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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从外边玩回来，没有进屋就听见姑姑坐在家里哭，对爸爸哭：“我不管你了！爸妈都去世早，他们临走，就放心不下你的事，我不管你，谁管你？！”
我看见姑姑抹着泪，在我心中一向强大的姑姑第一次这样脆弱可怜，她断断续续的说：“你这叫什么？啊？一个男人没名没份的，带孩子。你总得找个过日子的，我不能一辈子过来帮你干活，家里得有人！你还年轻，你就这样过一辈子？啊？！”
她越说越生气，变成哭诉：“孩子小，是，孩子小，更得给她找个妈不是？你要对孩子好，你一个人能照顾好？人家姑娘不嫌弃这孩子，孩子倒嫌弃她们了。孩子不同意，能听她的？！这个野种！”
我听到姑姑的话，心惊肉跳。爸爸拦住姑姑的话茬。“姐，孩子没错。别说她，要不等孩子再大点，我找。”
姑姑无奈了，声音突然小了，哽咽着，但更加悲哀：“我的天哪，你到底上辈子招谁惹谁了？要受这个罪？！”
我在门外突然意识到：不管他是否是我的亲生父亲，为了我，他失去了很多。也隐隐的感觉到：或许妈妈真的对不起爸爸，姑姑是为爸爸不平。童年的我感到社会关系的复杂可怕，不知道如果真的妈妈对不起爸爸，我到底该向着谁？即使爸爸确实不是亲生，我是否该接受这一切？
从那以后，我更加沉默寡言。
三
每当我为难的时候，都会想到大毛，在这个世界上，爸爸是对我最好的人，大毛是第二个，我欠大毛的最多，其次是爸爸。大毛在劳改所，一年前因为我，他来到这里。
现在的大毛，虽然只比大一岁，却已经俨然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成年人，神情中有很多笃定，这有点像爸爸，嘴唇上也有了浅浅的胡须。
“你不在家复习，瞎跑什么？离高考没俩月了。”大毛隔着铁栏看着我。
我问：“如果能找到我妈的消息，我找吗？”
他不屑的撇嘴：“问我？我能拦你吗？你肯定会去找的。”
“我是问我该找吗？我猜我爸不希望我找。”
“就算你爸不让，你也会去的。”大毛叹口气，“你想多少年了，能忍着不找？”他的眼睛很空，说：“其实都一样，你一定要找，你爸也不会拦你。”
“我怕伤害他。”
“我猜他一直不说，是怕伤害你！”大毛突然加重了口气。我吓了一跳，被他的话也刺了一下。
“不告诉才伤害我。”我嗫嗫的辩驳着，这些年我的痛苦不是因为我知道，而是为我不知道。
“哼，那得看你能接受吗？”他顿了一下，岔开话题：“没事别瞎想了，还得考试呢。靠，将来也是一大学生。”
我猛地意识到他戏谑的口气里隐含的羡慕，愧疚起来，为了我，大毛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爸爸也放弃了上大学的可能。
“考哪啊？”为了不让我尴尬，他笑着问。
“北京。”
“北京？”大毛盯着我的眼睛，深深喘了一口气，一字一顿，很认真地说：“真去找啊，那就找吧，别把自己找丢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明白他的提醒，想起从小到大对我的照顾，眼里酸酸的，解释说：“我就是不想一直是个野种。”
大毛很悲哀地仰起头，“靠，你魔障了啊，现在，还有谁叫你野种？那都是那些孩子小时侯不懂事。你是自己心里有病，马上到外地上大学，将来工作又好，谁敢再说你？谁又真关心你从头怎么回事儿？”他用手捶着自己的另一只手，仿佛在捶我的头，把我打醒，说：“别自己天天念叨，野种！靠，要说我才像个野种呢！天天在这儿混，都不知道将来我会是个什么东西，没头苍蝇！你过去是什么不重要，你有将来，那才重要！”
我从牢房走出来，听到背后有个冒失的少年犯问大毛的声音：“大毛哥，你女朋友？漂亮！”我听到啪的一声，大毛打了那孩子。我没敢回头，怕他尴尬。
……
我在报考志愿上写下我的名字——李非。
刚上小学的时候，爸爸告诉我，学名：李非。老师们刚听到我的名字，通常会写成“李菲”。我告诉他们写错了，我的非没有草字头。有位女老师告诉我，女孩子名字叫“菲”更好，“菲”是芳香的小草。我也怀疑是不是爸爸搞错了，他肯定不如女老师有知识。回去问他，爸爸很肯定地说就是这个“非”字。当时，我就翻字典，查到非的解释：“不对、不是、不合理。”
