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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隐隐感觉他是想帮助我，战惊惊地点头。
老民警沉吟了一会，似乎在措辞，“我是说他真的强奸成你了吗？就是，”他不知道该怎样表达，“你明白吗？”
在巨大的恐惧绝望和疲惫中，我确实不能真正集中意识去理解他的意思：什么叫强奸成。我感觉自己可能生病了，头很烫，从昨夜到今早，我的生命的蜡烛被摧残着已经虚弱得随时要熄灭。
我机械地点点头，不知是向他回答我明白，还是回答我被强奸成了。
老民警顿了顿，凑近栅栏，有点不好意思，犹豫着，但很快吸了口气，仿佛下了决心的，压低声音，“我想问，你被抓起来这差不多二十天，你有没有来过例假？”
我的嘴唇颤抖着，牙齿打着寒战，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问，侮辱我？
他抬起手轻轻地摆一摆，示意我不要误会，更低的声音，“我想问你会不会怀孕？如果他强奸成你，或者你们以前有过，你到医院检查怀孕了，死刑就不会立刻执行，你明白吗？”
我的头“嗡”的一声被炸开了，听到他下面的话。
“我听说你杀的是个英雄，你要是怀上他的孩子，孩子必须先生下来，你会被改判缓刑，明白吗？至少要等到孩子几个月大，才能执行死刑，还很可能改判无期，缓刑经常改无期。你就不会死了。现在，这世道乱，过两年，可能罪都不一样了，明白吗？”
我不知道是否该回答他，我深深，深深地感谢他的善意。
我悲哀地仰起头，觉得生命与整个事情可笑得简直荒唐。“强奸成”，我明白了这个荒谬又可悲的词，而它居然可能是我活下去的救命稻草？！
如果，张代表强奸成我，他真的要了我的身体，我还会杀他吗？！我不会，绝不会！我会难过，但既然我已经遂了他，他也就随他去吧。他对我还好，也真喜欢我，我就此成为张太太。那么，强奸也就不存在，至少不应该算做强奸，最多算作婚前的偷情。我的一生可能平安，甚至在张代表这个成熟、有地位的男人的照料下过得很幸福。
如果，张代表强奸成我，我会怀上他的孩子吗？可怕，那样，我就等于亲手杀了我孩子的爸爸。更可怕的是，我怀上一个强奸者的孩子，杀死强奸者，留下一个屈辱的谬种，还要靠着这个孩子的存在争取我自己活下来的可能，靠一个屈辱去争取延续生命，延续一个永远有屈辱的生命。荒谬！
但，更可悲的是，张代表并没有强奸成我。他甚至原本都没有想过要强奸我，强奸只是他被激怒了，或者是他在那天晚上心情太波澜了。
他辛苦构建的我们的关系，在取得实质进展的，那个他四十岁生日的美好夜晚，被他自己私藏的旭的信笺破坏以后，他用一种愤怒地报复，甚至都不是在报复我，而是在报复被我偷看到那些破坏我们关系的信笺的那种命运的偶然，或者他是在报复我们之间机缘的错失，报复一种生命的无奈。在报复中他想亲吻我，强暴我，并想通过这种性关系的突破，挽回我，他说了，他想娶我，他怎么会强奸我？看来，我对自己自卫的辩驳也是那么无力而不真实。
我后悔，真的后悔杀了他！
最耻辱的是：我怀疑自己当时不如就被他强奸算了！
我没有被强奸成，倒成了我此时不能活的遗憾！
强奸成，我可能活成，没有强奸成，没有这种屈辱，活，也不可能！我悲哀地又倒在地上，感到的是从来没有过荒诞不堪，但，我爬不起来了。
朦胧中，老民警把手伸过栅栏，他冰凉的手按着我滚烫的额头，老民警喊：“姑娘，姑娘！”我没有力气也不想回答，我知道自己病了，也许正在发烧，我最后的意识是不如索性就在昏昏沉沉中死去，免去牢狱，免去最终接受枪决的子弹。
……
我再次醒来，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四周是医院特有的白色。我想起老民警的话，他们是不会让我死在囚室里的，我只能死在刑场上。他们救我，是为了执行枪决，为了按照他们的习惯杀我。这还不如让我昏死在囚室里。
