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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茨先生每天两次，中午一次，晚7点一次，掀开地毯，打开石板。他妻子把烹调可口的菜肴、一瓶美酒送进地窖里。晚上，舒茨先生必定去和他的东家、朋友谈论高尚的话题：人的权利、宽容、灵魂永存、教育、读书的益处。这些高尚、富有启迪性的弘论使小窖笼罩上一层光辉。
最初，卡尔先生还要他们拿一些报纸看看。他随身带着一台收音机。可是过了半年，消息越来越令人沮丧。世界仿佛真要走向毁灭，他干脆让他们把收音机拿走，免得任何眼前的新闻报导动摇他对人类持有的坚定信念。他虽然藏身地窖，但是他的信心无比坚定。他两手交叉放在胸前，嘴上挂着微笑，切断同偶然的、没有前途的现实的一切联系。最后连使人沮丧的报纸也不看了，只限于重读他藏书中的杰作；从书中永恒揭露暂时的谎言中汲取维持他信念所需的力量。
舒茨先生和他的妻子搬进了正屋。房子居然奇迹般未受到轰炸的破坏。开始，他在工厂方面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他手里的文件证明自从卡尔逃亡国外后，他就是工厂的合法业主。
卡尔先生生活在灯光下面缺乏新鲜空气身体发胖了。随着年华逝去，他的两颊早已失去红润的色泽。但是他的乐观态度及对人的信念一如既往。他在地窖里坚持下来，等待着高尚、正义在大地上获胜。尽管舒茨从外面带给他的都是坏消息，但是他毫不灰心。
希特勒政权垮台后几年，卡尔的一个朋友结束国外的逃亡生活回到德国，特地来席勒大街造访他的宅邸。前来应门的是一个身材高大、头发灰白、微微驼背的男人。这人看起来勤勉好学，手里还拿着一本歌德的著作。不，乐维先生不住在这里。不，我们不知道他的下落，一点儿消息也没有。战争结束后进行的调查都没有结果。GrussGott德文：很好。！大门关上了。舒茨先生回屋后向书斋走去，他妻子已经把食盘准备好了。既然德国重新富裕起来，她要好生服侍卡尔先生，给他烹调最可口的菜肴。地毯卷起来，石板从地板上移开，舒茨先生把歌德的书放在桌上，端起食盘下地窖了。
卡尔先生现在身体很虚弱，他患了静脉炎。另外，他的心脏也开始衰竭了。实在应该去请医生，但是他不能让舒茨夫妇冒这风险。如果让外面的人知道他们把一个犹太人道主义者藏在地窖里许多年，他们就完了。应该耐心，不要怀疑。正义、理性、高尚的情操很快要占上风，特别不应该丧失信心。卡尔先生尽管身体孱弱，但是始终保持着他全部乐观主义精神。他对人的信念一丝一毫未减。每天，舒茨先生带着坏消息下地窖时——希特勒占领英国对他是一个特别严重的打击——反而由卡尔先生鼓励他，说几句风趣的话安慰他。卡尔先生让他看墙上的书，提醒他人类最终一定获胜，只有在这种信念、信心中才能产生这样伟大的杰作。舒茨先生每次从地窖出来时，心情就平静下来。
玩具厂生意兴隆。1950年，舒茨先生把厂子扩大，销售额增加了一倍。他把厂子经营得井井有条。每天早上，舒茨太太送下去一束鲜花，放在卡尔先生床头。她给他放平枕头，帮他翻身，用小勺喂他东西吃。因为他自己连刀叉也拿不动了。现在他说话很吃力。不过，有时候，他眼睛里充满泪水，感激的目光停留在这一对诚实夫妻的脸上。多亏他们夫妇的支持，他才能始终如一地相信他们、相信人类。人们能感觉到他怀着高瞻远瞩、称心如意的心情，一边拉着一个忠实朋友的手幸福地与世长辞。
请别称呼我的姓
［俄罗斯］娜塔妮娅·托尔斯塔娅著刘亚丁译
这辈子老有人问我：您出自哪个托尔斯泰家族，列夫·托尔斯泰是您的什么亲戚？在由我们这些语文系的大学生组成的军事教研室里，培训预备役护士的时候，一位男上校这样问我：
“胖大学生，请说说行军中脚的保健措施。”
同班的女同学们笑完后，胡闹道：
“上校同志，您干吗要侮辱一个姑娘家？”
上校戴上眼镜：
“这儿写得可不清楚……托尔斯泰家的女大学生，请回答问题！”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如果重音在第一个音节，就是形容词“肥胖的，高大的”，所以军官先叫“胖大学生”，后又改称“托尔斯泰家的女大学生”。
