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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历史与现实的考虑，历代皆重长城，以它作为国家安全之保障。长城以土石之功，自然经不住经年累月的风雨冲刷，因此，为它维修，补修，也就成了历代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为修长城而耗费国家资财，弄得民穷财尽，而招致亡国事例的屡见不鲜。秦始皇征发30万民夫筑城戍边，兼以其他重役，仅15年就亡国了；北齐五次大修长城，天保六年（555年）征调了180万人，创历史最高记录，却也只有27年而亡。短命的隋朝在其存在的30余年中，竟有7次大修长城，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在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强征了100余万人，“死者十五六”《隋书》“文帝纪一”，卷1；“突厥传”，卷84。以上参见《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4~6页。！明朝从建国伊始就修长城，全面增修、扩建，历二百多年而不衰，直至亡国前夕，即崇祯后期还在修！其修城持续之久，工程之坚固、宏伟，可谓空前绝后！长城再坚固，并没有阻挡住蒙古骑兵的铁蹄践踏，更没有挡住后金（清）屡次进关！明为修长城及其驻防军队的饷银，国家资财半已耗去，国库空虚，民财尽净，国亡遂无法避免……
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无数的血汗，是两千年间中华民族前赴后继的伟大创造。说她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当之无愧。
长城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特别是已远远超出军事的价值，而凝结成为中华民族的博大精深的精神和创造力。但是，万里长城的历史局限，或者说，长城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前面已经提到，长城以一道长达万余里的长墙，如一道藩篱，把中国隔为南北两部分，即把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隔离开来。由此而形成的内外之分的传统的政治观念，不能不影响到中国的真正的全面的统一。同时，也限制了内地与边疆的交往交流。因为历代都限制北方少数民族自由进入内地，在和平时期，正常情况下，他们朝贡的人数都受到限制，互市贸易也须定点定时举行。这种内外的严格限制，不能不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进程。一句话，中国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都受到了限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历史发展到清代，直到圣祖时，才破两千年间陈旧而古老的传统观念，罢修长城，撤长城之防御，在“中外一家”的思想指导下，长城内外初步实现了“大一统”。
圣祖不修长城的思想，是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提出来的。这年五月，他刚刚举行过漠南蒙古与喀尔喀三部蒙古的盛大会盟，才返回北京。工部衙门批复古北口总兵官蔡元请求修理古北口一带的残破长城的奏疏，呈交圣祖批准。于是，圣祖向大学士们发出指示：
第三部分修德中外一家（3）
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蔡元见未及此，其言甚属无益，谕九卿知之。《清圣祖实录》，卷151，20~21页。
圣祖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明确说明治国靠“德”而不靠山川的险峻，不靠长城。总结历史的经验，长城是靠不住的，只有“修德安民”，则“邦本”自固。修长城之议，还在顺治十七年间（1660年）六月，浙江道监察御史李振宜就曾提出过。当时，“自西宁以抵宣（化）大（同）等处，长城数千里，皆颓败已尽，士卒单弱，防御空虚”，以至蒙古人随便出入长城。《清世祖实录》，卷136，6页。但因国家财政困难，无力修缮，此议没能实施。这种主张还停留在以往防蒙古的旧观念。而这时又提出修古北口长城，遂被圣祖明确拒绝。
