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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的牺牲精神、兼爱精神、任勇精神足以令今日浑浑众生能当头一棒，激发起“力排当代智勇，唤起永世英灵”的信念，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传承。
《闲读中西》 第二部分专写艳词柳三变
程蝉发帖时间：2002090416∶36∶00
记得小时候看三言二拍的白话故事里就有柳永，风尘飘徙里有着总也掩不住的疲惫。周围簇拥着内心哀伤的女孩子们，外貌娇艳。那些女子的未来都在风里漂浮着，他同情她们，因为他也是。连死去了都是女人的眼泪单葬他。所谓“《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王灼《碧鸡漫志》引“前辈”诗句）。其实等到作《戚氏》的时候，他已经少作艳词，开始写“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去年时”的句子。艳词这类的少年情怀（也许还有中年）已经被长期的困顿生活折辱，也就是说他与权势话语终于在观念上取得了一致，于是开始后悔自己的当年，因此才有“追往事，空愁惨颜”之句。
其实倒是很多人偏喜欢他的艳词，正如靡靡之音初入大陆，立即呈洪水猛兽状。这是人民群众所能了解的东西，因其俗而流行，也因其俗而被其时的文艺话语圈蔑视。所谓“艳词”也是泛指，有人说柳永词的内容“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媟之语”，虽语气实在是轻薄，可也说到了重点。柳永一生的际遇，大约都和他作品的内容有莫大的关系。
其实为文略放荡些，在当时的士大夫文化圈子里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但总归还是有点害羞，欧阳修所作的艳词也是才气纵横，但他的追捧者一律不认，说这艳词是小人写出来污蔑给我们文忠公的。这话就说得有点不顾事实了，胡适也说，北宋的道学气其实少，作艳词也不算是犯禁。
但柳永不一样。别人写罢艳词，当做是文字游戏，还是向着话语中心靠拢。但他的作品老拿到市井里给歌妓传唱天下，再加上这些歌妓多是市妓。不比官妓们与官员的交往，充满了柏拉图式的相互爱慕，却不涉情欲。因此柳永的市井气总不免被人看小，又况当时整个朝堂正防着这些“艳藻之词”，以为是“将亡之兆”，再加上柳永的父亲本是南唐旧臣，对他的防范自然是重些。
这些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他的刚骨毁灭了他的仕途。这刚骨显然是遗传自他那个能说出“臣非魏征，陛下亦非唐太宗！”的父亲。周游于青楼之间不知收敛，再打上一副“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旗子，他内心里一直遵行的独立人格未免使得他一生都郁郁不得志。音乐的天地里他是自由的，自制慢调风行后世；但在当时的世界里，他显然是属于被人看不起的那个群体。
据说他死后为歌妓们合葬，每年的清明节都也有歌妓到他的坟上纪念他。每次看到这段传说就想起后世的一首《苏小小墓》，无由地。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冻云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屡轻烟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闲读中西》 第三部分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新解
老金在线发帖时间：2002021122∶13∶00
《周易•；丰•；彖辞》：“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与人乎？”这种矛盾发展变化向着相反方向转化的辩证法思想，在《洪范》、老子、庄子和邹衍那里，也有过不俗的表述。《曷加鸟冠子•；环流》更把它抽象为“物极必反”的哲学概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常见的哲学思想。西方最早表述这一思想的是赫拉克利特。荣格对这位先哲的观点极为推许，他说：“年老的赫拉克利特实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发现了所有心理学规律中最了不起的一条，即对立物的调节机能，他称它为‘物极必反’。他指的是这样的意思：每件事物倾向于迟早转向它的反面……我们的生命犹如太阳的运行。早晨的太阳不断地增加热量，知道中午发出了绝顶的热，于是，‘物极必反’到来了：它的继续向前移动并不意味着热度的增加，而意味着一种减少。”荣格这一段话，可以移来做“日中则昃”的脚注。
