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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孩子版本的春耦斋故事第43节 令孩子们更加“垂涎”的节目
既然说到了这个休息室，就在此多交代几句。休息室是专为领袖们设的，和舞场仅一门之隔。舞场毕竟是娱乐场所，有音乐和嘈杂的人声，遇到前面提到的类似周恩来找毛泽东等商量要务的情况，没有这样一个休息室，就很不方便。 其实休息室设立后，也不是除了领袖，别人就不得入内。像侯宝林等演员，就在这里休息过；有些随家长来的孩子，实在对交谊舞没兴趣了，也有跑到这里打个盹的。 一次，李树槐的长女李延梅，也跑到休息室，想等到舞会中间演节目时再出去看。谁知她等着等着，竟裹着换下来的旧窗帘，躺在沙发底下睡着了。 舞会结束了，她还没有醒。李树槐在舞场没见到女儿，以为她回家了，可到家仍不见女儿。找遍女儿可能去的地方，仍不见踪影。已经是凌晨时分了，他有点着急了。 长女李延梅是个惹人喜爱的孩子，春耦斋有舞会，李树槐到那一带巡视，常把女儿丢在舞场。有一次舞会中间演节目，在叔叔阿姨们的怂恿下，她毫不怯场地为大家跳了个“小白兔洗耳朵”的舞蹈。恰巧毛泽东也在场，他被女孩稚嫩的表演逗得哈哈大笑，抱了她半天。 听说李树槐女儿不见了，警卫处许多人被惊动了，都摸着黑到丰泽园、淑清院一带寻找起来。最后还是警卫处的纪和富，在舞场的小休息室发现了李延梅，把睡梦中的她抱回了家。 被某些人说得很神秘莫测的舞场休息室，实际上不时会发生的，就是这一类的故事。 后来，舞会办得越来越红火，中间的节目也越来越丰富多彩。像歌唱演员张映哲、苏盛兰、张越男、马玉涛，粤剧演员红线女，歌剧《刘三姐》的主角黄婉秋，舞蹈演员陈爱莲等，也都被邀请进春耦斋。此外，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杂技团的小型杂技、口技和魔术等节目。 由于邀请了演员，邀请了陪舞的文工团员，舞会的组织者们就在他们到来后，摆上一些水果、小甜点和汽水等饮料，夏天有时还有冰激凌，当然所有到场的人都可以享用。这无疑是孩子们更加垂涎的“节目”，大人们都很有节制，浅尝辄止，可孩子们就没那么多礼数了。 有节目可看，有甜点饮料吃喝，这就是舞会对孩子们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当然，除了看跳舞，看节目外，还有热闹好看，就是大人们围着领袖握手，不过这个场景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来了女文工团员，演节目的女演员们除了演节目外也跳舞，女舞伴就多了，出现了被晾在那儿的情况。于是舞会组织者在给中南海里的机关发舞票时，男票就多一些。许多单位故意把票给年轻的工作人员，实际是让他们利用舞会之机，和中共领袖们见一面。 在舞会上，女士们一直很让男士们嫉妒。因为她们可以充当毛泽东的舞伴，和毛泽东接触。而男士就没这个福分了，这总让他们耿耿于怀，但又想不出什么凑到毛泽东身边的借口。 直到有一年的“五一”劳动节，一位聪明的男士，以祝贺节日为由，走上前和毛泽东握了一下手。他这个先例一开，霎时间，在场的男士们排起了一路纵队，一个接一个跟毛泽东握手祝贺节日。有些平时缺乏主动邀毛泽东跳舞勇气的女士，也插进队里和毛泽东握手。 好在春耦斋舞场容不下成千上万的人，毛泽东含着微笑，和排着队的人一一握手，还向几个第一次见面的人，简单地询问两句。
第七部分 孩子版本的春耦斋故事第44节 看电影
春耦斋里对孩子们最具吸引力的娱乐项目：看电影。 在孩子们的印象里，最爱看电影的大人，就是杨尚昆。他有时挺早就陪着夫人李伯钊来到舞场，可每次都是李伯钊跳，他在一边看着。多数孩子回忆说杨尚昆好像从不跳舞，却能耐心地等到舞会结束。这时，通常是由杨尚昆宣布：“放电影。” 听到杨尚昆发话，服务人员就把跳舞时靠墙的几个沙发，推到中间排好，放映员麻利地支好架子，装好放映机。一面墙的幕布徐徐拉开，露出后面已装好的电影银幕。就在这忙碌的当口，杨尚昆常常会向放映员建议：“今天晚上放两个片子。”只要他建议，那么肯定就会放两个片子。 有时候，杨尚昆或其他领袖因忙公务，到得稍微晚一点。如果电影刚开始放映不一会儿，放映员就会把片子倒回来，从头再放，尽管领袖和杨尚昆并没要求。看电影的人对此都能理解，漏了前面，剧情发展就衔接不上，他们难得来看电影，就别让他们带几分遗憾走啦。 多次在此看电影的钟延辉、周延安等说：“开始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刚演过的内容怎么又演一遍，以为放映员搞错了。