在此之前，早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圣祖第二次东巡时，途径山海关，以《蒙恬所筑长城》为题，赋诗一首：
万里经营到海涯，
纷纷调发逐浮夸。
当时用尽生民力，
天下何曾属尔家。圣祖：《御制诗集》初集，卷6。
此诗，对秦始皇修长城而亡国给予了尖锐的嘲讽，并说明不管耗费多少人力物力，把长城修筑得何等坚固，都无法保障国家的安全。
圣祖写过类似的诗，还有不少，兹不一一引述。他所表达的思想是深刻的，其认识水平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当然，认识到长城已失去军事价值，反为国家所累，并非他一人。在他之前，约一百多年前明嘉靖时，曾任蓟辽总督的刘焘就修长城的问题，发表了尖锐的见解：“长城之设，古为无策，其在今日，何以谓之有策乎？是以修筑益急，而虏患日炽，钱粮益耗，而士马益疲。”《明经世文编》，卷305，3227页。斥长城为无用，大概刘焘为第一人吧！他还是从军事上说的，如果历代至明代不修长城，如何防御或从根本上解决游牧民族南下的问题，他也没有灵丹妙药，简言之，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替代办法。他当时愤俗疾呼，并没有被皇帝和诸同僚阁臣所理解，所以，明朝还是加紧修长城，直修到亡国时为止。
比较之下，圣祖对长城的认识，更具体，更深刻，尤其与刘焘不同的是，圣祖决策，不再修长城，确已找到了替代办法，这就是“修德安民”，筑成一道思想的“长城”，较之土石之功的长城更坚固、更持久！
这里，关键的问题，一是圣祖突破了两千年间因长城而形成的政治地理的传统观念，除内外之分的界限，视为一体；二是圣祖破除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华夷”之限，实现“要荒总一家”的政治理想。我们从中国无数的历史事实中看到，周边的少数民族对“中华”一向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向心力（同时也存在一种离心力），所谓“倾心向化”，构成了历史的和时代的主流。他们仰慕中原物华天宝，迫切要求同中原内地进行交流。如，明嘉靖时，每年两次从长城喜峰口处验放蒙古入贡的贡使人员，仅限300人，但每次来人都不下“三五千人”，“云集口外”《经世文编》，卷304，3208页，“刘带川边防议”。，可以想见当时朝贡之盛！前述噶尔丹于康熙二十三年九月，遣使3000人入贡，大大超过法定200人入贡的限制。为谋生计，或向先进的农业区流动，亦造成游牧民族的向内迁徙。以顺治十七年（1660年）为例，据报：陕西洮岷一带，“蒙古阑入者将十余万人，已历有年，近来或耕种于其地。”《清世祖实录》，卷136，6页。这些事例，在各代都有，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内向的强烈趋向。问题是，历代包括清初，都对他们进入长城给予了严格限制。这种严内外之限的政策常常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因而引发出矛盾，进而导致武装冲突。
满族以世居长城外即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便不再把她的同族人限隔在长城以外；而对其蒙古人也视为一家，实行“中外一体”之策。这比起历代汉族统治者的“华夷”的观念，无疑是一个进步。元灭金和南宋政权，入主中原，北方无“敌国”，自不必设防，但她实行优待本族人、歧视“南人”和汉人的政策，不过是颠倒了“大汉族主义”的政策，表现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也是错误的。
第三部分修德中外一家（4）
圣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对蒙古人有一个正确认识。他说：“蒙古游行之地，防之不可胜防”，不能指望防御一地就能解决全部问题，关键是“控驭蒙古有道”，若“控驭无道，则何地不可为乱！”《清圣祖实录》，卷183，23页。具体说，“朕中外一视，念其人（指蒙古人）皆吾赤子，覆育生成，原无区别。”《清圣祖实录》，卷184，13页。因此，对蒙古一体“豢养”，施以“厚恩”，使之“皆款塞来归”。《清圣祖实录》，卷183，30页。这就是以德以恩固结其心，就难以发生祸乱了。