合办一所民办的寄宿制中小学。鉴于我对这种模仿国外的寄宿制学校有一定的兴趣，有利于我进行全程跟踪研究，同时也考虑到有两级政府参加，具有可信度，所以我同意以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的名义参加联合办学。
刚开始，有少数人似乎不大理解，刘道玉曾经是大学校长，搞了一辈子高等教育，为什么在花甲以后又去办中小学呢？这是不是委屈了自己呢？对此，我自有个人的考虑，也有自己价值的判断标准。的确，如果从入大学算起，我从事高等教育40多年了，担任大学的领导与管理工作也有四分之一的世纪了，研著成果也不少。那么，我为什么要杀一个回马枪，去当一个在有些人看来吃力不讨好的“孩子王”呢？从根本上说，这要源于我对教育的热爱，对教育家的崇拜。在前苏联曾流行一种说法：大学是出科学家的，中小学是出教育家的。这话对我有很大的影响。难道不是吗？前苏联的著名教育家普鲁斯卡娅、马卡连柯、凯洛夫、赞可夫、苏霍姆林斯基等，都是从事幼儿和基础教育的。例如，苏霍姆林斯基在长达3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一直在小学和中学任教。为了进行教学研究，他亲自担任帕夫雷什中学所有年级和几乎所有课程的教学，对3700多名学生进行了观察和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发表了600多篇论文，出版了40多本教育学著作，从而成为一名当代著名教育家。类似的现象，在西方国家也是普遍存在的，那些思想家们为了推行自己的教育事业，他们宁愿创办一所学校，例如古希腊柏拉图创办柏拉图学园，捷克夸美纽斯创办实验学校，德国黑格尔创办黑格尔中学，英国罗素创办比肯山学校，美国杜威创办杜威实验学校等。中国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于1927年辞去了东南大学教务长、教授之职，亲自创办晓庄小学和晓庄师范学校，他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教育论著。
我仰慕教育史上的先贤，亦想步其教育实验创新的后尘。应当说，我参与创办的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就是我的这一初衷的体现，我把它当作进行教育改革的舞台，当作推行我的教育理念的“实验田”。在办学之初，我在《办学情怀》一诗中，曾写下了我的这一心愿：
办学情怀从教育英数十年，双鬓斑白不甘闲。
借得改革春风雨，躬耕一方“实验田”。
问君读书好去处？
别有洞天“树人园”。
家长学校携起手，共同擎起“艳阳天”。
怎样才能使这所新办的学校成为改革的“实验田”呢？为此，我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几乎对我国的教育进行了一番彻底的反思：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至今还无人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我国科学技术人员缺乏原创力，在世界近现代的重大发明中没有中国人的记录？为什么我国的学生没有个性？为什么我国国民的劣根性除而不掉？为什么国民的优根性又倡而不兴？……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教育，没有从幼儿抓起。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一旦成年以后，他们已形成的习惯是很难克服的。可是，我们的教育领导部门和绝大多的中小学办学者，压根儿就忽视了这些最重要的素质教育，一味地灌输知识，抓考试和升学率。各种检查、评比和奖励制度，各级的督导机构，都是为了强化这种应试教育而服务的。这就不能不使我国的教育和国民素质步入到恶性循环的怪圈。
要克服教育上的痼疾，必须发扬反叛精神，创办一种新型的学校。我所设计的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就是希望成为这样的学校。
当然，我所说的反叛精神是有限度的，如果太强烈了，不仅政府的主管部门不允许，甚至连那些至今仍抱着传统观念不放、望子成龙的学生家长们也接受不了。
因此，我的改革不能不受到制约，只能在现实所能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实践我的教育主张。所幸的是，我毕竟还是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些改革措施主要包括：
