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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片败落荒芜的景象，令我忆起曾在一本杂志里读过的一番话：当一个丈夫不再注意修整家中的花园时，说明他正在想把这个家连根拔掉。我已记不清特德最近一次修剪迷送香是什么时候了。
我决心给律师挂个电话。当电话那边铃声一响，我又迟疑了，我挂断了电话：我将对律师说什么呢？对离婚，我将提些什么要求呢？——天呀，我甚至在结婚时，都没想过要提什么要求。
我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十五年来与特德形影相依的生活，令我无法对眼前的问题作一个明确的决定。
直到第四天，我在昏睡中被电话叫醒，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不知疲倦地，我想它一定已响了起码有一个小时了。我拿起了电话。是妈打来的。
“你醒了？我给你带些吃的来。”她的声音听起来，像已看见我现在这颓然潦倒的神情似的。可我房里明明一片昏暗，窗帘拉得密密严严的。
“不，妈，”我说，“我现在不能招待你，我正忙着呢。”
“对妈妈也有忙得不能招待的？”
“我有一个约会，与我的心理咨询医师，我与他约好了……”
她在那边沉默了一下，说：“为什么你自己不说点什么呢？”她几乎是以一种痛苦的语调在劝我。“为什么你不去跟你丈夫说说？……”
“妈！”我止住了她，觉得几乎要倒下去了，“请别再提任何挽回我婚姻的话了，我不要听。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我并不是要你挽回你的婚姻，但至少你自己，也应该大声说几句什么。”她这样对我说。
刚挂上电话，它又响了，那是我的心理医师的助手，那天上午我如前两次一样，又失约了，他向我询问是否再要另外安排一个日期，我说待我查核一下我的日程表后再给他回音。
五分钟后电话又响了。
“你这几天人跑哪去了？”那是特德打来的。
我开始不争气地动摇了。“我出去了。”我说。
“三天来我一直在给你挂电话，甚至还去电话公司询问了这边的线路有无问题。”
但我立时就明白，他之所以这样焦虑，并不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只是因为当他急于要了结某些事时，一切令他等候滞阻的，都使他不耐烦。
“你知道吗，已经两个星期了。”很明显的，他在生气。
“有两星期了？”
“你既没去兑支票，也没把离婚协议书给我。我希望大家都办得漂亮一些，露丝。为此事，我已找好了一位律师。”
“是吗？”
接下去他气也不换一口，就道出他的真正目的，那真是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卑鄙。
他要我签了名后将离婚协议书还给他。他要这座房子。他要尽快地将一切手续办妥，因为，他马上要再结婚了，与另一个女人。
半天，我才迸出一句：“哦，你和别人在合伙欺骗我！”真是奇耻大辱，我差点要放声哭出来。
几个月来还是第一次，遭遗弃后还是第一次我突然觉得解脱了。得了，没有什么再需要优柔寡断了。顿时，我又觉得一种失重，在一片迷津中，只听到空中传来阵阵不可抑制的笑声。
“什么事这么好笑！”特德没好气地说。
“对不起，”我说着，还是忍不住咯咯地笑着。话筒那边特德的沉默，令我笑得更不可抑。
“对不起，特德，最好你下班后过来一趟。”我强忍着笑把话讲完。
“你我之间，已没什么可多谈了，露丝。”
“这我明白。”我嗓音的冷静，令自己也吃惊。“我只是给你看些东西。别着急，你会拿到你要的离婚协议书的。相信我。”
