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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以2/3多数选举产生，并应遵守“最高的人权标准”。人权理事会将像安理会一样成为一个常设机构，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开会。安南表示，人权委员会日渐衰退的威信已经给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声誉蒙上了阴影，对其进行小修小补是不够的。除非对人权机构进行改革，否则我们可能无法重建联合国组织的威信。他呼吁各国政府对改革人权委员会给予支持。美国强烈支持安南的方案，许多发展中国家则公开批评安南的改革计划在迎合发达国家。
安南的方案要求把联合国成员国分成三六九等。公平地区代表原则将被否定，联合国的人权机制将由一些人权记录“良好”的国家把持，人权状况不佳的国家将被排除在人权理事会大门之外。可是，由谁来评判某个国家的人权声誉？这样一个人权理事会是各国合作与对话的讲坛还是人权法庭？国家之间不再平等，而是处于审判与被审判的地位，这显然有悖《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中国在关于联合国改革的立场文件中表示，中国赞同并支持改革联合国人权机构。改革的关键是扭转将人权问题政治化的现状，不搞双重标准，减少和避免对抗，促进合作，将更多资源用于人权技术合作项目，加强各国人权能力建设。应同等重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两类人权，纠正只偏重一类人权的现象。联合国人权机构的组成必须遵循公平地域分配原则，确保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联合国人权领域的改革应遵守《宪章》原则，将开展国际合作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尊重普遍性原则，充分考虑各国在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人权委员会的讨论应重在交流，由各国介绍本国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说明面临的困难与不足，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对话，以不断改进各自的人权状况。只有这样，人权委员会才能焕发新的活力，真正成为各国在平等基础上共同促进人权事业的论坛，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重视。
《走进联合国》 第三部分挫败反华提案
5 挫败反华提案
自1990年以来，美国带领一些西方国家年复一年在人权会上提出关于中国人权局势的提案。美国这样做并非是关心中国的人权，而是出于其自身内外政策的需要。一些美国智囊团的专家们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一是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拖垮了苏联的经济，二是推行人权外交的结果。这些人认为，只要坚持利用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中国也会成为东欧垮台的多米诺骨牌之一，从而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美国的人权政策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每逢大选年，美国在人权会搞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就格外起劲，中美之间的武器扩散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纺织品问题就会被炒得沸沸扬扬。只是在1991年，美国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在安理会需要中国支持，美国才没有在人权会上提出反华提案。美国无视中国人民享受的人权日益广泛、人权状况不断改善的情况，利用人权问题搞对抗并为本国的政治目的服务，这种做法不得民心，反华提案年年以失败告终，美国的处境越来越孤立。1998年，由法国发起，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支持，欧盟15国外长宣布，无论作为整体还是作为单个成员国，欧盟都不向人权会提交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议案。
我曾参加过多届人权会，其中1995年的第51届人权会令我尤为难忘。那一年，美国为促使人权会通过其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派出常驻联合国代表奥尔布赖特和前副总统候选人费拉罗夫人到场指挥，会议后期还派出总统特别助理和负责人权问题的助理国务卿到场增援。
美国人权团长到一些地区组会议上讲话，声称若支持中国动议，哪怕是弃权，都将被认为是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示，美国将密切注意各国的态度，话语间充满威胁。美国代表团接二连三地召开吹风会、记者招待会、圆桌会议等，调动新闻媒介对中国进行攻击，又派出一批流亡在美国的“民运分子”到会场活动，放录像、发材料、到处游说。达赖的嗄伦（“外交部长”）专程从印度赶来，带领着一批“藏独分子”在会场外呐喊助威。美国还约上欧盟三驾马车的大使在人权委员会成员国的首都约见驻在国的高级官员，向对方施加压力，美国国务卿甚至总统也给对方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打电话，要求他们支持反华提案，至少不要投反对票。
这是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成员施加了巨大压力，中国在首轮表决中以22：22的平票结果失利。会议休会后，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连夜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提出建议。中国驻人权委员会各成员国的使馆全力做争取工作。在最关键的时刻，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友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次日的第二轮表决中，中国以21：20的票数反败为胜，又一次挫败了美国提出的反华提案。
2004年，在联合国人权会第60届会议上，美国再次提出反华提案，结果以28：16的表决结果遭到失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再次提出反华提案，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我们敦促美方正视现实，吸取失败教训，放弃对抗，通过对话与交流妥善解决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以利两国关系的发展。
