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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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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留学期间,孙科还经常收到父亲从各地寄来的各种有关中西文化的书籍。如在国学方面就有《通鉴纪事本末》,王船山的《读通鉴论》等;西方文化方面的就有亨·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达尔文游记》等。在父亲的帮助下,孙科对政治及科学书籍等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直到晚年,寄居美国期间的孙科,仍然不忘读书。在他看来,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能静下心来读书,的确其乐无穷。因此,他常以读书自娱。年逾古稀的孙科每天坚持徒步到图书馆看书,有时直到图书馆关门时,经管理员再三催促,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图书馆。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一部分子孙科:爱读书的国民党高官(2)

    移居美国期间的孙科,虽经济拮据而读书的嗜好不减,其生活主要靠儿女的接济。无钱买书,只能每天购些便宜的报纸、杂志来阅读。据说有一天,孙科从报纸上看到《清史》在台湾出版的消息,一向爱书的他非常高兴,立即写信给从前他任立法院院长时的秘书长梁寒操写信,托他为自己代购一部。所幸《清史》的编纂者得悉此事,为晚年孙科的强烈求知欲所感动,于是赠送了一部《清史》给他。在他的家中,可说到处都是书。孙科一生爱读书的嗜好,在国民政府委员中是出了名的。    
    父亲的追随者    
    孙科早年受父亲的影响,就投身到反对腐败的满清专制政权的革命中,协助父亲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1910年,同盟会在檀香山大声周刊社楼上举行加盟大会,并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这时,还在圣路易士学院读书刚满20岁的孙科也加入到同盟会之中,成为父亲的追随者。那时同盟会在檀香山创办了《自由新报》、《大声周刊》,极力倡导反清,鼓吹革命。孙科在读书之余,还担任这两家报纸的地方版和世界新闻专栏的编辑工作。为了办好这两个专栏,孙科广泛搜集清朝统治者入关后虐待、残杀老百姓的血腥史料。他发表的有《扬州十日》、《文字狱》和《禁书》等文章,使广大华侨进一步认清了清代统治者的罪行,大大鼓舞了侨胞们的革命情绪。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大爆发,海外华侨无不欢欣鼓舞,纷纷使用各种方式积极支持这场革命。此时,正在美国加州紧张备考的孙科得到这一消息后,也非常激动。这位年轻的同盟会员立即停止了备考,马上全身投入到革命宣传中去。在那里,他还和自己的同伴一起创办了进步刊物《民国月刊》和《少年中国晨报》,馆址设在唐人街,孙科从学校到报馆,要靠轮船渡海。每天当孙科一来到报馆,总要工作到深夜才返校。1912年1月,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新的共和国诞生,工作千头万绪,孙科奉父亲之命回国,协助父亲工作。那时,年轻气盛的孙科,几乎是不分昼夜地在父亲身边工作着。    
    在留学美国期间,孙科还担任了留美学生会会长,亲自带领留美的一批同学们在旧金山、纽约一带联络华侨,号召他们开展募捐活动。在此同时,孙科还担任同盟会驻美洲总支部长林森的英文秘书和粤语翻译。    
    1914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黄兴偕夫人访美,继续宣传讨袁复国的大义,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华侨们还邀请黄兴演讲,但是黄兴不会讲粤语,孙科则随黄兴担任粤语翻译。1917年,孙科携妻儿离开美国回到广州后,又立即投身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之中。    
    1921年到1926年期间,孙科任广州市长,为广州市政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孙科在任市长期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市政建设上,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修建了近26公里的现代道路,街道拓宽了2。5米,新路均铺上了水泥。    