我听到过关于我们家族的很多有趣的事情：
“我读到：《布拉季诺历险记》是布宁写的，可阿列克塞·托尔斯泰剽窃了他，署上自己的大名，拿去出版了。”
“据说，战前托尔斯泰就继承了带有农民的大庄园，伏罗希洛夫送给他一架飞机。”
“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遗赠给每个孙子一百万，是真的吗？”
“您祖父有绝妙的句子：‘在喧嚣的舞会中，忽然之间……’”
阿列克塞·托尔斯泰辞世的时候，我才两岁。祖母娜塔妮娅·瓦西里耶娃·克兰耶夫斯卡娅与托尔斯泰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她撰写了回忆录。一切尽在此书之中：世界大战前夕勃发的爱情，侨居国外，回归俄国，在列宁格勒和杰茨科耶村的生活，战争与围困。
我注视着这张照片，祖母那时十六岁，同哥哥、姐姐、父母站在一起。他们非常美丽的脸庞显得很安详。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同平常、独一无二的国家，那里有很多人都有着非常美丽的脸庞。
从人家的相册里掉落了几张照片——一个少年军校学员与几个同学在一起；带着几个年幼女儿的中年军官，充满了一个娶了美人儿妻子的无产者的自尊感——我的目光久久不能离开这些照片。我不愿去想，新时代到来时他们遭遇了什么。
对贵族封号祖母报以幽默。1914年嫁给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后，她成了“伯爵夫人大人”。
“照耀了三年，”她说，“1917年就熄灭了。”伯爵夫人大人（Вашесиятельство），照字面讲是“您的光辉、照耀、荣耀”的意思，所以有此说。
祖母喜欢回忆，战后有一天，她裹着头巾坐在有轨电车里。一个火气冲天的大叔冲她吼叫：
“到哪儿去，去集体农庄？”
在待产室里我和浴室的女主任躺在一起。打听了我的姓氏后，她说：
“当年学校拒收我，就是因为你。”
“别胡编乱造！”
“奶奶带我去报一年级，可别人对她说：女娃娃还不满七岁，明年再来吧。今年我们要办一个专门的班——阿列克塞·托尔斯泰的孙女要来上学。”
我朗声大笑，惹得产后室的妈妈们都走过来，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这位妇女可曾知道吗，我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我们兄弟姐妹七个简直就是天性快乐、衣衫褴褛的仆人家的孩子。我们自娱自乐，也同人民——保姆和家庭女工很是亲近。
满院子跑够了之后，我们冲进了房子，很快教法语和教音乐的女教师就要来了。孩子们不想学习，爱偷懒。我在音乐方面尤其低能，而且很久都无法理解干吗要学外语。
在书架上放着十五卷蓝色的书——每一卷都有各个时期拍摄的作家的照片。我注视着这个时而阴郁、时而疲惫的人的面容，试图在自己的心里唤起亲人的情感。我头一回读完《伊比库斯》的时候，立刻感受到了同作者的有罪的家族的联系：这是我写的，更准确地说，我想写这样的书。
直到今天，我的姓氏总是会打破人们的平静：
我去洗衣房交衣服。
“姓什么？”女验收员问。
“我已经在收条上写了，托尔斯塔娅。”
这妇女立即停下数枕头套。
“托尔斯泰是谁，该不会姓高尔基吧？”
她的看来读过很多书的女助手从间壁后面走过来问我：
“您说说，阿列克塞·托尔斯泰是笔名，这是真的吗，他本来姓什么？”
我简直想这样回答：“他本来姓契诃夫，母亲姓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赶紧付了钱，一走了之，因为我再也不能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了。
在叶拉布加市的一间屋子里，不合时宜生于1943年的我躺在篮子里，外祖父米哈伊尔·列昂尼德维奇·洛金斯基也在那屋里译完了但丁的《天堂篇》。屋子是穿堂，点着煤油灯，墙上渗出了冰碴。