这里，突出表现出圣祖的国家概念已突破以往以长城为限的狭隘观念，把“大一统”发展到长城以外的广大的“三北”地区，将其置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前述康熙三十年多伦会盟，将喀尔喀蒙古即漠北蒙古按漠南蒙古的模式，进行编旗队、设盟，成为清政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北，集中力量打击噶尔丹的离心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对其胁从者一律既往不咎，感化他们归附，一体“恩养”，乘机将西北地区归入清政权的统治之下。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和硕显亲王丹臻等人，给予了正确地总结：圣祖十余年来，“下台湾，歼灭察哈尔，定俄罗斯，收喀尔喀，从古未经服属之疆土，悉隶版图。……今噶尔丹又复剿灭，其同族之青海台吉，皆克期来朝；又素臣服于厄鲁特之哈密诸回人，亦皆输诚效命。治化之隆，蔑以加矣！”《清圣祖实录》，卷183，32页。
圣祖不修长城，撤长城之防，表面看，不过是边防思想的转变，实际上，都是对秦以来两千年间政治地理观念及国家大一统观念的巨大变革。从此，长城不再是限隔汉民族的农业区与游牧民族的游牧之区的藩篱，从而把长城内外的两个对立的部分化为一体，初步形成了多民族国家的规模，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第四部分治河安邦治国（1）
经济是一个国家或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强大与否，亦有赖于经济的发展。每当经济崩溃，凭借军事的强大也难以维持，国家政权便陷入无法挽救的危机。中国历代王朝，每至灭亡，都与经济的崩溃联系在一起。民以食为天，没有或粮食匮乏，人民生活难以为继，社会就会动荡不定，便加速了一个国家政权的灭亡。
这些，都是千古不易的道理。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是件易事。顺治朝18年，力图恢复封建经济，到顺治十七年五月，即世祖去世前半年，户部奏报：“国赋不足，民生困苦”，因为战争还没有结束，“皆由兵马日增之故”。《清世祖实录》，卷136，21页。战争仍然是经济恢复的最大障碍。而经济的困难已使清朝统治集团惶恐不安。以顺治十七年六月为例，自春至夏一直干旱无雨，世祖不得不向上苍“祷雨”，他在“祝文”中写道，因雨不足，他“昼夜忧惧，不敢宁处”。他所“忧惧”的是，干旱而使“田苗枯槁”，必将发生“饥馑”《清世祖实录》，卷137，2页。，百姓动乱，势必动摇清朝初建的统治。经济困难引起世祖内心的恐慌，溢于言表。经济带来的后果，甚至比战争遭到失败更为深刻！
圣祖即位初，国家经济与财政状况尚未根本好转。“钱粮系军国急需”，但各省“拖欠甚多”，征收上来的“甚少”。除了各地方官玩忽职守，或有侵挪等原因，主要还是民穷，难以完成应缴的钱粮。《清圣祖实录》，卷1，17页。还有些地方，经战争破坏，经济尚无恢复的迹象。就拿辽东地区（今属辽宁省境）来说，清入主中原18年后，这里还是“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在靠近边海地带，“黄沙满目，一望荒凉”；辽河以东，原属经济发达地区，“城堡虽多，皆成荒土”，如盖州（辽宁盖县）、凤凰城（辽宁境内，今仍名）、金州（辽宁省境，今仍名）等地，不过数百人，而铁岭（辽宁铁法市）、抚顺（辽宁省境，今仍名），“惟有流徙诸人，不能耕种，又无生聚，只身者逃去大半，略有家口者，仅老死此地。”《清圣祖实录》，卷2，26页。这一幅凄凉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表明经过明清战争后，残破如故，没有得到一点改善。
在封建社会，“国之大计在农”，而农业之好坏，又取决于雨水得宜《清圣祖实录》，卷6，12页。。自顺治以来，特别是中期以后，水旱频仍，农业连年歉收。对农业关系最重的是黄河，从顺治元年夏开始，几乎年年决口，朝廷征发民夫堵塞，却是屡塞屡决，黄河改道，到处冲决，数以万计百姓的生命及财产遭到严重损失，朝廷虽尽力蠲赈，却无财力满足需要。黄河泛滥，殃及淮河，而与之相联的大运河也同时被冲，遂使“运道中梗”《清史稿》，“河渠二”，卷127，3770页。，南北交通断绝，南方钱粮不能北运，国家财政大受其害。几个世纪以来，南方经济成为北方的依靠，所谓“天下财富莫盛于东南，亦莫竭于东南”《清世祖实录》，卷136，4页。。到清代，这一经济格局仍没有打破。