我不想在未来两三个月的某一天，站在一堵墙前，被蒙了眼睛，或是更悲惨地睁着眼睛，看见一支枪或者一排黑洞洞的枪对着我，那时，我会更加痛苦，听一声枪响，眼睁睁地被人当场击毙。
我更不愿意在执行死刑的路上，在法场上，被人围观，被人指指戳戳，被人议论纷纷，被人当戏法，当猴子一样看。把我的死作为他们的快乐，作为他们的见识，作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我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狭窄的牢房里，在孤独中一天一天地捱着日子，一夜一夜熬着生命，不断地做噩梦，不断地恐惧、忧虑，一直熬上两三个月，等着一个最没有等待价值的死刑，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才让我死亡。
我悲痛自己短暂的孤零零的生命。爸爸从不曾谋面就成了烈士，妈妈在我的少年就积劳成疾，就追随爸爸走了。我自己在孤独与自卑中长大，还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完整的爱情，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哪怕一点点事业，甚至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快乐的回忆，我的一生就这样到头了。我的命太苦，我太不甘心了。
我翻转身，看见病房墙上的窗，窗外是落日的余辉，晚霞的光绚烂而柔和，那样亲切。
窗，我和旭爱情的见证，现在，窗里是囚牢，窗外是自由。
我的眼泪静静流下来，我想活着，虽然这个世道混乱而艰辛，虽然我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亲人，虽然我不知道该怎样一个人挺过下面的日子，捱过屈辱的记忆。
但，我想活着！
我的决心在胸口砰砰的跳，我咬紧牙，深深吸着气，让力量一点点回到身体里来，闭上眼，想让自己不受外界干扰，我告诉自己必须清醒，让所有的神经紧张起来，让所有的精神都调动起来，一定要找到活下去的办法。
逃！
我要逃。在医院，这是最好的时机，最好的地方。
六、出逃
我激动着，浑身颤抖起来，为了想逃的愿望战栗。我的脑海里迅速地闪现逃跑的计划，但，我悲哀地发现：在北京没有可以信赖的朋友，即使有，他们也不可能收留我，少数的亲戚表姑一家，也远在千里外的湖北老家。我可能根本逃不出北京，即使逃出去也无处可去。无路可逃，无处藏身。
可能正是知道我逃不出掌心，病房门口的民警才有恃无恐，放松着对我的警惕。
我逃不远也藏不住，但……突然老民警的话在空中石破天惊。
“强奸成。”
怀孕！只要怀孕，只要能找到一个人让我怀孕！我就有活下来的可能！我为自己的想法震惊而羞愧。我对怀孕并没有太多的知识，甚至不确信与男人发生一次是否就真的一定能够怀孕。但，现在这个怀孕的念头像春天里的草，在我心里乱长。
我必须去找一个男人，跟他！？这太丑陋了，我否定自己的念头。
想起旭，想起他曾经对我的性的冲动，想起我当时被燃起的热情。但，由于我的羞涩与矜持，由于他的莽撞与没有经验，我们终于没有迈过性的禁区。
我珍视的生命里性的初次，我的贞洁，本来应该属于我的丈夫，属于我的新婚之夜。但，现在，我这短暂可悲的一生，没有丈夫，没有初夜，一切都没有了。
如果没有生命，这些我的珍视、我的原则、我对爱情的向往，一切一切都还重要吗？既然如此，我问自己：愿意为求生而付出贞操吗？
生命、贞操哪个更重要？！
我一直以为应该是贞操，饿死是小，失节是大。所以我拒绝了旭，又激烈地反抗张代表，为了我的贞操甚至失手杀了他。张代表的生命比我的贞操更不重要吗？我的生命比贞操更不重要吗？为了我的贞操已经死了一个人。
我现在迷惑了，在我濒临死亡的时刻，我意识到心底里有个声音：让我活，我愿意拿我的一切去换，哪怕是贞操。