其实当时我自己心中毫无计划，等他来时，我究竟要对他说些什么。但我知道我只是一心想在离婚前，再与特德见上一面。
我给他看的，就是那个花园。那天他是在傍晚时光到我这里来的，那正是一个多雾的夏日的傍晚，我把离婚协议书揣在风衣口袋里。特德穿着一身运动便装，待他环顾着那个废败的毫无生气的花园时，我发现他的身子，也在簌簌颤抖。
“一片荒芜。”他心疼地轻声啧啧着，一边努力将被蔓延到路径上来的黑莓藤缠住的裤管挣脱出来。此时我猜出，他正在估摸着，要使这里恢复原状，大约需多少时间。
“我倒喜欢这样。”我说着，不经心地拍拍一只长得硕大的萝卜。盘盘杂草，已攀爬到我们房子的墙边了。
特德从地上拾起一把掉落的梅子，一扬手它们就越过篱笆，掉入邻家院子。“离婚协议书呢？”他终于开口问。
我将离婚协议书递给他，他信手把它塞进口袋。这时他转向我看着，那目光，我一度还以为是充满柔情和爱护之意的。“你不需马上就搬出，”他说，“我知道，你至少需一个月时间才能找到合适的住处。”
“我早已找到了住处。”我立时接嘴道。因为就在霎时，我已明白我将住在哪里了。他眉毛一扬，惊喜地一笑，然而那笑容未及展开就消失了，因为此时我说了一句：“就是这里！”
“你说什么？”他尖声叫着。
“我说，我就住在这里。”我重新说了一遍。
“谁说的？”他气势汹汹地把手臂往胸前一抱，斜着眼盯住我，那架势，说明他准备大大地发作一场。过去只要他一摆出这样的架势，我就会吓得六神无主。
不过现在，我一点也无所谓了，既不害怕，也不生气。“我说的，我就呆在这里。我的律师也这么说，如果你要想得到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的签字的话。”
特德连忙掏出那份离婚协议书，发现四个×还在，没有我的签字。“你到底准备怎样？”他问。
这下，我用足全身的力气，一个字一个字地对着他说：“你反正不能就这样，把我从你生活中拎出去这么顺手一丢。”这正是一切的关键所在。
我看到了我想看的后果了，特德慌乱了，他肯定没料到，我怎么一下子如此强硬起来了。
那晚，我梦见自己在花园中游荡着，薄纱一样的淡雾，波浪似地在花园上方飘拂着，摇荡着，给树丛添上一种奇幻的迷茫之感，朦胧中，看见妈在小心地俯身照料着一棵棵花草，那样地细心，犹如在照看着一个个婴儿。看见我，她对我挥挥手：
“看，我早上刚刚把它们种下，为了我，也为了你！”
哦，妈妈！
——吴精美的故事
五个月以前，在一次为庆祝中国阴历新年而举行的蟹宴上，妈送给我一个护身符，那是一块垂在金链条上的玉，这块玉不是我自己看中的。它几乎与我的小手指一般大小，绿白两色相混，精工细作地雕刻着许许多多花纹。依我的目光看，它作护身符不大合适，块头大大，颜色也太绿，而且太矫饰。因此我就顺手把它放进我的一只漆器盒中，过后也就忘记了。
然而这些天我却想起了它。我弄不懂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妈在三个月前去世了，再无人向我解释它的含义。她去世那天，正好是我过三十六岁生日的前六天。
现在我天天佩戴着这块玉，我想这上面雕刻的图案，一定有它们特定的意义，因为那些线条和花纹，对中国人常有某种特别的解释。当然，我尽可以向琳达姨、安梅姨或其他中国朋友请教，但我深信，她们所讲的，远远不会就是我母亲所想表示的。即使她们跟我解释过，那上面的石榴花纹，表示妈希望我能多子多孙，可多子多孙了，又怎样呢？
因此，我也分外注意别人颈上的这种类似的饰物——那种和我一样的约两寸大小的垂物，是椭圆形的，滴绿生青。但我们很多人，佩戴着它却对其含义一无所知。例如上个周末在一家酒吧里，我发现有个侍应生，他颈脖上也吊着这么相似的一枚，我便指着我自己颈脖上的那个问他：“你这东西是哪来的？”
“我妈给我的。”他说。