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下读陈亮的《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就会发现某些注释的不妥。陈亮词最末两句：“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在今日所有通行的注本中，都把“赫日”解释为喻指赵宋王朝，“谓宋王朝的国运如赤日之在中天，有着光明的前途”。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夏承焘校笺、牟家宽注释的《龙川词校笺》等，均做次类解释。但我以为若将“赫日”解做喻指金王朝，则更为圆融。
北南两宋，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且渐演成积贫积弱的形势。有识之士，人心思变，乃将“日中则昃”或“物极必反”的古训推进一步，务期于世有补。王安石高论“天道尚变”“新故相除”；张载鼓吹“事有始卒”；陆佃为《曷加鸟冠子》作注……陈亮是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永康学派”的首面人物，上述思想氛围不可能对他没有影响。事实上，他在淳熙五年（1178年）写的《上孝宗皇帝第一书》，论“天下形势之消长”，就鼓吹带有积极功利色彩的神秘主义运数——“天道六十年一变”。他认为，自丙午（1126年）、丁未（1127年）靖康之祸以来，迄以五十余年；若应其变，即可恢复中原。后来有个叫柴望的，还专门为皇帝上了一部《丙丁龟鉴》，历陈二十一个丙午、丁未年的天道、人事变化。“六十年一变”说，表示了强弱变化的所谓“规律”，所谓当六十年丙午、丁未之际，强者转弱，弱者转强，希望朝廷能顺应天心民意，有所作为。这是将“日中则昃”、“物极必反”的哲学思想人为规律化的功利主义认识。认识当然是幼稚的，但它却可以用来说明南宋主战派们为了实现“北伐”的愿望，需要获得思想武器的迫切心情。
考章德茂大卿“使虏”，共有三次：1184年，1185年，1186年；使命分别为“贺正旦”、“贺金主（完颜雍）生辰”、“贺万春节”。章德茂大使的差使是够得上屈辱了。1186年恰在丙午，正应在靖康以来“六十年一变”之际，陈亮词即作于次年前后。他在淳熙十四年，即在词写作不久，写给章德茂的一封书信中，尚且坚信“六十年一变”的运数。书信中说：“揆之时变，恐劳圣贤之驰骛矣。”这一年岁在丁未。
但此时的南宋王朝向金称侄求和，积弱已久，文恬武嬉，苟且偷安，北伐之事，早成梦呓。章德茂大卿的使命是去北面朝金，国运已到了这个份上，“赫日”说的是谁呢？若做寻常字面解，说“赫日”喻指南宋偏安王朝正如“赤日之在中天”，“前途光明”云云，实在与其尚变的哲学观念大相径庭。
要之，“胡运何须问”之后若加现代标点，应为一个破折号：“——赫日自当中”；意思是说：金王朝的国运用不着再去考虑了——物极必反，天道六十年一变，现在正应在丙午、丁未之际，它们就像正午的太阳一样，很快就会昃落下去了。
诗人实际上是提住了偏爱赵宋王朝的一股心劲，再诅咒完颜金朝终必由强转弱，盛极而衰，是一点儿沮丧中的希冀，一个预言式的寄托，一种功利哲学的观念宣传，一腔书生气的豪情，是在为章大使打气，为宋王朝解嘲。
非常遗憾的是，丙午、丁未两年并未发生他预期中的变化，相反，这两年对南宋王朝来说，是少有的平静年份，只死了个太上皇赵构，算是件比较大的事。
“日中则昃”，没有不落的太阳。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一定要将“赫日”解做南宋王朝的喻体，那恰好成为朕兆后事的词谶——待到下一个丙午（1246年），蒙古铁骑已占据了北部半个中国，又过三十三年，左丞相陆秀夫就在元兵的追杀中背负着九岁的帝炳投了南海。但，这既不是陈亮所能梦见的，又不是他乐于想像和希望的。