首先，把学校的性质定位为爱心的学校，这主要体现在“博爱、博学、乐教、乐学、自立、自强、创新、创业”的校训上。在阶级斗争年代里，只能讲阶级爱不能讲博爱，但是教育又恰恰需要博爱精神。我们首先打破了这个禁区，公然把博爱列为校训之首。提出博爱教育，是有着很强的针对性的。如果不是回避矛盾的话，从实质上说，应试教育就是偏爱教育，越是重点的学校则表现得越明显。什么是偏爱教育呢？主要表现是：爱成绩好的学生，不爱成绩不佳的学生；爱听话的学生，不爱顽皮的学生；爱相貌漂亮的学生，不爱身患残疾的学生。很明显，这是一种偏见，也就是偏爱。它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在后一类的学生中也有俊才，由于世俗的偏爱，对他们歧视可能导致不良的后果。从心理学上说，后一类的学生更需要爱，爱不仅是一种激励的力量，而且也是巨大的转化力量。我们提倡博爱，就是要爱每一个学生，爱每一个人，爱一切生命物。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爱心的教育是不成功的教育。
为了实施博爱教育，我提出禁止在学校使用“差生”的称呼，以“暂困生”代替“差生”，以“培优补习班”代替“培优补差班”。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小学冒出了一个“差生”的名词，而且广泛地使用，几乎成了所有的教育主管部门领导人、校长们和教师们的口头禅。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差生”（指学习不好）和“双差生”（指学习不好和品行不佳）时，不仅感到很刺耳，而且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心想：倘若一个成绩欠佳的学生被列入“差生”或“双差生”的名单，那不等于说是被打入了另册了吗？这个“差”字，真是足有千斤之重，可能会把他压得抬不起头来，不是在“差生”的重压之下已经酿成了不少的悲剧吗？为什么许多搞教育的人对这一不科学的称呼熟视无睹呢？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心理学，没有爱生如子的深情，不能设身处地地体味那些被列入“另册”学生的苦恼。因此，我不仅禁止使用“差生”、“双差生”的称呼，而且还规定不得对学生进行体罚或变相的体罚，也不许使用任何有伤害学生人格和自尊心的教师“忌语”。我希望这所全新学校，是一所充满爱心的“成长之家”，让教师无忧无虑地教，使学生无拘无束地学，师生相亲相爱，互教互学，在这个特殊的“家园”
里茁壮成长。为此，我还制订了《成长之家十则》，作为全校师生员工共同遵守的规范。
其次，规定了明确而独特的教育方针。教育方针是制订教育政策和指导教学工作的纲，是学校制订培养目标、教学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方法的依据。但是，很多办学单位并不重视教育方针的作用，要么没有自己的办学方针，要么就泛用国家空洞而又不健全的教育方针。有鉴于此，从一开始，我就把构思十多年的一个新的教育方针，放到这所实验学校进行实践。它的文学表述是：“教育必须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坚持德、智、技、群、体、美六育并重，全面开发人的智力，培养具有创造性的多功能人才。”很明显，较之过去流行的教育方针相比，我提出的方针多了“技育”与“群育”。这两字不是随随便便增加的，而是有着十分明显的针对性。一个教育方针，不应当只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而应当是针对本国国民素质的弱点，有目的地对青少年施教，以优化国民素质。举世皆知，我国学生有两大顽症：一是读死书，不动手，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较差；
二是不合群，缺乏团队精神，也就是有人形容的“十个中国人一条虫”或“一盘散沙”的问题。很明显，“技育”与“群育”就是希望克服千百年来中国人素质上的弱点，以根除劣根性、塑造优根性。
再次，提出了明确的教学目的：千教万教教做成功的人，千学万学学做成功的人。这是教与学的最高境界和最高标准，它体现了我力求创办全新学校的理念。
我深深知道，在中国现实的条件下，提出一套新的办学理念不容易，但是要实践这些主张则更难。不仅自己要身先士卒，带头进行这些改革实践，而且还要转变干部和教师的观念，让他们也自觉地参与到教学改革的行列中来。为此，我把每个教师和学生当作研究的对象，与他交朋友，参加听课和评教评学活动，亲自给学生上选修课，与教师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娱乐。因此，在这个新型的“树人学园”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博爱”成了每个人的行动口号，“创造”成了这所学校的办学的特色，“成功”成了大家的奋斗目标。
