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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放宽，汉族能够基本安定下来，那么，整个社会也就随之安定下来。发展到康熙、雍正时期，满汉关系才得以巩固，进而融和，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二部分安抚边疆诸族（1）
当清朝以倾国之力，汹涌进关，同李自成、张献忠及南明等“群雄”逐鹿中原时，周边少数民族尚属安定，基本没有介入中原的纷争。但已归属清朝的漠南蒙古诸部、东北黑龙江流域的索伦人（即后来之鄂温克）各少数民族成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的劲旅，在清朝的统率下，为统一全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随着清朝由沈阳迁都北京，政治中心的转移，北京便成了周边各民族与清朝相联系的政治都会。在这里，清朝不仅继续同已建立关系的少数民族保持其隶属关系，而且还在发展新的关系。
清定鼎北京后，周边民族林立。东北，是满族的故乡。还在清入关前清太宗时期，沿黑龙江两岸，直至乌苏里江至海，广布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清初泛称索伦）、赫哲、奇勒尔、费雅喀等渔猎民族。明时称他们为“野人女真”。太宗把他们视为一族之人，或招抚，或征伐，促使他们“输诚来归”《清太宗实录》，卷21，16页。，迁来盛京（今沈阳）附近居住，分别编入满洲八旗何秋涛：《朔方备乘》之“索伦内属述略”。，逐成为满族的成员，后来，都“从龙入关”。留住在原地包括库页岛的居民，设佐领管理，还以村屯为单位，“各设姓长（族长）、乡长分户管理”，定期向清朝朝贡辽宁省档案馆等：《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1~2页，辽沈书社，1984。。
清朝进关后，东北就成了它的大后方，统治是稳固的，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就在清军进关的前夕，即崇德八年（1643年），沙俄殖民主义率先入侵到黑龙江流域，在清军全力角逐中原而无力北顾时，它迅速扩大侵略，深入到松花江下游地区，到处建堡，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它的目的，就是要把广大富饶的黑龙江流域变为它的领土。为达到这一目的，它还通过收买贿赂等手段，策动当地酋长叛清投俄。索伦部的一个酋长根特木尔就是其中之一。康熙六年（1667年），他率其亲属及部众600人投向沙俄，充当了沙俄的侵略工具。（俄）瓦西里耶夫著，徐滨、许淑明译：《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卷1，182页，商务印书馆，1977。沙俄的入侵与挑唆，已把东北搅得动荡不安，构成了清朝的一大威胁。
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相当于今之内外蒙古，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强悍的蒙古人驰骋的舞台。明清之际，按居住区域，蒙古分为三大部分，以瀚海（戈壁沙漠）为限隔，其南部称漠南蒙古，北部称漠北蒙古或喀尔喀蒙古，西部则称漠西蒙古或厄鲁特蒙古。魏源：《圣武记》，卷3，“国朝绥服蒙古记一”，参见福格：《听雨丛谈》，卷2，“蒙古”，中华书局，1959。三个地区的蒙古，内分若干部，彼此不相属。自明初以来，各部攻伐，从未停止。如努尔哈赤所说：“蒙古之国犹此云，然云合则致雨。蒙古部合则成兵，其散犹云收而雨止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37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清朝最先同漠南蒙古展开斗争，由努尔哈赤开其端，继之皇太极，主要向强大的察哈尔部领袖林丹汗发动了一次次军事打击。同时，与漠南蒙古其他部如科尔沁部联姻，结成同盟，共同对付林丹汗。到天聪八年（1634年）闰八月，林丹汗病死于西逃途中，其子额哲率余部归属后金，至此，漠南蒙古才完全置于后金的控制之下，陆续被编入盟、旗。《清太宗实录》，卷22，17~21页。满蒙联姻、和亲，相互来往，关系十分密切。
