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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北方：南方似乎成为了人们的精神家园，尤其是母亲们的精神家园，而北方却总是令人生厌。这是因为北方在汉文化语境中实在是圣武精神的发源地，最高统治者总是座北朝南，这样，南方就只能是在江南这一具有诗性文化意蕴的人文概念基础上的充分艺术化、象征化，对南方的向往实际上是史铁生希望通过艺术超越世俗权势的努力。到了晚年，母亲们都孤身回到南方去了，她们将长眠在那里。或许只有长眠在那里，才能回到爱的怀抱。而且，那个写天书的老人也终于到了南方，在南方写天书的老人会完成他的夙愿吗？
宗教：史铁生其实并不信任何宗教。他很清楚任何宗教都可能意识形态化。史铁生信奉的是一种更为本真的东西——宗教情怀。这种情怀是一种人文理想，是良知的栖息地。史铁生或许认为惟有持守内心的真诚善良与悲天悯人，惟有对所有人的平等尊重，像著名的异端神学家拉•；薇依所做的那样，才可以与世俗的专制相抗衡，乃至进行有效的救赎。
宿命：这是史铁生无法超越的地方，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命定。当然，他并不甘心，所以他又认为人可以超越宿命进入他所不知道的“第四维度”。然而，这却又陷入了“神秘”的深渊。正是这种思维上的矛盾与痛苦意味着史铁生在达到对传统文化“重审”所应有的高度后，企图建构民族新文化的人文理想。这种矛盾和痛苦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与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闲读中西》 第一部分说说《务虚笔记》（2）
几个人物
O。首先，必须说O，O的悲剧命运与所有其他人物均息息相关。事实上，《务虚笔记》就是O一生悲剧命运的展现与她的悲剧命运之于其他人关系的艺术思考。而在O的悲剧命运的讨论与思考中又插进了上两代人的悲剧命运。这样，将历史与现实交织起来，使O的悲剧命运有了民族整体命运的隐喻功能。
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以字母命名的，这并不表明人物的命运具有不确定性更不意味着这些人物仅仅是一种理念的符号。既然史铁生认为人的独特命运源于人意识到自我与世界的分离，那么O之所以为O而不是其他就是因为O是她自己。O的一生是极富感性活力的一生，而正是这鲜活滋润的感性生命的死亡恰恰在最大程度上揭示了汉文化语境的终极奥妙，即越是鲜活滋润的感性生命越能负载起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思考与追问。所以，无论是O还是Ｚ、Ｗ、Ｌ、Ｃ、Ｆ等均是感性生命与理性思考的和谐统一。
因此，O的悲剧命运就是注定了的，因为她实质上就是“爱神”的化身。O总是不计一切地追求绝对纯净绝对平等的爱情。在O眼中，世俗的一切黯淡无光，在O身上，氤氲着浓郁的无视功利价值的超理精神和自由意志。然而“势”是人们的终极追求，差别是神意的体现，O怎么不死。而大有深意的是，O虽死于Ｗ对人世的绝望，但却在死前表示了绝对不反悔。这其实是史铁生在表达自己至死不渝的世俗关怀，表明他坚信爱神创造了世界，有一天她也会支配这个世界。
Ｚ。Ｚ之所以为Ｚ是源于其在爱神的宫殿——白色大楼房内的受挫感。只有Ｚ才最深地感受到了爱情的巨大压力，因为Ｚ本质上就是“政治王权”的化身，而汉文化语境中，“爱”与“势”又水火不相容。在中国古代，爱情与阴谋同义。一个时代的覆亡往往归咎于几个可怜的女人，如妲己、褒姒、杨贵妃。这就是说爱情总会令统治秩序崩溃，所以Ｚ与O是先天对立的。O被其逼死实属必然。Ｚ对世界充满了恨，他只爱自己，这是专制者最本质的性格。Ｚ的理论就是这个世界充满了差别，高居于差别顶端的是最高贵最伟大的英雄。他的一生都是为了成为这样一个人物去俯视芸芸众生以体会那种惟我独尊感。史铁生的超人之处是将其定位于一个艺术家，从而彻底提示了知识艺术在汉文化语境之中是权力的工具的奥妙。Ｚ的另一重性格是主奴性格，他一方面狂傲自负以英雄自居，另一方面却又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向世俗卑躬屈膝，甚至向国外画商介绍他的母亲为女仆。Ｚ的主奴根性深刻体现了汉文化语境中人以“势”为终极价值后的必然异化趋向。就这一点看来他还是一种知识者的形象缩影。
