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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他？为什么你会认为我恨你的未婚夫？”
“你从来就提都不要提他。那次，我一提及他和苏珊娜俩玩得很开心，你……你就立时把话岔到别处去了……开始谈什么爸爸要做个外科造影手术……后来你又……”
“可你认为什么更重要？是爸的手术还是里奇和苏珊娜的游戏？”
这次，我可不愿再让妈溜过去。“后来，你又讥诮他脸上的麻子。”
她看看我，有点弄糊涂了。“真的，我这样了？”
“是的，是的。你总是要刺痛我，要让我不痛快，你这是在使小心眼……”
“哎呀，你为什么要把我想得这样坏！”她骤然一下，显得衰老且痛苦不堪。“你真认为你妈是这样的坏？你以为我在使什么心机？那恰恰只是你这样想的。哎，把我想得这样的坏！”她直挺挺地坐在沙发上，又紧紧抿着双唇，气得眼泪都出来了。
唉，她是那么强，又那么软弱！我在沙发上挨着她坐下。
我觉得很疲倦。我又败了一局，却不知道，这一局的对手，究竟是谁。“我要回去了，”最后我说，“我觉得不太舒服。”
“你病了？”她轻声说着，按按我额头。
“没有。”我起身说，“我脑子里乱极了。”
“那末，听我说，”她缓缓地开口，“你的一半，得之你父亲，他们是广东的龚家。龚家都是好人，正直，诚实。虽然有时脾气不大好，而且气量太小。这你从你爸身上，就能看出了。要不是我常在边上提醒他，他脾气还要大。”
我正在纳闷，妈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个，妈又接下去说：“你还有一半，自然是来自我了，太原孙家。”她抄起一只旧信封，写了个中国字，而忘记我根本不识中文。
“我们这个家族可是强大又聪明的，以善战而闻名。你知道孙逸仙吗？哈！”
我点点头。
“他也是孙家的。但他们这个家族，早就迁至南边了，因此与我们的孙姓，不属同宗。我的家一直在太原，甚至在孙文以前，就在了。”
我摇摇头，虽然我对这次谈话内容一窍不通，然而令我安慰的是，这似乎是我们母女俩多年未有的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他与成吉思汗作过战。哎，他发明一种盔甲，刀枪不入。令蒙古兵的箭射上去，就像射到石头上一样，连成吉思汗都大为钦佩！”
“是吗？那成吉思汗一定也发明一种无孔不入的箭了，”我不露声色地插话，“否则，他最后怎么征服中国的？”
妈只当作没听见。“所以，你看，太原孙家真是十分了不起的。因此你大脑构成的材料，也是太原货呢。”
“不过我想而今，太原的种种优点，已发展到玩具市场和电子市场上了。”我说。
“这话怎么说？”
“你没发现？这每一件玩具上面都刻着，台湾制造！”
“呵，不，”她高声叫道，“我不是台湾人。”
那好容易建立起来的默契，又破裂了。
“我是中国太原人。”她说。
“哦，我一直以为你这是在说台湾①。”
①台湾与太原的发音在英语上很接近。——译者注
“根本发音完全不同，而且地方也完全不同。”她怒气冲冲地说，“只要你是中国人，那你一辈子也放不开中国这两个字。”
我们又陷入了沉默无言的僵局。顷刻，她眼睛一亮，又开口说：“听好，太原还有一个称谓，就是‘并’，太原城的人都这样称自己的城市。你发起这个音很容易的。”
她又工工整整地写下这个字，我郑重其事地点点头，表示明白了。然后妈又用英语接下去说：“这好比你把纽约称为大苹果，把旧金山称作弗里斯可一样的道理。”
我笑了。“没有人这样称旧金山的。有人这样称它，只是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发好这个音。”
“现在懂了吗？”妈得意洋洋地说。
我笑了。
说实在，我还是没有懂。不只是她说的那一套，而是对发生过的一切。
