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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三十一岁时，他渐悟释老之非。年谱记云：
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舆等四人来访，方出五云门，先生即命仆迎之，且历语其来迹。仆遇诸途，与语，良合。众惊异，以为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静久，思离世远去。惟祖母岑与龙山公在念。因循未决。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明年，遂移疾钱塘西湖。复思用世。往来南屏虎跑诸刹。有禅僧坐关，三年不语不视。先生喝之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僧惊起。即开视对语。先生问其家，对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对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爱亲本性谕之。僧涕泣谢。明日问之，僧已去矣。
案：此段所述，悟道家之非，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案簸弄精神，玩弄光景，气魄承当（非义理承当），皆当时讲学鉴别真伪之重要话头。皆非真道实理也。其悟佛家之非，则曰：“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孝弟之念是最后真实真理之所在。此处直须直下肯定，直下承当，绝不能绕出去用任何曲说以拨无之。若说真实，这里就是真实。若说高明奥妙，这里就是高明奥妙。离开此一步而绕出去，不能有任何真实、高明奥妙之可言。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立教，四无傍依，直握住真实，开而出之，沛然莫之能御。孝弟亲亲只是生活中一件事，然此一念实指点一至真至实之普遍仁体。这里决不可以如幻如化之假象视之。如果此亦只是假象之世间法，则汝之“真如”之出世间法，更假不可言。仁体直须归到自己身上来直下亲证。若推出去作一个外在的法相看（作一个外在的事物或概念看），则直下便谓之为非人，谓失心。任何玄谈，皆是曲说。故阳明直就一和尚之不能无“念母”之念而指点之，该和尚当下即醒转过来。此决不能因生老病死诸法无常之苦谛而即拨无之。故程明道云：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据今日合人道废则是。今尚不废者，犹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灭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间可谓孤立。其将谁告耶？
第二部分 人文主义与宗教第10节 生命的学问（2）
程子此言，是有感于当时谈佛者之风靡。宋明诸大儒对于此点皆能深切著明，直下把握而肯定之，决不放松。此即所谓“天理”是也。宋明儒者唯因此点肯定始能复兴儒学，抵御佛教。阳明悟释老之非，即示其心思已直接归于此仁体而直下承当，决不摇动矣。此是作人作圣之大本源。此义既得，则其读朱子而成之“物理吾心终判为二”之大疑团大烦闷，已届彻底解决之时矣。唯此须有一大开悟，而大开悟必赖一大机缘。此即其三十七岁在贵州龙场驿之动心忍性。
年谱记云：
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时瑾（刘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
这是阳明一生所受的濒临生死边缘的大挫折。故孟子说：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人到绝途，方能重生。必现实的一切，都被敲碎，一无所有，然后“海底涌红轮”，一个“普遍的精神实体”始彻底呈现。此之谓大开悟。得失荣辱，甚至生命，都被迫放弃，不在念中，亦无法在念中，然后得真皈依。此即阳明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此时之“俟命”乃表示落于胶漆盆中坚持得失荣辱乃至生死之“意志”之否定。这些全否定，剥落净尽，即孟子所谓“空乏其身”。盖这些胶着，都是现实的，都可以说是属于“身”的。身不空乏，心不充实，而一体之仁心真心，即所谓普遍的精神实体者，亦不能呈现。吾人必如此了解阳明的开悟以及其所说之良知，然后方可以得其真实意义与作用，而不落于口头之浮辞。吾人处于此受苦难之大时代，国破家亡，亲戚骨肉以及无辜之同胞遭受非人之戮辱，自己个人虽得逃出魔掌，然一切如同身受，一切都归无有。如在这里能直下觉悟，开出新生命，一切以义理担当，不要以气魄担当，则阳明所说之一切，皆不啻吾人今日之注脚。若自己身尚不空，以为系有一切，胶着现实，利欲熏心，私意内执，私智穿凿，则虽日言良知，亦绝不是阳明所说之良知。