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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熨得非常挺括。上身是一件灰蓝两色格子的两用衫，小方领，贴袋，衣扣有螺旋形的花纹。这两件衣服是她衣柜里最好的行头，逢到出门做客才会穿上。她手中的艾好穿着我们小时候穿旧了的花衣服，加上一张红扑扑的小脸，软软地垂在额前的头发，看不出是个男孩儿。他对出门游玩很有兴趣，眼睛瞪得像一对铃铛，东张西望，看什么都觉得惊奇。他的嘴巴还傻乎乎地张着，口水不断地流下来，把我妈妈的肩头洇湿了一片。
排在第四位的是李艳华。她那天把蓬松的头发披散下来，垂在肩头，显得时髦而华丽。我觉得她那副模样不像护士，像电影里的女特务。她穿着一件非常柔软的开司米的毛衣，浅蓝色，织着镂空的花纹，胸前的纽扣也同样是蓝色，闪着贝母样的光泽。我曾经听她告诉妈妈说，这毛衣是托人从上海买回来的，花了她将近一个月的工资。除了这件毛衣之外，她家里还有一些漂亮时髦的玩意儿：有一个带拉链的拎包，一个月亮形的发夹，甚至还有一对珍珠色耳环。但是耳环她从来没有戴过。她说，如果戴出去，就会被批评，还要写出书面检查，弄不好被扣工资，不合算。她不戴，但是不妨碍她经常拿出来，给我和艾早看看，摸一摸。她许诺说，我和艾早，谁先结婚，她就把耳环送给谁。
为了这副漂亮的耳环，我希望我比艾早先结婚。
最后一个人，队伍的尾巴．是胡妈。她手里拿着一个包袱，里面包着为艾好准备的尿布。
本来是不需要她跟过来的，可是她担心我妈妈把艾早打扮得太漂亮了，一不留神被街上的“抹花儿”掳走。“抹花儿”就是专门拐骗小孩子的人。其实，有我妈妈和李艳华两个大人跟着，哪里有这么胆大包天的“抹花儿”呢？ 胡妈一路跟着，不过是为了欣赏艾早漂漂亮亮走在街上的样子罢了。我妈妈对胡妈的心思完全心知肚明，她尽量地满足胡妈，交给她保管两块尿布的任务，实际上也就是给她一个跟着出门的理由。
仲春四月，天已经有点热了。我们尽量地走在梧桐树荫里。半个月没有下雨，碎石子的路面干得发白，一脚踩下去，扬起低低的灰尘，黑布鞋面靠近鞋底的一圈变成了土黄色，像是鞋子外面又套了一层薄薄的鞋套一样。我和艾早一路跳跃着，专拣树叶投下来的阴影走，谁要是踩出影子就算是输。有时候树叶稀薄，影子突然断掉了，必须跨一大步才不至于出局。
还有的时候行道树突然缺了一棵，好几米宽的路面对天空亮出了肚皮，我们不可能伸直双臂优雅地飞过这段空当，只好踮了脚尖，麻雀一样地蹦过去。逢到这种情况，输赢就不计。
我们走过了一个果品食杂店，店堂的竹匾中堆了约摸十几个干巴巴的苹果，一捧长了虫子的红枣，还有一些看上去像泥巴捏出来的土黄色的核桃。一个裁缝店，店门口横着拉起一根绳子，挂着已经完工的长长短短的裤子和清一色浅蓝或深蓝的上衣。一个卖包子和面条的小饭馆，此刻不在饭时，灶火封着，店伙计趴在桌上打瞌睡，苍蝇围着他嗡嗡地转。一个橱窗里陈列着热水瓶、手电筒和雨靴的百货用品店。我不知道布置橱窗的人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换成洋娃娃和小汽车，那样会漂亮得多，最起码小孩子会愿意看。我们还走过邮局。邮局的门窗漆成绿色，街边上竖着一个邮筒，橱窗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玻璃上贴着红色蜡光纸剪出来的字，五个，排成圆弧形。我在城里的很多地方都见到过这五个字，都是一模一样的写法，这使我感觉到一种仪式上的庄严。我上了小学一年级之后终于把这五个字认出来了，它们就是：“为人民服务”。 ’我们在邮局门口停了一会儿。等妈妈从后面赶上来，因为我们不知道要不要走进邮局，走到最后面的一间办公室，把爸爸叫出来。但是妈妈赶上我们后。轻轻摇一摇头。于是我们又回到路边上，找地上的树影。