我一直在苦苦抗争的，究竟是什么？好久好久以前，在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就想躲到一道更安全的屏障后边，我要躲避的，就是妈的闲言碎语，妈对我的不足之处的寻觅和挑剔……曾几何时，那个我所躲避的，时时搅得我心烦意乱的，竟成了一个坏脾气的老妇人。多年来，她只是以她的绒线披肩为盾，编结针为剑，貌似张牙舞爪地，却在耐心等着自己的女儿，将她请进她的生活中。
五
里奇和我，已经决定把婚期推延一阵。因妈说过，七月份不是去中国度蜜月的好季节。她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她和我爸刚从北京、太原观光回来。
“那边的夏天太热，你只会长出更多的斑点，然后，你的脸会晒得通红通红！”她对里奇说。里奇则高兴地哈哈大笑，一边朝我妈伸出大拇指，一边回头对我说：“你看你妈多会讲话，多体贴人。现在我可明白了，你那套甜甜的善解人意的小伎俩，是从哪来的了。”
“你们得在十月份去。那是最好的时光，气候不冷也不热。我也想再回去看看。”她颇带权威性地说了一通后，又忙忙加了一句：“当然，我不会跟你们一起去的。”
我进出一个不自然的笑容，里奇则说着笑话：“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可真太妙了，你可以为我们翻译菜单，使我们不会稀里糊涂地吞下蛇肉和狗肉。”我几乎要狠狠踹他几脚。
“不，不，我没这个意思要跟你们去。”妈一再表示，“真的没这个意思。”
我知道她其实喜欢和我们一起结伴去。我讨厌她跟着去。这一去，整整三个礼拜就得听她抱怨一日三餐的肮脏，半冷不热的汤——得了，那三个星期的蜜月会给她搅掉的。
但从另一方面想想，我们三个各不相同的人，登上同一架飞机，并排坐着，从西方飞向东方，倒也挺有点意思的。
离婚的苦恼
——许露丝的故事
我一直对妈，有一种盲目的信任，她说的什么我都相信，即使我一点都不理解她讲的意思。记得小时候，一次她跟我说，天要下雨了，因为那些亡灵一直在我们窗外游荡，“呜——呜”地叫着要想进来。她说门到半夜，锁会自己脱落，所以我们非得检查两遍。她还说什么，鬼在镜子里是映不出的，但鬼却能从镜子里看见我，哪怕我不在房里。
她讲话的口气是那样的肯定，由不得我不相信。
她说如果我听她的话，那长大后也会像她这样，凡事都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而如果我不听话，那就会耳朵太软，太容易听别人支配了。
三十年以后，妈还是试图要我做个听话的孩子。就在特德提出离婚的一个月以后，我与妈，在教堂里遇见了。那是在玛丽的葬礼上，玛丽是个九十二岁的不可思议的中国老太太，她几乎是中国浸礼会每一个孩子的教母。
“你怎么越来越瘦了，”当我在妈身边坐下时，妈心疼地对我说，“你该多吃一点。”
“我身体很好，”我作了个表示身体很壮实的微笑，“或许，那是因为我的衣服绷得太紧的缘故，所以看着显得瘦了。”
“多吃点。”她竭力对我说，并扬扬手中一本线装书，上面用毛笔写着《张玛丽中国菜烹饪法》。这书是在教堂大门口，为难民基金会筹款而出售的，每本只售伍元钱。
火风琴声息止了，牧师清了清喉咙，开始讲道了。他属野路子牧师，还是个小伙子，姓温，从前常和我哥卢克一起偷过垒球卡片，后来亏得还是这位中国玛丽，温便进了神学院，而卢克则因为盗卖汽车音响而进了州政府监狱。
温正在上面沉痛地说：“……此时此刻，她的嗓音依旧在我耳边回荡，她说：上帝令我走上正道的，因此假如我让地狱之火烧尽，那将是一种耻辱……”
妈则在下面轻声嘟哝了一句：“可她早已经火化成灰烬了。”一边朝着圣坛上，嵌在镜框里的中国玛丽的照片点点头。我忙将手指按在嘴唇上“嘘”一声，就像图书馆管理员通常做的那样，可她并不理会，依旧唠唠叨叨的。
“喏，看见了吗，那一束花就是我们买的。”她指指一大束黄菊花和红玫瑰。“要叁拾肆元呢。那是假的，一直可以放下去。你那份我已先帮你垫出了，詹尼斯和马修已把钱还我了。你有钱吗？”
“有，特德开给我一张支票。”
