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衮，成了大逆不道之人，身败名裂。多尔衮的暴露，使世祖既震惊又后怕。所以，他在去世前，为保证儿子的君权不再旁落，选择最可靠的人辅佐，他吸收了皇族辅政的严重教训，完全排除了皇族的人选，就选取了朝中四位异姓的资深勋旧大臣为辅政大臣。这四位大臣是：
第一位是索尼，满洲正黄旗人。早在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创业时，他就随其父硕色与叔父希福自哈达部来归，皆受重用，尤其是叔父希福官至大学士，位高权重。历太宗朝，至顺治朝，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功劳卓著。多尔衮擅政，索尼刚正不服，屡遭打击迫害，于顺治五年（1648年）被罢官抄家。八年世祖亲政，为他平反，召回朝中，官复原职，很快又提升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声势显赫，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第二位是苏克萨哈，满洲正白旗人。父亲叫苏纳，与叶赫贝勒金台石是一族人。太祖初创业，父亲即前来归服，被招为额驸。苏克萨哈历太祖、太宗两朝，也以战功而受重用。顺治七年（1650年），被授予议政大臣之职。后南下湖南，与农民军余部作战，屡立战功，为世祖所信赖，擢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衔。
第三位是遏必隆，满族镶黄旗人，为国初名臣额亦都第十六子。父被招为额驸，他为和硕公主所生。他也是历太祖、太宗至顺治三朝的元老。久经战阵，功劳卓著。世祖授予他为议政大臣，不久又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
最后一位叫鳌拜，是满洲镶黄旗人，卫齐第三子。作战一向骁勇，冲锋陷阵，深得太宗赏识，赐美号“巴图鲁”（勇士之意）。顺治元年进关后，南征北战，所向披靡。世祖亲政后，授为议政大臣，擢升领侍卫内大臣。以上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及鳌拜等，曾见《清史稿》四人合传，卷249，9671~9682页，中华书局校点本（下同）。
世祖最信赖索尼等四人，故于去世前留下遗诏，将四人的名字写进去，明确定为“辅政大臣”，把国家大权及他的幼子托付给索尼等人，将来圣祖长大，再把朝政大权交还给皇帝。
但是，索尼等却很担心，或者说还有点怕。因为皇族的人——皇帝的兄弟子侄势力很大，没有一个被选为辅政大臣，索尼就怕他们不服，难免要闹出事来，所以，便主动提出来要诸王贝勒与他们共同辅政。他说：“从来国家政务，都由宗室协理，而我等都是异姓臣子，怎能协理朝政？现在，应当与诸王贝勒共同主持国政。”诸王、贝勒认为不可，说：“先帝（指世祖）深知你们四人忠诚之心，所以才将国家重务托付给你们。先帝的遗诏说得很明白，谁敢干预？四大臣就不必再谦让了。”
第三部分大权收归皇帝（2）
诸王贝勒们都表明了遵守世祖遗诏之意，索尼等这才稍感放心，就奏知皇太后——世祖的母亲，然后，按满族的习俗，分别向“皇天上帝”及世祖的在天之灵举行宣誓仪式。索尼等四人跪伏在世祖的灵前，宣读誓词：“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托，保翊幼主。索尼等宣誓：必以忠诚之心，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仇怨，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与诸王贝勒私自往来，不收受其馈赠礼物，不结党营私，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如果吾等各为自己谋私，有违本誓词，上天给予惩罚，夺去寿数，遭极刑、不得好死之报。”《清圣祖实录》，卷1，4~5页，台湾华文书局版（下同）。