由于黄河、淮河的水患，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上的漕运受阻，农业的主要生产地区中原和江南广受其害，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影响到清政权的稳定。圣祖已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他亲政后，就把三藩的政治问题与河务、漕运的经济问题列为他优先解决的三件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柱上”，时刻不忘，提醒自己，尽全力加以解决。很清楚，他把治黄与漕运提到治国、安定天下、巩固政权的高度来认识。治河即治国，道理即在于此。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河。从开天辟地，她就像一个伟大的母亲，用自己的乳汁，哺育我们的祖先生生息息，繁衍不止，最终凝聚成强大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她以博大的胸怀，汲取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历经千百年的积淀，汇成博大精深的黄河文化，向着四方，向着世界辐射，发出灿烂的光芒。中国历代王朝皆仰赖她的滋补，不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历史新篇章。
不容否认，黄河又是一条多灾多难的河。她带来的祸患，不知给历代造成多少灾难！她在上游地带，流经崇山峻岭之间，不能为大患。但一出龙门，至河南荥阳以东，地势平衍，水势顿减，流速缓慢，从西北黄土高原裹挟而来的大量泥沙，沉积下来，河床积高，甚至高出地面，如河在天上！每当夏秋雨季，河水溢出，冲决堤岸，淹没大量农田，城乡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害。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到历代为治理水患，前仆后继，已付出了艰巨的努力，虽收一时之效，却无法得到彻底根治。先人治河的基本方法，就是加高增厚堤坝，堵塞决口，对于泥沙的淤积，则无能为力！黄河如一匹难驭的野马，随时奔流，屡次改变河道。到北宋熙宁年间，一次大水，使黄河改道，经江苏淮安府，与淮河汇流入海。
在黄、淮汇流处，又与运河相接。运河是隋炀帝下令开凿的人工水道，自北京至杭州，长达两千多里，成为贯通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隋以后，南方经济已超过了北方，成了历代的财富之区。建都于北方的唐、宋、元及明、清历朝，京师所需都依赖南方的供应。运河一变而为隋以后各朝的生命线，把运河上的运输称为“漕运”。运河因与黄、准相连，也深受其水患之害。黄河东西流向，运河南北贯通，所以两河必然相交，不能回避，不能绕开，就利用黄河的一段，作为运河的运道。问题是，黄河发大水，不仅倒灌入淮河，使之泛滥为灾，而且又倒灌入运河，将其堤防冲坏，还把泥沙带入运河，致使河身变浅，而不能行船，运输便告中断。
第四部分治河安邦治国（2）
北宋建都于开封，元、明、清三代皆建都于北京，粮食及其他物资取自南方，黄河的运输已失去重要意义，运河成为他们的命脉。以明代为例，至成化八年（1472年），每年从南方漕运400万石粮供应京师，自此以后，即以此数为定额。《明史》，“食货三·漕运”，卷79，211页。清初，到康熙五年（1666年），“国家每年挽运七省漕粮四百万石”，运至京师。《清圣祖实录》，卷18，20~21页。以后，长期保持400万石的数额。如果漕运中断，京师百官及军民的生活，就难以为继，陷入饥荒。所以，黄河与运河息息相关，治黄就是保障漕运畅通。如康熙四年三月，圣祖指示工部：“漕运关系国用，河道理宜严肃。”《清圣祖实录》，卷14，21页。次年正月，他对河道总督朱之锡说：“运河关系国家漕粮，”同时，也关系民生《清圣祖实录》，卷18，3页。。治黄保运，实系国家治乱，不能不列为治国的一件头等大事。
自明末崇祯以来，迄至康熙初年，将近五十年间，黄河频频泛滥成灾，为害日益严重。《清史稿》认为，黄河大患始于李自成率大军围汴梁（河南开封），决黄河水灌城。考之历史，李自成决河灌城，时在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正值秋雨连绵，黄河水旺。开封在黄河南十里。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