我们最终推开“宏光”照相馆的锃亮的玻璃门，兴奋而又胆怯地走进去。一股廉价地毯上散发出来的潮湿味把我裹住了。里面的空气很闷，人们走来走去时全都是小声地说话，仿佛怕惊着了那个黑箱子里的镜头。我妈妈去交钱，开票，然后让我和艾早坐在一张绿色长凳子上，把艾好塞在我们两个人中间，屁股下垫一个方木块，以便在镜头中跟我们差不多高矮。我妈妈自己藏身在艾好背后，双手扶住他的腰，不让他滑掉下去。
我这才知道，需要照相的是我们三个孩子，姐弟三个人合影。我不知道的是，照完这张相片之后我就要跟李艳华回家，成为李艳华和张根本的女儿。
因为面对镜头的紧张，我和艾早都有点过于严肃，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样。艾好则对钻在黑布下面的摄影师发生了兴趣，他以为那人在跟他捉迷藏，于是眯缝着眼睛咯咯地笑。可是摄影师钻出布笼，捏下橡皮球的瞬间，灯光骤然一亮，艾好吓得一愣，紧跟着哇地大哭，身体用劲地往后仰倒，我妈妈赶紧把他抱了下去。
照片洗出来之后，艾好圆睁的眼睛里全都是吃惊和惶惑。他仿佛对这个世界很不适应，恐惧无比，无路可逃，一副欲哭未哭的沮丧。
那天晚上，在张根本家里吃完了一大碗蒸鸡蛋拌饭，我就开始闹着回家。我扔掉了张根本特地买给我的一个花皮球，使劲掰开他的手，哭得声音嘶哑，几近昏厥。我并不明白领养意味着什么，可是我本能地感觉到我妈妈把我抛弃了，我被我的家人排除在外，遗弃在外。他们谁都不再爱我。我再也不能跟艾早一起玩耍，也不能揪艾好的腮帮子，更不能抠大门上的木屑，而后等着胡妈的一声呵斥。我害怕，惊恐，绝望，有一种坠人深渊的恐惧。我只有用哭声来表达我的抗议和愤慨。
张根本先是盯着我笑，后来就开始五心烦躁，他吼了我一句：“你号丧啊！ ”
我不理他，依旧撕心裂肺地哭，一边哭一边扒他顶在门边的腿，要从门缝里挤出去，回家。张根本回头望着李艳华，有一点幸灾乐祸：“我说吧，这孩子太大了，养不熟的。”
李艳华在厨房里慢腾腾地洗碗。她十分沉着，甚至有几分冷峻，瞥了我一眼，说：“过了这一夜就会没事了。抱只小狗回家还要叫唤几天呢。”
实际上我号哭了不是一夜，而是整整一个星期。张根本被我哭得没有办法，跑到我家里。
把艾早接过来，陪我睡觉。我每天晚上都是拉着艾早的手，一直哭到睡着。睡着之后我还紧抓她的手不放。我死死地攥住她，指甲掐进她的皮肉，把她的手背掐到青紫。或者我抱住她的一只胳膊，压在身子下面，不让她动，一动我就会惊醒，更坚决地把她的胳膊搂住，藏在怀中。
那段时间，艾早无师自通地长大了，成了我的名符其实的姐姐。她知道要迁就我，怜惜我，礼让我。她伸出小小的手，让我紧紧抓住，如果我不让她动，她就憋住不动。她说：“艾晚，你不要哭啊，我不会走开的。”
可是小孩子都是没记性的东西，仅仅十来天之后，我就习惯了自己身份的改变。我学会了一个人在单独的房间里睡觉。我平心静气地坐在李艳华和张根本的身边吃饭。如果李艳华不准我出门跟艾早玩，我就乖乖地趴在窗台上，往那个风仙花和鸡冠花次第开放的院子里看。我听到别人叫我“张小晚”这三个字后，不再傻愣着朝别人瞪眼，我知道这是我的新名字，是我的称呼，从此之后我做人的标识。
李艳华松了一口气。她开始训练我做家务，从扫地练起。她站着，手里抱着一个茶杯，很有耐心地指点着我：先扫四边，再往中间；先扫床底桌下，再扫走路的过道。扫帚头往前挥，别往自己脚上扫。腰弯下去，两只手要抓住扫帚柄的顶端和中端，松松地抓，否则扫起来不顺畅。
她跑到我妈妈面前报喜讯：小晚都学会扫地了！ 小孩子要让她劳动锻炼，思想才不会变修。艾早也该学学小晚的样，别让胡妈惯得太厉害。
我妈妈看了看在院子里奔跑着捉瓢虫的艾早，一声也不响。也许她心里舍不得我，可是她什么都不能说。
三 开陆虎车的人
