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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乡试省区正副考官四月贵州正考官：大理寺评事符渭英；副考官：中书易道沛五月四川正官：户部郎中徐渭弟；副官：中书杜镇五月广东正官：兵部郎中王天成；副官：行人洪琮五月广西正官：刑部员外郎李为霖；副官：中书陈廷枢六月福建正官：内国史院检讨熊赐履；副官：工科给事中何澄六月云南正官：兵部主事蔡驺；副官：行人朱张铭六月浙江正官：内国史院侍读学士李仪古；
副官：吏科给事中李鹏鸣六月江西正官：弘文院侍读陈水；副官：吏科给事中刘如汉六月湖广正官：内国史院检讨王钟灵；副官：户科给事中俞之琰七月江南正官：内国史院编修王勗；副官：工科给事中王日高七月陕西正官：吏部员外郎刘子正；副官：兵部主事许畅七月河南正官：吏部主事王士禄；副官：礼部主事柯赓昌七月山西正官：太常寺少卿杨桓惫伲夯Р坷芍型跸筇炱咴律蕉伲盒炭聘轮姓盼┏啵桓惫伲豪癫坷芍姓庞θ鹌咴滤程煺伲耗诤胛脑杭焯职啄苏辏桓惫伲杭焯终惭涟嗽掳似炻珊壕胂缡裕阂阅诤胛脑貉柯廾簟⒛诠吩菏潭裂克章衬尽⒗癫孔笫汤刹佳瘴骺脊佟Ｉ媳砟谌荩谴印肚迨プ媸德肌罚砭胖屑觯勺什慰肌！ �
考试内容，也做了预先规定。就在通令各省乡试时，礼部遵旨，议决：从甲辰科（即康熙三年）开始，乡、会试“停止八股文，改用策论、表、判。乡、会两试，头场策五篇；二场用四书本经题，作论各一篇、表一篇、判五道。”《清圣祖实录》，卷9，24页。后经两科考试，到了康熙七年（1668年）因遭多数人反对，便又恢复了八股文体，原考试两场也恢复了三场制。
八月，全国各省同时举行乡试。由中央统一按比例分配名额，择优录取。《实录》载本年九月八旗乡试取中举人：满洲21人、蒙古17人、汉军最多，取中姚启圣等118人，送至吏部录用，任以官职。《清圣祖实录》，卷10，1页。
继乡试之后，各省中式举人汇集京师，举行“会试”，取中者再参加“殿试”。康熙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在太和殿前，“策试天下贡士沈珩等”。所谓“策试”，是由圣祖提出有关治国安民的现实问题，作为考题，责成参加“殿试”的“贡士”们给予对策性的回答，“各抒所见，详切敷陈，朕将亲览焉。”《清圣祖实录》，卷11，20~21页。二天后，即三月二十四日，圣祖接见全体应考的殿试贡士，逐一唱名，公布结果，严我斯等199人被分别赐给“进士及第”及“进士出身”等荣宠之名。《清圣祖实录》，卷11，21页。四月，授予一甲进士严我斯为内秘书院修撰、李元振为内弘文院编修、秦弘为内国史院编修。《清圣祖实录》，卷11，26页。不久，又任命进士严曾榘等15人为庶吉士，教习满书。《清圣祖实录》，卷12，5页。闰六月，在礼部还有等待安排职务的候选推官、进士、举人共268人；还有候选知县、进士、举人，及旗下举人、贡监荫生1533人。《清圣祖实录》，卷12，19页。因为空缺职务少，而人多，这些人才尚待时日，逐一任命。
除以上文职儒生乡试、会试、殿试，同时还举行武乡试、会试、殿试。在各省乡试之后，即于当年九月二十一日举行武会试。至十月，圣祖赐殿试武举人吴三畏等100人为武进士及第、进士出身等功名。《清圣祖实录》，卷13，5、10页。
一场文武人才的考选，持续半年多才结束。每三年大考一次。全国投考的人数，逐年增加，京师考场称“贡院号舍”，也逐年扩建。到康熙五十二年，已进入“盛世”，贡院号舍达7400余间，而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考举人共7490余人，朝廷不得不酌量添造《清圣祖实录》，卷260，14页。。可以看出全国知识界对参与国家各级政权的高涨的热情。人才便通过科举的渠道，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央及地方，保持了官吏队伍的新陈代谢。新生力量接续进入国家各级政权，带来了政治的活力。
