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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织造、提督东厂，用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用太监冯元升下到户部发饷，命太监吕直劳军，以司礼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崇祯四年（1631年），由俭进而把太监派到各边疆军事重地和前线，授给他们监督将帅和军事行动及粮饷的权力，还充当皇帝的“信使”，代表皇帝劳军、转运粮饷、侦探将帅言行，等等，名曰“监军”。他们成了皇帝的“钦差大臣”，将帅们的“太上皇”。经调整后，对他们作如下安排：
王应朝往关宁（指山海关、宁远）；
张朝元往蓟镇东协；
王之心往蓟镇中协；
邵希韶往蓟镇西协；
李奇茂监视陕西茶、马；
吴直监视登岛兵饷；
高起潜监视锦（州）、宁（远）；
王坤等分别监视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今山西大同）
在京中也用太监监督各部门，如，用张彝宪总理户部、工部事务，用唐文征亲督京营军队，等等。《明朝纪事本末》，卷74，“宦侍误国”。
太监本不懂政治、军事，更无理财的才干，但他们借皇帝名义，狐假虎威，高踞各地方督、抚、将帅之上，指手画脚，稍不如意，便向皇帝报告，被告者不是被革职，便被捉拿治罪。逼得督、抚或将帅不得不曲意奉承，极力巴结，甚至双方勾结，蒙蔽皇帝和朝廷。
太监凭借特权，搜刮民财，千方百计巧取宫中财物，索取贿赂，暴敛财富，个个富有。“有明之富不在官，不在民，而皆在诸宦寺及藩邸。”《讠叟闻续笔》，卷3。这就是说，太监与封藩各地的朱姓诸王是明朝社会最富有的人！还有，由俭不断地给予赏赐，晋级加冠，也是他们增加财富的一个来源。据估计，明末“太监家私何止数百万”，大概并非是夸张之语。《明清史料》丙编，33页。
太监专横，违法乱纪，打击和迫害不合己意的朝中或边疆大员已引起正直大臣们的愤怒，他们纷纷上奏章反对太监干政，指斥太监的妄行，于是，又引发出一场持续不断的党争。
崇祯五年（1632年），工部右侍郎高弘图上疏说：“臣所在工部有公署，中则有尚书，旁列侍郎，这是制度所规定的。但是，让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两部，高踞尚书之上，这不是有辱朝廷而亵渎国家体制吗！”
南京礼部主事周镳上疏，不胜感叹地说：“内臣用易而去难，此从来之通患。”
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对太监作威作福，指令各级官员见面先朝拜他们十分不满，上奏章诉说心中不平：诸臣还没觐见天子，先拜太监，还让士大夫有廉耻吗？当初魏忠贤势力嚣张时，认他为义父的义子在夜里趴在地上朝拜，都还感到耻辱，如今光天化日之下，竟向太监朝拜，反倒不感到奇怪！国家自有觐见制度，二百余年未听说有这样的事。所以，我为此叹息。他参劾的是太监张彝宪等人，张不服，也向由俭申辩。袁继咸又上疏再辩：“知府见巡抚、总督行下属礼，这是典制，地方大员见太监行下属礼，这也是典制吗？地方司员至京，先向吏部报到，这是典制，而先拜谒太监，这也是典制吗？太祖高皇帝（指朱元璋）立法，太监不得参与外事。如果一定用太监约束各级官吏，这是以往所不曾有过的事！”
崇祯九年（1636年）十月，工部侍郎刘宗周向由俭发出呼吁：“今天下缺乏人才，还不至于尽出太监担当重任，他们的实权和地位等于总督，那么，将置地方总督于何地呢？而且小人与太监每每相互标榜，势必造成党争。”《明史记事本末》，卷74，“宦侍误国”。
类似这样的奏疏，书不胜书，诸臣劾太监，太监劾诸臣，把朝政搅得混混沌沌，难见清明，但结果总是太监得胜。因为太监得到皇帝的偏袒，百般保护，而劝止重用太监的大臣，特别是揭露太监劣迹的人，都受到皇帝的惩罚，轻则训斥，重则降级或罢官。像前边提到的高弘图因与太监不能共事，连上七道奏疏，请求退休，由俭一怒之下，将他削籍为民。周镳刚直不阿，揭了太监的短处，含蓄批评皇帝袒护太监也遭到同样的下场文秉：《烈皇小识》，卷3。。袁继咸批评太监劣迹，被皇帝痛斥一顿。即使揭发是实，由俭也“不听”、“不问”，听之任之。相反，还极力为其辩解。崇祯九年（1636年），由俭任命太监提督天寿山，当天接到命令，当时就出发了。他抓住这种类似的小事，对阁臣们说：“内臣（指太监）即日就道，而侍郎接到命令三日未出，为什么还责怪朕用太监呢？”只要太监想整哪个官员，由俭很快就批准，予以惩治。由俭初政时，改变先朝用太监的政策，不幸的是，他又重蹈覆辙！