宣读誓词及应行之礼结束，索尼四人便正式上任，开始履行职责。
四辅臣的告誓，只能代表他们的心愿。按祖制家法规定，若新君即位，其皇族如伯叔兄弟子侄及朝中重臣，都要在皇天和已故之君的灵位面前，举行仪式，宣誓保证效忠新君。这次更不能例外。在孝庄太后的指令下，于正月十四日王以下及大臣官员齐集大光明殿，由安亲王岳乐、康亲王杰书率领诸贝勒、贝子、公、内大臣、侍卫、大学士、都统、尚书及在廷文武诸臣，分别向“皇天上帝”与世祖的在天之灵进行宣誓。其词曰：“冲主践阼，臣等若不竭忠效力，萌起逆心，妄作非为，互为结党及乱政之人，知而不举，私自隐匿，挟仇诬陷，徇庇亲族者，皇天明鉴，夺算加诛。”《清圣祖实录》，卷1，10~11页。
诸王贝勒与朝廷文武大臣共同以生命作担保，保证与四辅臣和衷共济，竭忠效力，维护皇权，共保幼主。
由于皇族与世祖遗命的四大臣达成了一致，双方都做出了最高担保，于是，形势稳定，可以说，政权已由世祖平稳地过渡到了圣祖手中。
历史似乎又在重复。刚刚结束了多尔衮“摄政”的历史，却又迎来了四大臣“辅政”时期。这纯粹是偶然的因素，才造成相似的政治局面。因为无论世祖、圣祖，都以幼龄的儿童即位，而自努尔哈赤起，就规定了严格的家法：后宫不得与闻政事。只能由朝中选出可靠之人辅佐幼帝，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从皇族中选出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后者是从异姓诸臣中选出资深的四大臣；前者称“摄政”，代行皇帝职责，亦即实际的皇帝；后者称“辅政”，是以皇帝为核心，四大臣降为辅佐地位。世祖的这一深意，是意图保证其子的皇权不致旁落。
实践证明，历史的发展，往往走向人们愿望的反面。且不说历代，就说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同为“摄政王”，且系兄弟，结果两人不相容，济尔哈朗被排挤下去，多尔衮独断朝纲，位高权重，俨然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帝。所作所为，多有得罪，惹起众怒，而世祖渐长，看到其叔父擅权，也无可奈何。及至多尔衮一死，尸骨未寒，即被举发，虽有大功于清朝，也未被宽恕，削爵、掘墓、抄家，接踵而至，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这一后果，大概是任何人都始料不及吧？
此刻，由四大臣辅政，亦宣告以索尼为首的四人联合掌政的权力中心正式成立。但与世祖临终前的本意，以及四大臣信誓旦旦的夙愿相反，仍未能逃脱历史的悲惨结局……
应该说，辅政体制是对前期的“摄政”体制的改革，从政治发展上看，确实有所进步。摄政体制的最大弊端，极易造成摄政者专权，从而侵犯或威胁皇权。多尔衮等既属皇室近支，为世祖的叔父，又是一旗（正白旗）之主，而且其同母兄多铎、阿济格为镶白旗旗主，合两旗之实力，居于强大地位，加之又握有摄政之最高权力，已形成君弱臣强的局面，不能不威胁到皇权的存在。辅政大臣是异姓臣属，又是皇帝所掌握的两黄旗的属员，因此他们与皇帝且有君与臣、主与奴的双重关系，对皇帝更忠诚，不易侵犯皇权。摄政是代行皇帝之权，可以独自处理政务，不必事事请示。辅政则不同，明确规定他们要与幼帝共同听政，即使幼帝听不懂，也要出席，象征皇权主宰一切，而他们则只能是佐理、辅助。为防止辅政四臣的个人专断，特规定了四臣协商一致的原则，个人不许单独谒见皇帝或太后，不能决策大事。凡事须由四臣协商一致，然后请示皇帝和太后批准，最后才以皇帝或太后的名义公布。这样，也就防止四大臣或其中任何个人独擅大权，保证幼帝平稳度过四臣辅政时期，直至顺利达到亲政。
世祖遗诏对自己短暂一生的作为进行了自我批评，其中说：“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清世祖实录》，卷144，2页。世祖去世刚半年，即顺治十八年（1661年）六月二十日，八岁的圣祖发布谕旨：“朕兹于一切政务，思欲率循祖制，咸复旧章，以副先帝遗命。”《清圣祖实录》，卷3，9页。这道谕旨是以皇帝的名义发表的，实际是反映了四辅臣的意志，当然，隐在幕后的皇太后（世祖之母，圣祖之祖母）无疑表示了赞同。简而言之，“率循旧制，咸复旧章”就成了四辅臣辅政的指导方针。
