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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以全国铁路督办的身份赴日考察，孙和妹妹孙婉也随母亲卢慕贞到了日本。
1912年6月，孙和妹妹孙婉随哥哥孙科一同赴美留学。孙就读于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受父亲孙中山崇高品格潜移默化的影响，孙自幼勤奋好学，成绩优异。
1913年3月，在柏克莱大学读书期间，孙不幸患糖尿病，肾功能衰竭，久医不愈，遂由她的恋人伍平一特聘医生及护士陪伴她回澳门母亲卢慕贞处继续治疗。6月，孙病情加重。那时，她的父亲孙中山先生正忙于筹备讨袁的“二次革命”，闻讯后便于6月20日趁南下布置起义准备工作之机，赴澳门探视已不省人事的孙。由于情况紧急，孙中山当日含泪离开了女儿。25日，病魔终于夺去了孙的生命，年仅19岁。此时，孙中山正在离开香港返回上海的途中。闻悉女儿病逝的噩耗时，一心奔波于中国革命的孙中山极为悲痛。
孙中山先生虽然身居高位，但他生活俭朴，对于至爱亲朋，亦不给予任何特权。因此，家人为孙举行的葬礼也很简朴。
1931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准备在孙中山的家乡修建孙家坟场，孙遗骸才从澳门迁回故乡，葬在孙家祖墓翠亨村附近的谭家山坡上，墓碑上刻有“显十九世祖妣孙之墓”几个大字。其墓至今完好无损。人们难以想像到，在这个朴素无华，普普通通的墓里，竟长眠着一代伟人的女儿。
孙有一个恋人叫伍平一，据说令他们二人从相识到相恋的“月下老人”就是父亲孙中山。对此台湾学者庄政教授说：孙18岁时，中山先生将她的照片寄给伍平一，希望他们用书信常来往，以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而那时孙到美国柏克莱大学留学，只身一人，确也需要有人照顾。这个责任自然落到伍平一身上。“这对青春璧人相处久了，情投意合，遂成为形影不离、心心相印的恋人。”
据说，当伍平一在送别久病不愈的恋人孙时，还作了一首《送孙女士东归诗》，诗中充满悲伤、哀婉之情。诗是这样写的：
生平湖海飘零惯，足迹犹惭未遍寰；
异地星霜曾涉历，故乡风月待归还。
丈夫不洒临岐泪，情有儿女指上环；
桅影渡头门掩映，离人愁煞赋阳间。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一部分次女孙婉：一生备受骨肉分离之苦
孙婉（1896—1979），1896年11月12日出生在异域檀香山。特别有意思的是孙婉出生月日竟然与父亲完全一样。孙婉的童年是在檀香山度过的。1907年，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在檀香山经营的农场宣告破产，只得举家迁往香港九龙，年幼的孙婉与姐姐孙跟随母亲回到香港。1910年，孙婉在母亲的带领下，再度与姐姐孙一道赴南洋与父亲孙中山团聚。
1912年夏，孙婉与姐姐一道赴美留学，进加州州立大学文学系读书。第二年3月，孙婉的姐姐不幸得了糖尿病与世长辞，这时父亲孙中山想到，孙婉一人在美读书，又没人照顾，有些放心不下，就嘱托在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的王伯秋照顾一下女儿。
王伯秋是湖南湘乡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系。王伯秋留日期间，结识了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一批爱国志士，受其影响，也参加了同盟会，深得孙中山先生的器重。
王伯秋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赴美，进入哈佛大学继续攻读政治学。这时，正好孙婉也在加州读书，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孙婉与王伯秋由相识到相爱。1914年的秋天，他们二人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结为夫妻。第二年，即1915年，他们的大女儿王蕙出生。当孙婉于加州大学毕业后，便带着刚出生的孩子来到了日本，在东京，他们的儿子王弘之出生。
据说，王伯秋与孙婉结婚之前，已经有了一次婚姻，并且有两个孩子。对此事，孙中山并不知晓。当孙中山得知此事后，提出除非王伯秋与原配夫人离婚，否则就坚决反对这门婚事。加之其他一些原因，这对恩爱夫妻未能白头偕老就分手了。其后两个孩子随父亲王伯秋一道回上海生活。