一边实验，一边研究，把实践与理论结合起来，这就是我躬耕这块“实验田”的目的。在实践的基础上， 我撰写了《爱的学校》一书，记下了我在教学改革中的所思、所想和所为。全书共分三篇，第一篇是爱心教育导论，第二篇是爱心教育的实践，第三篇是爱心的对话。该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后，无论是在校内或校外，都获得了良好的反映。1998年，在武汉市教学研究成果评选时，该书被评为优秀成果一等奖。应该说，在基础教育研究战线上，我是一个新兵，对于参加这次科研成果评选，我也是诚惶诚恐的。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评审组的专家们对拙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评价道：“《爱的学校》的确是一部具有创造性的著作，其中的每一篇论文、每一次讲话和每一个教学活动，都具有新颖性，言他人之不敢言，行他人之未作。该书中的许多新观点，让人耳目一新，对普通教育的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它应当归功于这个学校的全体师生和学生的家长们，正是由于他们的支持和参与，才催生出了这本新著。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一方“实验田”，就不会有这一份收获！
第十章 魂牵梦萦系教育太平洋上空的一个梦
不知是何原因，我很爱做梦，有时一个夜里可以做两三个梦。本来，一般的梦是朦胧的，而且稍纵即逝。但是，有时我做的梦颇有连贯性，醒后梦中的情节依稀可现，如果及时速记下来，甚至可以自成一个故事。当然，我没有研究梦的雅兴，致使那些不计其数的梦，随着时间的逝去而一一地淡忘了。但是，我平生只记录过一次梦的内容，这就是我记录的“太平洋上空的一个梦”。
那是几年以前的事了。经国家教委批准，我于1996年7月27日，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985航班飞往美国，参加于7月28日至8月2日在犹他州一个叫“雪鸟”（Snowbird）的旅游圣地召开的第9届国际合成金属与技术学术会议。
飞机从上海起飞以后，很快离开了国境线，继而飞越了东海，然后飞向日本海、太平洋……我每次坐飞机，都有“高空反应症”，胃肠的蠕动功能增强，胃口特别好，飞机上供应的食品全部吃光，有时还没有饱感。平素我很少喝咖啡，但当日晚餐后我却要了一杯热咖啡。大约北京时间22时，飞机上的强光灯已经关闭，随后我也关了座位上的微光灯，调整我的座椅准备睡觉。说来也真怪，过去我多次出国，对时差反应很敏感，很难在飞机的座位上入睡。但是，当晚很特别，甚至咖啡也未能使我兴奋，我睡得很深沉，并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的大意是：
……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外文系一个叫于洁的女生到办公室找我，她向我申诉道：
“我们系党总支副书记和政治辅导员通知我，他们要开我的批判会，我认为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希望校长制止他们这样做。”
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开你的批判会呢？”
“他们说，我不爱上课，谈男朋友影响学习，学习成绩不佳，经多次个别谈话仍无悔改。”
“那你对这些问题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虽不爱上课，但我爱上图书馆，那也是‘课堂’，而且是无声的、无尽宝藏的‘课堂’。我的考分固然不高，但门门功课都在60分以上，这可是国家规定的合格标准。更何况，我们应当纠正高分低能的偏向，校长您也常教导我们要把培养创造力放在首位。再说，我谈恋爱是个人的权力，既不违法也未犯规。因此，开我的批判会是错误的，我坚决拒绝参加。”
虽然下班的时间早已过了，但我还是静静地听着于洁的诉说。我心想：多么有个性的学生，她思维敏捷，言词流利，观念超前，颇具时代精神。是啊，如果真如她所说确实没有其他问题的话，系里开批判会的做法，显然是欠妥的。
我并未当于洁的面讲出我的观点。从做好思想工作的角度，我对她说：
“小于，你先回去吧。我需要找你们系里书记了解一下情况，至于开你的批判会的事，我会与你们的书记商量，一定会采取正确的做法。不过，我希望你能正确对待批评，正确对待自己，既不能受到批评而背包袱，也不能自以为是而放松严格的要求。青年人应当有远大的理想，要有人生的大目标，要高标准地要求自己，切不可浪费青春年华呀！”
也许是于洁找我谈话的风声传出去了，该系的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和政治辅导员3人，于第二天上午也找到了我的办公室。他们汇报说：
“于洁一贯自由散漫，不爱上课，谈恋爱。学习成绩不好，拒绝组织的批评教育。因此，对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