科举取士，惟才是取，不计年龄长幼。世祖曾说：“国家取士以才不以年。”阮葵生：《茶余客话》，卷2，52页，中华书局，1959。自秀才参加各级考试，既有英俊青年，也有年过半百之人，还有白发老人，同场考试。有个叫尹之逵的儒生，广东东莞人，于顺治十四年（丁酉）中举，以后屡考不中，直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年已80，始中进士。主试官严思位赠诗祝贺：“六十年前攀桂客，天留硕果到今时……”《茶余客话》，卷2，53页。传为科场佳话。以今天的观念而论，此公功名利禄心未免过重。但从另个角度看，此公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毕竟实现了他的人生目标，其奋斗不已的精神，不能不令人惊叹。
第四部分笼络知识阶层（5）
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圣祖又创设“博学鸿儒科”。此为科举取士之一种。原创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称作“博学宏词”。至宋，亦沿袭此制。从其名称，可知被录取者必是博学之硕儒，才冠当世。它是在进士之上的最高级的科目，要求极高，录取极难。唐宋两代，登入此科者，未有几人。元明时，仍以进士科为主。清初，一仍明制，在康熙十七年以前，还没开博学宏词科。康熙九年，曾发出呼吁，颁诏全国，敦请隐居而不出仕的大儒应诏，为清朝效力。命中央及地方官各举所知，向朝廷推荐。结果，应诏者寥寥。事实是，隐逸之士、博学大儒囿于传统的固有观念，心怀故国，不愿同一个异民族的政权合作。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一批仁人志士，虽腹有经天纬地之才，亦不为清朝所用。
雄才大略的圣祖深知人才难得，得之为清朝所用，大有利于治国。更重要的是，笼络住这些有影响的人物，也就争取了汉人之心，博得他们对清政权的拥护。所以，他以延揽这些人为对象，特设“博学鸿儒”科。他把唐时所定“宏词”改为“鸿儒”，意义与内涵都不同。前者强调词章方面的才能，而后者则给予本人以“鸿儒”的美誉，表示他对“鸿儒”的渴求和尊崇。
圣祖在开设“博学鸿儒科”的诏书中要求吏部：“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政使）、按（察使），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尔部即通行传谕。”
圣祖提出的被荐举对象，极其广泛，几无限制。这些人包括：现任的官员、未出仕的人、平民百姓、被罢退之士，只要“绩学能文”，均准荐举。诏令一下，大学士李霨等推荐原任副使道曹溶等人，共77人。《清圣祖实录》，卷71，11~12页。各省接到此令，都遵旨积极物色本地名儒，向朝廷推荐。
康熙十八年二月，“膺荐人员，已经到（吏）部”报到。据载，直隶荐举15人，江南67人，浙江49人，山东13人，山西12人，河南5人，湖广6人，陕西9人，江西3人，福建3人，贵州1人。像湖南、广东、四川、云南、广西等省，正在同吴三桂叛军作战，未能推荐，已得上述部分省份荐举183人。（清）福格：《听雨丛谈》，卷4，70页，中华书局，1959。又，《清圣祖实录》，卷80，1页，载：“荐举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各书记载不一，今从前书。
三月初一日，内外诸臣荐举的博学鸿儒183人齐集体仁阁。圣祖接见完毕，马上举行考试。试题共二道：一是《璇玑玉衡赋》，一是《御制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考试结束，将试卷进呈圣祖亲阅，再交由阅卷官大学士李霨等4人共阅，提出录取人选，最后由圣祖钦定，决定彭孙遹、汤斌、朱彝尊等20人为一等；以李来泰、毛奇龄、施闰章等30人为二等，共50人被录取。《清圣祖实录》，卷80，14页。《听雨丛谈》，卷4，70页所记取中五十人，与《实录》同。惟“彭孙遹”三字，《听雨丛谈》将其颠倒，写作“彭遹孙”。今从《实录》。取中之多，合唐宋两朝所不及！因为圣祖本意是广招人才，取其大才而不计其微陋之疵。