良知，一体之仁心真心，必经过大剥落后之大开悟，而后证现。在此大剥落后之大开悟中所印证者，自始即无人我之界、物我之限，顿时即涵盖乾坤而为人生宇宙大本，此即一体之仁心真心，阳明《咏良知》诗所谓“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也。此而既得，则物理吾心，向之判而为二者，自然归一。所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者，即觉得，则物理吾心，向之判而为二者，自然归一。所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者，即觉到须本此而言格物致知也，非以即物而穷其理以致知也。故云：“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吾人须知，此所悟者，非《大学》本文事，非讲书事，乃是全体大用之新义理系统之事。此即所谓“三变而始得其门”之最后一阶段也。初为辞章，次为佛老，最终则心与理一，归宗于儒。
三 再三变而至圆成
黄宗义复继上言三变而云：
自此之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盖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良知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发。此知自能收敛，不须更主于收敛。此知自能发散，不须更期于发散。收敛者，感之体，静而动也。发散者，寂之用，动而静也。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无有二也。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
此学成之后三变与以前三变不同。此只是一根之发展，一系统之完成。惟于功夫上有困勉与纯熟之别而已。非于义理骨干有改变也。例如大悟后，以默坐澄心为学的，主于收敛，发散是不得已。此便是初期的涵养省察工夫。譬如一人，大病之后，初复元气，不能不珍摄保养。此就是收敛之意。这与健旺之人，衷气充沛者，不同。充沛者，收敛发散，皆从容自如，游刃有余。但初复元气之人，于收敛发散之间，即不能不有所戒慎。故主于收敛，发散是不得已。盖收敛，意在恢复本心，涵养真体，此处把得紧，发散始可不差谬。故云：“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收敛涵养即含省察。默坐澄心，认识何者是真我，何者是假我。将真我端得正，则习气私欲之假我即被对照出，此即省察也。 故在收敛回向之中，自觉地有一步主客体分裂之功夫。此为第一阶段必经之功夫，若不经此功夫，一味混杂，不辨真伪，生活于习心物气之中，则真体不露，混沌而已，此不得云主客体之圆融。
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此阶段是阳明事业学问俱在鼎盛之时。自四十五岁起，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四十六岁至赣，平诸寇，四十八岁在江西擒宸濠，四十九岁遭遇张忠许泰诸佞幸之谗忌，直至五十岁，仍在江西，始揭“致良知”之教。此五年间，最艰巨之事业为平宸濠之叛，而军旅之中讲学不辍。至五十岁时始揭“致良知”之教，不过云此年正式提为口诀，成立宗旨，非云此年始讲良知与致良知也。在此五年间，一方讲学，一方成事功，真所谓事上磨炼矣。故功夫造诣已超过第一阶段之默坐澄心而至成熟之阶段。故云：“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此即收敛与发散圆融而为一，已克服主客体分裂对立之境矣。“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良知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发。”良知本身固是如此，然功夫亦必至纯熟之境始能相应良知之自性而为“自有天则”之流行。讲学不已，是提撕警觉。事上磨炼，故深切著明。熟则真熟，透则真透。
“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此指自五十一岁至五十六岁一阶段而言。盖已臻天理流行，纯熟化境。五十六岁至广西征思田，至五十七岁十一月归途中卒于南安。故可云晚年境界也。
统观阳明一生，以圣贤学问为主，以事业副。处理事业，以成事功，是一种艺术。非有构造综合的心智，调节运用的心智，决难措施得当。尤其兵凶战危，非同小可。此尤非戒慎恐惧，心地莹彻，不为功。而构造综合调节运用的心智即是一种超越的心智，驾驭事业而上之，故为一虚灵之心，涵盖之心，此非洞见本源，决难语此。本源莹彻，自作主宰。以全幅智勇以赴之，此之谓义理担当，非气魄担当，亦非偶发于天资本能之一时聪明所可语此。故《易》曰：“贞固足以干事。”贞固即义理担当也。当其赴江西平寇时，“王思舆语季本（彭山）曰：阳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触之不动矣。”（年谱）义理担当，触之不动，非刚愎执扭之不动也。世之讲良知者须于此三致意焉。年谱记云：