我问他，为什么他妈要给他这个。自然，那已侵犯他人隐私了，活像个包打听。这种问题，只可以由一个中国人向另一个中国人发问。反正在一群黄皮肤黑头发人中，两个中国人之间，才有种自家人的感觉。
“在我离婚后，她把这给我了。我想自有她的道理的。”
但我却从他话中听出，他自己都对这枚吊饰的意义有所怀疑。
就在去年的新年饭上，妈一共煮了十一只蟹，每人一只后还可以有个人多吃一只。那是她和我一起在唐人街上买的。我爸妈的住处，离我供职的广告公司只相隔六条马路，因此一周中，我倒有两三次，在下班后弯到他们那里去，妈总烧好一桌好菜等着我。
那年的中国阴历新年是周四，因此我早早地下班后，便陪着妈去采购年货了。妈七十一岁了，仍旧健步如飞，小小的身子挺得笔直，腋下夹着只彩色塑料包，我则拖着小拖车跟在她后面。
每次我们在唐人街踱步时，她总要议论一番其他的中国女人。“香港太太。”那次看着两个打扮讲究，穿着貂皮黑大衣的太太走过时，她便低声嘟哝了一句。当另一个戴着手编绒线帽、穿着男式衬衣的女人走过时，她则不屑地翻翻眼睛：“广东人，乡巴佬。”而她自己，则穿着浅蓝色的化纤长裤，上面是大红的绒线衫、外罩一件小孩子穿的绿色羽绒外套——很是与众不同。她是1949年到美国的。自从1944年她从桂林战火中逃出后，她北上重庆，便在那里结识了我爸，然后他们又颠沛到上海，再从上海出逃到香港，然后从那里乘船抵达旧金山。她跋涉了好多地方。
她边走又边向我抱怨我们二楼的那个房客：“……真个是，甩也甩不掉他们……”早在两年前她就借口有中国亲戚来住，而要赶出他们，但那对房客就是不理会她，说他们将按期付清房租，却不会迁出：除非她的中国亲戚真的到来。从那以后，我就不得不耐着心去听妈编派那两个房客的坏话了。
“那个男人，每倒一次垃圾，要用那么多的垃圾口袋，这不是存心要我破费吗？”
那位太太，是个黄头发的、很有艺术家气质的女人，一次曾经把自个房的墙壁漆成吓人的大红和大绿。“真是太可怕了！”妈至今提起还心有余悸。“而他们一天，不知要洗上几次澡，起码要两三回，哗啦哗啦的，整天只听见水龙头淌着水！”
“上个礼拜，”她说着说着又来气了，“那个外帮人还诬告我，”她一律把黑头发的高加索人称外帮人，“说我将毒药拌在他家的猫食里，要毒死他们的猫。”
“哪只猫？”我确实见过，常有只大耳朵的雄猫跳在我家厨房窗外，对着我妈张牙舞爪。
“这只死猫，常在我们门口翘起尾巴拉尿，臭死了！”妈不住地怨声载道。
一天，我看见她提着一吊滚烫的开水，在楼道口追着那只猫。因此我怀疑她说不定真的会干这种事。但我决不能去帮别人的腔。
“那只猎后来到底怎么了？”
“它走了，不见了！”她幸灾乐祸地呵呵笑着。
在唐人街的斯托克顿，我们几乎逛遍了每一家水产店，寻找最新鲜的螃蟹。
“千万不能拣进死蟹，”妈用中国话警告着我，“连叫花子都不吃死蟹的。”
我用铅笔伸进蟹篓去拨弄它们，看看它们是不是生龙活虎的。其中一只蟹在挣扎时，挣断了一只脚。
“放回去，”妈在一边轻声暗示我，“吃缺脚蟹，在新年是不吉利的。”
但一个穿白制服的男人，用广东话与妈交涉着什么，妈的广东话，与她的国语一样的糟。反正，两个拉呱了半天，那只缺脚蟹连同它的断脚，一起给塞进了我们袋里。
“没关系，”妈自圆其说，“这只缺脚蟹是作为外快给我们的。”
我八岁那年，我妈请生日饭那天，也吃过一次蟹，其中一只蟹，与我建立了感情，它会顺着我的铅笔指点一路爬过来，可未及我给这个新宠物起名，妈已把它扔入锅放在水里煮了。我恐惧地盯着温度逐渐升高的大锅，清晰地听见它们在里面的挣扎声，我看见一只鲜红的蟹脚从锅盖里伸出来，我尖叫了一声。我但愿它们，没有足够的智商可以区分烫水洗澡和慢慢烫死之间的区分。