从小，妈妈就告诉我：爸爸牺牲了，为了他的理想。但是，我从妈妈的脸上没有看到光荣与骄傲，爸爸的理想并不能冲抵妈妈今生一个人拉扯我的艰辛，爸爸的死也并没有给我们娘俩带来什么幸福与欢乐。
死，就是死了，人生只有一次，我不相信转世，即使有来生，我本人也死了，那是叫着另外名字，有着另外人生的另外一个人。
这是我软弱吗？不能勇于赴死吗？不是，我告诉自己不是。如果我就这样死，太可悲也太不值得，我爸爸还是为理想而死，我的死呢？根本就是个冤枉！就是一个荒谬的笑话！如果，我就这样接受去死才是软弱，才是错误！
我告诉自己：那个贞操是个概念，是个形式，和生命比起来，可以放弃，或许好死真的不如赖活。我突然想起妓女，生命的尊严比起生命的本身或许真的并不重要。
我狠狠闭上眼睛，我的身子由于激动而颤抖，我下决心如果能逃出去，就找一个男人，去做爱！为怀孕！
我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找？不知道找到男人该怎么和他做爱？我想不出也不敢去想象。
……
窗外的霞光一点点暗淡，有些灯亮起来，黄黄的光晕，有远有近，那是温暖的人间在召唤。
我动动胳膊，又动动脚，有点麻木。我轻轻地活动，让血液循环，让体力逐渐恢复。从窗外路灯光和对面建筑的灯光的高度看，我的房间大概在二楼，我的床铺旁边还有一张床，那个女病人还眯着眼似乎病得更重。门外有个男民警靠着墙无精打采。
我不确信自己能否从二楼翻下去，自己会否摔伤，外面的天应该很冷。我的眼光逡巡着，看到邻床病号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件军大衣，很厚。我微微笑了，我的运气不错，居然有一件大衣预备着。我轻轻地尝试一点点坐起来，坐得高一些，从窗户斜着向下看，能看到丫丫杈杈的秃树，高高的院墙，院墙内错落着一些乌黑与白色相间的雪堆。记得与张代表出事的那晚，北京飘着今年的第一场雪，不知道这些是第几场雪留下的。如果，我能幸运地跳到那些雪堆上……
我正在沉思，突然听到人声，一惊，看见门口的民警已经转过脸，似乎有所洞察地盯着我，我惊得喘不过气来，张着嘴，看着他，不知所措。
“你好了？”他的声音遥远而让我毛骨悚然，我突然紧张得想上厕所，“我，我想上厕所。”
那个民警也很年轻，听着我的话，有些不好意思，用眼光扫视了一下，用手向墙角一指。我顺着他的手势看见墙角的痰盂，我的脸红了。
他的语气很严肃，“值班的女同志吃饭去了，你自己先将就一下，晚上她回来可以照顾你，你要是好了，明天就回去。”
我一下明白：今天晚上是我逃跑的最后的机会，最好在女民警吃饭回来以前。我慢慢下床，走向墙角。那个年轻的男民警为了避嫌；把病房的门帮我带上。
我走到痰盂前，脑子里电光石火地闪过一个念头，我有可能跟这个民警发生吗？我为自己龌龊的念头恨不得打自己一个耳光，想干什么？勾引他？！像个妓女？我现在看到的每一个男人都成了什么，我接种的牲口？！我猛地意识到，今天晚上我要去做的可能就是去勾引一个男人，勾引一个男人对于我，将是多么困难。怎么勾引一个男人跟我？！
我甚至犹豫是否要出逃了。但，当我坐在痰盂上的时候，突然意识到门外的男民警也能听到哗哗的尿声时，我的脸一阵阵地发烧，告诉自己：从这一刻起，你已经没有羞耻感。
我站起来，轻轻地，但也迅速地把桌子上的军大衣抄起来，挡在我的身前，走到窗口。他还没有把门推开，看不到我。我轻轻推开窗，一股清冽的风让整个精神为之一振，很久没有闻到新鲜的空气了。
我把军大衣向着雪堆扔下去，军大衣静静落在雪堆上。我向窗外的四下张望了一下，近处没有人，毕竟天太冷了，远处院子里有些人走动，但也都缩着身子在寒风中行色匆匆，不会有人看见我，太好了。
我关上窗回身走到床前。民警把门推开审视着，我迎上去，不知自己哪来的勇气和灵感，“对不起，我尿血了。”我指着已经被我盖上盖子的痰盂，估计他不会检查。
“你能帮我叫一下大夫吗？”我的声音呻吟起来，“我觉得肚子里疼得要死。”我皱紧眉头，抽着凉气，颤抖着，仿佛真的要疼得倒下，一瞬间，我发现撒谎好象是我的本能，不用学习，天生就会。
