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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碰我！”祖父越来越固执。“你开枪吧！”
那“农夫”再度举起枪，脸色严厉，看样子，祖父的生命已系之于一发，小弟弟首先“哇”的一声吓哭了。立刻，父亲对祖父跪了下去，含泪祈求：
“爹，让他检查吧，请您让他检查吧！”
“检查了是死，”祖父低语：“不如维持尊严，让他枪毙我，你们给他检查，你们到后方去！”
“爹，”母亲看父亲跪下了，就也对祖父跪下了。“要死，就全家死在一块吧！”小弟弟素来是祖父所钟爱的，此时已明白这“坏人”要打死祖父，就哭着跑过去抱着祖父的腿，一个劲儿的叫：
“爷爷不要死！爷爷不要死！”
我和麒麟也熬不住，扑过去，和父母们拥成一团，也抱着祖父，哭着叫“爷爷”。一时间，我们三个孩子哭声震野，祖父只是用颤抖的手紧搂着我们，却依旧固执的嚷着：
“不检查！不检查！不检查！”
那“农夫”大概被我们这一幕弄傻了。半天都直瞪着我们没说话。然后，他忽然粗声吼了一句：
“别哭了！还不快走！”
“走？”父亲愣了愣，站起身来，望着那“农夫”。“你不是要检查我们吗？”那“农夫”凝视着父亲，轻轻的摇了摇头，哑声说：
“检查过了。”很久很久之后，我还记得那泥沙上的“中国人”三个字，我总是迷惘的想着，那“农夫”是好人还是坏人？是没天良的“汉奸”？还是个有人性的“中国人”？他为何在最后关头放了我们？而且指示我们正确的方向？
于是，我知道，即使一个“坏人”，也有一刹那的“良知”，即使是“汉奸”，也不见得完全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我的国家民族观念，就在这枪口下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常说，别的人童年的教育来自学校，我童年的教育，却来自战争。
八、夜半，穿越火线
终于到了那一夜。父母和祖父殷殷话别，我们孩子们一个个的吻别了祖父。门外，夜色深沉，天空中有几颗寒星，和一钩冷冷的月亮。乡下人都睡得早，这时早已入梦，四周鸡不鸣，犬不吠，寂静得令人心慌。院子里，我们白天雇用的两个挑夫正在等待着，他们每人挑两个大箩筐，箩筐中，只有一个装着我们全家的衣服（是乡农们的衣物，我们仍然化装成乡下人），另外三个箩筐，却是为我和弟弟们准备的。这是一次长途的跋涉，按父母的意思，要从湖南走到四川，这漫长的旅程，不知道要走多久。而正在稚龄的我们，却无论如何禁不起这种步行之苦。因此，竟采取了乡下人的办法，把孩子挑着走。
自幼，我坐过各种交通工具：轿子，车子，轮船，手推的“鸡公车”……而乘坐箩筐旅行，这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对那“箩筐”的好奇冲淡了我对祖父的离愁，但是，当我看到父母和祖父都满眶泪水，执手无言之时，我才蓦然兜上一股难解的酸楚，第一次体会到那种“生离死别”的滋味。
我们出发了。盘腿坐在箩筐里，我和麒麟被一个挑夫挑着，小弟和行李被另一个挑夫挑着。我们要“夜行晓宿”。四周早已被日军包围封锁，我们必须连夜穿过敌人的火线，如果被发现了，连挑夫带孩子，一个也别想活着走出沦陷区。我和弟弟们早被父母再三叮嘱，路上绝不可说话、咳嗽，或发出任何声音。事实上，我和弟弟们已被这些日子的各种遭遇所惊慑住了。早就知道日军是随时可以出现，刀枪都不再是“玩具”，而生死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不用父母叮嘱，我们也不敢轻易出声了。大家“静悄悄”的“摸黑”进行，没有火把，没有灯笼，也没有乡下人用的风灯。父母、挑夫，和我们孩子都穿着全黑的衣服。