    在任广州市长期间,孙科还在推行教育、加强城市社会治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邀请一些社会名流来“市民大学”讲课外,还亲自在“市民大学”上课,宣讲法律、人文、医学及工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另外还准备为妇女提供育婴、家教、妇女卫生等方面的教育,后因经费困难而被迫放弃。    
    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孙科在国民党政府中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    
    孙科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发生在1912年6月,孙科偕两个妹妹赴美留学,途经檀香山,结识了堂妹陈淑英,并与之结婚。后生有二男二女。二男是孙治平、孙治强;二女是孙穗英、孙穗华。1935年,与自己的机要秘书蓝妮结婚,婚后生有一女,这就是孙穗芬。至于孙科的女儿孙穗芳,则是他婚外与同居女友严蔼娟所生。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一部分长孙孙治平:时刻惦记着祖父

    孙治平(1913—  ),中华民国的创建者孙中山先生的嫡长孙,孙科的长子,母亲是前国大代表陈淑英。孙治平与弟弟孙治强都是其父孙科和母亲陈淑英留学美国加州大学期间出生的。孙治平1913年11月16日出生,他出生时,时任临时大总统的祖父孙中山,希望自己亲自创建的新生共和国——中华民国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就给自己的这位长孙取名“治平”。当然,孙中山也希望自己的孙子未来成人之后也能担当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因此取名“治平”。1915年1月27日,孙中山的第二个孙子在美国出世后,孙中山先生为他的第二个孙子取名为“治强”,显然是他感到治国须先求平安,再求国家强盛,国家强盛了,方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天下无敌,不受欺凌。    
    孙治平的少年时代与祖父孙中山只相处过短短的一段岁月,那时北伐尚未成功。祖父把全部精力都放在革命事业上,很少时间回家。孙治平、孙治强兄弟只能在星期六或星期日的中午,由父母亲带着一同去探望祖父,一家人只能在午餐时与祖父相处一阵子。据孙治平自己回忆:“我记得,从我6岁开始一直到8岁,祖父母逢周末就会在‘大本营’里跟我们一起吃中饭,我们围着一张方桌坐,祖父坐在上座。祖父是很严肃的,对我们管教很严,我们吃饭都要正襟危坐,祖父问一句我们答一句,祖父不问话我们也不敢随便开口,只听着大人偶然交谈一些时事。”对孙治平印象最深的是祖父常对他讲一些“知难行易”的道理。那时由于他年纪小,有些听不懂,直到长大后,才知道这四个字的真正涵义。    
    令孙治平先生记忆犹新的是祖父人生弥留之际的情景。当祖父病重期间,孙治平在父亲的带领下北上去探望他。据孙治平先生回忆说,那时祖父已病重住进了协和医院,医生给他动手术,打开胸腔一看,他的肝已经变成黑灰色,已是肝癌的晚期,医生就立即将他的胸腔缝合起来。当孙治平走进病房,叫了一声“公公”(广东称祖父、外公,一律为“公公”),祖父只是吃力地应了声,却没能跟他讲话。此时的孙治平,多么想跟他无限崇敬的祖父讲上几句话,然而一句话也没能讲上,以致遗憾至今。孙治平的童年时代,显然没有经历过他的父辈们那样的艰辛。他自幼饱受中西文化的熏陶,具有丰富的学识。祖父逝世后,孙治平和弟弟孙治强一起进入北京一所海外补习学校学习。这所学校是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创办的。孙中山去世后,国民政府为了培养一批出国留学预备人员,便派吴稚辉亲自主持这所学校的工作,吴稚辉上任后,专选那些民国老同志的后代,又有志于留学海外的子女进入这所学校学习。因此孙治平兄弟两人自然有机会进入这所“高干”子弟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补校毕业后,孙治平没有马上出国留学,而是先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不久才赴美国留学。他先入纽约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后又进入加州大学研究院,1945年孙治平获加州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1949年,蒋介石败逃台湾后,孙治平与弟弟孙治强随父亲孙科离开大陆,其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孙治平才陪同父亲一起返台。在台期间,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电视公司副董事长,联合发展企业公司董事长等职。    