孙婉与王伯秋分手后，随母亲卢慕贞定居澳门。1921年3月19日，孙婉在澳门与早先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戴恩赛结婚。戴恩赛，广东五华人，1913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年考入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次年公派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法。1918年学成回国，任广州军政府外交部秘书，外交部政治组组长及外交委员会委员等职。
1921年冬天，孙婉生下一个女孩。孙中山非常疼爱这个外孙女，并亲自给她取名“成功”。寓意一则他领导的革命成功，二则希望外孙女长大成人后能成就一番事业，对女儿的这个名字，孙婉夫妇也欣然接受了。1922年，孙婉再生一子。这年陈炯明叛变革命，孙中山先生广州蒙难，于永丰舰上指挥抗击叛军。为了纪念这件事，教育后一代，孙中山先生给外孙取名“永丰”。
1929年2月，戴恩赛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巴西全权公使。孙婉将两个孩子戴成功、戴永丰托给定居澳门的母亲卢慕贞抚养，随丈夫前往巴西。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孙婉随丈夫偕儿女移居澳门。1955年，戴恩赛病逝。
早年尽管孙婉与戴恩赛结了婚，有了新家，也有了孩子，可是她依然念念不忘王蕙和王弘之两个孩子。姐弟俩也时时思念自己远居澳门的母亲。1947年，因工作需要，王蕙从上海去了台湾。大陆解放前夕，姐姐王蕙要弟弟速去台湾，可是，对国民党早已有些失望的王弘之终于留在了大陆。从此，他们兄妹二人天各一方。
到台湾的王蕙一天也没有忘记去澳门寻找自己的母亲，然而母亲在澳门的什么地方，还是孩提时代的她听父亲讲过，而今情况也不十分清楚。于是王蕙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通过已经故世的父亲的一位好友，找到了在台北的舅舅孙科，还是舅舅派人去澳门查问，才找到了母亲孙婉。从此，母女开始用通讯的方式联系。1967年，王蕙从台北来到香港与分别多年的老母亲相会。母女相会时，自然想到了王弘之。于是蕙立即给远在上海的弟弟写了一封信，邀他到香港来相会。
当已进牛棚的王弘之接到分离多年的姐姐的信之后，顿时喜上眉梢。然而冷静一想，在这“史无前例”的年代，去香港不是里通敌国或台湾的国民党吗？想到这里，他的心就冷了下来。于是，咬了咬牙，将信也烧了。
当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那场动乱结束时，王弘之也被从牛棚中解放了出来，此时他想到该给自己时刻怀念的姐姐和母亲去封信了。当他按照姐姐当年来信的地址，去信香港时，信却被注明“查无此人”而退回了。再寄，又退回了。一连写了10余封信，均被注明“查无此人”的字样而退回。
1979年的春天，王弘之万万没有料到，母亲孙婉也托一位姓林的商人到上海来找到了他。林先生的父亲与王弘之的外公孙中山是好朋友。从前两家来往一直很密切。王弘之与林先生商定，在这年的7月，学校放暑假时，去香港与亲人团聚。
这年的春末夏初，一直留居澳门的戴成功来到北京拜见外婆宋庆龄时，从外婆那里得知哥哥王弘之在上海。后来，戴成功又来到上海与哥哥王弘之相会。戴成功回到澳门后把自己在上海见到哥哥王弘之的消息告诉给母亲，还拿出了她与王弘之的合影。孙婉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看儿子说：“分手时还是个小孩，而今已变成老头子。”当女儿告诉他，哥哥王弘之7月份要来澳门时，孙婉屈指数了数，见离7月天数不多，就高兴地对女儿戴成功说：“快了快了，马上就要见到你哥哥了！”乐极生悲，祸从天降，此时孙婉由于兴奋过度，血压骤然上升，虽然送医院抢救，终因医治无效，于1979年6月3日抱着未能与儿子见面的遗憾与世长辞了。终年84岁。
噩耗传到上海，王弘之痛不欲生，正当母子团聚的希望就要实现之际，却突然破灭了。此时的他，跪倒在地，遥望南天，内心默默地祈祷：“安息吧，母亲！”
1988年，王弘之来到香港与1947年离沪赴台的姐姐王蕙第一次相会。1989年，王蕙回上海看望了弟弟，邀请弟弟到台湾探亲。1991年7月，王弘之终于生平第一次踏上祖国宝岛台湾，再度与姐姐王蕙相会。更使王弘之先生高兴的是，他父亲王伯秋的照片，已在广东中山翠亨村孙中山先生故居纪念馆陈列室展出。