我不对吗？还是爸爸妈妈不对？谁不合理？我预感名字里有故事。是他的起的吗？还是遗弃我的妈妈？还是另一个也许不存在的亲生爸爸？
我的第一志愿——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但是，我告诉爸爸报考的是别的学校。
高考结束的下午，我从考场回家，没有兴奋，只有更深的忧虑。我站在楼下，两年前我们从大杂院搬到这座旧楼，看着外墙的斑驳中透出一股成熟老旧的亲切，我不知道什么是家。那个房子？还是房子里的人？
我们家的窗户里亮着灯，闪动着姑姑的人影，肯定爸爸告诉她为我庆祝，看着她在厨房里忙碌，油烟温馨地升腾，甚至恍惚中似乎能听到油爆锅的欢快的叫声。
我真的要离开这里，去找一个妈妈？她对我有意义吗？十八年了，她都没有存在过，十八年后，即使她在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改变吗？
我走进家，看着爸爸居然开了酒，客厅里飘来饭菜的清香，飘来氤氲的幸福安详，我对即将离开的家产生酸涩的依恋。那天晚上有种幸福得让人感觉不真实的快乐，隐隐有我对未来的疑问，有爸爸对我的不舍，对我到北京上学的忧虑，有让我无法猜透的异样。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四
一个月后，我在学校的传达室拿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我脚步踯躅，不确信该怎样面对爸爸，告诉他不是人民大学呢。
我没有进家，不想当着阿姨的面告诉爸爸，独自在路边等他下班。看着路口浮动的人影，寻找着那个熟悉的身形，突然想起爸爸结婚前，我忘了拿家门钥匙在门口一个人等他的场景，想起在大杂院里被别的孩子辱骂了孤苦等他的情景，想起他背着我去医院，想起他凝视我的眼，想起他平静，哀而不伤的脸，想起我和他的很多往事。
我的眼眶湿润了，泪花朦胧了视线，甚至没有留意爸爸已经到了面前。“怎么了，小非，哭了？没考好？”爸爸从自行车上下来，一脸焦急。
我仰了一下头，掩饰着泪花，“我等你呢。”我的口气里带着撒娇，很久没有跟爸爸撒娇了。我怀念把头靠在他身上，他的大手穿过我的头发，他把我抱起来扔到天上又接住，这一扔一晃多少年。
“走，回家吧，怎么样，考上吗？”我点点头。爸爸很欣慰很幸福的咧开嘴，不是笑，而是把脸舒展开。“好闺女，给爸争气！”
他的幸福让我漾起一阵伤感，“爸爸，我到外地上学，就不能天天见你了，你会想我吧。”
爸爸垂下眼，稍一会，又抬起来，伸出手，拍拍我的头，我上高中以后，大概是考虑我大了，他几乎没有再这样拍过我的头。一瞬间，我真想靠着他，让他的手在我的头上多停留一会儿。我意识到“相依为命”的分量。“我毕业就回来，陪着你。”
爸爸笑了，说：“傻话，将来，能在大城市还是好，发展机会多，不用考虑家里，我和你阿姨两个人一起呢。”他又说，“你要是想回家也行，到时候再说嘛，回家可以团圆。”
团圆吗？我们团圆过吗？我迟疑着不知道是否告诉他，我考上的是他不愿意面对的广播学院。
晚饭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拿着录取通知书，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夜空中疏朗的点点星光。发现十八年里，我一直在一个问题的困扰下，不得解脱——“我为什么会是一个野种？”。
野种的先天身份，对妈妈的毫不知情，让我在周围人中因自己的缺失而自卑，让我在周围人的议论中痛苦而愤世，让我对自己人生的残缺不幸而悲哀，成为一个死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我自闭，逃避，在少年时报复、自我作践，甚至留下不能面对爸爸的秘密。
但，“种”就真的这么重要吗？
“种”是一个人的根，我中学班里，就有金枝玉叶。他们家境是富裕的，家庭也是完整的，由于父母的地位，他们的未来也是有保障的。“种”不同，起点不同，生存环境不同，成长过程的心情状态不同，长出来的人也很难相同。“种”是生而不平等的。