为了庆贺中国新年，妈特地请了她的老朋友琳达姨和龚田夫妇，不用询问，妈就知道，龚家那帮孩子准也会跟着来。他们的孩子们，我是指三十八岁的儿子文森特，他还住在自个父母家里，还有他们的女儿薇弗莱，她与我年纪相仿。文森特打电话来询问，他能否把女朋友丽莎勒姆带来。薇弗莱则说，要把她的未婚夫里奇也带来。里奇与她在一家公司做税款代理人。她还问及我爸妈那里有无录像机，因为她还要把她与前夫所生的四岁的苏珊娜也带来。万一苏珊娜坐不住了，就可以放《木偶奇遇记》给她看。同时，妈提醒我，应该把我的钢琴教师钟先生也请来：他还住在老地方。
所以这样的人数再加上爸妈和我，一共十一个人。可妈当时，只算了十个人的份。因为她认为苏珊娜根本只是一个小孩子，不能把她算进去，至少就蟹而论，没有她的份。可妈却没考虑到，薇弗莱可不是这样想的。
一盘煮得通红的蟹刚端上桌，薇弗莱第一就给自家女儿挑了一只最好的饱满扎实的螃蟹。然后，又把第二好的，放在她的未婚夫里奇盘里，第三好的，则留给她自己。她做这些，内行得很。因为她早从她妈那里，学到了这套拣蟹的本事。于是，以此类推，她的母亲，自然也给丈夫，她儿子及儿子的女友，还有她自己，拣了好的螃蟹。轮到我妈，盘里还剩下四只蟹，妈把四只中看着最饱满的一只，夹给了老钟。因为他快九十岁了，完全该受到这样的尊敬。然后，她将第二好的，送到我父亲盘里。现在，盘里只剩下两只螃蟹，其中一只就是那第十一只断脚蟹。
妈端起那盛蟹的盘送到我跟前：“拿吧，已经凉了。”
我不太喜欢吃蟹。自从八岁那年，看见活生生的蟹给煮成鲜红色后，我便对蟹再也提不起兴趣了。但我不能拒绝妈送上来的食物，因为这通常是中国母亲表现爱的一种方式。她们对孩子的爱，通常不是表现在拥抱和亲吻上，而是坚定又不断地给他们蒸汤团，煮鸭肫干和螃蟹……
我想，我应该取那只断脚蟹。然而妈却大声阻止着我。“不……不，你拣那一只。我一点都吃不下了。”
桌上每个人的盆里都很热闹：敲蟹壳，剥蟹肉，唯有妈面前的盘子，显得冷清清的。餐桌上唯有我注意到，妈先撬开蟹壳，鼻子凑上去闻了闻，然后端着盘子进厨房去，待她再走出来时，蟹已经不见了。
大家吃得开心，话题也来了。
“素云，”琳达姨用一只蟹脚指指我妈身上的大红毛衣：“你为什么要挑这颜色？你不能穿这颜色，这显得太年轻了。”
妈却把这触霉头的话当补药吃。“我在开普莱尔买的，十九块钱，比自己编结的还合算。”
琳达姨点点头，似以这价钱，那颜色还可以忍受。随后，她又用蟹脚指指自己未来的女婿里奇，说：“哎唷，他就是不会吃中国东西。”
“蟹又不属中国的食物。”薇弗莱马上反唇相讥着，乖乖，那腔调还和甘五年前一样，她也以同样的腔调对我说：“你又不是像我这样的神童。”
琳达姨恼怒地扫了女儿一眼：“你凭什么说那不是中国菜？”接着，她又转向里奇，用一种权威的语气说，“为什么你将最好的部分剩下来不吃？”
里奇只是乐呵呵地笑着，一点也不觉得什么。我发现，他皮肤的颜色，与他盘里的蟹很接近。在他嘻嘻傻笑时，琳达姨用筷子为他挑出橘色的蟹黄：“喏，这东西最好吃啦。”
薇弗莱与里奇互相扮了个鬼脸，文森特则对丽莎轻声说：“真笨！”然后吃吃地笑了。
龚田叔叔吸吸鼻子，开始准备讲笑话了，看得出，他暗自不知已练习了几次。“我跟女儿说，嗨，为什么会穷呢？嫁给有钱人吧。”①说着，他自己咯咯地笑得最响。然后他用肘部撞撞坐在边上的丽莎。“嗨，听懂了吗？她要与这个小伙子里奇结婚了。是我跟她说的，嫁个有钱人吧！”
①里奇在英语中为rich，解释为“富有”。——译者注
“你的头发样子很好。”薇弗莱隔着桌子，对我说。
“谢谢。我的理发师大卫，通常做得很令我满意。”
“你意思是，你还在胡华街那家理发店做头发？”薇弗莱大惊小怪地扬起眉头，“你不害怕？”
我给她讲得惶恐之极，但嘴上却说：“为什么要害怕？他不错呀！”
“我意思是……他生活很放荡。他可能有艾滋病，可却为你理发……可能我太神经过敏了，可总让人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