    孙治平自1949年离开大陆后,时刻想着祖父孙中山在南京陵墓,一心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回到南京祭拜祖父,以了却自己半个世纪以来的心愿。    
    2004年3月,孙治平先生以92岁的高龄终于获准回到大陆。3月12日,这一天是全国的植树节,在这个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设的节日里,孙治平先生生平第一次专程到福建泉州市参加了纪念活动,随后又来到了福州。1912年,孙中山先生为了民族大义,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南下,在福州住了3天。92年过去了,孙治平先生又来到祖父住过的地方,在这里也住了3天。孙治平先生还对身边的人说:“先祖父在大陆走过的地方,我有生之年也要走一趟。”这次福建之行,给孙治平老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福建比我想像中要发达得多了,泉州高楼大厦很多,大陆变化太大了。”    
    孙治平先生有过两次婚姻,与前妻谢妙龄离婚后,与张佩霞女士结婚,他们的独生子国雄1943年出生。国雄娶妻白娣,他们一家长期居住在美国大洛杉矶地区。在当地侨界国雄是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国雄生有三女一子。三个女儿是孙美玲、孙美兰和孙美莲,儿子孙伟仁。孙治平先生对在10年前才出生的孙子伟仁特别喜欢,老人晚年还经常千里迢迢地到南加州去探望孙儿伟仁,尽享天伦之乐。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二部分三孙女孙穗芳:为祖父皈依佛门

    孙穗芳(1936—  ),在孙中山先生的四个孙女中,她排行第三,现任孙中山和平教育基金会主席、夏威夷中国妇女慈善会会长、夏威夷太平洋大学校董。1995年11月获斯里兰卡国际公开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孙穗芳1936年出生在上海外婆家,母亲严蔼娟是父亲孙科同居的女友。母亲在怀他时,父孙科已与蓝妮女士相爱后正式结婚。孙穗芳的童年生活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不堪回首。在她儿时的记忆中,父母为了她的抚养费时常发生纠葛。孙穗芳从小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生父,直到她13岁那年,她才去香港认父,此时长得眉清目秀的孙穗芳,极像她的两个姑姑孙娫和孙婉。到了香港,结果没有见到自己多年盼望见到的父亲,只见到她的大祖母卢慕贞。仁慈善良的祖母一见到孙穗芳就泪水满面地抱住她不放,并一心要把她领回孙家。父亲孙科也希望她去美国读书,但此时已改嫁的孙穗芳的母亲坚持不肯,孙穗芳只好又回到了上海外婆家。    
    身处逆境之中的孙穗芳只有用读书来排遣她内心深处的孤独。由于她聪明伶俐、学习刻苦,高中毕业时成绩考了全校第一名,其后进入同济大学攻读建筑专业。自幼性格倔强的孙穗芳总想寻找一个机会要见到自己的父亲,直到她30岁时,才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在见到自己多年来又敬又爱的父亲的那一天,她曾质问父亲,自己长得那么像他,却为何不要她,此时头发已斑白的父亲对女儿的质问没有生气,相反内心有着无比愧疚,孙科顿时觉得自己欠女儿的实在太多了。于是用了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告诉他那多年不见的而又时刻思念的女儿说,自己实在太忙,抽不出身来。其实父亲孙科知道自己已近暮年,将不久于人世,特别想见到自己的这个女儿,于是叫她的大哥孙治平到香港把孙穗芳接到了台湾,与女儿见上了最后一面。    
    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女士没有能亲自聆听过祖父的教诲,出生时祖父已故去四十余年,但她一直对祖父怀有无比的敬佩之情。出于对祖父的敬仰,9岁时的孙穗芳就开始收集他的照片。她婚后又长期定居祖父年轻时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檀香山,在那里,她听到了许多关于祖父从事革命斗争的故事和动人事迹,更加深了她对祖父的崇敬和亲情,便决心写一本关于祖父的书,把宣扬祖父的思想和事迹作为己任。真正做出用心写祖父的这个决定还是1981年6月的事,那时,孙穗芳在参加了祖母宋庆龄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安葬仪式后,又匆匆赶到美国纽约,代表孙家的孙子辈出席了华人华侨在那里举行的对祖母的追悼会,加之父亲孙科早在1973年就离开了人世,而今第二位祖母宋庆龄又已去世,亲人们一个个离去,更勾起了孙穗芳对祖父的无限怀念,从此,下决心写一本关于祖父的书的愿望更加强烈。    
