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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的，少女的初恋顺着剪刀的尖刃流淌出去，沾着红，染着绿，有一些羞涩，还有更多的憧憬。她对我说，她不恨那个实习生，他不是故意要伤着她的，相反，她想念他身上酒精和药棉的气味，有时候放了学，她会不由自主地走到医院后面的巷子，只是为了闻闻那股味道。
我妈妈希望我经常把艾早叫出去散散心，家里有一个艾好成天窝着不动拿书本当饭吃，已经够叫人心烦了，她不想女儿也退缩回来变成一个同样沉默的人。所以我一说要去广播站看电视，我妈妈马上催着艾早换衣服出门。
艾早的衣服十分素净：米色小碎花的圆领短袖衫，浅蓝色的确凉的长裤。裤子是我妈妈新给她做的，裤缝笔挺，裤腿修长，臀部也包得恰到好处，看上去非常合身。我妈妈最近给她做了好几身衣服，似乎有点讨好艾早的意思。
她是在检讨从前对艾早关心不够呢，还是乞求艾早不要再给她弄出麻烦呢？ 也许两种意思都有吧。总之，艾早穿着这一身素色而且体面的衣服，再把头发挽上去，露出长长的脖颈，就显得比我成熟了很多，完全是一个端庄沉静的年轻女人的模样。
我们在县广播站门口碰到了另外一个女孩，她约摸二十多岁的样子，皮肤微黑，欢眉笑眼，辫子盘在头上，穿着一条式样很夸张的连衣裙：领口是方的，袖子的肩部像鸟儿翅膀一样高高撑起，跟她的脑袋组成一个有趣的“山”
字形状，腰间紧紧勒着一条硬邦邦的腰带，勒得仿佛呼吸都有点艰难。她看到张根本，笑靥如花地扑过来，表情异常的丰富：“哎呀你怎么才来？ 人家都等了很久了！ ”
张根本顾及我和艾早在场，把她推开一点，皱皱眉头：“怎么穿了这么件衣裳？跟只花母鸡似的。”
“不好看吗？ ”她拎起裙摆原地转一个圈。
“电影里的马科斯夫人就穿了这件衣服，人家还是自己琢磨着裁剪出来的呢，费了好多心思呢，人家以为你会喜欢嘛！ ”
难怪我看着眼熟，来我们国家访问的菲律宾总统夫人的确是穿着这么一件衣服，我们都从新闻电影短片中看到过。总统夫人穿着这种衣服会见毛主席时，毛主席就低头亲吻了她的手。毛主席之前还没有亲吻过其他女人的手，可见漂亮衣服自有它的魅力。
张根本对我和艾早介绍：“她在服装厂工作，姓洪，叫洪果，你们喊她红果儿吧。”
我和艾早对视一眼。现在我明白张根本看电视为什么要叫上我了，我不过是为红果儿做了个掩护，醉翁之意不在酒。
县广播站是执掌政府舆论大权的地方，对进门的闲杂人等向来盘查很严。可是张根本的派头更大，他几乎是目不斜视地甩着胳膊长驱直入。门卫探出身，眼瞪着我们三个明显是来蹭电视看的女孩，想制止又不敢，那副皱眉嘬牙的苦瓜样，让我的心里一个劲想笑。
我们从楼梯上去，到二楼会议室。青阳城当年最大的一台二十一英寸黑白电视机就搁在这个大房间里。电视机前密密麻麻排满了狭长的条凳，已经有不少人占据了前几排的座位，正昂着脑袋四处张望，脸上洋溢着早来早好的庆幸和快乐。张根本跟其中的不少人认识，他们热络地打着招呼。有人赶紧让出位置，请张根本落座。他嘿嘿地笑着，像个首长一样地摆手。然后他在中间的一张条凳上坐下。红果儿马上挤过去，挨坐在他的身边，山头一样耸立的袖肩紧贴住张根本的白的确凉衬衣，一双灵动的眼睛左顾右盼。而张根本神态自若，怡然大方，看起来对这样的陪伴已成习惯。
我和艾早知趣地坐到了最后。张根本回头找过我们一次，招手让我们往前。艾早很坚决地摇头。
结果当天晚上的罗马尼亚电影并没有如期播出，临时转播了白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的十一届中共全会。华国锋在会上宣读政治报告，讲的全是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如何“伟大正确”什么的。我和艾早听了不到十分钟，觉得百无聊赖，就挤出人群，下楼到院子里转悠。