孙中山先生有四个外孙，这四个外孙都是孙婉所生。孙婉两次婚姻，共生四个孩子。他们是大女儿王蕙、小女儿戴成功和长子王弘之、幼子戴永丰。广州解放前夕，戴永丰没有随父母、姐姐到澳门，却仍然留在广州，后进入岭南大学攻读畜牧，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从事畜牧免疫学的研究。后不幸患肺结核，咯血不止，窒息而死，可说是英年早逝。戴成功随母亲移居澳门后，一直跟随母亲，为了照顾母亲终身未嫁。1991年4月9日，戴成功因严重糖尿病引起肾功能衰竭，不幸在澳门镜湖医院去世。其丧礼十分隆重，除澳门各界人士参加外，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澳门分社和香港分社以及广东省政协都送了花圈。戴成功女士生前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统一，曾于20世纪80年代担任过广东省政协委员。
王弘之先生解放后一直在上海工作，退休前为上海金融专科学校副教授，现为享有终身荣誉的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王弘之先生与李云霞结婚生有二子一女，两子是王志雄、王志纮，一女是王志玲。近些年来，王弘之先生经常参加外祖父孙中山先生的纪念活动。1996年，王弘之夫妇还应邀赴北京参加外祖父诞辰130周年纪念活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王蕙女士1947年去台湾与税兰洲结婚，生三子税力耕、税道耕和税儒耕。1998年，税兰洲在台湾去世。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一部分子孙科：爱读书的国民党高官（1）
孙科（1891—1973）是中国现代政坛上既特殊又复杂的人物，孙中山先生惟一的儿子，其母为孙中山先生的原配夫人卢慕贞。字建华，号哲生。青年时代的孙科曾留学美国，留学期间，遵照父亲孙中山的嘱咐主修文科，兼理科。1916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次年回国，到广州大元帅府任秘书。1921年，出任广州市市长兼治河督办。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孙科主持广州特别党部工作。1925年7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1927年3月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等职。
1928年至1949年，孙科历任国民政府委员、铁道部长、考试院长、立法院长、行政院长以及国民政府副主席等职。1949年3月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后，旅居香港、法国、美国等地，1964年到台湾，曾任“总统府”高级咨议、考试院长。1973年9月病逝于台北。
少年时代的孙科，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便投身到反对清廷的斗争之中。其后又协助父亲孙中山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孙中山去逝后，孙科追随蒋介石，坚持反共政治立场，成为中共中央1948宣布的43名国民党的头等战犯中的第13名。
异域的求学生涯
孙科1891年10月20日出生在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1894年，父亲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4岁的孙科就随着父母漂洋过海，逃到了檀香山。那时的檀香山还没有学校，父亲为了中国革命到处奔波，教育孩子的任务当然就落到母亲卢慕贞的身上。卢慕贞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但她像所有的传统中国妇女一样，望子成龙，于是亲自教儿子读《三字经》、《千字文》以及《唐诗三百首》等书，还教儿子临摹字帖。7岁的孙科进入伯父孙眉办的私塾读了四五年书，在这里，他熟读了四书五经及《昭明文选》等一批中国古典名著。在母亲的严格督促之下，他刻苦学习，从小就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国学基础。
1901年，孙科在檀香山离开了伯父开办的私塾，进入美制小学。这是一所由天主教主办的圣东尼学校，从此，他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在这所学校里，孙科同学的年龄一般都只有六七岁，而年长且已懂事的他比其他同学显然要用功多了。由于他读书很用功，总以优异的成绩跳级，所以，原为八年制的小学，他只用了4年的时间就毕业了。