Ｗ。Ｗ或许最能代表中国知识者的整体形象。Ｗ曾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然突如其来的政治浪潮将他的良知几乎扫荡得干干净净。他在权势与爱情之间的两次选择（第一次是O，第二次是Ｎ）似乎并不艰难。第一次选择他或许有过痛苦，但十年动乱使他自认为要拯救世界就得依靠权势，而权势与爱情是对立的。所以他抛弃了O，以接受一个无爱的家庭为代价而进入了仕途。然而，进入仕途后他发现世界不需要他拯救，他也无力拯救。事实上，进入仕途后他拯救的原初目的也消失了，权力成为他的终极目的。但Ｗ毕竟爱过而且爱得很深，所以他在无爱的婚姻生活中与无爱的官场中隐隐看到了自身作为人的异化，所以，他又渴望爱情，希望爱情能够拯救他。于是他在邂逅了几乎与O长得一样的Ｎ后迅速陷入了“爱河”，然而一旦与Ｎ的恋情危及到他的政治前途，他马上干净利落地斩断了与Ｎ的联系，自我拯救的努力于是化为虚妄。他和Ｎ之间的恋情本质上只是权势的一次猎艳泄欲行为，是古代男子在维持好家庭秩序后尽可在外寻花问柳的现代翻版。
对Ｚ和Ｗ进行比较是重要的，Ｚ是权势本身的化身，Ｚ的痛苦事实上是权势自身膨胀的本体痛苦，而Ｗ的初始目的是企图通过权势的力量来反击这个争名夺利的世界，即以恶制恶。然而权势不是手段而是本源本身，所以他一旦陷进去，原始的拯救目的就自然消解了，只剩下了权势本身作为目的左右着Ｗ的人生方向。所以Ｗ的痛苦不是本体意义上的痛苦，但却自具一种灵魂搏斗的感性力量令人扼腕。Ｗ和Ｚ事实上是知识分子的两种典型。前者以拯救为目的最终全面异化，后者则本身就是邪恶，其目的即奴役世界。O始则见弃于Ｗ终则绝望于Ｚ，其命运饱含了无爱的国度里难以言说的悲哀和痛楚。
Ｌ。Ｌ是一个诗人。诗人的爱情却被贴在墙上供万人唾弃，就好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但中国没有上帝，诗人的爱情难以复活，所以诗人总在流浪中寻找。他没有寻找到失去的爱情却在不断的性经历中更深地陷入了绝境。Ｌ的悲剧命运显示了在大政治伦理文化语境中性只具有生理意义而没有任何精神超越的可能。然而Ｌ仍旧在流浪，他没有放弃他的目标。史铁生或许想通过这一形象暗示这个世界里的诗人何为。
Ｆ。Ｆ是医生，但同时也是哲学家，因为他总是试图破译人的奥妙，从而拯救人的灵魂。Ｆ好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事实上一夜白头的Ｆ恰恰是最懂爱情的人，也正是因了爱情他才无视世间的一切功利价值，而沉沦于对人的研究之中。Ｆ最终没有找到拯救的途径，或者找到了但死亡却带走了他的答案。然而，他与O一样的超理追求是这个世界一点难能可贵的亮色。
老人。他没有名字。老人总在写一本谁也看不懂的书。他的记忆永远停留在十年动乱前与妻子的情爱生活上。这个形象不仅是民族政治迫害的集体无意识显现，还体现了作家的一种理想，一种企图重建民族文化的理想，因为文化总是文字的文化，权势最终体现为语言的专制，而老人总在用这个世界所没有的文字写着一本有关儿童的书，老人在写书余暇就是回忆十年前与妻子的爱情生活，他是不是要重构一套以爱情为价值旨归的话语体系呢？至少，他彻底拒绝了乌托邦话语。面对这个形象，我们不能不随时警惕自己为巫术思维方式所驱使沦为乌托邦话语的奴隶。
Ｚ的叔父。这个老人一生都在爱情与名誉间进行选择，其痛苦可想而知。他的一生事实上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权势的意识形态保护色诸如革命、正义、真理、主义等对爱情的扼杀。