    孙穗芳回到檀香山后,立即将自己收集到的祖父用广东话和国语(普通话)进行演讲的录音全部录了下来,从此以后,孙穗芳几乎每天都要仔细地听听祖父的演讲。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那段日子里,孙穗芳曾两次梦见祖父托梦于她,要她将自己的资料整理出来。信仰佛教的孙穗芳女士从那时起,就决心放弃了自己经营正红火的地产生意,放着大把大把的钱也不赚了,开始潜心研究祖父孙中山和他的思想。这一年孙穗芳女士已45岁了。当年她的祖父也是放弃了行医这个赚钱的职业,投身到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斗争之中。他认为,医生只能救治国人的身体,却救不了国人的思想,救不了国家。而今孙穗芳女士又继承了祖父的义举。当有人再跟她谈什么股票,谈生意赚钱的事时,她已完全不感兴趣,甚至连听也不听。    
    在孙中山先生的后人里,最有条件写孙中山的应该是他惟一的儿子——孙穗芳的父亲孙科,因为他与孙中山相处时间最长,对孙中山了解最多。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动笔,他把这个工作留给了女儿孙穗芳,他也希望她来写。为了写好关于祖父的书,孙穗芳女士往返于檀香山和广东之间达30余次,用了近10年的时间,终于在1996年,在佛门之地写出了《我的祖父孙中山先生》一书。其后,她为了编辑一本关于祖父的图片纪念集,还不惜重金收集图片,画册中的两幅孙中山先生的墨宝“博爱”和“天下为公”的原件,就是她用7000美元从一个日本收藏家手里买来的。纪念册共收录了孙中山先生的400多幅照片和200多幅墨宝,其中还有6张照片是父亲孙科送给她的,从未公开发表过。这本纪念集于2001年出版。纪念集中的文字虽然不多,但那一幅幅图片,生动地将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革命事业,为国为民的精神充分表达出来了。    
    为了让世人更多地了解祖父孙中山,孙穗芳还不辞辛劳地在世界许多地方演讲了600多场,其足迹遍及北美、北欧和东南亚等地。    
    孙穗芳女士虽然长期定居国外,但她时刻心系着祖国,为了祖父孙中山,迄今孙穗芳女士回国已达到100余次。    
    孙穗芳女士1965年与香港首富王时新之子王守基结婚,婚后生有两子王祖荣和王祖耀。    
    孙穗芳女士之所以皈依佛门,用她自己的话说:“不单是婚姻不如意,才使我信佛的。而是如何保存弘扬祖父的思想,保存中华文化而深入佛门的。”如今已过花甲的孙穗芳常对人说,她希望自己成为祖父思想的实践者,在海内外做更多的善事。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二部分四孙女孙穗芬:中美贸易的“红娘”

    孙穗芬(1938—  ),孙中山先生最小的一个孙女,是孙科与二夫人蓝妮所生。母亲蓝妮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交际场上的名人,曾以美貌使众多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拜倒在她的脚下。孙穗芬1938年8月6日在上海出生,自她降临人世之时,就成为这个富有而又充满着爱的大家庭中的每一个长辈的掌上明珠,更是深受外公、外婆及全家人的呵护。    
    孙穗芬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教会办的圣心幼儿园和圣心学校读书。而今她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就得益于这一时期教会学校的严格英语训练。    
    然而,少年时代的孙穗芬也有过不幸。1946年夏季的一天,8岁的孙穗芬在上海就落入母亲蓝妮的友人吴永吉、宋玉树等设下的“调虎离山”之计的圈套之中,遭人绑架。    
    那天,孙穗芬正在外婆家中和小舅舅蓝业申吃晚饭,家中的电话铃突然响了,那人声称是从香港来的孙穗芬的妈妈蓝妮的朋友,现在正在老正兴饭馆和蓝妮吃饭,他们想看看穗芬,因此蓝妮决定派人来接小穗芬到饭馆去。一会,来接小穗芬的是两个男子汉,并自称是蓝妮的朋友,家中的佣人信以为真,急忙让小穗芬换上了一套新衣服,就乘坐母亲朋友的车来到老正兴饭店,小穗芬却不见妈妈的身影,那两个男人借故便把小穗芬带到了大沪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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