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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着急。 当时育英小学正在拆除危旧房，盖新房，那是日本人盖的，都是木头房子，所以拆下的木料成堆。孩子们见木料上有许多铁钉、扒钉，顿时有了想法：把钉子从木料上起下来，当废铁卖了钱，不就有得可捐了吗。 他们各显其能，寻找各种各样的工具，把深深在木料中的钉子，连拔带抠地弄出来。每弄出一颗，“就像从敌人那里缴获了一粒子弹那么高兴。”金戈回忆说：“当年的劲头可大了，一有空就去拔。哎呦，那时可没少拔，一天差不多能拔三四斤废钉子。拔完后交给老师，卖了钱捐献。”
第六部分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第30节 中南海的孩子都会游泳
在中南海的孩子们的记忆中，育英小学是很重视学生体魄的锻炼的。学校里建了一座相当宽敞的运动室，各种健身设施完备。遇到刮风下雨，体育课就可以在室内上，丝毫不受气候变幻的干扰。 冬季，学校的老师带领孩子们，在校园的一隅，靠自己端水，泼出了一块人工滑冰场。学校购买了一批冰鞋，教孩子们滑冰。中南海的孩子有点得天独厚的便利，守着中南海这个冬季天然冰场，回家滑得更痛快。 中海最初没有开辟滑冰场，只是在南海的东八所一带，圈了一个场子。那时滑冰运动还很不普及，所以冰场上见不到几个大人，在冰上欢腾雀跃的，都是孩子们。有一张毛泽东看着李敏等换冰鞋滑冰的照片，就是在这个滑冰场拍的。 张纪宇说他在学校学了滑冰后，勾起了很大的瘾头，缠着母亲买了一双冰鞋。“毛远新回中南海滑冰，起初没有冰鞋，都是跑来跟我借。我们两个挺熟的，最初的相识也不是到育英小学以后。1949年底1950年初，我随妈妈到江西了一段时间，就是在那儿认识了住在江西省副主席方志纯家的毛远新。后来到育英上学，听说他也在，他是我初到育英时惟一认识的人。” 毛远新实际上是育英小学初创时的学生。1949年，他的母亲朱旦华（毛远新父亲毛泽民已牺牲6年）和方志纯结婚后，他随母亲和继父去了江西，所以离开了育英一段时间。 1951年，毛远新又回到北京，先是住在朱德家里。从1952年起住进了菊香书屋，和伯父毛泽东一起生活。在育英小学的履历表上，毛远新家长一栏里填的是江青的名字。在育英读书期间，他的表现应该说是相当优秀的，担任过小队长、中队委和大队主席。这些，都可以从他的履历上查到。 如今的中国，在国际上有“自行车王国”之称。而在50年代初，自行车别说在大众眼里，即便在高级干部家中，也属稀罕物。孩子们回忆时比喻说：“那时买辆自行车，就相当于如今买辆轿车。” 育英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家中没有自行车。把自行车骑到学校的，大家只记得一个人，萧立昂。他的父亲萧三，就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老乡、《国际歌》中文歌词翻译之一，他还是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几个参加过列宁葬礼、并为之扶灵的人。 有时，萧立昂骑自行车上学。一次，他在校园里骑车骑得飞快，结果撞到了篮球架子上，把车大梁都撞弯了。尽管如此，大家都觉得他骑车很神气，引起了学骑车的兴致。 第二个有自行车的，是在国外当大使的黄镇的女儿。因为育英小学里把自行车骑进校门的，就这么两三位，所以大家都记得他们。 不知是出自谁的提议，或许是校方体察了学生们的欲望，大约在1952年前后，学校出资购买了20辆自行车，是比大人骑的自行车略小一些的轻便自行车。学校里随即多了一项业余运动，骑自行车。中南海里的许多孩子，就是在育英学校学会了骑自行车。当学生学会骑车后，老师还利用节假日，带留校的孩子们骑车远足，作为一种锻炼。 张纪宇还能记起一次参加学校组织的“远征”：“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没有回家，跟着老师骑车去了紫竹院。那时的紫竹院只是个地名，还没有如今的园子，有水洼，里面尽是蛤蟆骨朵儿。” 中南海中年纪大些的孩子，大多体魄强健，这应该归功于育英小学的重视体育锻炼；当然，这和中南海里有天然的锻炼场所，有锻炼的便利条件，也沾点因果关系。最起码中南海的孩子都会游泳。如果哪个自称是中南海的孩子又说自己不会游泳，那他肯定是在说谎，大可将之排除在中南海的孩子之外。
第六部分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第31节 享受领袖的关怀