《走进联合国》 第三部分中国与人权
6 中国与人权
中国有漫长的封建社会史。在传统的中国思想里，既有“民贵君轻”的民主思想，也有忠孝节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封建糟粕。在封建社会中，老百姓的人权没有制度的保障，只能靠李世民那样的明君和包拯那样的清官。
清朝末年，保皇派、立宪派、革命党人就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富民强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康有为、梁启超在推动“戊戌变法”时提出了“伸民权，争民主，开议院，定宪法”的主张。慈禧太后为笼络民心，在镇压变法的同时树起了立宪旗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试图仿效日本，维护大清江山。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也高喊立宪的口号，训练新军，实行新政。1908年9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分为“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两部分，包含了一些有关保护基本人权的内容，如“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后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宪法公布一个月，袁世凯即掌握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大权，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此后，中国虽然通过了一系列宪法，但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人民的权利从未得到过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说，治国须有一部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新中国起草的第一部宪法中包括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以及宗教信仰和人身自由。毛泽东说，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比如公民权利的物质保证，将来生产发展了，比现在一定扩大。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后来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自己主持制定的宪法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全国陷入一场历时十年的大灾难。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重新走上法治社会的道路。中国不断加强立法、司法建设，现已加入18项国际人权公约。对于已批准的国际人权公约，中国一贯认真对待，采取各种措施履行公约义务，并根据公约的规定及时提交公约执行情况的报告，接受有关联合国条约机构的审议。中国的法制逐步健全，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
在国际上，中国一贯支持联合国为促进和维护人权所作的各种努力，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领域的活动。中国自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开始参与联合国大会和经社理事会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从1979年起作为观察员出席人权委员会。1981年，中国在经社理事会上当选为人权委员会成员，此后一直连选连任。
中国主张正视各国在人权问题上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差异所产生的不同观点，妥善处理分歧，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交流、对话与合作的方式，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并进。中国代表在人权委员会上多次指出，各国国情不同，对人权问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应该增进了解，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中国与欧盟、加拿大、英国、挪威、瑞典、美国等国家开展了一系列人权对话与交流，召开人权与司法研讨会、司法圆桌会议等。中国也与巴西、尼泊尔、古巴、老挝等发展中国家就人权问题进行过交流与磋商。2000年，中国政府与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在北京举办了第八届亚太人权研讨会。40多个亚太地区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致信祝贺，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夫人专程来华参加了会议。
1998年9月，罗宾逊夫人应中国政府邀请访华，会见了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西藏、上海地方政府负责人举行了会谈，与学术界、宗教界、教育界、妇女界等社会各界人士和非政府组织举行了座谈，并与下岗职工、农民和学生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双方还签署了《合作意向备忘录》，表达了双方开展合作的意愿。通过访问，罗宾逊夫人了解到中国在人权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司法改革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西藏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2000年，罗宾逊夫人再次访华，与中方签署了关于开展人权领域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在司法管理、人权教育、法制建设以及实现发展权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合作项目。
