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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父亲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从此拉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不久，陈独秀又把儿子延年和乔年接到上海读书，让他们到上海来见见世面，接受更多的新思想。陈延年到上海后，先学法文，后考入震旦大学（即复旦大学前身）。在上海求学期间，尤其是陈独秀应蔡元培先生之邀赴京以后，延年兄弟俩生活十分艰苦。那时，父亲陈独秀坚持不让他们回家中过安稳、依赖的生活，让他们兄弟俩住在亚东图书馆的地板上。为了培养他的两个儿子的独立生活能力，陈独秀还让他们兄弟俩勤工俭学，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延年兄弟俩就这样在上海边打工边读书。晚上，父亲不让他们回家住，延年和弟弟乔年就住在《新青年》编辑部，饿了吃大烧饼。兄弟俩很有股倔强气，即便生活再困难也不向父亲伸手。
他们兄弟俩一向对艰苦的生活并不在意。一次，延年的祖母谢氏带着家人到上海查看陈家在上海的产业情况时，顺道来看看他们兄弟俩。祖母一见他们睡的是地板，穿的也十分破烂，吃的是大饼，不免一阵心酸。当即吩咐家人给他和弟弟乔年添加了些衣服，并准备为他们租房子住，还告诉他们说：“你们是陈家的后代，看到你们在上海吃苦，我心里也过不去。以后家里拿钱供你们读书就是了，苦工也不用做了，一切费用由家里供给。到你们出洋读书时，家里也供养得起的。你们就一心读书吧！”可是，延年兄弟俩谢绝了祖母的好意。
父亲陈独秀不让儿子在上海的家中吃住，令他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心里也十分不安。那时，李达、陈望道以及张国焘等人与陈独秀一起办《新青年》也住在他的家中，可陈独秀就是不让延年兄弟二人回家吃饭。高君曼一向视他们兄弟为自己所生的孩子一样，从不虐待他们，于是高君曼反复劝陈独秀让两个儿子回家来吃住，陈独秀总是不听。有时夫妻俩还为他们兄弟回家吃住的事争得脸红脖子粗。无奈之下，高君曼就请陈独秀的好友潘赞代出面，希望他在陈独秀面前做做工作，让延年和乔年回家住。潘赞代多次出面在陈独秀面前好言相劝，请他让两个儿子回家，陈独秀还是一概拒绝。而陈独秀知道是妻子高君曼请潘赞代来说情的，并当着潘赞代的面斥责高君曼，此举是“妇人之见”，“徒贼子弟”，“姑息养奸”。就这样，延年兄弟俩直到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前，也没有回家吃住过。
二
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逐渐在全国开展。当时这个运动的倡导者以“勤于工作，俭于求学”为号召，受到国内大批想出国求学却又无法筹集昂贵学费的青年的欢迎。那时的陈延年也被留法勤工俭学的倡义所吸引。为了丰富自己的学识，他和乔年决定赴法勤工俭学。他们的这一行动得到了父亲陈独秀的支持。由于共同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吴稚晖对延年兄弟也颇为器重。为了介绍延年、乔年等人赴法，吴稚晖特地给上海华法教育会的工作人员沈中俊写信，对延年、乔年倍加赞扬说：“陈先生昆仲为陈独秀先生之令嗣，志行为弟所敬佩。”吴稚晖还希望华法教育会对延年兄弟给予帮助。
同年12月下旬，一艘法国邮船从黄浦江启锚载着陈延年、陈乔年等又一批赴法的青年，经过40多天的航行，于次年2月到达了法国的马赛港，开始了勤工俭学。次年2月3日，陈延年来到法国的首都巴黎。
到法国后，陈延年兄弟住在法国的凯旋门附近的哥伯凡街32号。他和乔年以每月120法郎的价码租了一间房间。当时的巴黎生活费昂贵，为了省俭，兄弟俩利用房内原有的煤气炉自己做饭。
1922年秋，经当时法共党员阮爱国（即胡志明）介绍，陈延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不久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廖焕星带信赴法，正式承认参加法共的党员为中国共产党员，并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中共旅欧支部成立会上，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被选为支部的领导成员。中共旅欧支部的成立，进一步扩大了中共在海外的力量。
1923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旅欧支部决定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陈乔年等12人赴苏联学习。3月18日，陈延年、赵世炎等一行在周恩来的伴送下，从巴黎出发，经比利时、德国去苏联。途中，他们在柏林停留了10天，一面办理护照，一面参观柏林的名胜。4月中旬，陈延年等人顺利抵达当时被人们称为“红都”的莫斯科。
1923年，陈延年到莫斯科后，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在那里，陈延年学习认真刻苦。据当时在莫斯科东大一起学习的老人回忆：陈延年虽然平时沉默寡言，但在讨论和研究理论问题时，却总是热烈发言，阐明自己的见解。他常常为了弄清一重要的理论问题，而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与平时判若两人。同学们问他为什么如此认真，他回答说，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也要学列宁，在原则问题上不能马虎。同学们都佩服他的精神，便戏称他为“小列宁”。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三部分长子陈延年：人称“小列宁”（2）
陈延年1924年回国，到广州时，不会讲广东话，接近工人和农民有不少困难。为了克服语言上的障碍，陈延年努力深入到工人中去，学广东话，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他曾多次和人力车工人一起躬身拉车。当时的香港《工商日报》为了诋毁共产党人，曾就此事发过一条新闻，讥笑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去当手车夫等等。陈延年看到后，却很高兴。他微笑着对同志们说：共产党人当手车夫，这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十分光荣的事。由于陈延年坚持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当工人们得知他去法国、苏联留过学，竟不敢相信。工人们说：陈延年根本不像出过洋、留过学的洋学生，倒像一个地道的苦力。