第六部分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第32节 毛主席逗弄杨尚昆的儿子
也许，对孩子来说，中南海的环境太好了，偌大一个可以游戏折腾的园子，到处都可以感到关爱的气息，所以孩子们都特依恋这里。平时，盼着星期六的下午早早到来；星期天的黄昏，总是不情愿地登上返回育英小学的班车。 徐肖冰、侯波之子徐建林回忆说：“妈妈动员我们回学校可是费了劲了，好说歹说都不见效，最后只好给我们塞点吃的，哄我们走。那时是供给制，也没有什么高级东西，或者是个苹果，或者两块饼干、一块糖。这些东西自己还不能独自享受，到学校全要交给老师，统一分给所有的孩子共享。自己得到的份额肯定是比原来少了，但消除了那种有人有、有人无的现象。”平等、友爱和互助的精神，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浸润于孩子们稚嫩的心灵。 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进入中南海也就半年左右，中南海内的环境已经整治得大有改观。南海海底的淤泥，据说清出了16万立方米。沿海边用石块砌起了护岸，杂草和垃圾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伍绍祖回忆中老延安们在中南海里养的鸭子，绝迹了。金戈初进中南海时那空气污浊，蚊蝇孳生的感觉，也大有改观。中南海的水，变得清澈；中南海的空气，变得透明。 星期六，孩子们一回到中南海，就可以在瀛台、静谷的假山、奇石、古树间捉迷藏；晚饭后，可以在新砌的小码头解缆划船；再晚些，可以到春耦斋等着放电影。 星期天，同班和同年级已经熟悉的朋友，可以互相串串门。张纪宇和杨小二、毛远新是同年级的同学，关系也比较好，有时就应他们之邀，到他们家里去玩。 “我们家和菊香书屋挨得很近。当时我还是小学生，头脑里也没太多的禁忌。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歌唱得很熟，但那时的感觉是大救星是非常亲近的人，而不是要敬畏十分的神，见领袖就见领袖，挺平常的，心理上从没有要郑重其事的准备。有时应邀，有时想找毛远新，就奔菊香书屋而去。”张纪宇的话就像他的人一样朴素直白。 毛远新住处给张纪宇的印象，是书比较多。到他那里玩，多半是窝在房间里看一阵子书。“还能记忆得起的是在那里看过一位著名德国漫画家的漫画系列，可这位漫画家的名字现在怎么也叫不上来了。再有就是一些鬼怪的故事，看得毛骨悚然，不看又忍不住要翻翻。” “在毛泽东的院子里也很随便，我爬过院子里的树，还摘过菊香书屋院落里的梨吃。有一次我爬到树上，卫士让我下来，我就不下来。他们也没办法，也不能大声训斥，怕惊动了毛主席。” 也许是因为他母亲是负责中共领袖的保健的，和领袖的关系比较近，张纪宇还有印象和毛泽东及一组的人一起吃过饭，坐过毛泽东划的船。 “毛主席对孩子很随和，见面总喜欢逗几句。他跟我说过什么我倒记不得了，但有一次我和杨小二一块儿遇到他，他逗杨小二说：‘你叫杨小二。你为什么叫杨小二，不叫杨小三啊？’杨小二当时怎么回答的，我也忘了。” 这是在平时的周末、周日，孩子们玩一玩、闹一闹，对大人工作的影响不太大。但在寒暑假，孩子们玩耍吵闹得太厉害，就要影响大人的工作了。因此逢寒暑假，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会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做假期的辅导员，组织管理孩子们。 “组织起来”、“依靠组织”，是那个年代的格言隽语，孩子们也不例外，当假期离开了学校的组织，就组成了中南海临时小队的组织。临时小队长由假期辅导员指定，并像在学校一样，定期过队日。徐建林记得有一个假期，是李敏当小队长。张纪宇则记得他被“荣幸”地指定为管男生的副队长那次，队长是李讷。 队日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参观警卫部队的内务；到机关图书馆搞卫生，粘补破损的图书；甚至去中南海外面的居民区，帮助烈军属扫院子、抬水、擦玻璃。在暑假期间，还组织孩子们在中南海里游泳。 大多数孩子还都记得，去玉泉山或西山农场劳动的情景。那里有果园，还有奶牛场，负责中央的水果和牛奶等食品的供应。其实组织者的出发点是让孩子们不要断了和劳动的联系，不要忘记劳动人民，并不在于孩子们真能顶个劳动力，要完成多少劳动量，多数时候就是锄锄草。 到农场还是很让孩子们开眼界的。