他把我扶到床上，犹豫了一下，转身真的把门关上从外边销住，腾腾地跑开了，他去找大夫了。
我不知道他要几分钟才能找到大夫回来，但现在我只能孤注一掷了，绝不能再犹豫，每一秒种，都决定着我的生死。我推开窗，风扑面而来，暮色苍茫，盯着雪堆上展开的军大衣，咬牙纵身从窗户跳出去。
我重重地砸在雪堆上，雪已经板结变硬，或者雪堆里还夹有石头与土坷拉，虽然垫了军大衣仍然生硬粗糙。我感觉两条腿似乎已经断掉，疼得几乎要喊出来。紧咬着牙关，在雪堆上蜷着，手在雪堆上搓了一下，翻了皮，渗出一片血。
我命令自己立刻站起来，不能在这儿，即使再疼。那个民警的脸随时会出现在头上的窗口。我翻身艰难地站起来，脚踝钻心地疼。我胡乱把大衣裹在身上，一瘸一拐地沿着墙角走。还好我的脚并没有断，大概只是剧烈震动的扭伤。
我转过拐角，迎面有个身着白大褂的大夫。我的心一紧，已经不能躲闪，我提醒自己一定要冷静，把军大衣裹得更严些，迎着他平静地走过去，但仍然不敢抬头看他的眼睛，微微耷拉着眼睛，与他擦肩而过。
突然，他叫住我，“你去哪儿？”
我的神要从身体里跑出去，我强忍着转过头，看着他。他的表情没有严峻，而是善意的关切，我喘着气如释重负，犹豫着不知该怎样回答，我指指脚，刚才确实一瘸一拐，“外科，请问怎么走？”
他走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完了，我告诉自己，绝望得险些要跌倒。他把我的手翻过来，看着我手上的血，摇摇头，他半拉着，半搀扶着惶恐的我向另一侧的矮楼走去，“你也是这次参加武斗的？”我不知所云，但感觉像是好事，抓紧点头。预感他会帮助我。
不知道是因为我的楚楚可怜，还是他同情参加武斗的青年学生。“女孩子还武斗！”他嘟囔了一句，却不是在责备我而是一副怨天尤人的样子。
我突然想起这次逃跑的目的，看着他的侧面，三十多岁，很白净柔和的脸，戴着眼镜，能和他吗？我问自己，立刻觉得脸上火烧烧的，低下头不敢看他。
我成了什么？一只发情的疯狂寻找配偶的母猫吗？迫不及待地在寻找一次媾和吗？看着一切的异性都是交配的对象吗？
我觉得自己是最可耻的人。但我的理性告诉自己，必须战胜自己的心理、战胜自己二十一年的道德观念。
站在矮楼前，他停下来，“这儿，进去排队，今天你们不少人，都伤得不轻。”他要走开，我告诉自己，如果今晚一定要找个男人，他无疑是个好人，也挺精神。我想留一下他，发出个“你”的声音就把后面含混在嘴里，我实在不知该说什么。
他停了一下，“怎么啦？”我该怎么说，觉得整个脑子嗡嗡的一片空白。突然，我看到远处我刚才走过来的，那个男民警迅速地跑出来，四下张望，我把身子往前一探，与男大夫贴得更近些，让他宽宽的身影挡住我。
大夫有点迷惑。我扬着头，对他说：“谢谢你，大夫，我能问你贵姓吗？”他微微一笑，有些自我解嘲的意味，“什么贵不贵的，我姓常。”我从他的肩头看见那个民警焦急地向院子的门口跑去，庆幸我被常大夫带到外科病房，反而到了暂时安全的地方。
我接着问；“大夫，你，你值班吗？”他被我问得糊涂，“好了，我快下班了。”他转身就走，似乎有点不耐烦。
我看着他走开，想追上他，挪了一步又停下，我追上去又能怎样？请他带我回家？我脑子里闪现的是电影里旧社会上海滩街头兜揽生意的妓女，一个良家妇女在夜晚莫名其妙地突然主动要回一个陌生男人的家一点不比妓女容易。
我意识到在此时我的心态已经是一个妓女。
七、请求
当妓女也不容易，我突然发现即使我能说服自己具备妓女的心态，也很难掌握妓女寻找男人的技巧。我甚至在这个冬日的黄昏，不如一个妓女从容快乐。她们是为了钱、为了生活去出卖，而我是为了怀一个孩子挽救自己的生命去出卖，我们其实都没有什么高低上下的区别，都是有所图的去寻找一个性的交易。我的交易更简单，因为我不要男人什么，只要他们的种子，在我身上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