漠北蒙古亦于此时向清称臣纳贡。
西北的局势颇为严峻。这一广大地区是厄鲁特蒙古的游牧地，分为四部：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因相隔遥远，迟至太宗晚年至顺治初，该部才与清陆续建立了朝贡关系，往来频繁。与此同时，内部展开了激烈的纷争和相互残杀。为时未久，他们就把战火燃烧到清朝面前，从而引发大规模战争。还有，游牧于青海地区的和硕特蒙古人，其首领顾实汗诸子互争雄长，最终也引发了同清朝的军事冲突。这些，留待下一卷详述。
在西南地区，包括今云南、贵州、四川、广西诸省，为僮、黎、苗、瑶、彝等少数民族的世居之地。他们“无君长，不相统属”，“各长其部，割据一方”，不事耕作，“专劫杀为生”，与此相邻的汉族百姓世代受到侵害。自元至明，代为“边患”。明曾发大军数十万，倾全国之力才将其征服。魏源：《圣武记》，卷7，283~284页，“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西南诸族虽无力北上夺权，但也各自割据，拒绝听命于中央政权，自行其是。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西藏，与云贵同处西南边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崇德七年（1642年），和硕特蒙古顾实汗入藏，成了青、康、藏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同年十月，西藏达赖五世罗卜藏嘉木错派遣伊拉古克三胡图克图和厄鲁特蒙古戴青绰尔济等，万里迢迢，首途沈阳，向清朝通好，为西藏与清朝交往之始。八个月后，崇德八年（1643年）五月，藏使离沈，太宗派察干格隆等为使，随藏使一同赴藏。《清太宗实录》，卷63，1~2页；卷64，19~23页。
第二部分安抚边疆诸族（2）
清入主中原后，周边主要是西北与北部及西南地区诸民族各自为政，处于分离不定的状态，强凌弱，众暴寡，骨肉相残，争夺不已。
在多尔衮主政时期，一方面忙于统一全国的战争，一方面同周边诸民族保持以往的友好关系，实行努尔哈赤（主要是太宗）的既定政策，安抚与怀柔，待之以礼，赏赐优厚；而他们也遵守清朝的法制与惯例，以时朝贡，故双方相安无事。除沙俄侵入黑龙江，造成局部动乱，还不构成严重威胁，总的来说，东北、西北与北部的“三北”地区的民族基本安宁，还没有给清朝统一战争带来麻烦。
为了说明问题，不妨以顺治二年（1645年）即清朝入关第二年一年中，清朝同周边主要是“三北”地区的诸民族往来关系的史料，从《清世祖实录》中辑出，用下表来表示：
清顺治二年（1645年），与少数民族交往简况
时间交往纪要材料出处正月
初一外藩蒙古王使臣等上表朝贺。卷13，1页正月
二十日赐扎鲁特部额参德、毛奇塔达蟒缎等。卷13，8页二月
二日赐蒙古科尔沁部土谢亲王巴达礼及其来使蟒缎、衣服等物。卷14，17页四月
二十二日以太宗第八女固伦公主下嫁科尔沁部土谢图亲王巴达礼之子巴雅思护朗。赐宴庆贺。卷15，28页四月
二十三日赐蒙古扎赖特部莽色台吉班第，巴延缎细、银器、角弓等物。卷15，28页四月
二十九日于驿馆赐宴科尔沁部土谢图亲王巴达礼等。卷15，32页五月
五日赐卓礼克图达尔汉诺颜朝衣、马匹。卷16，4页五月
十六日命蒙古阿霸垓部塞尔哲尔台吉袭其父卓礼克图郡王爵，赐银盆衣缎等物。卷16，13页五月
二十五日是日，科尔沁部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和硕格格归家，赐金银、彩缎、衣服、鞍马等。卷15，19页续表
时间交往纪要材料出处五月
二十六日土谢图亲王巴达礼离京。多尔衮遣大学士刚林等，传谕；恐蒙古挑起事端，如事出紧急，来不及奏报，即可便宜行之。此事只靠你执行。巴达礼表示“誓死以报”。卷15，19页闰六月
七日赐进贡之鄂尔多斯部温冲台吉朝衣雕鞍等。命翁牛特部已故郡王孙杜稜之孙波托和袭爵。卷18，18页闰六月
十四日鄂尔多斯部喇嘛塔尔尼齐等人，向朝廷贡驼马。卷18，17页闰六月