这时，温牧师要求大家低头祷告，妈总算在这最后时刻安静下来了，一边用面巾纸擦着鼻子，这时，温牧师正在动情地说：“呵，我看见她了，以她的娴熟的中国烹饪与和蔼的为人，吸引着众多的天使。”
然后全体起立，唱赞美诗第三百三十五首。那是中国玛丽最心爱的：“你能成为一个天使，每天在大地上……”
但我妈却没有跟着唱，她只是盯着我问：“为什么他要送你一张支票？”我自顾唱着赞美诗：“阳光四射，此生充满快慰……”
妈便自己回答了自己，极冷酷地：“他和别人在合伙捣鬼骗你吧？”
欺骗？捣鬼？特德？她所选择的字眼，让我发笑，还有，她的思维方式。向来沉静、文静，已开始谢顶的特德，即使在他情欲亢奋之时，也决不会气急败坏，不顾体面。
“不，决不可能。”我说。
“为什么不？”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要在这里议论特德。”
“你为什么宁可去找精神病医生去谈你的特德，而不去找你自己的亲妈？”
“精神病医生？”
“心理医生。”她改口道，“母亲是最好的心理医师，她对你了解得一清二楚，”她大着嗓门说，几乎压倒了周围的唱赞美诗声。“那种心理医师只会将你搅得越来越糊涂。”
回到家里细细想想，她的话也有道理。最近，确实觉得自己的脑子越来越糊涂了，都成一团浆糊了。我不知该如何用英语来表示，最贴切的意思应该是“黑雾弥漫”。
事实上，这很难用英语表示。因为这种坠入五里雾中的感觉，唯中国人有。
我与好多人都谈起过特德。每一种描述我以为都是真实的，至少，在我讲的那个时刻。
对我的朋友薇弗莱，我则说，我以前一直不知道自己爱特德爱得有多深，直到他伤害了我，我才发现，他刺痛得我有多深，恰如我爱他爱得有多深一样。那种痛苦，犹如不上麻药而被人肢解一样。
“上帝！别这么歇斯底里了，难道你有过给不上麻醉而肢解的经历了？”薇弗莱说，“要听我的话，干脆就与他离了。令你如此痛心的，只是因为你花了十五年后，才发现他原来是个如此不中用的，受不起挫折的窝囊废！听着，我明白你现在这种心清。”
与丽娜谈这事，我则认为，我最好还是与特德高了，在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我发现，自己已不再留恋他了。而与他在一起，我反而迷惑不解了。
丽娜则气呼呼地对我说：“你说什么？你泄气了？你完全被他牵着鼻子来摆布了，就这么离婚算了？哼，要我是你，我就去找一个名律师，让他出出点子，反正好好地让特德折腾一番。”
而在我的心理咨询医师那里，则一心一意地提出要找特德报仇。我一心想，先打个电话把特德叫出来，把他请到一个上等高尚的场所，如美吉咖啡馆或罗刹利这样的一流地方，在他津津有味地品尝了第一道菜后，我便会对着他大声说，当着那些体面的顾客的面，我要出他的丑：“没那么容易，特德。你这个孬种……”
就这么向心理医师倾诉一番后，我便觉得从没有过的痛快。但两周的治疗后，我的心理医师似对我已厌烦了，只见他懒洋洋地支着下巴，有气无力地敷衍着我：“好了，我们下星期再考虑一下其他的治疗措施。”
就这样，我都不知道我该怎样调整自己。这以后的几星期里，我一直在开列一张清单。
我从这间屋子踱到那间屋子，每一样家具摆设，都提示着我：哪些是在我认识特德以前买的；而哪些，又是在我们结婚后买的（这大多是些家具）；还有哪些，是友人们送我的（比如有玻璃圆罩的、现在已经不走的钟，还有三套酒具，四只茶壶）；他自己买的，有供签字用的平版印刷品，史多班的水晶草莓；还有一些我买的小摆件。
在我开始为书架的藏书列清单时，从中发现一封特德手写的信，实际上是一张便条。是匆忙用圆珠笔很潦草地写在他药方纸上：“在标有四个X之处签名。”下面又是一行用钢笔写的：“附上支票一张，供你安家过渡之用。”
这张便条就夹在我们的离婚协议书上，与一张票面为一万元的支票夹在一起，并是那同一支钢笔签的名。我心中涌起的不是感谢，而是痛苦。我又被刺痛了。
为什么他要把这支票与离婚证件放在二起？为什么要用两种不同的笔？那张支票，是他后来加上去的？他在办公室里权衡了多少时间，才得出这笔钱的数目的？为什么他非要用这支钢笔来签名？