后来才明白，是让晚到的领袖或杨尚昆从头看。当然，这种情况并不老出现。” 不喜欢跳舞，但有时也来春耦斋看电影的，还有林伯渠、彭德怀。彭老总不跳舞，可能和他的性格相关，不欣赏轻歌曼舞这类消遣。他没有亲生的孩子，但他喜欢孩子，每次来春耦斋看电影，看见小孩子喜欢抱一抱。伍云甫调离中央办公厅后，接任行政处长的罗道让的小儿子长得又白又胖，彭老总老抱他，还爱用落腮胡子扎他，扎得他吱吱叫。 电影放映在跳舞之后，有时候舞会结束得早，电影开映得就早些。但多数情况是开映时已经过了午夜，如果演两个片子，就到次日凌晨三四点钟了，好在第二天是休息日，不会影响工作。 这样的安排，许多孩子在最初很不习惯，大都未等电影开映，早已呼呼入梦。稍微大一点的、有点耐力的孩子，也不过看个开头，不知所终。待电影放完，服务员清场时，就会看到一个个东倒西歪的孩子。 类似的情形不知重复了多少回，终于把孩子们锻炼出来了。“我们都成了夜猫子，后来只看一部都不过瘾了，老盼着杨尚昆来看电影，等着听他说：今天放两部片子。”康辉说。 那时的国产电影还不多，看的影片以外国的为主。当时也不知道是否已经建立了正规的影片进口渠道，在春耦斋放的外国影片，好像多数是外交部弄来的；还有就是已建交的友好国家驻华使馆提供的。 毛泽东不是很喜欢看电影，但也不是绝对不看。在等着搬沙发、架放映机的时候，他会和人搭搭茬说说话。 周延安记得有一次等着放电影的时候，他从毛泽东身边穿过。毛泽东摸了摸他的脑袋，问：“你是哪家的娃娃？”周延安答：“周少林家的。”“哦，周副主席家的娃娃，长高了好多嘛。”毛泽东还记得他当年给周少林封的“官衔”，接着他又问了周少林夫妇的近况，周延安告诉毛泽东，自己的爸爸妈妈都挺好。 一次，放映苏联摄制的根据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奥赛罗》，毛泽东跳完舞没有立即离开，而是把正片前放映的抗美援朝前线新闻纪录片看完了才退场。那天，江青也在场，但她没有和毛泽东一起走，坚持看完了正片。
第七部分 孩子版本的春耦斋故事第45节 春耦斋存放那么多蚕豆干什么？
在春耦斋放映过、孩子们依稀数落出来的欧美影片，有《瑞贝卡》、《魂断蓝桥》、《红菱艳》、《远大前程》、《摩登时代》、《叛舰喋血记》、《偷自行车的人》等；东欧和苏联的影片，有《好兵帅克》、《左拉》、《斯大林格勒》、《青年近卫军》等。搞清了哪个片子是哪国摄制的，只是部分孩子在很久以后的事。 伍绍祖说：“在春耦斋究竟看了多少电影，我也记不清了。但印象比较深的一部，我还记得。就是那部又歌又舞，还跳水中芭蕾的《出水芙蓉》。” “那时的男孩子，爱看打仗的电影。还爱看那种行侠仗义的影片，看完还特受影响。像《三剑客》、《芳芳和郁金香》什么的，看了以后，就学那豪气干云的达达尼昂或黑郁金香。当时中南海里老有些殿堂房屋在维修，哪儿维修哪儿就有脚手架，我们就用捆脚手架的粗铅丝，窝成长剑，在墙头、回廊、假山、草地间，劈来刺去的。” 听周延安说起这个，笔者眼前马上就浮现出当年孩子们学着马跑的步子，手持铅丝剑劈杀的场面。如今想来还真觉得有几分危险，可我们胳膊和腿上的筋肉，就是在这种游戏中强健起来的。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们的孩子是在电脑和游戏机上，做着类似我们童年亲身投入的游戏。 有时候，游戏就开展在春耦斋。就因为在这里游戏，还发现了这里藏着的许多秘密。 春耦斋的周围，有小坡，有水流，还有几幢房屋。这些房屋并没有住人，成天关得严严的，多数不是插着就是锁着，里面究竟放了些什么呢，逗得孩子们心痒难挠。 “终于有一天，”周延安说：“我姐姐和康辉他们弄开了一间房子，发现里面是一麻袋一麻袋的黄豆。他们发现后，把我也带进去看。我看见这么多黄豆，可高兴啦，这东西打在脸上有点疼，却不会造成什么伤害，玩打仗当子弹撒多好啊！” 从那以后，这儿就成了周延安他们取之不尽的弹药库了，时不时到这里装两兜子“子弹”。“我后来感到贮存黄豆里面应该有点文章，但也没琢磨出所以然。过了些时候，看了个电影叫《农村妇女》，里面有撒黄豆防贼的情节，贼一踏上去就会滑跟头，老站不稳。我受此启发，推想这黄豆也可能是撒在房上地下，防刺客用的。” 听周延安这么分析，笔者也觉得有道理。西苑是明、清间才具规模的，明、清两代均有刺杀皇帝的事发生；清代的皇帝、皇太后又确曾驻跸丰泽园；民国后北洋政府的首脑袁世凯、曹锟，也在春耦斋及紧邻的居仁堂住过，为了这些头头脑脑的安全，以黄豆铺地防范刺客，或许真是正解呢。 在春耦斋南面另一幢房子，孩子们透过窗户的缝隙，看见里面摞着一个又一个的铁盒子。后来在看电影时，他们发现放映员装电影胶带的盒子，恰和那幢房子里的铁盒子是一样的，由是知道了这幢房子是存放电影片子的。