但每个“种”下的人却无可选择，也无从改变“种”的先天身份。这可能是每个人人生的悲哀。但是，最大的悲哀并不是“种”的悲剧，起点不同，也许并不意味着终点的不同，大家都是一死，不同的“种”殊途同归。
在生和死的过程中，不能从“种”的不平等中走出来，而一生被“种”所压制，像我，对“野种”始终是极端的态度，始终无法释然，把它看得重而执着，可能才是人生更大的悲哀。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为什么还被一个“野种”的概念不断的暗示着自己的残缺？我渐渐很理解又很佩服爸爸的坚忍，他含辛茹苦地拉扯我，既为人父又为人母，是为了让我真正甩掉在起点上“野种”的阴影。
突然明白为什么爸爸推迟他的婚姻，后来又决定结婚。开始理解他的坚持：不管我的缘起是什么，都希望我能有一个好的家庭环境，能像其他孩子一样生活；希望我健康地长大、长对、长好。
对我，“妈妈”已经不重要，只是一种象征，象征我存在的合理与意义，即使她还在人间，我也丝毫不奢望她给我任何情感的慰籍，但我确实想知道她究竟是谁，想知道我爸爸艰苦生命的原因。
爸爸进了我的房间，在我背后，关切地问：“小非？”
我回头，郑重地对他说：“爸，别生气，我考的是北京广播学院。”
他的表情沉重起来，若有所思，明白了我的心意。
“我考上的就是妈妈读书的学校，对吧？”我没有等他说话，他的表情已经告诉了我。“这是我和她的缘分，别怪我，不管妈她是谁？你们发生过什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我都能接受，告诉我吧，爸爸，我永远都是你的女儿。”我的眼泪静静地流下来。
“就算你不告诉我，我也会找到妈妈的消息，这些年我一直想知道她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我明白你不告诉我是为我好，但我还是想知道，我不想一辈子都不知道我到底从哪来？”
爸爸在静静地听我说，表情复杂，相信他的内心在翻江蹈海，他犹豫着，也痛苦着，甚至是困惑着。
“爸爸，我长大了，相信我，我能明白，也能承受，如果是妈妈遗弃我，我也不会痛苦的，因为我有你，好爸爸！如果她死了，我也想知道她的事。就算我不是你亲生的！我知道你比亲生的更好！爸，我会一辈子好好跟你在一起！”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抽泣起来。
爸爸犹豫着是否该抱住我，但，女儿这样大了，他僵在那儿，酝酿着自己的语言，调整着自己的情绪，我的啜泣也渐渐停下来。他似乎终于下了决心：“我也不知道你妈妈是不是还活着，真的，你是我们生的孩子，确实是。但我也不了解她，我和你妈也不熟，很不熟。”
他看着我越发惊讶困惑的眼睛，有些窘迫，“我没法跟你说清楚，有些事我也是后来一点点想，才明白的。你虽然长大了，但有些事，只有真经历了才明白，说，不明白的。”他深深叹口气，“你妈最后告诉我，不让我告诉你，说她死了，她不想你去找她。是为了你好，也为她好。我答应过他。”
我定定地看着他，我是情欲的产物？还是错误的结晶？一对不了解甚至不熟悉的陌路人居然生育了我，一个不愿意让我找到甚至不原让我知道她的妈妈，这是一个让我感到更加虚无甚至荒谬的身世。
“为什么你和她不熟？你们怎么会生我？那为什么要生我？她不想要我，为什么要生我？！啊？！”我的声音带着悲愤的哭腔。
他沉默着，在思考，用手重重地搓着额头，良久，豁然开朗似的坐直了身子，说：“我不拦你，她确实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也许她还活着，去找吧，找找能了解她的人，先了解她，到底怎么回事，也许你能明白。”
他抬起头，看着窗外，说：“如果，真能找到她。先别见她，告诉我，这个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好嘛？”他把眼睛转向我，等着我的回答。
我不愿意辜负他眼里的关切与请求，机械地点点头。