二十八日赐敖汉部固伦公主缎疋衣服、黄金百两，并赐公主之子墨尔根巴图鲁、齐伦巴图伦鞍马等物。卷18，24页七月
一日赐进贡之鄂尔多斯部沙格杜尔台吉等银器、弓矢、蟒缎等物。卷19，1页七月
十日乌朱穆秦部车臣亲王赴京贡马，按规定宴赏。卷19，10页八月
四日赐温卜达尔汉卓礼克图蟒缎绒补、片金䌷缎等物。
归化城土默特部一等梅勒章京古禄格效力有年，升为三等昂邦章京，赐珠顶貂帽等物。卷20，4页八月
十八日赐鄂尔多斯部陶荫台吉甲弓、撒袋等物。卷20，9页八月
十九日席北（即锡伯）部落额尔格纳进贡方物。卷20，9页八月
二十七日喀尔喀部古伦迪瓦胡土克图喇嘛、石勒图胡土克图等赴京贡驼马；归化城土默特梅勒章京古禄格贡驼马；喀尔喀部嘛哈撒马谛塞臣汗等遣使贡马，都按例宴赏。卷20，11页九月
三日遣固伦公主及固伦额驸巴雅思护朗归蒙古。卷20，18页九月
五日命已故科尔沁部扎萨克图郡王布塔齐之子拜萨噶尔袭爵。卷20，18页续表
时间交往纪要材料出处九月
六日科尔沁和硕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多罗巴图鲁郡王满朱习礼同其祖母和硕福妃、母和硕贤妃来朝。摄政王多尔衮、辅政王济尔哈朗率诸王大臣迎之。卷20，18页九月
九日命已故扎赖特部孟和达尔汉和硕齐之子塞稜袭扎萨克贝勒爵。卷20，19页九月
十四日赐科尔沁扎萨克图郡王拜萨噶尔弓矢朝衣等。卷20，20页九月
二十一日赐科尔沁和硕福妃一行及吴克善、满朱习礼等宴。卷20，21页九月
二十九日喀尔喀部土谢图汗遣使贡马，宴赏之。卷20，23页十月
十三日外藩蒙古二十七旗头目来朝，宴赏之。卷21，5页十月
二十七日喀尔喀部嘛哈撒马谛塞臣汗遣使贡方物；太宗第二女固伦公主下嫁察哈尔汗之子阿布鼐。卷21，7页十一月
九日科尔沁和硕福妃等一行离京归家。辅政王济尔哈朗奉命出城欢送。卷21，15页十二月
第二部分安抚边疆诸族（3）
十四日厄鲁特部顾实汗之子多尔济达赖巴图鲁台吉来请安，贡马、氆氇。清遣使同伊克三胡土克图西行，与顾实汗议和好礼。其子表示，他们议定后，臣等无不奉命。卷22，5页顺治二年，正是清军追剿李自成农民军、挥师渡江，战争激烈进行之时。清朝仍频繁与“三北”地区蒙古等民族进行交往。如上表，这一年见诸官书记载的，达30次。据《清世祖实录》，其交往的内容，包括：蒙古各部向朝廷朝贡，奉表致贺、进贡物、奉命袭爵；朝廷方面，则按成例宴赏、分赐礼物，给予极优厚的款待。凡蒙古各部首领去世，由朝廷颁发任命，指令其某子袭爵，行使朝廷的主权，各部无不听命。继续执行努尔哈赤以来与蒙古和亲的政策，将太宗第二女下嫁给强大的察哈尔林丹汗之子，以加强对该部的笼络。但是，清朝对蒙古各部并不完全放心，如表中所列：五月十六日，科尔沁部土谢图亲王巴达礼离京，多尔衮特派大学士刚林，宁完我向巴达礼秘传他的指示：“天下大业已定，正黎庶休养之时，然恐蒙古造衅，缓则密奏候旨，其有急不及奏者，尔即便宜行之。吾唯尔是恃！”巴达礼非常感动地说：“臣昔蒙太宗皇帝宠眷，今又沐王殊恩，敢不誓死以报！”
多尔衮的话，道出了清朝并不满足于表面顺从的隐情，在心里深层对蒙古仍不放心，并以戒备和警惕的目光注视着蒙古方面的一举一动。他对巴达礼说出“唯尔是恃”的话，表示了清朝同科尔沁的非同一般的关系，是其他蒙古各部所不能比的。的确，科尔沁同清朝的关系最深。早在努尔哈赤时，其后妃多为科尔沁人；太宗的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宸妃都是科尔沁人，连他的兄弟子侄，还有贝勒大臣也多娶科尔沁王公贵族的女儿为妻。世祖的孝章皇后还是科尔沁人。同样，他们也把皇室的公主、格格等下嫁给科尔沁的王公贵族。这种极为密切的关系一直保持下去，与清朝相终始。难怪乾隆帝巡视科尔沁时，写诗赞美：“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张穆：《蒙古游牧记》，卷1，“科尔沁”。正因为有这一层特殊的关系，多尔衮才放心地说出不能公开的私底话。巴达礼明白朝廷的意图，是要他密切监视蒙古各部的动静，如蒙古各部有不轨的行动，来得及，就上奏请示，等候朝廷指令，若事出紧急，来不及请示，授予他自行处置权。巴达礼对此自然感激朝廷对他的绝对信赖，故决心以死报答朝廷对科尔沁的厚恩。
