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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科是实验性基础学科，它不同于数学等纯理论学科，也区别于像农业这样的依赖于自然条件的应用学科，它有着自身的研究规律。根据学科的特点，我应当如何制订我的学习与研究计划呢？我习惯尝试新的做法，没有仿效上面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案，而是选择了备考与实验齐头并进的方法，我把它叫做“并行法”。这个方法的好处有三：一是有效地利用时间，这样一来等于把做实验的时间延伸到三年，以便多出数据多出成果。二是完全掌握主动权，什么时候学习备考，什么时间做实验，由我根据“有效原则”统筹安排。例如，实验室停电、检修、节假日和恶劣天气时，我就在图书室或宿舍复习功课，而其他时间尽可能多地在实验室里工作。三是有利于使学习与研究相互促进，不至于使备考学习与研究成为不相干的两个独立的阶段。我把这个计划向二导师尤拉作了汇报，他听后高兴地说：“玉（他对我的爱称），好主意，我完全同意，希望你成功。你以后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告诉我，请不要客气！”
既然我的计划获得了导师的批准，于是我很快地进入角色，认真地实施我“并行研习”计划，从而开始了紧张而又有序的留学生活。
每天早晨7时起床，洗漱后，我要在寒冷的气候中，沿着列宁大街人行道来回跑步30分钟。回到宿舍后，听30分钟苏联的无线电广播，以提高听力的水平。8点开始早餐，自备牛奶、面包、黄油，我已习惯了西餐。一般9点以前到达研究所，或在实验室工作，或在图书室查文献、看书。对我有利的条件是，1962年8月，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由鲍曼大街搬迁到第一列宁大街，这离我的宿舍只有5站路程，交通十分便利，这使我节省了很多时间。中午一般是在所里食堂吃快餐，晚餐是我们的正餐，一般是在宿舍里的公用厨房里按照中餐烹饪，这是保证必需营养的一餐，所以我们比较重视。其实，我们的留学生活，就是在宿舍——实验室——图书室“三点一线”上度过的，周而复始，由于心中有了明确的目标，所以我也感到过得很充实。
在备考的学习中，我也放弃了传统的复习考试的方法，而是采用教师备课的办法，这显然比学生考试背笔记的方法高明。所谓备课式的学习方法，就是不能满足于读一本书，至少要参考两种以上不同风格的教科书，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归纳对比，择其精要，列出不同的学术观点，用自己的表达方式，写出备课（或备考）的笔记，准备一门课的考试，就相当于编写了这门功课的讲义。毫无疑问，用这种方法备考，要花费很多时间，但是它使学习者涉猎广泛，理解得透彻，记忆得牢固。特别是针对既不上课又不指定教科书的高度灵活的考试，这种备课式备考方法，的确是一种很有效的对策。
方法是通达目的的必须的途径。由于我采用了科学的学习方法，合理地支配了时间，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已经将研究生的3门必修课认真地复习了几遍，写出6大本备考的笔记。在此基础上，我于1962年12月通过了《有机化学》的正式考试，获得了5分的好成绩。与此同时，我的科学研究工作进行得也很顺利，已完成了三篇论文的初稿，储备了进一步深入研究所需的原料和文献资料。按照我研究与备考的进度，按时答辩和获取副博士学衔是完全有把握的。但是，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我被迫辍学，使得我失去了获得副博士学衔的机会，对此我也深感遗憾。
第三章 乱云飞渡仍从容我在莫斯科惟一的夏天
莫斯科的夏天是一年之中的黄金季节，平均气温在摄氏25度左右，是旅游的最好时机。对于长期生活在冰天雪地的苏联人来说，即使25度的温度，他们也会感到炙热难忍。每逢到了这个季节，莫斯科人不分男女老少，几乎是倾巢而出，或到河里游泳，在沙滩接受日光浴，或全家开车到郊外的森林里野炊、露宿。有条件的高薪阶层，他们会选择到克里米亚疗养胜地去休假，或到国外去旅游消遣。夏天对于莫斯科人来说，可谓“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
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这一切不仅是奢望，而且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需要加以抵制的。那时正值中苏两党论战最激烈的阶段，大使馆对留学生的思想抓得很紧，内部制定了一些管理规定。例如，规定留学生除上下课以外，不得一个人单独外出，如必须外出，应当有两人以上同行；夜晚一律不得外出；除导师以外，不得到苏联人家中做客；生活上要节俭，不得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要站稳立场，防止思想变“修”了。大使馆还动员说：“国内遭遇到特大自然灾害，经济困难，老百姓吃不饱饭，你们应当节约，毕业回国路费自己支付，以减少国家的开支。”说实话，那时我们都拥护大使馆的这些规定。我们除了维持必须的生活费、书籍费以外，把大约一半的奖学金攒起来，以便作回国的旅费或上交给国家。在这种形势下，无论从思想管理或从经济条件看，我们都不可能自费去旅游。对于我们来说，过革命化的暑假才是最好的选择。
大约1962年7月中旬，苏联科学院国际部通知我们，他们准备组织各国留学生到一个叫戈尔茨克的休养所度假，时间3天，经费由苏方负担，邀请我们参加。我们把这个通知向大使馆作了汇报，大使馆考虑到这是一次国际留学生的集体活动，时间也不长，且苏方负担经费，因此批准我们十多人参加这个活动。
戈尔茨克位于莫斯科的远郊，是一派集体农庄的景象。我们到达时，正值夏收季节，收割机在不停地工作。过去，我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苏联的农庄，它被视为农村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广大农村未来发展的方向。白天我们被组织去参观农庄的畜牧场、学校，访问农户，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时，他们毫不掩饰地说：“中国人民伟大，苏中论战是苏共挑起的，我们不支持苏共的立场。”我们对他们的友好态度表示感谢，并表示要为加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不断努力。
8月初，我随即将毕业的老同学自费去列宁格勒参观，时间是一周，这也算是惟一的一次夏游吧。那些老同学在莫斯科生活三年多，他们还未离开过莫斯科。相比之下，我算是幸运的了，刚来半年就赶上了这趟“末班车”。