贾铭在清晨开车把我送到机场。候机厅里空空荡荡，只有几个扫地的清洁工，和拖着滑轮包晃来晃去无所事事的几个早行的旅客。有个人站在报亭前看玻璃窗内的杂志封面，一边旁若无人地吃着手里的一个糯米饭团。糯米饭包油条是南京人喜欢的早饭，可是他吃几口就要低头看一看饭团里面的内容，饶有兴致地琢磨米粒和油条之间的粘合度，这种研究性的神态，又不像常吃这种点心的人。他穿着一身黑色：一件短袖衬衣和一条休闲长裤。衣裤的款式都很普通，中规中矩，然而看得出来那不是普通商店里买出来的大众品牌，那种内敛的品质，不动声色的尊贵，极其注重细节的裁剪，绝对是价格不菲的国际大品牌的风格。
贾铭看见我盯着那人吃饭团的样子，就问我是不是饿了。我告诉他说，我现在只担心机票能不能买到。贾铭捏了捏我的胳膊，表示安慰。
六点半钟，售票处终于有了人影，是一个满脸倦色的小伙子。贾铭飞快地奔过去，问他最早一班去深圳的机票是几点。
“八点。还有最后一张机票。全价。”
贾铭愤怒地叫起来：“宰人啊！ 全价机票加燃油税，要一千五百块！ 昨天报上还登着机票四折。”
小伙子嗤了一声鼻子：“报上的消息能信？ 现在是旅游旺季，机票都没什么折扣。”
我赶快捅捅贾铭，让他息事宁人。国内航班的机票贵，服务差，这已经是常识，跟一个售票员有什么可争的？ 买好票，贾铭的脸上依旧有愤懑之色，说：“我就看不得民航这帮人牛气冲天的样子。一张飞深圳的机票，我公司的工人一个月都挣不回来，太不合理。”
可是贾铭前天给自己买了一双皮鞋，三千多块钱，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合理。贾铭这个人，有时候太偏激，得理不饶人，我觉得这是男人的不成熟。我突然想起了张根本，如果换了是他，他会皱起鼻子，目光一闪，嘿嘿地一笑。一笑之间把什么都包含进去了：生气、不满、轻蔑、指责、抗议……很多时候，微笑比语言更有力量。
可是张根本已经死了。我姐姐艾早杀了他。他们一起生活了六年时间，一起打江山，创业，把公司业务做得红红火火，双双跻身于深圳的富豪行列，居有房，出有车，食有肉，青阳城里的旧朋故友提起他们就要艳羡得眼睛滴血。可艾早居然把张根本杀了。
我想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
按照登机牌上的指示，我找到9 号登机口，在等候区里坐下。我只带了随身的一个小包，是真正的轻装简行。
穿黑衣服的小伙子坐在我旁边，打开一个皮质外壳的手提电脑，开始用手机上网。我知道手机上网是很贵的，看他那副神闲气定的模样，我猜测他不是外企高管，就是IT精英，至少也是某家外国公司的品牌代理。我无意中瞥了一下电脑屏幕，发现他已经进入一个聊天室，正跟一帮网友聊得开心。他打字用的是拼音输入，盲打，指尖飞快地触键，键盘发出极流畅的哗哗声，听上去令人愉悦。我心里想，这样的打字速度，应该是无数次通宵上网聊天才练出来的。
他发现我对他的兴趣，停止打字，转头对我一笑：“苏州你去过吗？ ”
我点头。
“胥门？ ”
我摇头。
他脸上有孩子样的得意：“我昨天去了。”
我说：“一般人到苏州不去那儿。”
他笑得更像个孩子：“所以我要去啊！ 我在网上跟朋友打了赌，赌胥门这个称呼的来历。”
“胥门是什么来历？ ”
“我说，胥门因为是伍子胥主持修建的，所以叫这个名称。有一个网友认为我是望文生义，他说伍子胥这个人不会利用修建城门替自己树碑立传。我不服气，前天从深圳飞过来，昨天去苏州看了胥门。”
“结果呢？ ”我好奇地问他。
他脸上露出羞惭：“我错了。胥门这个称呼真不是因为伍子胥，是因为这道门通往苏州姑胥山，最早叫姑胥门。”
我很惊讶他的认真，也惊叹他有这样的闲情，为了跟网友考证一个地名，竟然千里迢迢飞过来，眼见为实。
“这没什么。”他轻描淡写地说，“也有时候是别人错。我们常做这样的事，挺有趣。”
这时候登机口的门打开了，值机小姐站到了检票台后面，开始招呼旅客登机。他手脚利索地收起电脑，起身排队。我抓紧时间上了一趟洗手间，回来时发现队伍很长，可是他已经在身前空出一个人的位置，示意我站进去。他把他的绅士风度做得恰到好处，既不过分热情，又不拿腔拿调。他身上剃须水的味道也特别清爽，有一种淡淡的薄荷香味。