第三部分大权收归皇帝（3）
如前所述，世祖入关后，仿明制而继承了明朝已有的政权组织机构。索尼等四人都是太祖时的老臣，他们对变更满洲旧制，完全承袭明制不尽赞同，因此，便借世祖的遗命，对中央机构再次予以调整。主要有：废除内官十三衙门。早在太宗即帝位时，专设内务府管理宫内事务，其职人事人员由皇帝的包衣佐领充任。至顺治十一年（1654年），世祖罢内务府而设立内官十三衙门，此系承明制，弊端很快显露：宦官人员骤增而滥，行为不法，与外廷勾结，渗入国家政治生活，明末宦官为乱的祸害有死灰复燃之势。世祖去世前，已有醒悟，自责说：“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至营私作弊，更踰往时。”《清世祖实录》，卷144，4~5页。宦官为历代政治祸乱之一，明自中期以至亡国，深受其害。世祖向往汉文化，不加分辨，又把宦官制度给恢复起来，而且建立了系统机构，为酿宦官之祸埋下了隐患。这一重大举措是世祖亲政后独自决定的，与已故的摄政王多尔衮无涉。所以，他认识到，此事有误，且违祖制，应自作批评。有此遗命，四大臣即于世祖去世一个多月，于二月间，宣布撤掉十三衙门，大量裁汰宦官，只留下少数供役使，今后宦官“俱永不用”《清圣祖实录》，卷1，22页。。自此，至慈禧乱政前，宦官未尝重用。四大臣革去宦官之弊，是他们的善政之一。
在废除十三衙门之后，就在圣祖宣布前述之谕旨的同时，下令已设之内阁、翰林院“名色”，都予“停罢”，恢复太宗时所设内三院之制。内三院是：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由满汉大学士、学士充任。《清世祖实录》，卷3，9页。但与太宗时所设内三院并不完全相同。太宗定制：内三院大学士皆轮流“入直”，亦享有“票拟”的实权。多尔衮摄政时，取消他们“入直”与“票拟”，因而把实权控制在自己手中，这些名显而无实权的大学士们只充当了他的顾问而已。四辅臣重新恢复内三院，给任职的大学士从原五品提高到正二品，却不给予入直与票拟的实权，由四辅臣取而代之，经他们共同商定对文武百官奏折的处理意见后，直接请示太后批准，然后由他们代笔，替幼帝作朱笔御批，至第二天，大学士们才可看到臣属疏奏及皇帝批示。清朝循明制，不设宰相，提高六部与内阁权限，直接对皇帝负责。但多尔衮为专权之便，剥夺了他们的权限。世祖亲政，改去多尔衮专权之弊，国家政权正趋于正常运作，却又被四辅巨变更，实际是重蹈多尔衮的覆辙，为他们（主要为后来鳌拜）擅权乱政开了方便之门。
太宗时，始设理藩院，专管外藩（当时主要是蒙古事务）。世祖时，将它改作礼部的所属机构。显然，这一改变是不当的。世祖去世后仅两个多月，即于三月下令恢复理藩院独立机构的职能，其官员“仍称理藩院尚书、侍郎。”《清圣祖实录》，卷2，11页。后来，事实证明，该机构对管理少数民族事务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若干重要机构或部门的变更，表明清入关后近二十年，其中央机构和政权建设虽说大的布局已定，但对其中部分还在继续调整中。这里既有根据现实需要和长远考虑而不得不作必要的更改，也有“循祖制”而恢复“旧章。”当与不当，兼而有之。总的来说，还是利多于弊。
四辅臣关注民生，体察百姓生活之艰难，尤其对被灾地区给予解救，也是值得称道的。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蠲免百姓钱粮。康熙三年（1664年）六月，据统计，自顺治元年至十七年，直隶各省拖欠银共2700余万两、米700万石，药材共19万，䌷、绢、布疋等9万余疋。为解民生之苦，遂决定自顺治元年至十五年以前所欠银、米、药材、䌷、绢、布疋等“悉予蠲免”。《清圣祖实录》，卷12，13~14页。不管怎么说，蠲免钱粮，对百姓来说，毕竟是件好事。历代皆有此举，但像圣祖初年一次蠲免如此之多，尚不多见。
至于其他，诸如选任官员、开科取士、鼓励开荒、重用吴三桂等三藩，平定云贵土司叛乱等，皆见成效。在四辅臣的主持下，顺利完成了由顺治朝向康熙政权的交接，保持了稳定，进一步巩固了清朝的统治，使全国的政治和经济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