自周秦以来，迄至清朝，近三千年间，中国所谓的“边患”，主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战国至秦，延至汉代，匈奴逞凶于北方几个世纪；自魏晋以降，历南北朝、隋唐，直至宋、辽、金之世，诸如“五胡”、突厥、党项、契丹、女真，都起于北部、西北及东北的“三北”地区。南宋时，蒙古崛起，一统天下；至明，蒙古退居长城以北，二百多年，与明时战时和，未曾归服。后金以女真（满族）再度复兴，收服漠南蒙古，吸引漠北蒙古、漠西蒙古来朝，应该说，双方关系刚刚确立，实际并不稳固，多尔衮对此已有充分估计。后来，不断出现的事变，证明其担心并非多余。
清朝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对蒙古的关系，早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逐步地建立了同她的联盟关系，再扩展至同汉族地主的联盟，形成了满洲、蒙古、汉军三大旗制，遂定为立国的基石。当然，清对蒙古较之对汉更为亲密，所以在政策上对蒙古各部的待遇尤为优厚。然而，在蒙古内部仍有一股离心力量，总试图脱离清朝而自行其是，甚至梦想恢复先祖成吉思汗时代的辉煌。这种离心力量必然与清朝的大一统相抵触，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双方的矛盾便转为公开的武装对抗。清朝总是先以理招其悔罪，重修旧好，若招抚失败，便毫不迟疑地予以军事打击，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这又构成了清对蒙古政策的另一个方面的内容。这就是抚与伐互用，软硬兼施，恩威并行。在此政策的指导下，清朝不断调整并发展同蒙古的关系。
在清朝顺利发展与蒙古的关系时，漠南蒙古苏尼特部背清朝而去，在巩固的满蒙联盟中首次出现了裂痕。
苏尼特部驻牧在张家口外，距离北京近千里。原属察哈尔林丹汗，因不满其暴虐而北徙，往依喀尔喀部。至崇德四年（1639年），其部落长腾机思与叟塞自喀尔喀率部来归，受到皇太极清太宗优礼款待，命多罗郡王阿达礼之妹嫁给腾机思，封为额驸、多罗墨尔根郡王；封叟塞为多罗杜稜郡王。腾机思作为回报，也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清皇室固山贝子博罗为福晋。双方通过联姻加深了关系。《清太宗实录》，卷58，12~13页；卷63，26页。自顺治元年至二年，该部继续派贡使，按例朝贡。《清世祖实录》，卷2，11页；卷20，5页。
第二部分安抚边疆诸族（4）
顺治三年四月，腾机思与其弟腾机特等各率所部，突然逃往喀尔喀。因何原因叛离清朝？史无明载，我们只能做这样的解释：他们作为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后裔并不甘心屈从于满族的清政权，往依同清刚建立关系的强大的喀尔喀，不过表明向清朝闹独立。这一事件，必然给满蒙关系造成消极影响，发展下去，将会危及清朝的统治。执政的多尔衮马上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即于同年五月二日，任命能征惯战的和硕亲王多铎为“扬威大将军”，以多罗承泽郡王硕塞为副，率满洲八旗，并调集漠南蒙古各部军队一起出征。自六月以来，清军屡战屡胜，腾机思的军队，连遭失败，损失惨重。接着，清军继续北进，先后同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衮布、车臣汗硕雷的数万蒙军激战，一举将他们击败。《清世祖实录》，卷27，19~20页，详载多铎的战报。衮布、硕雷被迫上表认罪，献出1000匹马，100头骆驼，作为和好的礼物，表示臣服。腾机特与腾机思弟兄已失依靠，也上表乞降。顺治五年八月，腾机特进京朝贡，朝廷予以接纳，将已犯罪过都予赦免，设宴、赐缎疋等物，以示款待。九月，将已故郡王腾机思的爵位赐给其弟腾机特袭封。《清世祖实录》，卷40，17页。次年正月，又封腾机思之子撒玛查台吉为贝勒。《清世祖实录》，卷42，7页。
继苏尼特叛逃事件后，喀尔喀部又掠夺了巴林部的牲畜、人口。朝廷立即进行干预，于顺治四年五月向喀尔喀发出警告，要求其部落长归还所掠人畜，并以骆驼百头，马千匹前来谢罪。《清世祖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