读陈亮给皇帝的上书，读他的《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从那泣血劝战，力主恢复，恳切殷殷的情态看，他实在是没有勘透皇上与主和派的心路。“且复穹庐拜”，年复一年，成了南宋王朝难以吞咽却又不得不吞咽的耻辱之果。“会向藁街逢”，也便成了英雄们一个辉煌的梦想。
《闲读中西》 第三部分刘长卿诗里的苏州
毕明迩发帖时间：2002110910∶07∶00
刘长卿有一首《登吴古城歌》：“登古城兮思古人，感贤达兮同埃尘。望平原兮寄远目，叹姑苏兮聚麋鹿。黄池高会事未终，沧海横流人荡覆。伍员杀身谁不冤，竟看墓树如所言。越王尝胆安可敌，远取石田何所益。一朝空谢会稽人，万古犹伤甬东客。黍离离兮城坡坨，牛羊践兮牧竖歌。野无人兮秋草绿，园为墟兮古木多。白杨萧萧悲古柯，黄雀啾啾争晚禾。荒阡断兮谁重过，孤舟逝兮愁若何。天寒日暮江枫落，叶区辞风水自波。”这首诗写的吴古城，看来不是“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的苏州城，而是“古城”，或许是在现在城西的山区什么地方吧。真是满目苍凉，惨不忍睹。当时诗人不是在苏州做官，也不是来游览或访友，而是被人诬告，贬官放逐经过苏州，心情自然会影响他的观感，即使他看到苏州的繁华，苏州的美景，想来也不会引发诗情写成诗文的。
就在苏州，有一好消息从京城传来，皇帝听信了有人为他作的辩解，派人一路追来，让他回去重新处理，一直追到苏州才追上。喜事当然不能无诗，这一首《恩敕重推使牒追赴苏州次前溪馆作》是这样的：“渐入云峰里，愁看驿路闲。乱鸦投落日，疲马向空山。且喜怜非罪，何心恋末班。天南一万里，谁料得生还？”这诗主要写心情，前四句还和上面一首相似，“愁”和“疲”二字是其主调，到“且喜”才有了转折，“何心恋末班”是又一转，我并没有再想做什么官的意思了。只有最后二句，才是喜形于色，大喜过望，都在这十个字里，而前面的“愁”“疲”等等，更为这十字作了很好的铺垫。这是一首好诗，但你要想从中读出当年苏州的信息，却是要失望的了。因为这只是在苏州写的，并不是写苏州的。
还有一首类似的是《谪官后却归故村将过虎邱怅然有作》：“万事依然在，无如岁月何。邑人怜白发，庭树长新柯。故老相逢少，同官不见多。唯馀旧山路，惆怅枉帆过。”这诗应在前诗之前所作，还没有“且喜怜非罪”以前所作。“将过虎邱”，这“唯馀旧山路”大概也不是写的实景，而是出自想像吧。
刘长卿的诗名很大，别人称之为“五言长城”，是说他五言诗写得最好，上面三首里有二首是五言的，特别是《次前溪馆作》一首，八句里面，一波三折，摄人心目，的确不凡。
以上多是抒发心情的诗，写苏州实景的句子很少。有一首写虎邱寺的《题武丘寺》，则有较多的虎邱实景：“青林虎邱寺，林际翠微路。仰见山僧来，遥从飞鸟处。兹峰沦宝玉，千载唯丘墓。埋剑人空传，凿山龙已去。扪萝披翳荟，路转夕阳遽。虎啸崖谷寒，猿鸣杉松暮。徘徊北楼上，江海穷一顾。日映千里帆，鸦归万家树。暂因惬所适，果得损外虑。庭暗栖闲云，檐香滴甘露。久迷空寂理，多为繁华故。永欲投死生，馀生岂能误。”这诗写虎邱实景的句子，恐怕要数“仰看山僧来，遥从飞鸟处”二句了，今天到虎邱去，或许还能亲见这样的“风景”，一个“仰”，一个“遥”，想想就是这样，但写出来，就不是容易的事了。“虎啸，猿鸣”二句，则或许不一定是实景，带有些想像的成分在内了。“北楼”则不知是今日何楼，或者已不存在了。
刘禹锡《虎邱寺路宴》一诗，和这诗同收《全唐诗》中，但二诗除个别字句外，基本全同。上引二句（“仰见山僧来”），作“立见山僧来，遥从鸟飞处”，末二句作“永欲投此山，馀生岂能误”。
《闲读中西》 第三部分唐宋诗词中的月光世界（1）
SMQ发帖时间：2002110806∶57∶00
夜晚与白天一起，共同构成了诗歌的世界。在古代的诗人看来，明月是夜空的女神，是连接天空节律与人间冷暖，沟通理想世界与现实人生的小舟，月的阴晴圆缺，总是对应着诗人的悲欢离合。因此，诗人的静夜之思，总是与明月有着血缘般的联系。月光照亮和辉映着诗人眼中和心里的宇宙，月是诗人的知己，是诗意的化身、是诗思的源泉。月，就是诗。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月是太阴，日是太阳；太阳对应于男性、父亲，月亮对应于女性、母亲。（六臣注《文选》卷十三谢庄《月赋》李善注云：“《周易》曰：‘坎为月，阴精也。’郑玄曰：‘臣象也。’……《说文》曰：‘月者，太阴之精。’”）在封建社会的政治与伦理生活中，太阳与君父等处于中心和独尊的地位，显得威严、庄重、高高在上而不可亲近。