不敢走大路，我们穿小路往前走。两个挑夫显然对路径很熟悉，对日军驻扎的区域也很熟悉，大约他们并非第一次送人出沦陷区。这次我们雇用他们，却不止于送出沦陷区，还要一直把我们送到广西境内，听说，到了广西，就有难民火车，可以到桂林。我们的路线，是乘湘桂黔铁路的火车，越过广西，穿过贵州，再赴四川。多么一厢情愿的打算！我们怎么知道，这条路竟整整走了一年之久！当我们在一年之后，终于抵达重庆时，正是家家鞭炮，户户欢声，大街小巷，一片旗海，抗战胜利的时候了。
在暗沉沉的夜色里，我们这一行人悄悄的、小心翼翼的往前移进。许多时候，我们根本不走在路上，而是穿过一人高的稻禾，从田里面走过去，那分开稻禾的沙沙声，以及偶尔踩到一块碎木的破裂声，都足以使我们胆战心惊。从衡阳沦陷起，我们似乎一直有逢凶化吉的运气，这穿越火线的一关，是不是也能安然度过？我想，父母一点把握也没有。支持我们做这样“壮举”的只是父母的那份决心与勇气而已。
那种“夜遁”的日子只有几天，白昼，我们会被好心的乡农所留宿，夜里，又继续我们的行程。在箩筐里的旅行一点也不舒服，两腿盘坐久了，就酸麻无比。因而，一路上，我们孩子们总是要求“下来走一走”，孩子的腿短步子又小，进度缓慢。所喜的，是这段路程，我们始终没有遇到过日军。但，我们所经之地，已遭日军蹂躏过的村镇却不在少数。记忆中最难忘的，是一个劫后余生的小女孩——小娟。
怎样“捡”到小娟的，我已经记不很清楚。好像是我们听到哭声，追踪而至，她正躺在田里哭泣。她大约和我差不多，或者比我还大一点，父母把她抱起来，她衣衫褴褛，遍体鳞伤，在简短的对话里，我们已知道她父母双双遇害，他们遭遇到一批残暴的日军，在乡间滥杀无辜，她侥幸逃开毒手，孤身飘零，而饥寒交迫。她带哭带说，浑身泥泞，我却大大的“激动”起来，自幼，我就是个感情丰富的孩子。
“妈妈，我们带她一起走！”我说。
那女孩用一对渴求的眸子望着母亲。至今，我对那乌黑的、期望的、无助的眼神仍念念不忘。母亲叹口气，没说什么，却把那孩子揽进了怀中，为她拭净了嘴脸，又找出东西给她吃。我把这种举动看成了“默许”，于是，我兴高采烈的让出了我的箩筐（反正我已坐得腿发麻）。我在她身边走着，悄声的，絮絮叨叨的安慰她，在我的心目中，她已经成为我们家庭中的一员，将会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了。因为，她已没有家了。在战争中，收留捡到的孩子是常有的事。
一夜之间，我和小娟已成为了好友、姐妹、及亲人。凌晨，我们投宿在一个农家。母亲给她洗了澡，换上我的衣服，受伤的地方也搽上了药。于是，我和她躺在一张床上，我挽着她，头靠着头，肩并着肩，就这样亲亲热热的睡了。
那天我睡得不安稳，依稀恍惚的听到，父亲母亲一直没有睡觉，而在研究路线，似乎，当夜我们就可以穿出日军的火线，走出沦陷区了，因而，他们特别紧张，也特别兴奋。然后，他们在讨论捡到的女孩，讨论了很多很多，什么人性、现实、经济、自身难保……我听不懂，后来，我睡着了。
迷糊中，我被母亲摇醒了，我坐起身子，母亲轻嘘了一声，示意我不要吵醒小娟。我睡梦朦胧的被穿好衣服，带出农舍，天上无星无月，又是一个暗沉沉的夜！直到我坐进箩筐中，我才陡然惊醒了过来。我挣扎着站起身子，惶惑的嚷着：“妈妈，你们忘了小娟了！”
母亲按住我，她试图对我说明白：
“凤凰，我们没有办法带小娟一起走，我们要走的路太长了，已经自顾不暇，实在没办法再多带一个小孩！这家农人认得小娟的舅舅，我已经留了钱，托他们把小娟送到她的亲人家里，这是我们惟一可以做的事。”
“可是，妈妈……”我慌乱的喊：“小娟以为我们会带她一起走的！你也答应了的……”
“孩子！”母亲长叹了一声，满脸凝肃。“你要懂事一点！”
我不敢再说话了。坐在箩筐中，我们开始了前进。箩筐颠簸着，四周寂然无声，我们涉过小河，穿过稻田……夜风带来深深的凉意。我瑟缩在箩筐里，悄悄的哭泣着。孩子的感情多么奇怪，离开祖父时我没哭，离开小娟时我却哭了。我哭了很久，因为，我总是想着，当小娟醒来后找不到我们，将多么伤心和绝望呢！（事后很多很多年，我才能体会父母毅然留下小娟的那份无可奈何。战争中，生死聚散，原是那样不由自主的事！）黎明时，我们穿过了火线。