我们都没有料到在院子里会碰到一个认识的人：陈清风。当时他只穿一件旧得毛了边的汗背心，一条晃晃荡荡的西装短裤，趿拉着塑料拖鞋，坐在一排平房前回廊的藤椅上看书。那盏灯应该是临时从房间里拉出来的，挂在廊柱的钉子上，25瓦的灯泡马马虎虎照亮了藤椅周边一小块地方，他的身影仿佛被一束追光灯凸现，看过去好像是从三十年代的旧电影里剥离出来的一个场景，陈旧却又安详。
第一眼认出他的是我。艾早骑车跟他相撞跌倒时，因为惊慌疼痛，没有在意背她上医院的那个人的长相，可是我有印象。我撕过他的衬衣，还知道他抽烟，身上有烟味。特别是，他的牙齿不像一个抽烟的人，非常整齐，密密的，不那么洁白，但是闪闪发亮，温润如玉。
我拉了拉艾早的衣角，把远处灯光下的陈清风指给她看。艾早惊奇地扬起眉毛：“是他吗？ ”这时候，我们两人嘴里都咬着一朵刚刚从院墙角落里摘下来的美人蕉的花。这种花的根部有很甜的一兜蜜，无聊的时候我们就喜欢吮着花茎玩。
那天院子里的星光很亮，地面上仿佛铺了薄薄一层水银，树啦，花啦，砖石铺出的甬道啦，砌在院里的水池啦，一口被遗忘在院子里的瓦缸啦，全都在星光下熠熠生辉地凸现着，所以陈清风也在同一时间发现了我们。事情几乎过去了一年，陈清风认出我们却丝毫没有费劲，说明他的记忆力极好，又或者是他一直把我们两个记在了心里。他的目光在我们两个脸上轮番停留过之后，下意识地往下，瞥了一眼艾早曾经受伤流血的脚腕，而后又抬上来，龇牙一笑：“怎么不看电视了？ ”
艾早反问他：“你怎么不看？ ”
我有点惊奇的是，艾早已经很长时间不主动跟人讲话，此刻她却突然地活跃起来，抢在我前面开口。
陈清风扬起脸，往楼上会议室的窗户看了看，带了点自负地说：“那些大报告，我不用听都能背出来……”
有几秒钟的时间我们都沉默着，不知道往下如何再引出话头。然后陈清风像是忽然想起来，站起身，把藤椅往我们这边推了推：“坐……”
艾早笑得很放松：“还是你坐吧，我们两个人呢。”她不由分说把对方推着塞回到椅子里，又拉着我，屁股一抬，坐到了走廊高高的栏杆上。
栏杆很窄，硌人。木头也特别容易吸收热量，被太阳烘晒了一天之后，此刻在屁股下面微微发烫。我们坐着，感觉视线有点高，看陈清风的头顶几乎是俯视，而他的视线又差不多跟我们的腿面平行。这样一来，我开始担心我的裙子太短，盖不住大腿，心里有小小的紧张，不停地用手拉扯着裙边。
艾早穿的是裤子，所以没有我的尴尬。她因此比我放松很多，两条腿悬在空中，悠然地晃荡着，问陈清风看的是什么书。
对方就把书举起来，递到艾早的手里。一本文革前的《世界地理知识》合订本。16开本，装订的纸张很马虎，缝线用的是纳鞋底的麻绳，很不专业。
“我从废旧品商店找出来的。”他欠身，往前探着脑袋，紧盯住艾早手里的书，仿佛那是一件珍宝，他生怕艾早一不小心摔碎，毁掉。
“书太少了，找到一本好书很难。”他感叹。
书旧得真像老古董，纸页泛黄，边缘发黑，我坐在旁边都闻到了一股陈年霉烂的味道。艾早想要看清楚其中的一页，不得不把书举起来，凑近挂在廊柱上的灯泡。她抱怨说：“干吗不弄个瓦数大点的啊？ ”
陈清风认真解释：“太亮了招虫子多。”
我一低头，才发现地上已经躺了无数的小虫尸体，都是稀里糊涂撞上灯泡后一头栽死的。说话间，还有更多的小虫仍然环绕在灯前，一圈圈地疯狂飞舞，不撞个鱼死网破不肯甘心。
“你学地理的？ ”艾早把书还给了陈清风，又盯住他的眼睛，表示好奇。
陈清风想了想：“实际上……我是学中文的。可我喜欢行走，对地图这些东西着迷。”
艾早炫耀：“我弟弟能背出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首都名称。”
陈清风笑了：“那我不行，有一些很小的岛国记不清楚。像太平洋中的瓦努阿图、基里巴斯、西萨摩亚什么的，太冷僻，记过就忘。”
“那你出过国吗？ ”
“地图上的旅行算吗？ ”