在叶拉布加市无论如何也弄不到复写纸，洛金斯基的儿子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搞到了复写纸，发电报来报喜。电报纸上写着：“呼写纸已寄出。”下面是邮局的附注：“呼写，原稿如此。”从那时开始，复写纸在我们家就老是叫呼写纸了。
从疏散地返回后，米哈伊尔·列昂尼德维奇和塔季娅娜·鲍丽索夫娜回到了基洛夫大街原来的寓所。塔季娅娜·鲍丽索夫娜有自己爱戴的偶像：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后来我自己发现，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的名字和父名。是非常出色的作家，而尼古拉·加弗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字和父名。却恰好相反。可外祖母对他们同样热爱，而且按照他们的遗嘱生活：公民的责任就是对落难的同志援之以手。可是20世纪30年代逃过一劫的所有的人，在战后美妙的年代里几乎全部都落了难。基洛夫大街的公寓一片静谧：外祖父在工作；外祖母带着责备的眼光注视着托尔斯泰的孩子们自由自在的、平静安详的生活。坐下读读书，或去帮助一无所有的人该多好啊！
我们和洛金斯基夫妇在卡夫戈洛沃的别墅度夏。外祖父来吃饭的时候，像对朋友那样待我们：既彬彬有礼，又兴趣盎然。晚上我们以写限韵的打油诗取乐、写小故事、跟外祖父念他儿时念的绕口令：“你们看哟，看哟，百合百合，侏儒流进河”；“外公，外公，你给军校学员说好梦”为押韵略为改变了绕口令的原意。。我十一岁的时候，米哈伊尔·列昂尼德维奇问我：“你觉得能不能这样写：‘她双手拥抱着自己坐在桌旁’？”他面前摆着列宁格勒一位女作家写的一本书。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才会让外祖父满意，思忖了半天。他抚摩了我的头，笑了笑。
米哈伊尔·列昂尼德维奇透过别墅的窗户欣赏赫波－亚尔维湖，到如今已半个世纪了。现在由于疯长的乔木和灌木遮挡，湖水已经看不见了。外孙女卡嘉为外祖父生日画的宣传画，仿佛依然挂在阳台上。画上绘着拄手杖的外祖父，他仰望着一棵树，外孙们像一串果实一样从树枝上垂下来。一旁写着：
我们衷心祝福你，
世上最好的外公。
太空充满喜悦气，
全家喜欢好外公。
米哈伊尔·列昂尼德维奇赞扬了这几句诗，他总是鼓励孙子辈的文学志向。
外祖父身后留下了很多嬉笑怒骂的诗作。1946年新年之际，他赠给他女儿，我妈妈一首诗：
垂垂老矣科楚别伊，瓦·列·科楚别伊（约1640—1708），乌克兰哥萨克首领，曾向彼得大帝告发了马泽帕的分裂阴谋，被马泽帕处死。
自豪有一好闺女。
他躲过绞架又入墓穴，
见证时代风和雨。
无力抽搐折磨他，
蹬腿方式定恐惧。
洛金斯基一家的生活在苏维埃时代沦落到深渊旁。有好几次他们已经滑到了边缘，可是却奇迹般地站稳了，没倒下。
我生有幸：我遇到了他们，我记住了他们。我不知道该把他们同谁比较：是最早的基督徒，是希腊的禁欲主义者，还是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派。
同年同日辞世的他们，乘着金色的双轮大马车永恒驰骋在天穹——不知道为什么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成了天界的臣民。
（刘亚丁：四川成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邮编：610064）
好心肠的兰奥妮
［法国］法朗索瓦丝·基鲁著任婉筠译
兰奥妮整日无事可干，心中闷闷不乐。
自从失去了丈夫之后，两个孩子，一个到英伦三岛工作，另一个去了德国。她的白天，她的夜晚，都是那么空寂无聊，没有任何事情值得她转转脑筋，可以供她思索。于是，她报名参加了桥牌俱乐部，在俱乐部里，她产生了一个念头，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
也因此失去了她的生命。