我依旧清清楚楚记得，去年，当他收到我这份圣诞礼物时，是多么意外又高兴。只见他借着圣诞树上闪烁的灯光，小心地拆开金色的包装纸，然后转动着笔杆，仔细地从各个角度欣赏着亡，随后他吻了一下我额头，说：“我只有在重要文件上签字时才用它。”他向我允诺着。
过去的回忆，令我有如万箭穿心。我手持支票，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只觉得头沉甸甸的。我怔怔地看着离婚协议书上的四个X，还有，那些草草地写在药方笺上的字迹，两种不同的笔写的字，支票的开启日期。他写得很小心：“一万元整。”一丝不苟。
我默默地坐着，试图让自己的心来作出判断，但后来我就发现，这样坐下去，坐不出任何主意。我把支票和离婚协议书一古脑儿都收起，放在抽斗里，那里我通常只置放一些商家的发票之类留之无用、弃之不舍的票证。
妈曾说过我之所以这样拿不定主意，是因为五行缺木，因此就容易听人摆布，妈对此十分了解，是因为她自己也是这样。
“女孩子就像一棵树。”妈曾经这样教诲我，“你必须挺起身子，听站在你边上的妈的话，唯有这样，你才能长得挺拔强壮。假如你俯身去听别人的话，那你就会变得怄偻软弱，一阵风就把你吹倒了。”
但她那番话却讲得太迟了，我早已不得不弯屈着怄偻着身子了。因为那阵我开始上学了，我们的老师贝蕾夫人厉害极了，如果你不听她的话，她那把戒尺就足以令你俯身听话。
可我还是很听妈的话，同时也学会了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
又过了一年，我又学会了选择接受最好的意见：中国人有中国式的建议，美国人也有美国式的建议，而一般情况下，我认为，美国式的见解，更合我意。
麻烦的是，我后来又发现，美国式的见解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它有太多的取向，因此反而容易给搞得昏头昏脑。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决定不了如何处置我和特德间的关系，我可以有那么多的取向，而每一取向却又可以导致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
比如说，这张支票吧，我怀疑难道真的是特德设下的一个骗局，让我退却，不再为离婚而再与他纠缠。如果我收下这张支票，他就会在事后耻笑我，那一万元钱，把我买通了。悲痛伤感之余，瞬间我生出一个幻觉，似他送我这一万元钱，完全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他是以一种独特的方法告诉我，我对他意味着很多……如是颠来倒去地反复忖思着，直到那张一万元支票和特德，在我脑中捣腾成空空然的一片空白为止。
我决心结束掉这场无止境又无谓的折磨，干脆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算了。刚准备开抽斗去取离婚协议书，我忽地记起了这幢房子。
平心而论，我真喜欢我们这幢房子，橡木的大门上端嵌着彩色玻璃。阳光可以洒满我们的早餐室，坐在前厅里，就能欣赏整个城市的南部风光。花园的布局设计和园艺，全是特德自己摆弄的。每个周末，他都泡在花园里，着迷地小心地照料着每一株花，就像美容师为客户修剪指甲一样认真小心。
如今，我透过窗户打量着我们的花园，大片的百合花，已变得枯萎不振了，沉甸甸的雏菊，因为没有东西支撑住，几乎把花千给压断了。石板小道的夹缝中，杂草丛生，不过那么几个月，这曾是那样美好的花园，一下子变成一块荒地了。
这一片败落荒芜的景象，令我忆起曾在一本杂志里读过的一番话：当一个丈夫不再注意修整家中的花园时，说明他正在想把这个家连根拔掉。我已记不清特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