康辉回忆说：“农场的设备很先进，我们在那里看到了其他地方还不可能有的捆草机械，就是当时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能把散乱的草打成规矩的正方形草块。特别新奇的是在奶牛场看见奶牛，都是进口的种，特别大，初看吓一跳。喂养奶牛和挤奶的机械设备也是进口的，最先进的。青饲料先经过粉碎，加拌大豆，然后喷在外面的一个大池子里，封起来，发酵一段时间再用来喂牛。我们就是在这里，比较早地领略了农业机械化。” 让孩子们难忘的，是“日理千机”的杨尚昆、胡乔木等父辈，也曾挤出时间，参加中南海小队极其“小儿科”的活动。 有一个星期天，杨尚昆和中南海小队一起去了钓鱼台。那时的钓鱼台，一点没有今天公园的轮廓，除了一些破损的古迹，只有一个个丛林繁茂，浓荫蔽日、鸟啭啾啾的小丘。孩子们在此煞有介事地玩着“抢红旗”的军事游戏；采集树叶、捕捉蝴蝶，以便回去做标本…… 中午，杨尚昆拿出他早就准备好的美国军用罐头，请孩子们野餐。性格开朗的杨尚昆笑着说：“这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从美国运来的，是我们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你们尝尝，好吃不好吃？” 有杨尚昆的诙谐，有罐头佳肴，孩子们大快朵颐，开心无比。金戈的弟弟金矛很认真地说：“等我长大了，也要到朝鲜打美国鬼子，给你们缴获更多的罐头。”引起一阵哄笑。 孩子的稚气和可爱，也让杨尚昆心情爽朗，他拍了拍金矛的大脑袋说：“傻孩子，志愿军还能让美国鬼子在朝鲜活到那一天？” 停顿有顷，他又语重心长地说：“等你们长大，就要建设一个新中国，让全国的娃娃们都能吃上面包、牛奶和罐头，吃上我们自己生产的面包和罐头。只要我们的国家富起来，强大起来，什么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再也不要想来欺侮我们！你们说，对不对？” 孩子们听着，都瞪着大眼睛，神情严肃地点了点头……
第六部分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第33节 “蒋介石把斯大林气死了”
一直在感受着欢乐的孩子们，在1953年春季才第一次感受新中国成立后的悲悯。那年的3月5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逝世了。消息向中国大众播报时，已经是3月6日。 张纪宇说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风卷着尘沙的上午，他们正在校园劳动。学校突然通知，所有的人都回教室听广播。回到教室后，喇叭里传来了斯大林逝世的讣告，中共中央决定从3月7日到9日，志哀三天。 受建国初期一边倒的政治选择的影响，中苏友谊的强化宣传，斯大林被树立成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形象，其威望甚至高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的孩子们的心灵，经父辈的一再灌输，盛满了对斯大林的感情。听闻噩耗，孩子们哭得昏天黑地，整个学校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 徐建林回忆说：“孩子的感情是最真挚的。我们班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孩子，是张鼎丞的儿子，他哭得可伤心了。还有一个孩子，一边哭，一边骂美帝国主义，骂各国反动派，骂国民党蒋介石，说是他们作恶多端，把斯大林气死了。” 孩子们的悲痛里，大概还隐含着一重社会主义阵营的统帅去世了，谁将领导我们前进的忧虑。尽管他们还都很小，但这是那个时代背景下，这种体制的国度的人们的思维定式。 每临领袖年事已高，或有了天不假年的预兆，就开始了接班的未雨绸缪；或领袖真的撒手人寰，谁是接班人像正等待打开的黑匣子，人们便自然而然地要有一种惴惴不安。不光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就连另一个阵营的政治家们，也会感到焦灼。蒙哥马利跑到中国，一再提出要见毛泽东，见面后又一个劲儿地刨根问底谁将是他的接班人，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那次，全校的孩子都和大人一样，带黑纱，参加了隆重的悼念活动。 “两年后，我们育英小学内，又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悼念活动。”