四辅臣辅政初期，尚能保持和衷共济，遵守誓言，共同决策，朝廷内外相安无事。但这一局面未维持下去，很快被阴谋夺权的鳌拜所打破。
四辅臣中，以索尼为四朝元老，年龄最大，列辅臣首位。鳌拜不敢与之争锋。位居第三的遏必隆与鳌拜同属一旗，遇事随声附和，处处退让，鳌拜需要这样的人依附自己，所以，放过了他，施以拉拢的手段，把他作为自己的辅助力量。鳌拜要打击的就是位居第二的苏克萨哈。论爵位，他低于鳌拜，索尼年老，若一去世，他很可能接替索尼而居首位辅政大臣。苏氏为人耿直，遇事经常同鳌拜争论，进而发展到争吵，遂结下了仇。《满洲名臣传》，卷5，“苏克萨哈传”。鳌拜狂妄，一意要谋取大权，便把矛头首先对准了苏克萨哈，终于酿成了一场流血斗争。
鳌拜无端挑起是非，制造了黄、白两旗的矛盾冲突，蓄意谋兴大狱。
世祖入关初年，圈占京畿地区的土地，按照八旗左右翼的次序，分配给八旗将士。摄政王多尔衮出于一己之私，竟将应拨给镶黄旗的永平地区的好地拨给了他所属的正白旗，而把保定府、河间府、涿州等处贫瘠地拨给了镶黄旗。但摄于多尔衮的权势，镶黄旗的将士、旗员都敢怒而不敢言。自此种下了两旗仇恨的种子。二十余年过去了，时过境迁，两旗倒也相安无事。《清史稿·索尼传》，卷249，9675页。
第三部分大权收归皇帝（4）
苏克萨哈属于正白旗，鳌拜则属镶黄旗。而今多尔衮早已作古，鳌拜成了掌权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一方面要报当年本旗受压之仇，一方面借机打击苏克萨哈，于是，旧事重提，“立意更换”两旗土地，于康熙五年（1666年）正月，命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侍郎雷虎会同直隶总督朱昌祚、直隶巡抚王登联“酌议圈换”。蒋良骐：《东华录》，卷9，146页，中华书局，1980。索尼“亦素恶苏克萨哈”，支持鳌拜的要求；遏必隆不能旁观，因而“附合之。”《清圣祖实录》，卷18，4页。鳌拜的要求，立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旗民安土重迁，相沿已久，不愿再举家迁移，况且新换土地肥瘠不均，未必比旧地好。当两旗要调换旗地的消息传来，旗民群情汹汹，抵制换地。朱昌祚等上疏坚决反对重新圈换。苏克萨哈与之抗争尤其激烈。他们的驳斥及抗争激怒了鳌拜，他一意孤行，不惜血腥镇压，竟假传圣祖旨意，命吏、兵二部将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拿下监禁。与他有牵连的一批官员或革职，或降级。经刑部审断，给予朱昌祚三人以鞭100、籍没家产的处罚。此事惊动了13岁的圣祖，感到事态严重，即召见四辅臣，当面询问，以图调停息事。四人中，除苏克萨哈，其余三人坚持应将苏纳海等人处死。圣祖始终不予同意。然而，鳌拜等人置圣祖于不顾，给苏纳海等三人捏造“不愿迁移，迟延藐旨”等罪名，盗用皇帝的旨意，于十二月将其“俱着即处绞”，把他们三人绞死，籍没家产。同时，追论已故原任户部尚书苏纳海族人英武尔代之“罪”，如还活着，“应行正法”处死。因其已故，将官职尽行革去，从前所给蒙古，投充汉人“俱著取出”《清圣祖实录》，卷20，17~19页。。圣祖对此，无能为力！
处死苏纳海三人之后，鳌拜强行换地，给两旗百姓带来了重大灾难。朝廷内外官员也惶惶不安，鳌拜气焰更为张狂，在朝廷成了人人畏惧的人物！
康熙六年（1667年），圣祖14岁。百官因惧于鳌拜专权，强烈要求圣祖亲政。还在鳌拜以圈换土地为名，肆意陷害苏纳海等人时，也就是康熙五年八月，刑科给事中张维赤率先上疏，请求圣祖亲政，他写道：“伏念世祖章皇帝于顺治八年亲政，年登一十四岁。今皇上即位六年，齿正相符（实际上应为13岁），乞择吉亲政”《清圣祖实录》，卷19，16页。。
索尼为辅臣之首，对圣祖能否亲政，持何种态度，至关重要。他为人忠厚，眼见鳌拜势日张，与苏克萨哈不相容，担心出事，不禁为之忧虑。又念及自己年老多病，惟恐有误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