1906年，孙科考入檀香山四年制的美式中学——圣路易士学院。学校离家较远，孙科毅然离开了母亲，住校读书。从此开始了他独立的生活。
檀香山，给少年孙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在那里孙科除了读书外，每逢星期天或放学后的时间，他还经常到伯父的牧场去养马和牛。那时，孙科总喜欢逗着那些牲口玩，六七岁的他就学会了骑马。孙科学骑马时很勇敢，骑马时马背上既没有鞍子，也没有缰绳，只是在马头上系上一根绳子充当缰绳，他便纵身跃上马背，那马就在草场上狂奔不止。就这样，由于马难以控制，以致多次从马背上摔下来。有一次，孙科骑马时不慎从马背上翻下来，头被撞破了，血直流，他也不吭声，还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怕大人知道后，再也不让他学骑马了。
1912年6月，孙科同妹妹孙和孙婉一同赴美留学。美国的加州大学入学条件很严，除考试一般课程外，还要求学生必须懂得德语、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这年8月，孙科参加加州大学的入学考试时，感到德语、法语和拉丁语是没问题的，惟独希腊语的考试没有把握。如果希腊语考试不及格，孙科进入加州大学就无望了。为此他十分着急，这个难题还是蒋梦麟帮助他解决的。蒋梦麟告诉孙科说，希腊语和汉语对于美国来说都算外语，如果能说服校方，用汉语代替希腊语，这个难题就可以解决了。于是孙科在蒋梦麟的陪同下，找到加州大学东方语教授傅兰雅（Dr。John。Fryer）。傅兰雅曾到过中国，在中国担任过江南制造局的教习，当孙科把用汉语代替希腊语的道理讲给傅兰雅听了后，或许是出于他对中国的一种特殊感情，以及孙科父亲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斗争的一种同情和敬意，他二话没说，便欣然同意了孙科的要求。在此同时，傅兰雅还用英语问了许多有关四书五经中的内容，从小就熟读四书五经的孙科对他所提的问题都一一作了准确的回答，傅兰雅非常满意，当即发给孙科一张汉语考试及格证书，使得孙科顺利地进入加州大学学习。
那时，孙科的父亲孙中山为国事日夜操劳奔波，常常被弄得焦头烂额，他得知儿子顺利进入加州大学学习的消息后感到十分欣慰。他特别嘱咐儿子要文理并重。因此，孙科根据父亲的要求主修文科，兼修理科。在留学美国期间，孙科牢记父亲的谆谆教导，勤奋好学，各科成绩都很好。1916年，孙科在加州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9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主修政治、经济及财会，另外还选修了新闻学。1917年6月，孙科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便获取商科硕士学位。
一生爱读书
孙科自幼在父亲孙中山的关心、督促之下，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孙科早在檀香山读书时，孙中山先生就曾经从英国给他寄了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是一套一百多册的英语文学书籍，该丛书收录的都是英、美等国著名作家的小说、剧本。在信中孙中山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
1912年，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孙科与父亲得以有一段短暂的相聚时间。在这期间，孙中山与儿子孙科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读书。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孙科在南京政府任职期间，其寓所还挂着一幅自书的“养浩然之气，读有用书”的得意书法作品，以告诫自己，公务虽忙，仍要不忘读书。
孙科在美学习期间，曾对文学很感兴趣，特别喜欢读莎士比亚的作品，而父亲孙中山反复嘱咐他要多读一些和国计民生有关的论著。有一次，孙中山来到旧金山，看到孙科房间里摆满了莎士比亚的名著，就对他说：“你不要在这些书上多费精力，因为它对今日中国没有很大的用处。我们中国人现在是要救国，你要多读一些有关政治、经济和科学的书。”
在美留学期间，孙科还经常收到父亲从各地寄来的各种有关中西文化的书籍。如在国学方面就有《通鉴纪事本末》，王船山的《读通鉴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