第一部分农民摧毁明朝（3）
明末党争，同时也在朝廷官员之间进行，他们各立门户，各聚集同伙，相互攻击。兵部员外郎痛切指陈党争之祸，说：“当事者借皇上（指崇祯）刚毅，而佐以舞文击断之术；借皇上综核，而弛其讼逋握算之能……皇上图治之圣心，为诸臣斗治之捷。”文秉：《烈皇小识》，卷3。
政治混浊，文武不和，言官攻讦，太监专横，监察失察，崇祯朝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在农民军与清军的内外夹攻下，由俭“用法益峻，功罪不假贷”《明史·郑崇俭传》，卷260，731页，见《二十五史》，上海书店，1985（下同）。，许多封疆大吏，朝廷要员都成了政治败坏的牺牲品，冤死在屠刀之下。据统计，崇祯朝处死的总督大员达七人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卷36，819页，中华书局，1984。，他们是：刘策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因崇祯二年（1629年）清军由大安口突入长城，没有抵御，受到弹劾，于次年正月被逮捕，处以死刑《明史·刘策传》，卷248，693页。；袁崇焕受任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是抗清名将，由俭听信流言，又误中皇太极反间计，将他逮捕。魏忠贤余党王永光、高捷数人乘机“谋兴大狱”，群起而攻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崇祯三年八月，处以残酷的磔刑而死《明史·袁崇焕传》，卷259，729页。；杨一鹏身负漕运总督、江北四府巡抚重任，以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失陷祖陵所在地凤阳罪被诬告，斩首处死《明史·杨一鹏传》，卷260，732页。；郑崇俭为陕西三边总督，以镇压张献忠农民军不力，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五月被斩首《明史·郑崇俭传》，卷260，732页。；熊文灿任兵部尚书、兼任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总督，同张献忠作战失败，不问原因，于崇祯十三年十月被处死《明史·熊文灿传》，卷260，731页。；赵光忭任蓟州、永平、山海关、天津军务；范志完任蓟辽督师，协同抵御清军，以逗留不进，怯懦不战等罪，同时被捕，于崇祯十五年四月被斩于北京西市《明史·赵光忭传》，卷259，729页。。
除以上七人，还有遵化巡抚兼都御史王元雅于崇祯二年因清军攻克遵化，畏罪自尽《明史·庄烈帝本纪》，卷23，44页。；同年，万历时任辽东经略、四路丧师的杨镐，被言官追论当年丧师之罪，交章攻击，终被逮处死《明史·杨镐传》，卷259，724页。；崇祯五年（1632年），又处死天启二年（1622年）丧师于广宁的巡抚王化贞《明史·王化贞传》，卷259，727页。；九年，宣大及山西总督梁廷栋也以京畿遭清军残破畏罪自杀，兵部尚书张凤翼亦惧罪与梁同服毒死《明史·梁廷栋传》，卷257，717页。。
这些人都受命于危难之时，大多还能尽心报国，很不幸的是，他们都没有死于战场，却一个个被推上了断头台，死于非命。他们中确有些人犯有过失，以功抵罪，至多革职而已。朱由俭刚愎自用，多疑而猜忌，听任言官随意攻击，大开杀戒，不仅诛杀了大批督抚一级的要员，就连总兵一级的将领也杀了不少，致使国家丧失大批有用人才，再加上死于战场的，再也无人给他效命了。清朝修《明史》，就袁崇焕冤死一事评论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卷259，729页。袁崇焕死得早，其后死的人没有谁能超过他的胆识和能力。所以，从人才的惨重损失也看出明朝必亡的征兆。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处死如此之多的高级将领、统帅，其精华丧失殆尽，朱由俭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明朝统治集团正在无可挽回地溃烂下去，已经没有实力去应付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军的攻击。正如人们所熟知，明末农民大起义是由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的。