这种简单的点评完全不能展现《务虚笔记》的艺术魅力与思想深度是显而易见的。我只能说这是一部爱神在以“势”为终极价值的人世间受难乃至死亡的书。正是通过“爱情”与“势”关系的人生化演绎，史铁生揭示了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之根，同时也显示了自己企图重构民族新文化的意向。
寻根的时代因这部必将具有文学史价值与思想史价值的大书而终结了。一个新的无须反顾的重构民族新文化的时代来临了，然而史铁生已经在他的大作中预言了这个新时代更为本质的痛苦。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将秉持这几代寻根人的忧患意识与宗教情怀（尤指史铁生）彻底无悔地走下去。
《闲读中西》 第一部分不生气
——读《人有病，天知否》
pigsyme发帖时间：2000120400∶44∶00
古代人脾气大，可以怒发冲冠，可以怨气冲天，可以一哭干云霄，一骂动天下，可以倾长城，六月雪。
很小的时候读岳飞的《满江红》，至怒发冲冠，不解其意。问父亲，他说，意思是人的愤怒难以控制，冲击发根，使头发直立，顶起帽子。我就问：这可能吗？他说当然能，你还没见过真正的愤怒。我就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一个头，一排头发直直地立着，上面是一个圆形的帽子，但总觉得不像是愤怒。现代人头发短了，要冲冠，应该容易一些。而且我们还有摩丝，可以做形，让头发真的可以竖起来。但我还是没有见过真正的冲冠之怒。
中国人最后的愤怒有历史记载的，大概要算吴三桂那一怒为红颜了吧，我们的脾气、倔强、气节都被古人用光了。到鲁迅的年代，中国人就已经出离愤怒，我们不生气了。
中国人现在不生气，只放屁。据说这是从毛泽东开始的，他说过：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权威把语言和放屁等同看待，从此中国人说话也就像放屁了。语言器官向下位移，我们失去了底线，失去了愤怒升腾的根基。残留的怒火和怨气在下方找到了出口，不再寻求向上冲击的表达方式。偶尔有人由于生理的或心理的原因不能放屁，不习惯放屁，或放不出屁，他的愤怒也无法向上去，因为我们的帽子改了，有一顶又厚又重的大帽子戴在他头上。这样，愤怒不能化成屁下泄，不能转为气上升，这一小撮仍然愤怒的人就在胸中郁结，有人的愤怒郁结成肿瘤，有人的愤怒郁结成溃疡，有人的愤怒郁结成了文字，悄悄地通过手臂、钢笔流出来，细细默默地铺在纸面上，字里行间会有愤怒化成的缕缕烟云缭绕，吹不散，看却无。这是冤魂不散的文字，这是我读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的感觉。
中国人整体地被愚弄了，被他们所崇拜、畏惧又信赖的权威玩了一把。最惨的是所谓知识分子，一切权威最怀恨在心的人，就是他们。肥头大耳，尖声尖气的如来佛把这一小撮知识分子们抓起来，放到手掌心，笑着告诉他们，可以随便拉屎撒尿，但这些孙悟空没有任何机会，刚作势要翻跟头，只见那如来佛已经解开裤子，掏出家伙，一泡黄尿淹没了所有的声音、感情，甚至愤怒。掐灭烟头，我听到一声奸笑。知识分子没有愤怒，而且据说他们在洗礼之后得到了火眼金睛，还很为此追忆自豪了一阵子。游戏还在继续，规则仍未改变。
如你我跑不掉，躲不开，不生气，不愤怒，只找一把小伞，藏着。
《闲读中西》 第一部分读贾平凹
孟庆德发帖时间：2002102612∶12∶00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一些年来，许多文学作品，从语言到结构直至人物的造型和对话，都似明清小说的翻版，而一些散文随笔，更是把整个古代散文的版都翻了，这其中，尤以贾平凹为厉。正像李天纲在《近代上海文化与市民意识》中所说的：“更奇妙的是，现代作家模仿当时的笔法，写《废都》生活，居然和当时相差无几。”
这似乎不能完全归之于现在的社会和古代的社会有些像。
我以为，贾平凹的许多小说、散文，包括他的那部《废都》，都是闭着眼睛写出来的。
曾以为贾平凹的《笑口常开》是他难得的一篇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品，谁知后来发现，他只不过是把金圣叹的33个“不亦快哉”变成了19个“乐而开笑”，后来竟有人又把这“不亦快哉”的二手货拿去，干脆直接做了题目，又一路模仿了一遍。这可真是让人没有办法。