本来大使馆是不允许留学生旅游的，但为什么这一次自费去列宁格勒的参观能获得批准呢？这实质上是在革命的名义下组织的一次夏游，是反修思想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列宁格勒是“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一系列重大革命事件发生在那里，有着丰富的革命文物，早就对我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一次我们能够身临其境，直接受到列宁主义的教育，的确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都感到十分高兴。
我们是乘火车由莫斯科到达列宁格勒的，返回时因水灾，经请示大使馆的批准，我们乘飞机回来。在列宁格勒，我们首先是参观十月革命博物馆，第一届苏维埃会址，阿芙洛尔巡洋舰实物，以及列宁工作过的地方的旧址等。接着，我们参观了闻名遐迩的沙皇的夏宫，它的规模之大，建筑艺术之精美，特别是千姿百态的喷泉，栩栩如生的雕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还参观了列宁格勒的油画展，这是我头一次接触西方的油画。最后，我们又参观了列宁格勒大学，苏联科学院高分子化学研究所，与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举行座谈，交流了学习与研究的经验。
参观的时间是短暂的，但是学习到的内容是丰富的，既有革命教育意义的内容，又有多彩的艺术欣赏，使我大大地开阔了眼界。我们带着轻松、惬意的心情回到了莫斯科，很快我就全身心地投入科学研究。莫斯科的夏天不仅是旅游的季节，而且也是工作的好时光。
这是我在莫斯科度过的第一个夏天，也是最后一个夏天，在第二年夏天到来之前，我永远地告别了它！
第三章 乱云飞渡仍从容“反修”战士
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苏两党之间，以至于后来发展为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部分世界各国共产党与以苏联共产党为首的其他一些各国共产党之间，发生了公开的、激烈的论战。这些分歧，最早始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其中对斯大林进行了全盘的否定。后来，经过苏共二十一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双方的分歧又进一步加剧了，以至于发展到公开论战、甚至严重地影响到两国正常关系的地步。
中国共产党坚持认为，这些分歧是一系列的重大原则问题的分歧，是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问题。例如：
斯大林究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刽子手、强盗、党棍？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用什么全民国家和全民党，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美帝国主义究竟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还是明智的和平使者？
什么是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保卫世界和平的可靠道路？
铁托集团究竟是叛徒，还是同志？南斯拉夫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究竟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究竟在什么原则的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总之，所有的分歧都可以归结于对“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的认识上。针对这些分歧，中国共产党批判苏共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是马列主义的叛徒；而苏联共产党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和分裂主义。到底如何看待40年以前那场意识形态的争论？如何看待修正主义？人类已进入到21世纪，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苏两国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苏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一切都还在变化着。因此，要评价那个时期修正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显然我个人是没有这个水平的，也许要由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专家去评价，甚至是要由未来的历史去作结论。
在这本自传中，之所以涉及到反修这个问题，因为我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是一个见证人。我只是想把我当时的思想认识，我所做的一切，以及我个人的得失，如实地写出来，因为它毕竟是我个人经历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事实胜于雄辩，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真理总是越辩越明。在中苏两党的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建议两党订立一个协定：双方在各自的报刊上，对等地发表对方批评自己和自己批评对方的已经公布和将要公布的文件、文章和资料，让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辨别谁是谁非。作为马列主义的政党，相信群众是一条基本原则，这一公平的建议本应得到苏方的赞同，然而却遭到了他们粗暴的拒绝。与此同时，他们召开了六千名党员的积极分子大会，每月平均发表近千篇攻击中共的文章，掀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反华运动。他们的所作所为，再一次暴露了苏共“老子党”的恶习和顽固的大国沙文主义的真面目。