我们一起大笑。我不清楚陈清风有多大年龄，但是他看上去年轻。他笑起来的时候，笑纹是慢慢从嘴角漾开的，下巴有一个浅浅的圆弧，鼻孔张得很开，显出一种知足常乐的温厚。
但是他的眼睛会发出不平常的光亮，瞳仁深处闪闪烁烁，仔细看时，就会觉得那里面充满异数，是化学的不稳定式，代表着他的难以实现的渴盼：漂泊，游走，随意，向远方。
一个人面孔表面的东西和瞳仁深处的东西，彼此对立，又和谐地并存。它们在此后的岁月里，共同支配陈清风的灵魂，使他的身体呈现出令人着迷的特质。
我记得那个晚上我们在走廊里还说了很多好玩的事情。陈清风刚看了那册合订本的《世界地理杂志》，他现学现卖，告诉我们新西兰的毛利人见面是如何行“碰鼻子礼”的：他们把屁股撅着，脑袋拱出去，鼻尖顶着鼻尖，模样像两只斗架的鸡。在太平洋另外的岛国上，土著女人们为了脖子修长，从婴儿生出来就一年年地往脑袋下面堆叠项圈，成年后个个都变成长颈鹿。还有个国家，女人以耳垂肥长为美，所以从小在耳朵上挂铁环、石头、成串的玻璃珠儿，把耳朵拉得能够垂到肩头上，一走一晃荡，像脑袋两侧挂着两片帽檐……艾早听他东拉西扯地说，笑得前仰后合，有一次幅度过大，差点儿从栏杆滑落到地上。陈清风也笑，肩膀一耸一耸，细密的牙齿非常迷人。黑的、绿的、褐黄色的小飞虫在我们头顶上绕来绕去，撞到灯泡，发出轻微的噼啪声响。空气慢慢地凉爽下来，晚饭花和蔷薇花的香气变得浓郁。看门的老头儿往院子里又洒了一遍水，水被地面吸收时咝咝冒泡，像是土地在呻唤。
很多年之后想起来，那个夜晚的情景有点像梦，我们所谈论的发生在遥远国度上的趣事，我们背后水银般的星光，凸现在追光灯效果中的陈清风的身影，以及楼上会议室里华国锋读报告的山西腔调，都有那么点非同寻常，仿佛超越了那个时代的现实，让我们提前看到了生命中的另一种可能。
艾早求张根本帮忙，在县文化馆弄到了一张借书证。张根本办这些事情不费吹灰之力。
艾早第一次去的时候，带了一个很大的书包，准备横扫馆内藏书，来个满载而归。可是进到阅览室之后大失所望：稀稀拉拉的几排木头书架上，除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还有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姚雪垠的《李自成》，几本《赤脚医生手册》，一些革命斗争故事的连环画。艾早绕着书架慢慢转了一周，又转了一周，夹着空荡荡的书包出门。
“蒙人啊！ ”她对我诉说，“又没有书，办什么阅览室？ ”
她还说：“连一本地图册都没有。青阳城里就没有人关心世界吗？ ”
她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她不是为自己借书的，她想替陈清风分担求书的烦恼。“书太少了，找一本好书很难。”不，不是这样的，艾早要证明给他看，好书有，喜欢读书的人也有。艾早不希望陈清风在这个问题上失望。
艾早瞪大了眼睛，目光炯炯地在她的周围寻求书籍。她排除了小说，也排除了诗歌，戏剧，故事集，只寻找跟地理有关的文字。她借口求教作文闯进语文老师的家里。老师是五十年代的下放右派，以家中藏书丰富闻名，文革中学生们拼死帮他转移了几大箱的书籍，那些可怜的“人类精神财富”才得以劫后余生。艾早一边请教着“作文的主题思想怎样才能拎出来？ ”
一边用眼角贼一样地四下偷窥。最后她摸清了老师家中只有古典名著，没有地理读本。之后她把重点放在废旧品商店。陈清风的那套合订本《世界地理杂志》是从废品店淘来的，艾早认为她也可以同样侥幸地淘到宝物。她一连好多天捂着口罩去翻那些店里的垃圾，回家之后双眼通红，是被灰尘迷的。她很奇怪去废品店的人怎么只卖报纸：“书呢？ 难道没有人再去卖书？ ”
的确没有人再去卖书了。文革已经结束，出卖知识的时代已经过去，十年浩劫之后所剩无几的书籍都成了宝贝。而新版的图书，那些经过有关部门审慎核准才得以重见天日的政治、历史、文学、经济和法律的圣典，它们还要再过两年才能摆上新华书店的木制柜台。