若有文体家，贾平凹不是。贾平凹的语言和形式都是从古人那里偷来的。可以这样说，贾平凹的每一篇散文背后，几乎都藏着一篇古人的作品，至少是一篇。
旧瓶装新酒，结果现代人都穿着古人的衣服，说古代的话，走在古时的街上。
贾平凹在小说界远离时代搞仿古建筑，贾平凹在20世纪80年代写古代的白话小说。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贾平凹的作品中经常散发出一种陈腐的气息。贾平凹是中国古老的城墙伸出的一道阴影。
这阴影也有后续，比如那个贾平凹“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孙见喜，整个又一贾平凹的翻版。而水平不如孙见喜的贾平凹的膜拜者，却又更多。
“草原部落”的主编贺雄飞在一本书的序里说：“梁晓声、贾平凹们是文人，钱钟书、季羡林们是学者，鲁迅、顾准是思想家。”这个评价在贾平凹们看来有可能会认为是一种贬低，但依我看，实在是有些拔高了。
好在贺雄飞在另一处又有了更高的认识，他指出，贾平凹的作品，就是一种贾平凹式的腐朽。
贾平凹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他用一种时期内的人们认为不错的东西蒙骗了一些人的眼睛。
我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贾平凹是故意在骗。贾平凹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他并不知道。
二
只要拿来，文章还是有的可写的。
把现代汉语，拧去现代成分，到古汉语里浸一浸，这就是贾平凹的语言。
以天干地支标记年份，或孤身一人，或呼朋引类，于山水园林之间，街衢里弄之中，行仿古之事，运仿古之思，发仿古之感慨，而在人情世态上，也多作仿古的描述，这就是贾平凹的文章。比如，白霜染地，邀友携酒，走廊穿亭，绕池越台，乘船泛湖，游园访菊，酒未三巡，墨菊大开，湖上归来，有清洁工半文半白地笑而曰：“噫，这花是等待你们开呢。”这让人想起张岱。再比如，旅游某地，入店沽酒，人要两毛，却给一元四，还理论说：“清静值一角，山明值一角，水秀值一角，空气新鲜值八角，余下一角，买得吾之高兴也。”整个让人想起明清时代的封建文人。而把清人刘熙载的“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拿来，编个故事，扩而大之，这就又是贾平凹的《丑石》。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贾平凹的《笑口常开》，文章由19个小故事组成了19个“乐而开笑”，其中有些个故事让人看着眼熟。比如，以京广大铁路为界，把中国划为东西两大部分，有一个故事在东半区内是这样讲的：两人入厕，全忘带纸，见地上脏纸一块，都想拿来用，又都不好意思，就都蹲着，牛犟起来，其中一位，家人见他久久不归，便打发孩子来看，那人冲孩子喊：“去，回家拿块大饼子来，我跟他靠！”这故事越过京广铁路，到了贾平凹那里，孩子被删去了，变成了一个拾废纸的，铁条一点，将废纸扔到垃圾筐里，背走了。
林语堂口口声声赞美晚明性灵派，写起文章来却老实，他喜欢金圣叹的33个“不亦快哉”，就老老实实说出来，并老老实实地仿作了几条。林语堂不如贾平凹机灵。
以古人的思想为思想，以古人的形式为形式，以古人的语言为语言，贾平凹的许多文章都是“集大成”之作。在“集”的过程中，贾平凹被他“集”的对象所同化，变成了其中的一部分。我总觉得，贾平凹就像古老城墙伸出的一道阴影。
贾平凹出生在丹凤，丹凤属秦，秦那个地方，多的是秦砖汉瓦。
周作人曾说：“我恐怕也是明末什么社里的一个人。”
《闲读中西》 第一部分读《平凡的世界》想到的
无聊斋主人发帖时间：2002103112∶49∶00
对古典文学的沉迷和对当代文学的忽视，使我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