1926年，鲁迅到“中山大学”后，得到了我党的关心和帮助，使他对党充满了深厚的感情。有一天，鲁迅问中山大学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的徐文雅：“你们的负责人是不是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他接着又说：“延年我是知道的，我见过他，也认识他，他很有出息。”鲁迅还亲切地称延年是他的“老仁侄”。后来，徐文雅将鲁迅的话告诉陈延年，陈延年很高兴，称鲁迅是他的“父执”。1927年3月，鲁迅又向毕磊提出，想见见陈延年。陈延年听了毕磊的汇报，立即安排时间，在广东区委办公室里会见了鲁迅。参加这次会见的还有毕磊和当时区委秘书任曙。
1927年6月26日，陈延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那时他正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等要职。同年7月4日，也就是陈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刑场。面对敌人的屠刀，陈延年昂首挺胸，镇定自若，视死如归。
陈延年壮烈牺牲不久，他的亲密战友赵世炎也因叛徒出卖而被害。那时中共中央为了纪念他们两位烈士，在1927年10月24日党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第一期上发文纪念他们二人，文章中说：“赵世炎，陈延年二同志之死，是中国最大的损失之一。中国无产阶级从此失去了二个勇敢而有力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从此失去了二个忠实而努力的战士。”对陈延年的牺牲，毛泽东也曾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内。因为共产党成立没有几年，所以人才更缺乏。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生前曾赞扬道：“陈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三部分次子陈乔年：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陈乔年（1902—1928），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革命家。曾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等职。陈乔年和哥哥陈延年一同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他的哥哥陈延年还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那时延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最年轻的委员，而乔年是中共五大中央委员中最年轻的委员。
陈乔年是陈独秀的次子，1902年生。从童年起，乔年就和哥哥延年生活、学习在一起，直到他留学回国后才分开。延年比乔年大四岁，兄弟俩相貌和性格都不一样。延年的皮肤粗黑，身体壮实，不像一个读书人，性格稳重倔强，平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而乔年却是皮肤白晳，身材瘦削，人称他为“白面书生”。性格活泼开朗，喜欢说笑打闹亦与延年恰恰相反。但是，这些差别并不妨碍他们在思想和志向上的一致。兄弟俩既是童年的伙伴，又是革命战友，亲密无间，患难与共。他们所走的人生道路也几乎是相同的。
1923年陈乔年到莫斯科。在莫斯科近两年时间里，他学习异常刻苦认真。除集中精力学好“东大”开设的各门课程外，还经常和陈延年、赵世炎、王若飞等人相互传阅学习笔记，交流学习心得，研讨各种问题。为了使自己能直接阅读俄文版的马列著作和各种书刊，他还抓紧一切机会，以惊人的毅力赶学俄语。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顽强的努力，终于成功地将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和责任》一文由俄文译成中文，并刊登在1925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
1926年3月18日，中共北方区委领导北京各界200多个群众团体，在天安门前举行了示威大会，会后，北京区委又组织了2000多人的请愿团，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的亲自率领下，到段祺瑞执政的政府前请愿，遭到段祺瑞军警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执政府门前顿时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群众死伤200余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时，陈乔年正在请愿团的前面指挥队伍。他目睹反动派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无比愤慨，不顾生命危险，立即会同李大钊、赵世炎指挥群众退却。正当他全力指挥群众转移时，一个敌人突然挥刀刺来。他躲闪不及，胸前被刺伤，鲜血染红了衣衫。他忍着剧痛，继续指挥群众撤退，直到大家都散去，他才带伤回到区委机关，同志们立即把他送进医院治疗。陈乔年在医院里只住了几天，没等痊愈，便出院继续为革命奔走，投入更紧张的战斗。
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陈乔年参加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言时，对他父亲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八七”会议后，中央调他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