中午时分，我们见到了第一队国军，看到了第一面国旗，在父母欢欣雀跃中，我以为，前面都是光明大道了。怎料到前面还有重重困厄，和更多更大的风浪呢！
无论如何，我们结束了“夜遁”的时期，恢复了“晓行夜宿”的生活，开始一段长途的跋涉。那一路上，我始终依依怀念着那女孩——直到如今。
九、曾连长
曾连长，那是我一生难忘的人物！
曾连长，那是我们这一次逃难中，命运安排给我们的最大的奇迹！曾连长，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他，我们一家人的历史都必须改写！曾连长，曾连长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当我们穿出了日军的封锁线之后，眼见的是宽敞的大道，耀眼的阳光，和一队队南下的中国军队。我们不必再偷偷摸摸躲日本兵了，不必再担心被捕和枪杀，天知道我们有多高兴！那些日子，我们孩子们依然被挑夫挑着，沿湘桂铁路的路线往广西走。但是，才走了几天，我们就发现情况完全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首先，这条路上已经少有难民，老百姓要走的早就走了，剩下的农民是根本不预备离开乡土的。（湖南人土观念极重，轻易不离故乡。）我们这挑着孩子，打扮得不伦不类的一家人，显得非常特殊。其次，我们正赶上了抗战史上的“湘桂大撤退”，各路驻守国军，正撤离湖南，因而整条马路上，有骑兵，有辎重，有步兵，有伤兵……一队一队，不知道有多少人马。这些国军行军速度极快，我们这家人却进度缓慢，杂在军队中前进，难免会妨碍行军。于是，牵牵绊绊，推推拉拉，我们一直被前面的军人往后挤，后面的军人往前推，经常弄得进退无据而狼狈不堪。母亲生平没有受过这样的罪，没多久，就走得双脚都起了水泡，再两天，水泡磨破了开始出血，一跛一跛的显得极为痛苦。两个挑夫不堪负荷，也开始抱怨和提出辞意，父亲竭力挽留，一再提高他们的待遇。我们孩子在风吹日晒之下连日奔波，也逐渐困顿了下来。这样，我们的速度是越来越慢了。就在这艰苦的行程里，日军的轰炸机出现了，经常是一阵降隆机声，由远而近，然后呼啸着从我们头顶掠过。国军们虽在撤退中，仍然纪律严明，他们背上都背着掩护用的稻草，轰炸机一过来，他们就地一滚，就只看到一片稻草。日本飞机很少投弹，（它们多半是奉命去炸城镇的。）却偶尔会来上一阵扫射，那就相当可怕而触目惊心了。
危机越来越重，几天后，我们得到消息，日军正沿湘桂铁路追打过来，国军奉命保全实力，尽量撤向广西，而避免正面交战。于是，军队的行军速度更快，我们夹在军队中，也更加行动不便。国军作战之余，饱受风霜之苦，难免都脾气暴躁而易怒，当我们妨碍了行军时，各种吆喝也纷纷而至：
“让开！让开！老百姓别挡住军队！”
“你们不会走小路？一定要妨碍行军吗？”
“你们懂不懂，军队为你们老百姓打了多少仗？你们还在这儿碍事！”我们被推前推后，说不出有多狼狈。
这样，一天中午，敌机又隆隆而至，军人们都伏下身来，辎重和马匹也被牵往隐蔽的地区。我们一家人没有掩护，就都避向山腰底下的一棵大树下面，站在树下，眼看那些敌机一架架的掠过头顶。在那大树底下，并不是只有我们一家人，还有几个军官，带着辎重也在那儿掩蔽。其中有一个军官，一直对我们不住的打量着，他手里牵着一匹马。说实话，我对那军官的注意力远没有那匹马来得多。那马是褐色的，高大而魁梧，鼻子里不停的喷着气。父亲看着敌机掠过，看着满路的军队，又看看委顿不堪的我们，忽然叹口气说：“不甘异族迫害，要付出多少代价！”
穿着一身农装的父亲，一句话就泄了底牌。那军官把马绑在树上，对我们大踏步走来，望着父亲，他问：