取中50人，尚有三分之二的人未被录取。圣祖也做了妥善处理：现任在职官员“仍归原任”，候补者（指职务等待候补。因无空缺，故称）“仍令候补”，未仕者“俱著回籍”，对其中年老者，如浙江钱塘人王嗣槐等七人，俱赐以内阁中书衔，“以示恩荣”。《清圣祖实录》，卷80，14页。参见《听雨丛谈》，卷4，75~83页。
与此同时，圣祖亲临太和殿，隆重举行“殿试”，唱名状元，赐一甲一等归允肃等151人分别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清圣祖实录》，卷83，11页。
一时之间，天下人才荟萃，可谓盛况空前。难怪人们感叹：“康熙年间，人文最盛。如朱彝尊、潘耒、冯勗、严绳孙、李笃、法若真、田雯、高层云、戴王纶诸人，皆为海内知名之士。”《听雨丛谈》，卷4，84页。这些名士，或征于博学鸿儒，或赴“殿试”，皆中榜首，成为一代名臣。乾隆时进士阮葵生遍阅内阁大库档案，当看到康熙己未（十八年）博学鸿儒科选考详情，不禁盛赞：“康熙己未，鸿博之征，一时人才搜罗殆尽。盖国家定鼎数十年，德意培养，文教昌明，如宝山初开，琳琅尽献，猗欤盛矣。”《茶余客话》，卷2，40页。
第四部分笼络知识阶层（6）
广大士子积极而踊跃参加科举考试，隐逸民间或山林之间的名儒纷纷应博学鸿儒之征，前往京师，朝见圣祖。我们从《己未宏词科征士题名》中看到，明末清初著名的抗节名士黄宗羲也在被征之列，只是因“患病不到”而没参与博学鸿儒科考试。是时，圣祖正筹划修撰《明史》，黄宗羲仍被征进京，终因年老有病而未赴任，但同意将其所著之书提供给史馆。他本人不能入馆，令其子黄百家赴京师参修《明史》。当然，也有以各种理由而“辞不就征者”，如顾炎武、王揆、徐夜、闻性道、万斯同、王曾武、李清、仲治胡、周鼎、冯京、崔华、费密等12人，没有参加博学鸿儒的征选。《听雨丛谈》，卷4，103页。该书引自秦瀛《己未博学鸿词录》，所记12人未参加征选，当属准确。这12人中，顾炎武、万斯同等最为著名。顾氏是一代名儒，而且抱有反清复明之志，特别是他对专制政体的激烈抨击，透露出深刻的民主思想，不愧为17世纪最先进的中国人！但从三藩之乱前后，他对清朝的态度已开始变化。吴三桂发动反清的战争时，曾号召明朝的仁人志士参加他的事业。他同黄宗羲一样，拒绝同吴氏合作，置身于这场大动乱之外。他没有应诏赴京参加博学鸿儒的遴选，而在思想上却已放弃反清复明的理想，专注于个人的学术研究。万斯同已是当时著名的历史学者，精通明史，海内闻名。他被推荐为博学鸿儒的人选，没有赴京应试，却应诏参加纂修《明史》。他提出的条件是，不入史馆，不署衔，不受俸，只以“布衣”百姓参与修史。他不愿受清朝官衔，不食清朝俸禄，不过是固守他的名节，但不拒绝同清朝的合作。朝廷予以宽容。参见《康熙大帝全传》，71页。还有他的侄儿万言也应聘至京修史。
清朝开科取士，大量起用儒生士子；开博学鸿儒科，吸收硕儒名士，极尽笼络、推崇之意，连顾炎武、黄宗羲这些曾激烈反清的抗节名士也放弃了对清朝的敌视与反抗，表明顺治以来特别是圣祖的一系列重知识、重人才的政策已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果。
总结历代的治国经验，凡是重人才、用人才无往而不胜，天下就会大治，统治就会巩固。如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明“永宣之治”，无不人才济济，人文昌盛。即使如战国纷争，各为自己的生存发展而图强，无不千方百计招揽人才，把他们置于崇高地位，拜求治国之道。故各类人才脱颖而出，出现竞争人才的空前盛况。三国鼎足，天下分裂，却出现俊才如林，各展风采的壮观景象。总之，无论创业、守业，无论是治乱、治国，都绝对离不开各种各样的人才。不容否认，人才是一代社会中的精华，以他们的政治理想和超逸的智慧，不能不居于社会的领先地位，成为社会前进的最富有活力的能动力量。历史又证明，摧残人才，不仅窒息了社会的活力，也摧毁了政权的自身。秦始皇焚书坑儒，把儒生视为敌对力量而加以打击、迫害，失去知识阶层的支持，也就自断了生命之源。隋炀帝荒淫，置国事于不顾，有志之士或被杀，或被贬斥，最终以众叛亲离而亡国。明末遭宦官之祸，党争相继，凡稍挟忠义，负有才华之人，皆遭迫害致死；而崇祯帝性猜忌而多疑，有过错轻则罢斥，重则诛杀，以至朝中无人才，小人、庸人垄断朝纲，在存亡于呼吸之间，无人肯出一谋，白白断送一代江山！一代政权的治与乱，兴与亡，固然原因多种，但人才之得失，是其重要因素之一。