第七部分 孩子版本的春耦斋故事第46节 中南海文工团
春耦斋和中南海里的舞会，就不能不说到中南海文工团。 对于这个文工团，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传闻，即使是中南海里的人，也讲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笔者走访了许多应该知情的人，但皆因已是如烟往事，各个人的回忆都有参差抵牾。 首先究竟有没有这么个文工团，就有说“有”，有说“无”的。多数人都说中南海文工团确实存在，特别是属于最了解情况的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田畴；具体负责组建工作的原中央警卫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化宇，都直言不讳说“有”。 然而说“无”也并非无凭无据，因为毛泽东在1953年，中南海文工团筹组之际，就曾做过一个批示，明确表态不应组建这样一个文工团。 事情是这样的：组建中南海文工团一事酝酿于1953年夏季，这和中南海的舞会有些关系。当舞会已经是例行的程式后，每次举办前临时从各部队文艺团体抽调人的办法，就显得既不方便，也不利于安全保卫了。 因为各文艺团体都有自己的演出安排，有时要调的乐队和演员调不出来。进中南海同最高领袖接触的演员要经过审查，每个人的情况并不是一下就能查得很清楚的，如果人员有变化，就增加了审查的负担；另外即使是同一个人，随时间推移可能发生的变异也难于掌握，万一出了纰漏，谁都担待不起。 考虑到临时抽调演员不是个长远之计，有关方面经负责中共中央领袖安全保卫的罗瑞卿同意，以公安部的名义，致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和大军区，抽调文工团员。7月，电文经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批准发出。 后来，此事被军委副主席彭德怀闻知，认为这个电报不该发。11月2日，肖华在给毛泽东写报告检讨处理电报的错误时，也将此事列入其中。 肖华在检讨报告中说：7月9日批发公安部为中央警卫团抽调文工团队员的电报，当时只注意到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问题，而未考虑到电报可能发生的政治影响，后经彭德怀副主席指出，才发觉错误。 毛泽东在肖华的这份报告上做了批示： 刘（少奇。括号内文字均为作者加，下同。）、朱（德）、彭（德怀）、罗瑞卿、周（恩来）阅，（杨）尚昆处理。 根本不应设此文工团，三反后又发生此事是不应该的。肖华只负批发电报的错误，根本的错误在公安机关。 毛泽东 1953年11月5日 在毛泽东做了批示后，筹建中南海文工团一事，遂被搁置。因为有这么一段插曲，关于中南海文工团根本就不曾建立之说，就不属空穴来风了；而且后来还有流传更广的彭德怀反对组建中南海文工团的传说。
第七部分 孩子版本的春耦斋故事第47节 中南海文工团的撤销与彭德怀的关系
半年后，组建中南海文工团的事再度被提出来，理由还是安全问题，提议的人还是负责领袖保卫工作的罗瑞卿。显然，除此还没有什么更妥当的办法，此次是怎样经过批准组团的，的确没听到谁说全详情。 反正是命令下达到全军各个文艺团体的主管部门，抽调合格演员，到北京中南海报到。由于调来的人都是部队的文艺工作者，所以中央警卫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化宇，受命分管此事。 这又牵扯到了文工团的名称问题，到警卫团报到，由警卫团分管，就应称作警卫团文工团了。可这个文工团又不是主要为警卫团服务的，业务和演出方面的事，警卫团并不怎么管。无论是中南海文工团还是警卫团文工团，都不曾正式命名过，所以有人还称之为“文艺小分队”或“宣传队”。这里就从俗，叫中南海文工团吧。 陆续来报到的演员，主要来自华北军区文工团、华东军区文工团、总政治部文工团、志愿军文工团、空军文工团、海军文工团这么6个单位。到五六月份，已经有40人左右，文工团就算成立了。以后陆续又有调进调出的，最多的时候达七八十人。 当时这些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