当时，中苏两党的论战，不仅影响了两国的关系，而且还日益危及到留学生的学习与安全。我们留学生订的《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被苏联海关全部没收了。我们的私人信件被拆看或扣留，有的研究生的学习受到刁难，我们的行动受到便衣警察暗地监视与跟踪，等等。面对着苏方的封锁和挑衅，我们留学生应当怎么办呢？大使馆对我们总的要求是：旗帜鲜明，站稳立场，坚持原则，注意策略。具体来说，要求我们做到：
对于苏方没收报刊的行为，要向苏方有关当局交涉，坚持打破封锁；
如果在学习上遇到刁难，要多做工作，特别做好导师工作，尽量争取到合法的权益；
对个别人的恶意攻击与挑衅，要据理揭露与反击；
对一些对我们友好和表示支持我们的苏联朋友，向他们表示感谢，注意保护他们，使他们免遭苏联当局的迫害；
在苏联公开场所，不主动挑起矛盾与争论，后发制人。
对待这些原则与要求，绝大多数的中国留学生是坚决拥护的，在行动上是力求贯彻执行的。但也有极少数留学生态度暧昧，抱着“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态度，甚至对组织上布置的任务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当时，我是党支部书记和留学生会主席，在思想上认为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共产党确实变修了，而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坚持马列主义的。因此，我决心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积极完成党组织布置的各项任务，在反对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起带头作用。我深知，参加这些活动，可能会影响我的学习，甚至是有风险的，但是党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我全然未顾及到个人的得失与安危。
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苏联全国总工会于1962年4月30日晚，在工会的圆柱大厅召开了庆祝招待会。应邀的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代表团，有关国家大使馆的官员，以及各国留学生的代表。我作为中国留学生代表，也应邀参加了。
在赴会以前，我请示大使馆在会上我应持什么态度，大使馆的负责人对我说：“现在苏联当局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利用一切国际组织和会议，兜售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我们的态度是针锋相对，凡会必定参加，他们在哪里放毒，我们就在哪里消毒。”听了使馆的指示，我心中有数了，也作了在会上发言的准备。
我如约赴会了，这是我有史以来头一次参加外交场合的会议，有紧张情绪是难免的。参加会议的除苏方工会的负责人以外，还有来自各国的代表团和留学生共一千多人。果然不出所料，主持人在致辞中，大谈“三和一少”（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少支持世界人民的斗争），他认为：“和平共处是苏联及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前提”，“是帮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达到其基本的阶级目标的最好方法。”
这显然是修正主义的观点，是对列宁主义的背叛。我听得有些不耐烦了，但我抑制了焦急不满情绪，并写了一张纸条交给会议主持人，要求代表中国留学生发言，向苏联工人阶级表示兄弟般的节日祝贺。我的要求被接受了，在几个国家代表发言之后，我被请上主席台发言。我镇定了情绪，一再提醒自己不能急躁，不能失态。我首先对会议主席安排我发言表示了感谢，向苏联的工人兄弟和在座的各国朋友们表示了节日的祝贺。接着，我着重就和平共处阐明了我们党的观点，我说：“列宁一向认为，‘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是不能和平共处的’。因此，和平共处决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不可能是各国工人阶级争取胜利的前提和最好的方法。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些观点，那么世界各国劳动人民，将永远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我的发言，当然引起苏方官员们的不快，但是却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会后，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以及一些非洲国家的留学生，纷纷来到我的座位前，对我表示支持。
在反修反霸权斗争中，我经历的另一重要活动是发生在6月下旬。根据大使馆的指示，我和留学生李德宇、张书缙到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去交涉，是秘书长和一位秘书小姐接待我们的。
首先，我们介绍了最近一个时期苏方在我们留学生中制造的一些事件，如留学生的中文报刊被没收，信件被拆检，居所被监视，学习条件受刁难等，希望引起苏方的注意，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对于我们的指控，苏方拒不承认，说是我们捏造出来的。当我们出示了有关照片和被拆信件物证以后，他们仍然百般抵赖。同时，他们指责我们留学生在研究单位散发中共的文件是违法的，这不符合留学生的身份。我们声辩道：“中苏两党的论战，完全是苏方挑起的，只许你们党肆意歪曲和攻击我们，而向苏联人民隐瞒和封锁我们党的正确声音，这是典型的霸权主义的表现。”这种你来我往的辩论，持续了一个上午，气氛是紧张的，言辞也是激烈的。可想而知，这种辩论是不会有结果的，最后也只能是不欢而散。
当我们离开主席团时，又把一摞我们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从一评到九评），以及中共致苏共中央的四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