他抿抿嘴，说：“把你找到的消息告诉我。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你，我知道的不多，但我能理解。等我想好了怎么回答，你再决定是不是见她，好不好？”
我不能明白爸爸的忧虑和沉重，但知道他一定是为了保护我和那个并不想让我找到的妈妈不受伤害，我相信自己的坚强，但我不想伤害他，我再次点点头。
“小非，你的名字就是她起的，她的名字叫楚荷菡。”
楚荷菡，我突然有一种轻松，不管她是谁，不管她对我做过什么，我知道了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告诉我，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存在，这意味着我不是一个纯粹的野种，这意味着我可能找到她。
爸爸拍拍我的头，“唉，小非，不管你找到什么，听到什么，都要告诉我，你一定记住，那都是上一辈人的事，和你没关系，你一定要好好的。”
这就是最爱我的爸爸，我突然意识到在妈妈对我的遗弃中，爸爸也是受害者，被我忽略的受害者。我很想安慰他，但不知道怎样表达。
他站起来，“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是个死囚，但，我想她是冤枉的。不要嫌弃，那是文革的时候，很多事都乱了，很难怪谁。”
“她为什么被判死刑？”
“不知道，说她反革命，还杀人。好了，别猜了，好好去北京上学。也许你能找到什么。”
我很郑重地点点头，这可能就是对他的安慰。看着他走出去，我突然发现他步履蹒跚，充满疲倦，在我开始真正了解身世的夜晚，他开始衰老了。
六、家
终于要离开我以为一直都不在意，想离开的家了，心里是这样恋恋不舍。哪一个是我舍不得离开的家？是童年记忆中二马路的大杂院？还是少年时新搬的眼前这个家？家究竟是什么呢？
80年代，每个人家里开始好过起来。在我要上中学那年，爸爸有天回来很高心。“小非，我们要有新家了！”
我没有兴奋，残缺不全的也算是家吗？
那是一栋冰冷的陌生的方方正正五层高的楼，已经旧了，雨水在外墙上滴下一道道的黑色、灰色的眼泪。我们有了单元房，有了自己家的厕所，我有了单独的房间。但，没有大毛哥，更不会有妈妈。
爸爸很开心地感受着生活进步的快乐，甚至买了沙发和电视，他说，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对他的生活简直是一种褒奖。也是那一年，爸爸被单位提拔组长，不是个有什么权利的职务，只意味着要比别人加更多班。这个职务更具有荣誉价值与象征意味，是对他十年勤勤恳恳、本本份份的肯定。他善良不多事，工作能吃苦，人际能受气，还愿意钻研，或许同事更愿把这份更辛劳，承担更多责任的事让他干。
爸爸高兴，虽然他并不表露，但我能感到他的喜悦。这个小职务对他没上大学的人生也是一种平衡，让他在社会的坐标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点。
搬家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家里的户口本，这个本子代表法律意义上的家。在这个本子上，我发现我是多么不了解爸爸，才明白了当时姑姑向别人解释爸爸身份的困难。
他的户口本上标明“未婚”。女儿已经十二岁了，父亲还未婚？
小时候从没想过要去知道他的年龄，他也从不过生日。我在户口本上看到，那一年，他二十九岁，换句话说，在他还不到十八岁的时候，就有了我。当父亲，这个年龄实在太小。
我确实是个人们所厌恶、鄙夷、好奇的私生女。还很可能都不是他生的。
私生女又有什么？！只是人们所谓明媒正娶的道统观念在作怪罢了。私生，就一定低践吗？私生，就一定下流吗？我问自己，也想大声地问周围的人。私生，不是私生有什么区别？一个婚姻而已。
那些不是私生的比私生的就一定高贵吗？就因为他们的父母多一张婚书？
我安慰自己有很多优秀甚至伟大的私生子，私生子可能更是爱情的结晶，更是激情的产物。没有爱情的婚姻，所生的孩子不是私生，有爱情但没有婚姻所生的孩子，却是私生，哪一个更好？对于孩子的出身，父母的爱情和婚姻哪一个更重要？哪一种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