应该指出，任何国家的人权都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前进的过程。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受自然、历史和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人权也正处于发展过程之中，人权状况也还存在着不少有待进一步改善的地方。中国正在根据自己的国情，积极吸收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和文化成果，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加快发展，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向前发展。尽管中国现在仍然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谁都不能否认，中国在进步，在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走进联合国》 第三部分李鸿章之泪
第十五章
1 李鸿章之泪
从17世纪中叶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西方列强的崛起都走了一条向外殖民扩张、掠夺别国资源、占领世界市场的发展道路。无论是19世纪以前西方列强发动的侵略亚、非、拉各国的历次战争，还是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其目的都是为了争夺海外殖民地、掠夺海外资源、占领海外市场。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也成为西方列强向外殖民扩张和掠夺资源的对象，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生于1823年。其家族世代以耕读为生，至其高祖时，靠“勤俭成家，有田二顷”。李鸿章20岁时奉父命赴京赶考，途中赋《入都十首》，欲“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李鸿章凭着自己的本事和对清廷的忠诚，书生带兵，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屡获战功，扶摇直上，用义军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花翎，最后官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秉政25年。
李鸿章认为，中国积弱不振，“必先富而后能强”。他大力开办洋务，创办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他堪称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外交第一人。据说那时的洋人，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清朝廷。
然而，翻看中国签下的卖国条约，署名最多的，却是李鸿章。多年以来，李鸿章一直被认为是投降主义的代表，是卖国贼的代名词。
但根据野史，李鸿章至少流过三次泪。
第一次是1895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后，李中堂迫不得已赴日本议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赔偿白银2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开辟内河新航线，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免税运销中国内地。
李鸿章如何不知，这样一纸条约必定惹得民怨四起，因此在日本遇刺后嘱随员将染血的官服保存下来，希望“此血可以报国矣”。回国后，李鸿章遭到举国上下一致声讨，“国人皆曰可杀”。朝廷责他办事不力，百姓骂他贪污受贿，拿日本人的银子，卖国家的领土。
李鸿章被免去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职位。全体军机大臣上折子给皇帝，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李鸿章闻知后老泪纵横。
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水师并不逊色于日本，同样的铁甲舰，同样的火炮，何以打不过人家？不是将士不肯用命，而是朝廷腐败无能。李鸿章有苦说不出，唯有洒泪自怜。
1896年，闲居在北京东安门外贤良寺内的李鸿章，受命出席俄罗斯沙皇即位大典。时年73岁的李鸿章决定顺访欧美列国，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此行历时190天，行程9万里。
抵纽约时，李鸿章拜谒了故友格兰特的陵寝。格兰特曾于1868~1876年间任美国总统，离职后与妻子朱莉娅周游世界，于1879年（光绪五年）抵华，由香港赴广州，再经上海抵天津。李鸿章以北洋大臣身份乘舰出塘沽港以全军礼迎宾。格兰特曾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方军统帅，李鸿章则在剿杀太平天国中屡立战功，被西方人称为“东方俾斯麦”，两人塘沽初会，一见如故。
时隔17年，格兰特已经葬身一抔黄土。李鸿章只能到曼哈顿岛上的格兰特墓园凭吊。想到斯人已去及自己的坎坷，李鸿章不禁黯然垂泪。“中堂至格兰德寝园，有宿草矣，为怆然者久之。从者以鲜花环进，敬悬墓门，循西礼也。”李鸿章怅惘之余，嘱清廷驻美公使代表他在格兰特墓园种植银杏、红梅各一棵，“用志景慕”。
格兰特的墓坐落在曼哈顿岛西侧的哈德逊河畔，是一座高大的石建筑，里面并排安睡着格兰特夫妇。陵墓后面，是一片苍翠欲滴、绿阴遮天的树林。秋风吹过时，树叶变成五颜六色，有如百花争奇斗艳。陵墓的后面是遵李鸿章之嘱种下的两棵树，一棵是有古化石之称的银杏，另一棵是在中国享有盛誉的红梅。两棵树被铁栏杆围起来，银杏长得又高又大，直入云天，但红梅可能是水土不服，我多次去参观，从未见它长过绿叶，更没见它吐过芬芳。
李鸿章第三次落泪，是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收拾好细软，把珍妃投入井中，带着光绪皇帝逃出北京。西摩尔率领的八国联军侵占故宫，熊熊大火照亮了北京城。
城破之日，洋人杀人无算，街上尸体枕藉。英国人记载说：“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啃食。”同治皇后的父亲、户部尚书崇绮的妻子和女儿被拘押到天坛，遭到八国联军数十人轮奸，归来后全家自尽，崇绮服毒自杀。
皇宫和颐和园里珍藏多年的宝物被抢掠。太和殿前存水的铜缸上面的镀金也被侵略军刺刀刮去，至今仍见斑斑刮痕。《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悉数蒙难，古观象台上的天体仪、纪限仪、地平经仪、玑衡抚辰仪、浑仪被悉数运到柏林。
为收拾残局，逃亡路上的慈禧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令其北上。部下及亲属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奉诏，以免又成为替罪羊，李鸿章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无奈朝廷一再电催。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与八国联军议和。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