“要我帮你提着包吗？ ”他问。
我礼貌地谢了他。其实他手里的东西比我多，有一个牛津布的电脑包，还有一个体积更大的软皮旅行袋。他把那个袋子拎在手中时，胳膊上的肌肉鼓起来，显得结实，健美。他一定是那种轮番使用各种器材折腾自己的“健身虫”。
进了机舱之后，我才发现我们两人的座位居然又在一起。原来他选择了靠窗的座位，我选择了靠走道的座位。他对我们的巧遇倍感惊奇，执意要站起来，郑重其事地跟我握一个手。
他介绍了自己的名字：李东。名字倒是朴素无华。我也对他说了我的名字。我们互致敬意。
飞机起飞后，他很快地把插在前面椅袋里的报纸和民航杂志翻了一遍。杂志里有一篇谈论南京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章，其中提到“南京白局”。他问我什么是“南京白局”？ 我说，有点相当于北京的大鼓书，天津的评书，东北的二人转，那一类的街头艺术。
“你确信？ ”他有点严肃地看着我。
我马上迟疑起来：“不怎么确信。我没有见识过。”
他想了想：“下回到南京，我要去看一看。”
这我完全相信。我甚至想到下个星期六他也许就会迫不及待地飞过来。我告诉他说，如果真想看，到了南京要去夫子庙，听说夫子庙有这一类的民间艺术表演。
“要是我飞过来，你愿意陪我去看吗？ ”他盯着我的眼睛，目光是真诚和热切的。
我勉强地挤出一个笑容。我觉得此刻我们两个人的感觉很错位，我在为艾早的杀人凶案心急如焚，他却是一副雄心勃勃玩遍天下的快乐面孔。冰火两重天。
我把坐椅调至睡眠的角度，仰了身子，闭上眼睛，以此宣布要暂时地跟外部世界隔绝。
他好像还凑过来仔细地看了我一下，因为我的脸前被他呼吸的气流弄得微微热了一热。我让自己保持一动不动的小憩状态。他转过身去，不再说话。过了几分钟，他的坐椅咯嗒一响，也放低下去。
此后的航程中，我们一直假寐。飞机发动机就在我的坐椅附近轰鸣，前前后后的邻座都在兴奋地说话，但是声音非常遥远，似乎是从另一个世纪或者另一个星球断断续续地传来，听上去恍惚如梦。乘务员推车过来发了一次早餐．以为我和李东都在酣睡，就没有打扰。我什么都不想吃，没有饥饿感。
两小时之后，飞机降落在深圳黄田机场。
同一时间有好几班飞机到达，所以航站里拥挤忙乱，这里那里都是拖着行李箱闷头赶路的人，身前身后一片滑轮摩擦地面的噪音。贾铭掐准时间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是不是一切都好？ 还说艾飞已经去少年宫上美术课了，今天老师要教他们画一个石膏手，他挺高兴。接完电话，我想起来应该跟李东道声再见，可是人群中已经不见了他的一身黑色。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排在等候出租车的队伍中时，李东又一次出现。他是开了一辆很漂亮的越野车，从停车场里特意绕过来的。我注意到了那辆车在花坛附近拐弯时的流畅，那是一种机械运动制造出来的美感。有很多人都抬头看那辆车。
他在路边停下来，打开车窗，招呼我：“上车，我送你进城。”
我觉得不妥，委婉谢绝。人群中有目光从车的身上转移到我的身上。我穿着一身藏青色修身连衣裙，一双白色软皮凉鞋，唯一醒目处是脖子上挂的一块琥珀，一块温润朴实的蜜蜡饰品。我的年龄和我的装扮，应该不会让人产生歧义。
他拍拍方向盘：“上车吧。顺路，没别的意思。”
这时候我发现，如果我再僵持下去的话，落在我身上的目光会让我更加难堪。
上车以后我才猛醒，这辆车的名字叫“陆虎”。我在艾飞收集的汽车图片中见过这款车型。艾飞说，这是他喜欢的车。艾飞喜欢的车都是价格昂贵、外形超酷的车。难怪刚才有那么多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