如前面所说，崇祯元年延安闹饥荒，王嘉胤等已举起了义旗，米脂（陕西米脂）人李自成就是在这个时候投奔到王嘉胤麾下，开始了他的反明斗争生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另一个著名领袖张献忠也是延安人，亦于同年加入王氏起义的行列。在历经十余年磨难，几经生死之间，终于在崇祯十三年底至次年（1641年）初，李自成始获大转机，他的队伍发展到数十万，饥饿的流民百姓从者如流，起义军声势大振。自此，李自成已完全走出困境，如蛟龙入海，其势迅猛异常，在中原大地纵横驰突，所向披靡，明军非败即降，不堪一击。有关明末农民战争，已有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之“李自成之乱”，今人著名学者顾诚教授的《明末农民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79。都有详尽的叙述。
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率大军流动于秦、晋、楚、豫，“攻剽半天下”。天下的确大乱了，明朝已是风雨飘摇，处于亡国的前夜。以农民军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的河南为例，该省巡抚秦所式描绘了大乱的惨状：中州五郡已被蹂躏，八十余城“尽为瓦砾”；自永城（今仍名）至灵（宝）阌（底镇），自宛、汝（州）抵黄河畔，方圆千里“皆土贼”，大股的数万，小股的数千，“栖山结寨，日事焚掠”。河南明军所剩不满万人，已缺饷达五个月之久。经十余年战乱，河南“人烟几断”。保定巡抚向朝廷报告：他从江淮进京，沿途数千里，所见被攻陷之城，“固荡然一空”，即使是一座完城，也“仅余四壁，蓬蒿满路，鸡犬无音”，竟未遇见一个耕种之人！他不禁哀叹：“土地人民，如今有几？”朱由俭看了这些悲惨的奏章，当即灰心丧气，流下了一行行泪水……《明史纪事本末》，卷78，1350~1353页。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改西安为长安，正式称王，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任命牛金星为丞相，设六政府尚书等，已具政权规模，与明朝已成鼎足之势。此时，张献忠横行于湖南、江西、广西诸省，也于同年攻入四川，割据一方；还有关外清政权，领有东北及内蒙的广大地区，明朝已被分割，天下一分为四，大乱已达极点。
第一部分农民摧毁明朝（4）
二月，李自成率大军，号称百万，向明朝发起总攻击。先渡黄河，直取太原，下宁武（山西宁武）、大同、宣化等边防重镇，明晋王、代王皆被杀，明将或拒战而死，或开门迎降。京师西大门——居庸关，其守关总兵唐通与监军太监杜之秩不战而降。农民军长驱直进，于三月十三日抵京郊昌平，明诸帝陵寝付之一炬。十七日，兵临京城。此时，朱由俭正召问群臣对策，无一人说话，惟有悄悄流泪而已。及至闻报农民军攻城，这才如梦初醒，朝臣们一哄而散，由俭呼天不应，瘫坐在龙椅上。明朝亡国就在眼前！
十八日，农民军展开大规模攻城。至夜，太监曹化淳悄悄打开了彰义门，农民军一拥而入，如滔滔洪流，势不可挡。瞬间，北京城明军防御完全崩溃，即转入农民军之手。
朱由俭走投无路，没有人理睬他，诸臣各顾自家性命，连皇帝也不在话下了。举凡亡国，大抵如此。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朱由俭这位亡国之君死得很悲壮，在最后时刻，只剩下一位贴己的太监王承恩同他在一起，并同登煤山，陪他一起自缢而死。此前，他已逼皇后自尽，本欲砍死公主，却只断其一臂，仅留下三个儿子。一代帝王之家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
崇祯帝朱由俭吊死煤山之际，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入承天门”，牛金星一大批核心人物骑马左右簇拥，踏进了二百多年的禁地——皇宫，即俗称紫禁城。《明史》，卷309，“流贼传”，870~871页。李自成攻打北京的经过，各种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论著已有详细论证，本书不再赘述。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天。它宣告明朝从建国到这一天共276年的统治正式结束。如同人的生命，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转瞬之间，已化为历史的烟云，不复存在了。明朝的灭亡，同建国一样轰轰烈烈，不过，更多是悲壮、凄惨。这是自万历中期以后腐败至糜烂的必然结局。