同年秋，党中央机关从武汉搬回上海。不久，陈乔年亦被调到上海，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陈独秀被撤销党内外的领导职务后，也来到上海，他并没有从大革命的失败和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反而走上了取消主义的邪路。陈乔年坚决反对他父亲的这种错误观点。有一次，乔年和爱人史静仪去父亲的秘密住所看望父亲。谈话中，他对父亲提出了批评，说：“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看法也是错误的。”陈独秀不以为然，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谈着谈着，父子俩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结果只好不欢而散。乔年夫妇气得连饭也没吃就走了。陈独秀也很不高兴。乔年走后，陈独秀对当时在场的黄玠然说：“你看，儿子竟然教训起老子来了！”
1928年的春天，也是陈乔年连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期间。那时上海的形势很紧张，革命运动处于低潮，为了迅速扭转这一形势，他日夜奔走，做发动工作。
2月16日这一天，陈乔年正在上海滩英租界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各区组织部长会议，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敌人迅速包围了会场，将陈乔年等11人全部逮捕。当初，敌人并不知道他就是陈乔年，在与他同时被捕的人中还有一个叫周之楚的共产党员，敌人也不认识他。为了保全陈乔年的安全，狱中的党组织决定安排周之楚来顶替陈乔年的职务。那时，周之楚也毫不犹豫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陈乔年，因而也乐意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周之楚的父亲是一个华侨商人。听到儿子被捕的消息后，急忙赶回国内，到处托人营救，致使国民党特务不仅弄清了周之楚的身份，同时又使陈乔年的身份暴露出来了。此时，陈乔年急忙托人将这一情况转告党组织，一方面对党尽力营救他表示衷心地感谢，同时请求党组织不要为了营救他费力花钱。陈乔年在狱中表现十分坚定。虽然受尽了酷刑，吃尽了苦头，但他没有向敌人透露一个字的消息，相反，同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的枫林桥畔英勇就义。年仅26岁。
对于陈乔年的被害，父亲陈独秀不胜悲痛，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终日心神不定。那时，陈独秀已被解除总书记职务，仅仅保留党籍。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时刻怀念自己牺牲的延年和乔年两个儿子。
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正在狱中的陈独秀得知这一消息后兴奋不已，于是请人弄了一点酒菜以表示庆贺。他先斟了满满一杯酒，以此敬奠从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接着他又斟了满满一杯，当他举起这杯酒时，情不自禁地呜咽起来，老泪纵横地说道：“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说了两句，就再也说不下去了。过了一会又慢慢地自语道：“延年，乔年是我几个孩子中最有出息的两个，只可惜壮志未酬身先卒，竟走在了我的前面。”说到这里，陈独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据与陈独秀共过事的人讲，陈独秀这个人生平有过大笑，也有过大怒，但从未流过泪。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如此悲切。足以表露出他和延年、乔年两个儿子深厚的感情。
当乔年牺牲的那年，他的姐姐，陈独秀的长女陈玉莹，后改名筱秀，正在安徽上学读书，一听说乔年弟又如哥哥延年一样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禁不住悲痛万分，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没想到体质本来羸弱的她，经过旅途的劳累之后，一时痛恨交加，患血崩，病死于上海一家医院。那时，陈独秀经济十分拮据，女儿玉莹的丧事还是陈独秀的一位好朋友出钱料理的。
乔年牺牲时，妻子史静仪正怀着他们的儿子（亦说是个女孩，已处于襁褓之中）。孩子出生后，取名“红五”。为此妻子史静仪只得隐姓埋名，将孩子送到当时的救助会去抚养（亦说乔年牺牲后孩子染病死亡）。
陈乔年与妻子史静仪早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期间相识，回国后才结为伉俪。
《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 第三部分三子松年：时刻想念父亲的儿子
陈松年（1910—1990），陈独秀的第三子。与哥哥延年、乔年为一母所生。他一生经历太多太多的苦难和不幸。当他1910年出生在安庆时，父亲陈独秀已离开安庆与他的小姨也是后来的继母高君曼生活在一起，多年来很少回老家。幼时的松年一直和母亲生活在安庆老家，与父亲见面的机会很少。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父亲被国民党关进南京的监狱中，母亲带着他去探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见到自己想念多年的父亲。当他看到父亲那一副样子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表面上对子女严酷，内心却十分疼爱儿子的父亲却叫他不要哭，并告诉儿子流泪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男子汉就要经得起挫折啊！
陈松年没有像他的两个哥哥那么幸运，去上海、北京读书，甚至出国留学。早些年仅在大学读过书，还没有毕业就辍学了。然而松年和他的两个哥哥一样，也能吃苦，再加之家学的渊源，自学了不少古典东西，也很有文学修养。
陈松年3岁时的一天，他的祖父陈昔凡刚去世，灵柩还停在家中，恰好安徽都督袁世凯的亲信倪嗣冲奉袁世凯之命派手下打手追捕陈独秀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还声明要斩草除根。这一批打手突然来到陈独秀家中，没有抓到人便抄了他的家抢走了陈家珍藏的一批字画，并扬言要抓走陈独秀的几个儿子。此时延年、乔年听说官兵要抓人，便急忙跳墙逃走。而松年年纪小，翻墙时，不慎跌落在邻居家的澡盆里。由于陈家一向乐善好施，待人热情厚道，与邻居关系都很