吴陕立最先向笔者忆起这件事：“那就是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在我们学校上学的钟筱兰、钟延辉的爸爸钟步云牺牲了。” 1955年春，亚洲非洲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万隆召开，中国政府派出以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4月11日，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凤格，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裴德11人，乘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星座式客机，从香港机场起飞先期赴万隆。 该机飞行近5小时后，在北婆罗洲沙捞月西北海面上空突然爆炸，右翼起火。机务人员企图在海上迫降失败，飞机在撞击水面瞬间破裂，除3名机组人员，其余15人皆遇难。 后经查实，香港航空公司雇员周梓铭化名周驹，被台湾当局特务机关以60万港元收买，趁飞机起飞前加油时，在飞机右翼轮舱内，安放了定时炸弹，致使飞机爆炸失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起国民党集团制造的针对中共领袖的恐怖行动中政府工作人员牺牲最多的事件。 4月17日，北京各界人士5000余人，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追悼大会，悼念遇难烈士。此时，周恩来刚刚抵达万隆，他在亚非会议上就此指出：“烈士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由的事业牺牲的。” 然而追悼大会之前，还在育英小学读书的钟延辉，却丝毫不知情。16日课间，钟延辉正在校园活动，老师张宝璋突然把他叫进了办公室，没头没脑地向他询问父亲的名字。钟延辉回答：“钟步云。”“是哪几个字？”钟延辉解说后，还等着老师继续发问，可老师“呃”了一声后，便让走了。 星期六下午回家后，已经从育英小学毕业、上了师大女附中的姐姐告诉钟延辉，父亲遇难了，他就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第二天，姐姐替他带上黑纱，和母亲一起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参加了父亲的公祭活动。 星期一回到学校后，学校在钟延辉所在的班级里，也举行了追悼活动。老师让钟延辉向同学介绍了他父亲的情况。在他讲完之后，有几位同学相继发了言，缅怀烈士，并对钟延辉慰问。
第六部分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第34节 把便池当脸盆
第六部分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第35节 毛泽东的“辣椒”格言
第七部分 孩子版本的春耦斋故事第36节 中南海最早的舞场
每星期六下午，家在丰泽园附近已经读书的孩子们，陆续从育英、育才、师大女附中或师大二附中回来。晚饭后，夜幕降临，呆在家中的他们，就会听到一阵阵富于节奏感的旋律，从不远处飘来。胡乔木的女儿胡胜利说：“在我们家不用出门，就能听到春耦斋的音乐。” 曾经随父母进过舞场的孩子，听到这乐曲，就知道是舞会开始了。 多数男孩子对舞会并无兴趣，在舞场出现，纯粹是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好玩的去处，找个热闹而轻松的地方起起哄、捣捣乱。这时，他们就会带着追随他们的小一点的孩子，循声摸索，绕过曲径回廊，找到春耦斋。 女孩子们和男孩子不同，音乐和舞蹈对她们总是有诱惑的，家长们也常领着她们到舞场。一来她们比男孩子更依恋家长，二来除此之外再没什么娱乐项目，就让孩子在音乐和舞蹈中感受快乐吧。 中共领导机关内组织舞会，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当时是战争环境，中共领袖们工作也紧张，根据地文化生活也单调，就靠跳舞来调剂一下生活。这种方式，在西柏坡时依然保持着。 新中国初创时，紧张工作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