清朝君临天下以来，不断地深刻总结明代及历代经验教训，趋利避害，刷新政治，重在争取人心之转变，由倾心于前明而转向清朝。对知识阶层的思想转化，是清朝得以立足，进而取得长治久安的重要原因。
振兴文化，大量编纂图书和刊行儒家经典，是吸引知识阶层，发挥他们作用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举措。
不妨先从编纂《明史》说起。
早在顺治二年，朝廷就急于编纂《明史》。此举，意在表明明朝的历史已经结束，清朝已开始了新纪元。同时，欲以修史来吸引原明士大夫，参与其事，以示笼络。但当时清与南明诸政权的战争还在激烈进行，难以集中全国最优秀的人才，而资料多毁于战乱，一时也不易搜罗。再说，如何评价南明，是是非非，难有定评。此事因而不了了之。
康熙四年，又重提修《明史》。圣祖指示，“广搜前明天启以后事迹，以备纂修明史。”得到朝廷内外的一致支持，赞赏此事是清朝的一大“盛典”。《清圣祖实录》，卷17，2页。在筹备过程中，因三藩之乱而暂时搁置起来。
迟至康熙十七年正月，征选“博学鸿儒”时，再次开局修《明史》。十八年五月，任命内阁学士徐元文为《明史》监修总裁官、掌院学士叶方蔼、右庶子张玉书为总裁官。《清圣祖实录》，卷81，8页。十二月，徐元文上疏，推荐纂修《明史》官员，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傅腊塔等18人，分别为提调官、纂修官，前举博学鸿儒中选的彭孙遹等翰林院编修50人，都参与分纂《明史》。圣祖一律照准。《清圣祖实录》，卷87，10~11页。二十一年（1682年）六月，再次调整纂修官，改用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李霨、王熙为监修总裁官，命内阁学士阿兰泰、王国安、翰林院掌院学士牛纽、侍读学士常书、侍讲学士孙在丰、侍读汤斌、侍讲加侍读学士王鸿绪为总裁官《清圣祖实录》，卷103，7页。。圣祖以内阁重臣和名儒主持《明史》编纂大计，显见圣祖已将《明史》的修纂列为他的一项大政，如他说：“纂修《明史》，事关紧要，更极繁难，若监修、总裁人少，恐或偏执私见，不符公验。”《清圣祖实录》，卷103，3~4页。他选用以上重要人员亲董其事，就反映了他的这一意图。
圣祖力主修《明史》，博得了原明士大夫的拥护，积极参与，历四十余年之功，到圣祖去世前，已完成全部书稿，经雍正朝再修定，于乾隆初年定稿、刊行。
第四部分笼络知识阶层（7）
满族及其创立的清朝，从总体而言，其文化水准低于汉族，但由于其肯于学习，善于学习，不断吸收汉文化。入关后，即使在战事还在激烈进行之时，仍然重视文化，整理典籍，编纂图书，不遗余力。顺治时，已修成《祖宗圣训》、《顺治大训》、《通鉴全书》、《孝经衍义》等书。圣祖时，战事基本结束，所谓“偃武修文”，动员和征选各方面人才，投入文化建设。
举其要旨，简列如下：
顺治十八年（1661年）六月，议修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
康熙十八年四月，命镇国公苏努为总裁官、大学士勒德洪等6人为副总裁官，纂修《玉谍》；
康熙二十一年，圣祖以他平日所作诗及群臣唱合的诗合为《御制诗》刊布，圣祖亲自为序，记其君臣“雅颂之音”，以“昭升平盛事”《清圣祖实录》，卷101，6页。。同年十月，以大学士勒德洪等为总裁、内阁学士阿兰泰为副总裁，纂修《平定三逆方略》，记撤藩、平定吴三桂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