这一天，玛蒂欧太太来了，穿着一身猩红色的衣裙，活像一只兔子被包裹在护腿套中。玛蒂欧太太身材肥壮，裁缝师傅设计这套服装时太过于突出她身体上那些丰满的部位。她的长袖衬衫又和这套衣裙极不相称。真叫难看！
天生好管闲事的兰奥妮心想道：“必须有一个人关照提醒她一声才好。可是采用什么方法呢？”
回到家中之后，她找出女儿的那架打字机开始了工作：
“亲爱的玛蒂欧太太，
有一个人为了您好给您写了这封信。您还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但是您的体重多了几公斤——可能是您蛋糕、甜食吃得过多了一些——而且您的穿着打扮像一个年轻的姑娘。您那套猩红色的衣裙是一个错误：它使得您浑身上下鼓鼓囊囊下垂的肥肉原形毕露。裙子太窄太短，尽管您的双腿很美。
我可以建议您改穿黑色的服装吗？或者是海蓝色的？或者是深灰色的？深灰色更能衬托出您的细嫩肤色，加上一件玫瑰色的长袖衬衫就更好了。
我向您说这番话完全出于纯粹的友爱。
艾尔纳丝汀”
兰奥妮写毕信又重读了一遍，自我感觉很满意。她刚刚找到了一种崭新的文学类型：善意的匿名信。
当她看到玛蒂欧太太再也不穿那套猩红色的衣裙时，乐得心花怒放，决定再度开始这类信札。她由衷感觉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第二封信写给她一位女友的丈夫。
“亲爱的杜高纳先生，
我给您写这封信为的是让您从信中获益。您和所有的男人一样，不忠实于自己的妻子——我并非在这儿责怪您。但是您应该做得隐秘一些。如果您以为她瞎了眼睛什么也没有看到，那您是大错特错了。她已决定派人盯梢您，她要知道您在哪儿与您的女密友会晤，准备在您进行犯罪行为时冷不防当场捉奸。
所以，请当心。要么割断这段孽缘，要么行动必须小心谨慎！您的妻子伤心欲绝，您的做法对她是不公平的。您欠她的太多了。
艾尔纳丝汀”
兰奥妮把信放进一只普通的信封里，然后把它投入邮筒。再然后把打字机仔细收好。她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时刻。
接着几天工夫，她的热情稍有懈怠，她看不到有什么值得她去为别人做的好事。接着，在桥牌俱乐部发生了手提包里的皮夹子被盗窃事件，搞得人心惶惶。这些太太们都是自己人，大家会聚一堂，偷儿只能是她们中间的一个。大家都觉得局促不安！
兰奥妮集中她全部敏锐的洞察力来找出这名偷儿并恳求她把赃物悄悄原璧归还失主。毫无结果，枉费了力气，于是她提议大家凑份子赔补失主的损失。提议被接受了。每个人都打开自己的钱包。
就在此时此刻，兰奥妮看见被盗的皮夹子就在桌子底下。
她对坐在身旁的一位太太说：“您掉了东西了。”
那位太太满脸涨得通红，说道：
“不，那不是我的东西。”
失主喊叫起来：“这不是我的皮夹子吗？您在哪儿找到的？”
兰奥妮道：“在桌子下面呀！准是哪一天您把它丢失在那儿了……”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叫的叫喊的喊，庆祝了一番；这件事就算结束了。
可是，晚间，兰奥妮又搬出了她的打字机。
“有人看到您把皮夹子扔到桌子底下。不过她没有声张揭穿您，因为这件事太丢人了。但是，您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不光彩的事情。您在水果商贩那儿摸走几只桃子，在面包房老板娘那儿偷了几块巧克力，等等……您并不缺钱，所以结论是：您是偷窃癖患者。这是一种疾病。毫无疑问，您缺少爱心与爱情……在情况没有急转直下恶化之前，请赶快找医生治疗。城里有一位很高明的精神分析病医生。
艾尔纳丝汀”
接到这封信的女人吓得动弹不得。是谁写的这封信？毫无疑问是一块儿打桥牌的女人中的一个？可是，是哪一个呢？
下一次聚会的时候，她问兰奥妮道：
“您可认识那位在城里开业的精神病分析医生？”
兰奥妮说：“不认识呀！我还真不知道有这样一位医生呢。”
兰奥妮打出了她的王牌。
那一位哑口无言，不敢再追问下去。
兰奥妮继续她的游戏。她给一位患有口臭的女郎写信道：“请去看一趟您的牙科医生，否则您将永远找不到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