艾早最后还是从书痴艾好的手中抢到了一本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哈克… 贝里历险记》。她把书的故事复述给我听：哈克不堪酒鬼父亲的虐待，结识了从种植园逃出来的黑奴吉姆，两个人一块儿乘木筏沿密西西比河而下，一路经历了许许多多惊奇和怪诞的事情，也领略了密西西比河流域壮美险峻的自然风光。艾早说：“了不起的故事！ 陈清风会喜欢的。可以当地理杂志读。艾晚你想想，乘木筏游历美国啊！ ”
艾早说完这句话后，我马上想到一个可能：陈清风是中文系的大学生，他也许早就读过了这本书。
“那也没有关系。”艾早不在乎地说：“他还可以再读一遍。好书还怕多读吗？”
她这么说，我就无话可答了。于是我陪着她去广播站，给陈清风送书。
艾早一路上都显得兴奋，不停地把书从帆布书包里掏出来看看，放回去，再掏出来看看，再放回去。这书看样子曾被无数的人读过，封面剩下一半，末尾少了两页，书页还起皱，变薄变脆，感觉稍不留神就会让手指在书上捅出个窟窿。我很担心艾早兴奋过度，翻来倒去把书弄坏了。要真是弄坏的话，可怜的艾好就没法对他的同学交代。以前艾好弄丢过人家一本《历代名画录》，结果赔出了他自己的一套《水浒传》。艾好心疼得几天都没有说话。
我们在闸桥上碰到了张根本。他穿着一身便装，开了一辆军绿色的警用摩托，大热天气，手上却套了一双浆得很挺括的薄纱手套，显得那么讲究，神气。他停下车，身子从车座上探过来，下巴点一点艾早手里缺头少尾的书：“天天盯我帮你弄借书证，就借了这么一本小破书？ ”
艾早不答话，下意识地把书藏到了身后。
跟张根本的摩托车、跟这双洁白的薄纱手套共处在一个空间里，艾早手里的《哈克·贝里历险记》忽然变得可怜巴巴，有几分狼狈。
“大学要考试招生了，邓小平都有指示了。”张根本居高临下地，“你们两个有空多看看正经书，过两年考大学，别在外面架着膀子晃来晃去。还有，交朋友要慎重，女孩子家……”
他知道我们跟陈清风的交往了吗？ 还是没有实际内容的泛泛而谈？ 艾早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她想说的是：你自己又是怎么做的？ 实际上，我心里也这么想了，可是我不敢公然表示这种不满和不屑。
张根本从我们脸上没有看到他所期待的反应，只好叹口气，从车斗里摸出一包什么东西，扔到我怀里。“早点回家，免得你妈妈哆嗦。”说完他油门一踩，摩托车喷出一股热浪，绝尘而去。他手上的白手套在极速奔驰中拉出一一条白线，像空气划过去的闪光。
我低头，发现怀里接住的是一袋话梅。一定是哪个相好的女孩子塞给他，他做个顺水人情扔给了我们。我打开，往艾早嘴巴里塞了一颗，自己也含了一颗。话梅又酸又咸，一时间教们满嘴口水，牙床僵涩得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艾早忽然碰碰我的肩，问我一句：“艾晚，你说他在外面会不会有个儿子跟别的女人牛出来的？ ”
我吃惊地瞪眼看她。这个问题太刺激了，简直是匪夷所思，真亏她想得出来。
可是再一转念，也不是没有可能。我们于是就猜，如果有儿子，那孩子会是什么模样？ 也像张根本这么神气活现、招摇撞骗吗？ 艾早还学张根本骑摩托的样子，胳膊张开，肩膀耸起来，头伸到前面，嘴里“嘟嘟嘟”地哼着，往桥下冲了几步。
然后我们肩膀搭着肩膀，拉扯在一起，疯笑。李艳华说得一点不错，我只要跟艾早凑在一块儿，就不是文静的张小晚了，是成了艾早的翻版，跟她一样疯疯癫癫的女孩。
广播站的门卫老头儿拦着我们不让进去，说陈清风下乡采访去了，宿舍里没人。
“你让我们进去看看！ ”艾早把那本《哈里·贝克历险记》抱在胸前，苦苦哀求。
老头儿从花镜下面瞪着我们：“没人还看什么？ ”
艾早决心蛮扯到底：“没人为什么不能看？ ”
老头儿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