太阳的光焰太强烈、太灼人，而君父的影子太高大、太浓重了，太阳和君父在政治与伦理生活中霸权地位的取得与其在诗的国度里的隐退之间似乎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诗人们发自内心热情讴歌的往往不是君父，而是母爱；他们的诗笔描绘得最美的似乎不是太阳，而是月亮。而月亮也总是以母性的、柔性的光辉抚慰着诗人寂寞的心，温暖和照耀着诗人的世界。“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栏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张泌的这首《寄人》便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样的思致和情调。张九龄《望月怀远》有云：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此诗是写未梦时，《寄人》则写已梦时，而其情其景都脱胎于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人在天涯，遥夜相思，惟有明月可以相共，惟有梦中可以相逢。因此，明月便常常成为诗人乡情相思、离愁别恨的寄托和象征，成为诗人抒发深切关怀与真诚祝福的表征与触媒。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属于前者，而“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则属于后一种情况。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词句更成为千百年来人间最美好的祝愿之辞。
明月既成为亲情友谊、离愁别绪和寂寞情怀的象征，则望月而怀远，见月而伤情，是诗人常见的特有情结。李白《玉阶怨》：“王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王建《十五夜望月》有云：“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即是睹月而有所思。杜甫身经离乱，对亲人、对故友一往情深，而其思念亲友之诗，每每与月夜相关：“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家。”（《月夜》）这是想念妻儿之诗；《月夜忆舍弟》中二联有“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之语；《梦李白》系念流放“江南瘴疠地”的李白，思而成梦，有“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之句。甚至寻访昭君故里，发思古之幽情，也有“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月夜魂”（《咏怀古迹》五首其三）一联。明月，与诗人一样深沉而多情，温暖着离情与客思，也照亮着离魂返乡的路。正因为如此，姜夔《踏莎行•；燕燕轻盈》：“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更显得清苦、沉痛和苍凉。连多情的、慈母般的明月都似乎已阅尽沧桑而无动于衷，清冷漠然地旁观人间的离合悲欢，还有什么比这更沉痛的呢？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最爱白石的这两句词，正是因为这样的词境写尽了经历战乱后词人的沉痛与悲凉。其《扬州慢•；淮左名都》：“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也是这样类似的写法，无情被写作有情，而有情又复转而为无情，这是愈转愈深的加一倍写法。
嫦娥奔月，月兔捣药，吴刚伐桂，面对皎洁的月光，千古的诗人萌生过多少这样奇异的想像，创造出几多如此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在诗人的笔下，月如钩如弓（李贺《马诗》二十三首其五：“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白居易《暮江吟》：“可怜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