“你们不是普通农民吧？”
对中国军官，父亲不需要掩饰身分，他坦然回答：
“我是一个教员。”“教书的老师？”那军官眼睛一亮，又望望母亲：“那是你太太？”“是的，她也是个教员。”父亲说。
“哦！”那军官黝黑的脸庞上涌起了一片肃然起敬的神色，他看看父亲又看看我们，简单明瞭的问：“你们要到什么方去？”“四川！”“四川？”那军官像听到了什么希奇古怪的话一般，讶然的大叫了起来：“你知道那有多远？”
“我知道，”父亲冷静而坚决。“离开家乡，我就知道这是条多远的路，但是，我必须走！我不能留在沦陷区，让日本人侮辱！”那军官紧紧的盯着父亲。我这才注意到他，方面大耳，浓眉大眼，身材高大，肩膀宽阔……他看来和他那匹马一样；雄赳赳，气昂昂，一个典型的，粗壮的军人！一个典型的，抡枪打仗的军人！他对父亲不解的注视着，我想，他一生也没看过像父亲这种书呆子。好半天，他才问：
“你预备就这样挑着孩子，走到四川吗？”
“有难民火车，就搭难民火车，没车，就走了去！”
那军官重重的摇头。“你们走不动！”“走不动也要走！”那军官又蹙眉又怀疑，他仔仔细细的看父亲，又研究着我们，忽然说：“你们读书人真奇怪，我没念过书，生平就佩服读书人！这样吧，让我指示你们一条路。像你们这样混在军队里乱走根本不是办法，我注意你们已经很久了，目前我们在撤退，军队情绪坏，脾气坏，你们迟早要惹麻烦！现在惟一的办法，你们找广西军队，让他们保护你们往广西走，广西军队的路线和你们相同，有军人保护，你们不至于受欺侮，也不会落后，这样，或者能走到目的地！”
“广西军队？”一直不说话的母亲插了进来。“这么多军队，我们怎么知道哪一队是广西军队？”
“我就是广西军队。”那军官推推帽子，忽然朗声的说：“你们如果愿意，我保护你们到广西！”
这一下，父母都呆了，他们面面相对，彼此交换着目光。乱世之中，人心难测，父母必须面临一个决定，这军官，是好人？是坏人？很快的，父亲下了决心，他伸出手去，坦然的，诚恳的说：‘我姓陈，陈致平，我们诚心接受您的帮忙。感激您的热心！”那军官用大手一把握住父亲的手，热烈的摇着，爽朗而愉快的说：“我姓曾，名彪，第二十七团辎重连的连长！”
这就是曾连长！从此，我们成了他保护下的老百姓，跟着他的军队走，吃他的军粮，喝他水壶里的水……曾连长，他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
十、骑马
和曾连长同行的那段日子，是令人刻骨难忘的。
首先，曾连长发现母亲的脚跛了，父亲也步履蹒跚，他立即命令手下一位排长把他的马让给母亲骑。那排长姓王，是位和气而服从的好军人。他把马牵了过来，母亲一看那又高又大，直甩头，鼻子里直喷气，蹄子直踹土的庞然巨物，就已经吓坏了。拚命摇着头，母亲说：
“我走路！我宁愿步路！”
“不行！”曾连长皱着眉，命令的嚷着，完全把母亲当成他手下的“军人”，他横眉竖目，十分威严。“非骑马不可！上去！”母亲不敢不“听命”，只好压抑着恐惧心，乖乖的往马背上爬，她才碰到马鞍，那马认主人，一声长嘶，吓得母亲回头就跑。军人们忍不住都笑了，曾连长却丝毫不笑，对母亲严厉的看着。于是母亲又乖乖的走回那匹马身边，在王排长的扶持帮忙之下，好不容易总算爬上了马背。可是，才坐直身子，那匹马又一声长嘶，背脊一耸，前蹄直立，吓得母亲尖声大叫，抱着马脖子，死命不放。这一下，连曾连长也忍不住笑了。他摇摇头，示意王排长把母亲搀下马背，拉过他自己的马来，他简单地说：
“换马！”
原来他自己那匹马十分驯良，母亲坐上去之后，它丝毫没闹脾气。但是，母亲仍然战战兢兢，脸色发白，于是，连长又派了一个士兵，帮母亲牵马，并且，“负责保护陈太太的安全！”他自己却骑了王排长那匹劣马。后来，我们才知道，曾连长对他自己那匹马，是十分珍爱的，轻易不肯让给别人骑。我们就这样跟着曾连长走了。两个挑夫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