自经宸濠忠（张忠）泰（许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乃遗书守益（邹东廓）曰：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
年谱又引阳明之言曰：
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言良知须大悟，致良知须笃行。不经大疑大闷，不能彻悟本体，良知非习气中之直觉本能也。不落于身上切实体验，则只玩弄光景，不足以作为人格建立道德实践之原则。故阳明于五十六岁赴广西途中，至吉安，大会士友于螺川驿中，有曰：
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虚，变通不居。若假以文过饰非，为害大矣。
一般人未脱习气之胶着，陷溺于私意私智之坑堑，而侈谈良知，其所谓良知只是意见，只是习气中之直觉本能。此不但有负此知，且亦有负阳明多多矣。
第三部分 人类自救之积极精神第11节 人类自救之积极精神（1）
我近来不自量，写了一部讲历史的书，名曰“国史之精神发展的解析”（按：已改名《历史哲学》，一九五五年出版）。从黄帝尧舜起一直写到东汉止。此后暂不写。司马迁写《史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的目的不在成一家之言，而在贯通吾人的民族生命及文化生命。惟在这种贯通中，始能见出人类的积极精神来。人类的生命，发展到今日，实在是肢解了，僵化了。因此，到了极端胶固枯燥的境地。《庄子·天下》篇云：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赅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由道术之裂，演变而为生命之裂。秦政一出，而天昏地暗。到了今日，生命之裂与道术之裂，超过战国及秦政不知几万倍。近代的精神，一往是“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的精神。现在，可以英美来代表。在这种“往而不反，必不合矣”的状态下，不要说道术裂不裂，首先自己的生命已肢解而僵化。由此，起一个反动，便是“心死”：阴险狠愎的变态心理淹没了一切。庄子只见到“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可痛，尚未见到今日变态心理的可怕。这里边的阴邪黑暗，不是以往的人显所能想像得到的。
康德的哲学中，讲到超越的统觉，超越的对象时，曾提到超越的亲和力。人类内心深处的那种超越的亲和力（亦就是正面的积极精神），最易于从历史贯通的发展之体贴中荡漾出来。民族生命，文化生命，统在这种贯通发展之体贴中复活。人类的超越亲和力，在中国历史的文化生命中，表现得最亲切。不幸到今日竟变成这种断绝的境地。生命不能通，隔断了，干枯了，循至于爆裂以死。没有了过去，那里还有未来？“未来”只是龇牙咧嘴，昏迷状态的眼花缭乱。
积极的精神，在静定平实中澄清出来。我从历史生命文化生命的贯通发展中，看出人类的积极精神不过是三种：一、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二、综合的尽气之精神，三、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相应此三种精神，广义地言之，中国文化生命中有前两者，而无后一者。西方的文化生命有后一者，而无前两者。照这样分法，西方在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下，有宗教、科学及民主政治，即这三种东西皆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之所贯注。中国在前两种精神下，有儒者的圣贤境界及英雄豪杰的天才境界，总之是德慧的与艺术性的。圣贤境界在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下完成。何谓综合的尽理？即是超越的理想在践形尽性的本末贯彻中表现。“形”是形而下的，亦可曰“形气”。“惟圣人为能践形”。践形亦就是“尽气”。惟圣人的尽气是在“尽性”中贯通着的，所以形而下的“形气”是在心气天理的通透中涵融育化而不落于纯粹的“物气”。惟因通彻到践形而表现着超越理想，所以才是综合地尽理的，亦可曰理性的尽气之综合。而天才境界则是在“综合的尽气之精神”下完成。惟天才为能尽气。而天才的尽气是不自觉的，亦未通过尽性之贯彻的。若不是天才，则只是堕落干枯，阴私邪僻，纯成为物气，而不能说是“尽气”。天才能尽气，这是他的天资高，生命充沛，所以虽未通过尽性之贯彻，亦有暗合于道处。这就是朱子所说的汉唐。所以唯天才为能尽气，唯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