李自成从一个驿卒，历经艰难险阻，出生入死，发展成为拥有百万之众的领袖，以雷霆万钧之力，横扫明军一切抵抗，一举夺取了北京，推翻了明朝这座根深蒂固的大厦，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奇迹。不管他个人的最终命运和结局如何，他所做的一切，却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迎来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一点，人们不应该忘记。
明朝之亡，不能说完全亡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之手。这只能是部分原因。明朝的不幸，是在它的末年还遇到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这就是山海关外即崛起于东北地区的清政权。它是以满族为主体，联合汉蒙地主贵族及东北诸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努尔哈赤、皇太极雄才大略，是满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他们的率领下，满族生机勃勃，借助于他们的骑射长技，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万历四十六年的萨尔浒大战，奠定了本民族生存的基础，为后金（清）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清崇德五年（1642年），在今辽宁境内的松锦决战，大败明军13万，全歼其精锐，连夺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四城，距山海关也仅咫尺之隔。此战之后果，直接为清军进关准备了条件。皇太极生前，屡次率大军突袭关内，反复蹂躏，消耗其大量的有生力量，使之不可复振。不言而喻，清朝的崛起和迅猛发展，成了明朝的心腹大患，迫使它两线作战，即西边打李自成，东边击清军。当清军激战松锦时，已为农民军牵制了明精锐，若无清政权的配合，李自成是很难如此迅速地攻破北京城的。他与清朝的差别，仅仅是捷足先登，抢先一步占领了北京，居于亡明第一功的历史地位。
明朝的这一结局，外部原因如清政权与农民军的合力进攻，但说到底，还是它自身内乱，逐渐引发全国性的大乱。它自身之乱，是上下官员的极端腐败，最高统治者皇帝昏庸，进而导致各项政策紊乱，随心所欲，激发民族矛盾而有女真人的勃兴；激发阶级矛盾而有李自成、张献忠之揭竿而起。而两方面的合力则灭亡了明朝。从她自身来说，也是她灭亡了自己，造成了两个“掘墓人”，最终把她送进了坟墓。
第一部分清军幸运进关（1）
1644年，在中国编年史上是值得纪念的一年：
在这一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了一代王朝——明朝的一切抵抗，将农民军义旗插上了北京城头，宣告明朝灭亡；
在这一年，虎视明朝已久的清政权，乘机倾国出兵，金戈铁马，奔流进关，一举夺取明帝宝座，君临天下；
在这一年，李自成退出北京，为清军所追逐，一败涂地，迅速走向败亡……
1644年所发生的这一切事变，先是由李自成领导农民军结束明朝的历史行程，为自己创造了辉煌的时代，可是，曾几何时，农民军的辉煌为清军所替代，并开辟了清朝的新纪元。这一戏剧性的变化，却决于瞬息之间：由于清军的勇猛参与，迅速改变了他们各自的命运，也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航向。
清军进关，是1644年事变的一大关键因素。当然，如果清军没有乘时进关，也许中国的历史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也就不会有“康乾盛世”。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们只能从已存在或已发生过的历史去探索其秘密，揭示出隐蔽在种种现象后面的真相。
平心而论，清军进关是很幸运的。说她幸运，就在于历史的必然性与事变突发的偶然性在1644年巧合，为清军进关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而清朝的决策人物不失时机地捕捉住这一机遇，获得了历史性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